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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许多我们认为由来已久的传统，实际上都是相当晚近的发明。
本书探索分析了这一发明过程的诸多案例，包括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文化”的形成、19和20世纪英国皇家仪式的演进、殖民时期印度和非洲参与帝国仪式的起源，以及欧洲大陆试图发展人民自己的反传统的努力。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深入研究仪式和符号，展现了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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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享誉国际的近代史大师，“巴尔赞奖”得主，不列颠学院成员、皇家文学学会成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荣誉成员，曾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著作有“年代四部曲”、《民族与民族主义》等。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1929—2015），英国著名非洲史学家，不列颠学院成员，曾任教于牛津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津巴布韦史。
顾杭，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研究方向为法国近现代史。
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法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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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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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导论：发明传统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第二章 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 休·特雷弗—罗珀
第三章 从衰亡到景致：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 普赖斯·摩根
第四章 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1820—1977年 大卫·卡纳迪恩
第五章 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权威表象之确立 博纳德·S. 科恩
第六章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 特伦斯·兰杰
第七章 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年的欧洲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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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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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它们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要讨论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强其民族认同。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高地传统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征物——克兰格子呢短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短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苏格兰的衣橱》和《克兰的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威尔士旧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塑造成为古老的音乐之乡；制造民族英雄马多；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1820年至1977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绝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成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段。至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关注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由于莫卧儿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征，英国人无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科恩重点考察了1877年的帝国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王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1877年的集会视作无聊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成为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影响。
兰杰阐释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酋长、村长和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后一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在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提出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新传统层出不穷。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五一劳动节、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或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中产阶级的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拼凑之感，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书一种整体感，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识19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本书自1983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今天，“传统的发明”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
庞冠群
2008年7月
章
导论：发明传统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展现出的盛大华丽，使人以为它是具有悠远历史的为古老的君主制。然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证实的，现代英国君主制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国大学里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圣诞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过广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这一认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组织的一个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广播讲话（确立于1932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很明显，这些传统将不会同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性。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世纪重建英国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同样有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新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并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就其自身而言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进步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1789年。然而，就与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存在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
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括被发明的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求，表达的往往并非是某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确立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利。“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习惯法仍然体现出将事实上的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相结合。我们所谓的“传统”与“习俗”的差异在此显现无遗。“习俗”是法官做什么，“传统”（这里指的是被发明的传统）则是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关联的假发、长袍和其他礼仪用品与仪式化行为。“习俗”的衰微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通常与其紧密关联的“传统”。
第二点必要的区分（重要性稍逊一些）是区别我们所谓的“传统”与惯例或常规，尽管偶有例外，但惯例或常规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是象征功能。很明显，任何需要反复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图便利和效率，都往往会形成一套这样的惯例和常规，它们将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便将这一实践活动传授给新的实践者。这既涉及长期以来已为人熟知的实践活动，也涉及前所未有的活动（如飞机驾驶员的工作）。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为频繁地发明、建立或发展有关此种惯例或常规的新网络。当变为习惯、自动程序甚至下意识反应时，它们运行得好，为此它们需要恒定性，而这可能妨碍获得另一种必要的实践，即处理不可预测或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的能力。这是常规化或官僚机构化（bureaucratization）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弱点，特别是在低级层面，在那里，恒定不变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
这些惯例和常规的网络并不是“被发明的传统”，因为它们的功能及其存在的理由，都是技术性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们属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这些网络的存在是为了促进那些可迅速界定的实践活动，它们会被迅速调整或放弃，以满足变化着的实践需要，当然这样做往往要考虑到任何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出现的惯性，以及已与之紧密相连的人们对任何革新都具有的情感上的抵制。这些网络存在于其中的、已获认可的游戏“规则”，其他社会互动形式，或其他任何实际基础规范亦是如此。当它们与“传统”相结合而存在时，差异就易于辨认了。骑马时戴圆顶礼帽有实际意义，就像骑摩托车的人戴防撞头盔或士兵戴钢盔一样；但戴一顶特别款式的圆顶礼帽，配以红猎装，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若并非如此，那么改变猎狐者的“传统”服装，将和在军队（相当保守的机构）中改用不同形状的头盔一样容易，只要后者能被证明可以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的话。事实上，可以认为“传统”和实践中的惯例或常规是反向相关的。正如自由派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通过宣称古代希伯来人出于卫生原因而禁食猪肉，饮食禁律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此时，“传统”就显示出了其不足的地方。相反，当不再受实际用途束缚时，物体或实践就具备了充分的象征和仪式用途。对于“传统”来说，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当不是被收拢携带（收拢携带即表示没用）时，身着便装的近卫团军官们的雨伞也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
我们认为，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创造这些仪式和象征体系的确切过程尚未被历史学家很好地加以研究。其中很多情况还模糊不清。当“传统”是由一位创始人有意发明和建构时，如巴登—鲍威尔（Baden-Powell）创立的童子军，那么它可能是清楚的范例。而在那些官方组织和安排的仪式中，它可能比较容易被追溯，例如纳粹符号的建构和纽伦堡纳粹集会，因为它们可能有完整的档案记录。难考察的可能是如下的传统：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发明的，且又在一定程度上与私人团体相关联（这就意味着整个过程被官方记录下来的可能性较小），或者在一段时期里是非正式的，如在议会和律师工作中所说的话。其困难不仅体现在材料上，而且还体现在技术上，尽管现在既有长于象征和仪式研究的深奥学问，如纹章学和礼拜仪式研究，又有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瓦尔堡历史学派。但不幸的是，对于研究工业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们通常都是陌生的。
在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任何时代和地域中，都可能看到这种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然而，我们认为，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在过去两百年里，这些变化尤为明显，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些新传统的转瞬即逝的仪式化活动在这个时期里得到了集中表现。顺便提一下，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及晚近的“现代化”理论不同，这意味着仪式化活动并非仅限于所谓的“传统”社会之中，而是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它们的地位。广义上说确实如此，不过还应注意形成进一步的假设：首先，共同体和权力结构的旧有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变得不合适，并进而迅速变得行不通；其次，无法运用或调整旧传统的状况导致了“新”传统的产生。
对于旧用途的调整是发生于新的环境中的，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旧的模式。具有确定的功能，并与历史、仪式风格及实践相关联的旧机构可能需要这样调整：面对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挑战的天主教会，主要变化发生在信仰的组成上（例如世俗虔诚和教士成员明显女性化）；面对征兵制的职业军队；像法庭这样的旧机构如今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运作，有时在新环境中它们的功能也有变化。所以一些机构虽然享有名义上的连续性，但是事实上已变得非常不同了，例如大学。因此巴恩森根据大学变化了的学术特点、学生人数增长的时代、缓解了城镇与大学师生紧张关系和学生闹事行为的大学资产阶级化、大学之间自由流动的新制度、学生社团和其他组织的不断变化，分析了1848年以后德国大学中大批学生（由于冲突或是示威活动）突然离开学校这一传统行为迅速衰落的原因。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新颖之处就在于，新颖的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自己装饰成为古老的。
在我们看来，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这样的材料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大量积累，而且有关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复杂语言常常是现成可用的。有时新传统可能被轻而易举地移植到旧传统之上，有时它们则可能被这样发明出来，即通过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如宗教和王侯的盛大仪式、民俗和共济会（它本身也是一种更早被发明出来的、具有巨大象征力量的传统）。因此鲁道夫?布劳恩对伴随着19世纪现代联邦制国家形成的瑞士民族主义的发展做了精辟分析，布劳恩曾受过关注此类研究的学科（民俗学）的良好训练，并且身处一个其现代化进程并未因与纳粹罪行相关而受挫折的国度中。已有的传统习俗活动，如民歌、体育竞赛和射击等，出于新的民族目的而被调整、仪式化和制度化。传统的民歌中增加了那些以相同的风格写成的新歌曲（常常是由学校老师写的），并被加到关于爱国进步的合唱曲目之中（“祖国，祖国，多么响亮的声音”），而其中也包含了来自宗教赞美诗的强烈仪式成分。（这种专门用于学校的新曲目的形成非常值得研究。）联邦歌曲节的章程——这不是使我们回想起了威尔士诗歌大会（eisteddfodau）吗？——宣称它的目的是，“发展和改进人们的歌唱水平，唤起对上帝、自由、祖国的更崇高的情感，促进艺术和祖国的朋友间的联合与友谊”。（“改进”一词体现了19世纪进步思想的特点。）
一种强有力的仪式体系围绕着这些情况形成：节庆活动的帐篷、用来展示旗帜的建筑、摆放礼物的场所、游行队伍、鸣钟、舞台造型、鸣放礼炮、出席节日的政府代表、晚宴、敬酒和演讲。为此旧材料再一次被改造：
巴罗克形式的庆祝、展览和盛大仪式无疑又在这一新的节日框架中重现。正如巴罗克庆祝中国家和教会在更高层面的融合一样，在这些新形式的合唱、射击与体操活动中也出现了宗教和爱国成分的结合。
在这里不可能探讨新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用旧材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们将不得不发明新的语言或工具，或是扩展旧的象征词汇以突破原有的限制。不过显而易见，众多政治机构、思想运动和团体（并不只是民族主义的）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连历史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例如，或是通过半虚构（如包迪西亚、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彻路西人的阿米尼乌斯），或是通过伪造（如奥西恩、捷克中世纪手稿），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同样明显的是：所有新象征与发明都是作为民族运动和国家的一部分而形成的，例如国歌（其中1740年的英国国歌似乎是早的）、国旗（仍有很多是依照1790年至1794年间形成的法国革命三色旗而演化形成的），或是“民族”在象征、形象中的“人格化”，如官方的玛利亚娜（Marianne）和日耳曼尼亚（Germania），或非官方的约翰牛、精瘦的美国佬山姆大叔和“日耳曼人米歇尔”之类的卡通定式。
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连续性中的断裂，它有时甚至清楚地体现于真正古老的传统主题中。如果我们接受劳埃德的观点，那么在17世纪英国民间圣诞颂歌就不再有创新，而是被瓦茨—卫斯理式（Watts-Wesley）的赞美诗集中的颂歌所取代，不过在许多类似于“始初循道宗（Primitive Methodism）”这样的乡村宗教中，还能看到对这些颂歌的通俗化修改。然而颂歌是早被中产阶级采集者复活的民间歌曲，它们进入“新的教会、团体和成年妇女业余学校这样的环境中”，由此又通过“怀着古老的获取报酬愿望的街角歌手，或是声音嘶哑的男孩的挨家挨户的歌唱”传播到新的城市大众生活之中。在此意义上，“上帝赐你们常乐，诸位先生”这句话非但不旧，而且还有了新的意义。此种断裂甚至在这样的运动中也能看到：这些运动有意称自己是“传统主义者的”，并且对那些通常被看作历史连续性和传统之栖身处的团体，如农民，具有吸引力。事实上，维护或是恢复传统的运动的出现，无论其是“传统主义者的”或是别的什么，都已显示了这种断裂。在浪漫主义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很常见的这种运动，从来就不可能形成或是保存一种活的过去（除非是给古代生活的偏远角落建立人类的自然保护区），而是必须成为“被发明的传统”。另一方面，真正传统的力量和适应性并不因为“传统的发明”而变得迷惑不清。在旧方式依旧起作用的地方，传统既不需要被恢复，也不需要被发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因此，由于有意识地使自己反对传统、支持彻底改革，强调社会变革的19世纪自由意识形态就未能提供以往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和权威纽带，而是产生了需要由发明实践填补的空隙。19世纪兰开夏郡的托利党工厂主（与自由党工厂主截然不同）运用这些旧纽带而成功获利，表明它们仍能被使用，即使是在工业城镇的新环境中也是如此。虽然前工业的方式对于已相当革命化的社会具有长远的不适应性这一点不能被否认，但是不能与那些由于人们短期内拒绝旧方式而产生的问题相混淆，这些人把旧方式看成是进步的阻碍，或更糟糕，是进步的顽固敌人。
这并不妨碍革新者形成他们自己的被发明的传统，共济会的实践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不过，对于非理性主义、迷信和使人回想起黑暗过去（如果不是确实起源于它的话）的习俗活动的普遍敌视，使得那些启蒙运动真理的狂热信徒，如自由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会接受任何旧的或新的传统。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在并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国家社会主义者则以礼拜仪式的复杂性、热情和有意识地使用象征物来利用这些场合。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效率不发生冲突的范围内，英国自由党统治时期尽可能地容忍这些实践，有时是对下层民众非理性思想的一种勉强让步。它对待互助会的社会、仪式活动的态度是既有敌视（像“为周年纪念、游行、乐队和徽章而花钱”这样的“不必要的支出”，是法令所禁止的），也有容忍，它容忍那些类似于一年一度之节日的活动，因为“这种有吸引力的活动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于广大农村人口而言”。但是，严格的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义在当时占统治地位，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盘算，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理想。第七章将对这一思想的局限性日益被认识的时期里所发生的情况进行考察。
这些导论性文字应以对工业革命以来的被发明的传统做一些总的评论来作为结束。
这些传统似乎属于三种相重叠的类型：a. 那些使各个团体（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或象征化的传统；b. 那些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力关系得到确立或合法化的传统；c. 那些主要目的是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的传统。在确信b类和c类是被发明出来的（正像那些象征着服从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传统）同时，也可暂且认为a类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其他功能则隐含于抑或来源于对一个“共同体”和/或那些代表、表现或象征这一共同体（如国家）的制度的认同感。
困难之一在于，这样的较大社会实体显然不是“礼俗社会”（Gemeinschaften）或是为人所接受的等级体系。社会流动性、阶级冲突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些事实，使得那些将共同体结合起来并在正式的等级制度（如军队）中显现不平等的传统难以获得普遍运用。这一点对c类传统影响不大，因为普遍的社会化在所有公民、国家成员和王国臣民中灌输了同样的价值，而不同社会团体的功能独特的社会化（如公学学生与其他人的不同）通常并不会相互妨碍。另一方面，当被发明的传统如其所为的那样，重新将身份引入一个契约世界，将高低等级之分引入一个法律平等世界时，它们并不是直接这么做的。它们可能通过形式上的象征性同意悄悄进入一个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组织，就像英国加冕仪式的重新设计一样。更常见的是，它们可能鼓励精英中优越感的集体观念（特别是当这些精英来自那些并不是通过出生或归属而获得优越感的人时），而不是在下层人中灌输顺从观念。鼓励一些人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能力，这可能通过将精英吸收进前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或权力机构来完成，无论它是以德国式的军事/官僚形式（就像相互争斗的学生团体），还是以英国公学的非军事的“儒雅绅士”形式。抑或，精英的“团体精神”、自信和领导权，可能是通过标志着高级官员团结的更加隐秘的“传统”而形成的（如法国或殖民地中的白人）。
即使“社群的”发明传统是基本形式，它们的特性仍有待研究。人类学可能有助于说明发明的传统实践与旧的传统实践间的不同（如果说存在不同的话）。这里我们只能指出，“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一般在特殊群体的传统中表现明显（入门、提升、退休、死亡），而那些包容一切的伪团体（民族、国家）的传统通常并不具有，这大概是由于这些伪团体都强调自己永久、不变的特点——至少从团体建立以后。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和变革运动都可能会为自己寻求等同于与宗教相关的传统通过仪式的东西（世俗婚礼、葬礼）。
在旧的实践与发明的实践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应当被指出。前者是独特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实践，而后者就它们所灌输的团体成员身份的价值、权利、义务（如“爱国主义”、“忠诚”、“责任感”、“遵守规则”、“学校精神”等）的特性而言，则往往是相当不明确的和含糊的。如果说英国爱国主义或是“崇美主义”（Americanism）的内涵是相当不明确的（尽管通常在与仪式活动有关的那些评论中是具体的），那么用以将之象征化的实践本质上则是强制性的，就像唱国歌在英国学校、升国旗在美国学校中所代表的一样。关键因素似乎是俱乐部成员资格的情感与象征符号的发明，而不是俱乐部的章程和目标。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无所限制的普遍性：
国旗、国歌和国徽是一个独立国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认同和主权的三个象征，由此它们立刻赢得了尊敬和忠诚。它们自身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
在这一意义上，正像一位观察家在1880年所指出的，“现在士兵和警察们为我们戴上了徽章”，尽管他并未预料到在即将开始的群众运动的时代里，这些徽章将作为个体公民的附属物而重新出现。
第二点评论是：尽管有很多发明，但似乎明显的是，新传统仅仅填补了旧传统和习俗的长期衰落所造成的空白中的很小一部分；正像在那些其过去对于大多数人类行为典范或惯例逐渐变得无足轻重的社会中所看到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民族的私生活，以及小的亚文化群体的独立生活中，19和20世纪被发明的传统曾占据或正占据的地位，与旧传统在旧农业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相比要小得多。“惯例”对20世纪西方男女的日子、季节和生活周期所具有的结构功能，比它对其前辈们的意义要小得多，而且与经济、技术、官僚国家制度、政治决策的外在强制及其他既不依赖，也未形成我们所谓“传统”的力量相比也要小得多。
然而，这种概述并不适用于所谓的公民的公共生活领域（某种程度上，包括社会化的公共形式，如学校，以及与私人形式不同的大众传媒等）。与公共服务（武装力量、司法人员，可能还有公务员）中的人群相关联的新传统实践，或是与国家的公民权相联系的实践，并没有弱化的确切迹象。公民身份仍与象征和半仪式的活动（例如选举）相关联，在人们意识到公民身份的绝大多数场合中，许多象征和仪式活动从历史上看都是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发明的，如旗帜、画像、仪式和音乐。如果说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发明的传统已填补了一个永久鸿沟（不管怎样至今如此）的话，它似乎就是在这一领域。
后也许会问，为什么历史学家要关注这些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问题是毫无必要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在这样做，正像本书正文和它所引的参考书中所证明的那样。所以这个问题好换成这种表述：历史学家能从有关传统的发明的研究中获取何种教益？
首先，也是重要的，传统的发明是一些问题和发展的重要征兆和标志，唯有研究传统的发明，才能认识这些问题，辨认和追溯这些发展。它们就是证据。德国民族主义从旧的自由形式向新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形式的转变，在德国体操运动中旧的黑—红—金色迅速被黑—白—红色取代的过程中（尤其是1890年代）体现得更为明确，而非在组织当局或发言人的官方声明中。英国足总杯决赛的历史告诉了我们通常数据和资料所未提及的城市工人文化的发展。而且，有关发明传统的研究不能与社会史的更广泛研究相脱离，只有将它与更广泛的研究相结合，才能在发现这些活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其次，它阐明了人类与过去的关系，并由此阐明了历史学家自己的主体和技艺。一切被发明的传统都尽可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黏合剂。它常常成为斗争的真实象征，就像1889年和1896年有关在南蒂罗尔（South Tyrol）为瓦尔特?冯?德?福格威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和但丁修建纪念碑所引起的争论一样。甚至革命运动也通过提及一种“人民的过去”（撒克逊人对诺曼人，“我们祖先高卢人”对法兰克人，斯巴达克斯）、革命传统（就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开篇伊始所说的“德意志人民具有革命传统”）、它自己的英雄与烈士，来为他们的革新提供支持。詹姆斯?康诺利的《爱尔兰历史上的工人》就很好地体现了各种主题的结合。发明的成分在此尤其明显，因为已成为知识，或民族、国家或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历史，并不是那些确实保存于大众记忆中的东西，而是由那些其职能就是如此的人所选择、撰写、描绘、普及和制度化的东西。口述史学家常常发现，在老人的真实记忆中，1926年总罢工的作用比采访者所预计的要更小和更不引人注目。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府促进形成了关于法国革命的意象，对此过程已有学者进行了分析。然而所有历史学家，无论其目标为何，都参与了这一进程，因为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对有关过去的各种意象的创立、破坏和重建做出了贡献，这些过程并不只属于专家调查的领域，而且还属于作为政治行为者的人的公共领域。他们可能同样注意到了这一层面的行动。
由此而言，“被发明的传统”对于现当代历史学家所具有的独特重要性无论如何是应当被指出的。它们紧密相关于“民族”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创新以及与民族相连的现象：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等。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常常是深思熟虑的，且始终是创新性的（如果历史中的新奇事物就意味着创新的话）社会建设中的活动。无论犹太人或中东穆斯林具有怎样的历史连续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或是民族都必然是新的，因为目前在他们地区中所存在的标准形态的领土国家概念仅仅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思想，而且在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在学校中传授，并且不只是由少数精英书写和讲述的标准民族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各个不同但又往往是短暂的时代的产物。正像一位研究佛莱芒语的法国历史学家相当正确地评述的，今天在比利时教授的佛莱芒语，已不是佛兰德尔地区的母亲和祖母们向其孩子们所讲的语言了：总之，它只是比喻意义上的，而不是真正的“母语”。我们不应为这样一个奇怪但又可以理解的悖论所误导：现代民族一般都宣称自己是古老的，是植根于遥远的古代而自然形成的，是如此“自然的”人类共同体，以至于无须任何界定和自我断言。无论现代概念中的“法国”与“法国人”包含怎样的历史性或是其他连续性（这是没有人想否认的），这些概念本身必然包含一种建构的或是“发明的”成分。而且正因为主观上组成现代“民族”的东西有如此多是由这些成分构成的，并且与适当的、总体来说相当新近的象征或是相适宜的话语（如“民族史”）相关联，所以在没有仔细关注“传统的发明”的情况下，民族现象不可能被充分了解。
后，对传统的发明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它是一个将历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研究者联系在一起的研究领域，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研究将无法进行。本书主要汇集了历史学家的文稿。希望它对其他研究者也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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