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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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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整体性传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与茅奖期待值相匹配的程度，所以茅盾文学奖本身的价值没有得到有效的、理想的释放。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问题又不单单面向获奖作品本身，它还涉及改编自茅奖获奖作品的其他艺术形式作品的传播、茅奖评奖信息的传播、获奖作品评价信息的传播以及与茅奖相关的互动话题的传播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改编作品、评奖信息、作品评价和话题讨论这些因素都会对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产生影响。本书深入研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传播，既有纵向的把握，又有横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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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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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传播的基础、重心、典范和拓展进行研究，既是对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研究和获奖作品的纯文本研究的补充研究，也是考察二者与传播之间内在联系的互动性研究。选择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和英国的曼布克文学奖这两个文学评奖作为茅盾文学奖的研究参照对象，客观地展现茅奖同其他国家有传播影响力的文学评奖之间的距离，着力挖掘茅奖的品牌影响力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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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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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丹，1988年8月生于辽宁锦州，现为天津美术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文化传播、艺术教育研究。201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出版》《出版科学》《电影新作》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中国故事’讲述研究”、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全民阅读视域下当代文学经典的传播研究”。2018年入选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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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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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有意味的茅盾文学奖
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传播面临的挑战
章传播基础：“把关人”的前期抑制与疏导
节文学出版：文学编辑的职业性“守门”行为
一、新时期初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的倡导
二、“新潮小说”包围下的现实主义坚守
三、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学多样性需求的满足
第二节文学批评：意见领袖的评价与引导功能
一、立足“时代”，引导读者关注现实生活
二、立足“人学”，引导读者关注文学本质
三、立足“想象”，引导读者关注艺术创新
第三节文学评奖：茅盾文学奖的“门区”过滤标准
一、初探：“思想性”置于“艺术性”之前
二、调整：题材平衡与作家平衡
三、深化：兼顾艺术多元化和大众阅读市场
第二章传播重心：茅奖获奖作品的“奖后”传播
节扩大作品“奖后”传播的思想意义
一、以获奖作品的传播强化“家国天下”意识
二、以获奖作品的传播召唤人性美和人情美
第二节“贴标签”的出版与“去标签”的阅读
一、出版社对茅盾文学奖的品牌化打造
二、比文化品牌更有影响力的读者口碑
三、基于大数据的按需出版与精准营销
第三节图文博弈中的受众选择倾向
一、原著本位：充分的想象空间与庞大灵活的叙事
二、影视本位：声像艺术的浓缩性与直观刺激性
第四节传播媒介对“茅盾文学奖”的议程设置
一、传播媒介与茅盾文学奖的互动史
二、茅盾文学奖正面传播形象的建构
三、茅盾文学奖中性传播形象的建构
四、茅盾文学奖负面传播形象的建构
第三章传播典范：常销书的出版、营销与改编
节《平凡的世界》：出版-广播改编-影视改编-名人推荐
一、构筑普通人的“英雄梦想”
二、从退稿到畅销的命运转变
三、电视剧热播与领袖话语引导
第二节《白鹿原》：出版-修订-影视改编-文化品牌打造
一、家族史背后的民族秘史书写
二、“改革开放”与“文化走出去”中的出版
三、版本革命史与作品改编史的合力
第四章传播拓展：国际视野下的“茅盾文学奖”
节茅奖与龚古尔奖、布克奖之间的距离
一、龚古尔奖与布克奖缘何“受宠”
二、茅奖获奖作品与世界性文化认同的疏离与契合
第二节《暗算》与走向世界的麦家
一、麦家作品的世界性：特情、悬念
二、借力《解密》：麦家作品在海外的高规格出版营销
第三节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深入海外市场
一、坚持官方推介的传统，以书展带动版权输出
二、创建国际型出版企业，构建互联网销售链条
三、推动图书选题本土化，适时打造限量版图书
四、培养国际出版经纪人，加强图书附属权开发
五、配套发行文化解读本，鼓励文学批评“走出去”
结语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附录1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2019年3月11日修订）
附录2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信息列表
附录3高校大学生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接受情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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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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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秦艳华
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学奖项，它的设立和评选推动了我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获奖作品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这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茅奖还成为一个引发人们高度关注的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为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富矿”。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而言，我们不能只把茅奖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学奖项来对待，它应该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术考察对象，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工程：譬如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张扬，之于文学发展时代性特征的研究；对文学制度深层驱动机制的探寻，之于文学意识形态的研究；对作家生存体验与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考察，之于当代文学品格生成的研究；对评奖公信力的关注，之于文学生态的研究；等等，均属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我于此还要指出的是，对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之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研究，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它们与其他方面的研究一起，使茅奖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显学”，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格外引人注目。
郝丹博士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传播》，如题所示，就是一本研究茅奖获奖作品传播的学术专著。本书虽然同样是以文学传播的视角观照茅奖获奖作品，但又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据我所知，郝丹在硕士阶段专攻文学，特别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诸多文学现象有着自己独到的学术思考。后来她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传播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对传播学进行了系统、精深的钻研。长期攻读、研究文学的学术实践，又加上专攻传播学的研究心得，使得她在文学传播这一研究领域获得了充分的学术自信。她以对文学和传播研究的双重体验，以跨学科研究得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对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别具只眼地发掘出茅奖获奖作品的生成机理，剖析了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学意义。她在本书的“绪论”中直言：“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文学品位的塑造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将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作为议题，就是因为茅奖本身所承载的丰富意义已经对获奖作品的传播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公众对茅奖的定位和认知存在一定的偏见，获奖作品的整体性传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与茅奖期待值相匹配的程度，所以茅奖本身的价值没有得到有效的、理想的释放。”这是一种学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给作者以自我激励，而其具有的启示意义，也一定能为关注此项议题的研究者所深刻感知。
本书作者认为，茅奖获奖作品“奖前”传播的重要性远高于“奖后”传播。一般认为，一部作品只有获得了茅奖，才会生成传播的意义。但本书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她认为，如果没有“奖前”传播打下的坚实基础，“奖后”传播的效能就会大打折扣。文学编辑是一部文学作品实现传播的环节，对于茅奖获奖作品来说，“奖前”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学编辑的审美眼光和编辑、出版的功能实现。在现代社会，很难想象一部作品未经出版，其文学传播的意义会为社会普遍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编辑对文学作品传播意义的实现，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文学编辑的一大职能在于“挑选”，一方面对作品可能存在的阅读需求做出前瞻性判断，另一方面也对文本内容和艺术的价值做出自我的事实性判断，这些判断是由既是个体（编辑）又是群体（出版社）的道德体系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编辑的审美判断与作品的文学价值达成高度重合的前提下，文学传播才能生成意义。文学编辑在对那些有着茅奖获奖实力的作品的审视中，也许有遗珠之憾，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编辑、文学出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文学”具有文化的、商品的双重属性，离开任何一个属性来谈文学，是不可能诠释文学的全部意义的，这当然也包括文学传播。
在本书中，作者发挥自身熟稔传播学理论的优势，引入了“把关人”“门区”“象征资本”等传播学概念。我觉得考察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传播学理论是必然要涉及的。如果说，作者认同传播学奠基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提出的，信息在群体当中传播时会途经一些设有关卡的渠道，这个关卡就是“门区”，在“门区”中执行把关任务的人就是“守门人”/“把关人”，只有那些符合“门区”标准或者说符合“守门人”的价值评判标准的信息才能够顺利地通过，而由此分别把文学编辑、文学批评、文学评奖当成、第二、第三“门区”，很好地诠释了茅奖获奖作品“奖前”传播的内在机理的话，那么，作者还引入“象征资本”这一传播学概念，对茅奖获奖作品的“奖后”传播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作者认为：文学奖项本身是一种“象征资本”，它是基于荣誉和声望的累积而形成的一种符号资本，由于这种资本通常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具有显性经济价值的资本类型相区分，所以它也被布迪厄称为“被否认的资本” 。象征资本附着于任何一样具有交换价值的人或物上，都会成为“品牌”，而图书就是具有交换价值的物，所以附着于获奖作品之上的“茅盾文学奖”就是一个品牌。品牌化既有利于推动获奖作品的“奖后”传播，也有助于促进象征资本的累积。作者花费大量篇幅对茅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翻译出版，以及纸质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基于互联网讨论而形成的大众舆论是如何进一步推动了这些作品的传播，都一一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本书的出版，将会使我们对茅奖及其获奖作品传播的意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在本书的“结语”中，作者表述了这样的认识：“事实上，茅奖评选对各种因素的兼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它的包容性，这个‘包容性’让茅奖获奖作品整体上拥有了另外一种价值，那就是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获奖作品更好地了解中国，即了解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中的艺术突破和文化坚守，了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复杂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了解中国人内心深处渴望构筑的精神家园，这也是扩大获奖作品传播、提升茅奖传播影响力的题中之义。”由此可见一位青年学者进行这项学术研究的良苦用心，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深深期许。
后我要说的是，这本书揭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学传播事实，从其对茅奖研究的贡献上看，不仅开辟了新的视角，而且拓宽和加深了对茅奖获奖作品传播的规律性认识，调动了人们进一步探究的学术欲望。也正因如此，我不仅期望作者在取得重要突破和收获的同时，继续努力，拓展出更大的学术空间，也期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在文学传播这一领域贡献自己的学术才华，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
2020年2月10日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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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有意味的茅盾文学奖
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根据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立了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以鼓励国内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首届茅奖将参选作品的出版时间限定在1977年至1981年，评选由茅奖评选委员会完成，评委会主任为著名作家巴金，奖金来自茅盾先生临终前捐赠的25万元稿费。茅奖初规定每三年评选一次，但后来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未能保持；从第五届开始，中国作协将评奖的时间间隔改为四年，这一规定一直贯彻到现在。茅盾文学奖至今已评选过十届，获奖作品共计48部（包括第三届获“荣誉奖”的2部作品），是国内长寿的文学评奖之一。
茅盾文学奖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设立的个专门针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学奖项。由于茅奖是由著名作家茅盾的临终之愿促成的，且被冠以“茅盾”之名，所以该奖项的设立本身就有肯定茅盾毕生文学创作业绩的意味，而茅盾为中国文学做出的贡献就体现在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上。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曾指出，茅盾“为中国的新文艺探索出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王若飞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N］.解放日报，1945-07-09.，他的《子夜》《霜叶红于二月花》《虹》《林家铺子》《腐蚀》和《蚀》三部曲以及“农村三部曲”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绕过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方面，茅盾重视的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自然主义，二是茅盾所称的“新浪漫主义”（以罗曼·罗兰为代表），三是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茅盾指出，“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注意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沈雁冰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A］.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M］.上海:光明书局，1934:312.。茅盾从自然主义那里先是汲取了客观地为现实生活“画像”的主张，即文学创作要尊重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其实就和现实主义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相契合。另外，由于自然主义强调以生物学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所以它表现出了一定的科学性倾向，这个“科学性”虽然实质上不甚科学，但却充分体现出自然主义倡导者以“实地观察”和“科学分析”来达成“求真”效果的态度，这种态度对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茅盾也及时地看到了自然主义的缺陷，除了在客观再现人类社会方面过分崇拜生物学思维之外，自然主义总是在呈现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缺陷，这就意味着以自然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学作品容易带给人失落和绝望的情绪。为了弥补这种精神引导上的不足，茅盾把“新浪漫主义”的“理想化”一面纳入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当中，这样现实主义就被加上了“引导民众迈向光明”的注脚。不过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因为他想要的这个“理想化”基本上只体现在罗曼·罗兰的创作当中，而所谓的“新浪漫主义”其实还涉及很多作家，比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莫里斯·梅特林克等。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注入的一股关键力量是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在茅盾看来，“凡是一种新思想，一方面固然要有哲学上的根据，一方面定须借文学的力量，就是在现实人生里找寻出可批评的事来，开始攻击，然后这新思想能够‘普遍宣传’”茅盾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A］.茅盾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14.，这一观点与其所提倡的“为人生而艺术”是高度契合的。在加入“左翼文学”阵营后，茅盾对现实主义创作有了更明确的定位。“‘无产阶级’艺术理论的提出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是“茅盾从政治思想上对俄国文学的超越”，“这种超越集中到一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取代了抽象的人性论，以‘阶级的人生’区别了普泛的人生”。翟耀茅盾的文学思想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J］.文史哲，1992(1):65-66.
茅盾推崇现实主义创作自然不等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一定要专门面向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但综观十届评奖，获奖作品确实都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且我们在很多获奖作品当中都能够发现茅盾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遗风。首先，很多茅奖获奖作品都和茅盾的小说作品一样密切关注着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处于时代转折点当中的个人，且具有鲜明的史诗风格。茅盾致力于“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茅盾子夜·后记［A］.茅盾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53.，他的小说集结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3.。像《霜叶红于二月花》就写了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阵营的王伯申与隶属于封建地主阶级阵营的赵守义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复杂斗争，小说还向读者呈现了这一时期年轻一代的蜕变，比如钱良材作为地主一直在尝试着改良，张婉卿勇敢地向旧式女性的身份告别等；《蚀》三部曲聚焦次国内战争前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幻灭》中的静女士、《动摇》中的方罗兰，以及《追求》中的张曼青、王仲昭等人都是时代苦闷的承载者，他们经历了从希望之巅走向失望之谷的巨大落差冲击，他们是被历史残忍屠害并默默掩埋的一代人。在茅奖获奖作品中，除了《李自成》《金瓯缺》《张居正》等传统历史小说以及《东方》《战争和人》《历史的天空》等革命历史小说明显地融通了茅盾宏大而具有史诗风采的社会历史叙事外，《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长恨歌》《尘埃落定》《茶人三部曲》《无字》《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你在高原》《人世间》等也都是兼容社会宏阔和历史跨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其次，很多茅奖获奖作品都具有社会批判意识，像《将军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和《冬天里的春天》都是反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作品，《抉择》直面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蛙》勇敢地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辩证而深刻的思考，这些批判现实的创作实践与茅盾小说创作中所反映出的现实批判精神是契合的。茅盾的《子夜》就书写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吴荪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中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进行了怎样的殊死搏斗，农民、知识分子、普通市民阶层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衰败历程，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如何在动荡不堪的社会环境之中生成。这部小说不仅披露和声讨了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大发国难财的无耻行为，而且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摆脱不掉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再次，茅奖获奖作品与茅盾的创作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茅盾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其作品反映出的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已然非常清晰，像《虹》对应的是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这个时间段，小说呈现了女性知识分子梅行素如何在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引导下艰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作品“强调了历史前进取决于先进‘集团’的领导”陈建华“青年成长”与现代“史诗”小说——茅盾《虹》简论［A］.王中忱，钱振纲主编.茅盾研究（第11辑）［C］.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12:340.，这个“先进集团”就是中国共产党；《腐蚀》是茅盾创作于抗战相持阶段的作品，小说虽然写的是国民党特务的生活，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揭露蒋介石残酷的特务统治制度来确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而在茅奖获奖作品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带有比较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倾向，像《沉重的翅膀》《骚动之秋》《英雄时代》等关注的就是铁腕人物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尝试、突破与局限，《东方》《浴血罗霄》《历史的天空》《暗算》等关注的是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人物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怎样的贡献。综上可见，茅盾文学奖确实使其终的评选结果对“茅盾”这个名字以及它背后蕴含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得到了贯彻。
“茅盾”的名号让茅盾文学奖有了面向现实主义创作的一层意味，但实际上早在茅奖设立之前，针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新诗和报告文学的评奖活动就已经开启，因此长篇小说评奖即便不被冠以“茅盾”之名，也必然会在这一阶段出现。新时期之初设立的几个文学评奖面向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期待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具有鲜明的“国奖”性质。另外，由于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是一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详见中国作家网“机构”项中的“中国作家协会简介”，http://wwwchinawritercomcn/zxjg/.，所以在公众眼中，主办方的性质也决定了茅奖的“国家性”文学评奖性质。公众把茅奖看作“国奖”或“政治性”评奖也与茅奖评选标准中特别强调的“思想性”或曰“思想内涵”有很大关系。2015年3月15日，中国作家网发布了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负责解释和修订的版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该条例明确给出的评奖标准是：“茅盾文学奖评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对于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2019年3月11日修订）［EB/OL］.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315/c403937-30976984html，2019-03-15.从茅奖评选标准中不难看出，茅盾文学奖并不是一个仅仅面向文学作品艺术品位的文学评奖，它要考察的是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水平，这个“思想内涵”带有明显的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意味，而这个“艺术品位”也特别关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茅奖如此强调“中国”“中华民族”和“人民”，其实也已明确呈现出了自己的奖项定位。
从官方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茅盾文学奖是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创设的，它是文学奖励制度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文学的奖励制度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出版制度、管理制度和报酬制度等一起构成了中国的文学制度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文学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虽然在一些文化精英和普通读者看来，茅盾文学奖的意识形态色彩偏重，前几届的评选中涉及政治权力干预，但官方对这个奖项的定位却不是偏政治性的。官方的定位与文化精英、大众读者的认知存在差异，茅奖引发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初的几届评选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了茅奖服务社会主义文学规范体系建设的意图，像《第二个太阳》《都市风流》《骚动之秋》《抉择》《英雄时代》等几部作品经由三名以上评委联合提名而直接进入终评并获奖，茅奖评委会要求张洁对《沉重的翅膀》进行修改，要求陈忠实对《白鹿原》进行修改，而后才把荣誉授予这两部作品等。另外，文化精英和大众读者对茅奖评选的公正性以及一些作品的艺术品质提出了质疑，像在第八届评奖引入评委实名制投票和“大评委制”后，有一些人就认为茅盾文学奖是“主席文学奖”，入围的各省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或者会员等背景过硬，而持相反态度者则指出不应将“作协主席”妖魔化，因为他们的作品确实在当今文坛中具有较高水准。此外，网络文学入围茅奖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在他们看来，茅奖允许网络文学入围不过是做做样子、摆摆姿态罢了，评奖结果已经证明网络文学并没有真正被茅奖接纳。虽然大众对茅奖评选提出了质疑，但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茅奖一直都有为文学史“树典”、为公众做有价值的阅读引导的强烈意愿，虽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这样的评选标准给茅奖的评选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它还是为中国人选出了像《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额尔古纳河右岸》《江南三部曲》《繁花》《人世间》这样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峰之作。
茅奖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制度的强制性，而这种强制性与其评选标准中所设定的“思想性”是相辅相成的。文学制度以其强制性对文学的价值判断取向做出反应，也就是说这个价值判断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其判断标准是被规范过的。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奖励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它自身的目的性，它的标准也是被订制的。调控国家的文学标准是官方举办文学评奖活动的目的之一——茅奖为长篇小说的评选制定了一套非常系统的评选标准，只有作家的创作遵守了这套标准才有可能获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经常被公众认定为是一种带有政治性意味的创作手法，这与茅奖按照自己制定的标准选出的作品多是现实主义作品有很大关系，而是否使用现实主义手法现已成为茅奖判断参选作品政治方向是否正确的一个重要的尺度。此外，对作家来说，获得茅奖不仅意味着获得奖金和证书，还意味着作家社会地位的提升，比如刘玉民在《骚动之秋》获奖后当选济南市作家协会主席和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王安忆在《长恨歌》获奖后当选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麦家在《暗算》获奖后当选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张平在《抉择》获奖后不仅当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还在2008年当选山西省副省长。茅盾文学奖给获奖作家带来的丰厚“财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一些作家的创作，即如果作家在创作长篇小说时有意识地将茅奖评选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综合考虑进来，那么这些小说将从整体上向茅盾文学奖靠拢，这样官方就实现了其通过文学评奖来度量国家文学创作中好作品标准的目的。
茅盾文学奖评选还有一层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人对民族自身文学标准的坚持和维护态度。虽然从文学接受的层面来看，中国人更喜欢阅读言情、武侠、科幻、推理、玄幻等各类通俗小说，但像《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长恨歌》《蛙》《尘埃落定》《秦腔》《推拿》这几部茅奖获奖作品也都是广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常销书，这意味着在严肃文学内部，读者仍旧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抱有较高的阅读热情。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许多普通老百姓来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字只是讲故事的工具，小说的语言越是简单直白，情节设计越是清晰紧凑、跌宕起伏，他们就越喜欢阅读，而西方的那些抽象难懂的现代主义作品以及充斥着强烈而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符合他们的阅读趣味和阅读习惯。中国读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推崇自然也影响到了作家的创作实践，像“先锋文学”虽在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但那些先锋阵营中的作家在经历了实验性写作的狂飙突进后又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先锋文学”自身有其难以克服的艺术发展局限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对“先锋文学”中那些西方的现代主义元素无法抱有长久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作家的创作转型也是中国人以自己的阅读选择来守护民族自身文学传统的结果，格非和苏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已然证明了这种坚持和维护的有效性。
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传播面临的挑战
茅盾文学奖本身所承载的丰富意义给获奖作品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首先，官方以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定位茅盾文学奖，把这一奖项视为反映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一面镜子，但这个“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标准既不是完全由专业的批评家和学者决定的，也不是由大众读者决定的，它是由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决定的。三十多年来，茅奖一直在调整它的评委会人员构成，初担任茅奖评委的是在国家的文艺建设方面掌握主导权的一些人，他们大多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层，在届茅奖的15个评委中有12个是中国作协的主席团成员，在第二届茅奖的19个评委中有8个是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从第三届开始，评奖主办方主动打破了“主席团”独大的局面，将更多非主席团成员纳入评委会的队伍当中，而这些非主席团成员有的来自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协创研部，有的来自《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等“大报大刊”，有的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作家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大型出版单位。在第五届评委会成员中出现了两位高校任职教师，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和马振方，高校任职教师进入评委会体现了茅盾文学奖追求学术品质、提升艺术标准的意愿。第五届评奖之后，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研究员在评委会中的人数占比逐渐扩大，到了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评奖，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1/3，而另外约2/3的评委主要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各省市作家协会主席团以及国内的知名文艺报刊等。茅奖通过调整评委会人员构成彰显了自身的多元取向，增强了评奖的专业性和学术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茅奖对已设定的评奖标准的坚持以及茅奖评委们的身份还是对评奖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抛开思想意义和文学史价值不论，获奖作品的艺术品质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茅奖获奖作品的整体性传播就受到了影响。另外，一些获奖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不够“好看”，也会造成大众阅读抵触心理的产生。阅读的抵触心理衍生出的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一些人对茅奖的固化认知在日积月累中已经变成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时至今日不再简单地体现为拒读获奖作品，而是演变为完全脱离阅读而直接否定获奖作品以及对茅奖评选结果进行批判。大众传媒对茅盾文学奖传播形象的负面塑造又加深了大众的认知偏见，这样舆论导向的偏移就为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制造了障碍。
其次，当前“茅盾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化品牌还没有充分释放出其自身应有的带动价值。《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等获奖作品能够获得传播上的成功，既得益于它们自身的艺术魅力和“奖前”的传播基础，也与它们较好地融入了茅奖的品牌化出版营销体系当中有关。而像《将军吟》《第二个太阳》《浴血罗霄》等在“奖前”就滞销的获奖作品，在获奖后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命运改变，它们在更多时候只是作为中文系学生需要阅读的“专业书目”而存在。从整体上看，茅奖的评选能够给获奖作品带来销量上的提升，但这种提升既是短时的，也是微小的。“短时”指的是茅奖获奖作品的销量提升主要集中在获奖名单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微小”指的是茅奖获奖作品的整体销量在获奖名单公布后提升幅度并不很大。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以下简称“龚古尔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出一部法语小说作品，可以说几乎每一部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在获奖后都会成为法国的畅销书，像1984年的获奖作品《情人》“本来售出25万册，获奖后销量就上升到100万册”蓝梵韦耶尔冈爆冷折桂龚古尔奖［N］.东方早报，2005-11-06.，2006年的获奖作品《善心女神》就卖出了超过50万册王晟奖金仅10欧元的龚古尔奖为何权威［EB/OL］.腾讯网，http://culqqcom/a/20150905/004104htm，2015-09-05.，而2016年的获奖作品《甜蜜的歌》在获奖之前就已经是冠军畅销书，在获奖后它“起码能再卖出45万册，甚至更多”王晟女作家蕾拉·斯利马尼因《甜蜜的歌》获2016年龚古尔奖［EB/OL］.腾讯网，http://cul. qqcom/a/20161104/007385htm?t=1478226748713，2016-11-04.。此外，一些龚古尔奖获奖小说还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在少女们身旁》（《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士风流》、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等。英国的曼布克文学奖（Man Booker Prize，以下简称“布克奖”）也是一年选一次，通常每届选一部英语小说作品1974年，南丁·戈迪默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和斯丹利·米德尔顿的《假日》同时获奖；1992年，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又名《英伦情人》）和巴里·昂斯沃斯的《神圣的渴望》同时获奖。，奖项的销量拉动力亦非常惊人，像2014年的获奖小说《通往北方深处的窄路》（理查德·弗拉纳根）“在英国的销量达30万册，全球销量将近80万册”，而“希拉里·曼特尔的获奖小说《狼厅》和《提堂》的英国版销量共超过100万册”陈诗怀英国布克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EB/OL］.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4719，2015-10-14.。布克奖也向世界文学市场输送了许多经典之作，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比如扬·马特尔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以及托马斯·肯尼利的《辛德勒的名单》等。同样是文学评奖，茅奖的评奖周期还比龚古尔奖和布克奖的评奖周期要长很多，但选出来的作品却没有收获理想的传播效果，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萧克的《浴血罗霄》2013年一年仅售出6本，2014年也只卖出108本，而《战争和人》《将军吟》《历史的天空》等作品也都销量惨淡林蔚茅奖作品销量两重天［N］.中国青年报，2015-09-25(12).。诚然，在茅奖获奖作品当中既有像《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累计销量破百万的常销作品，也有《蛙》《繁花》《推拿》《秦腔》《暗算》这样曾盘踞国内图书销售榜单前几名的畅销作品，但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它们的销量还是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茅奖自然不以选畅销书为根本目的，但它若想要达到引领公众阅读的目的，就要提升自身在国内和国际的传播带动力。
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传播要面临的挑战是中国人本身缺乏阅读文学作品的日常习惯，而且中国人的文学阅读更多地集中在了对通俗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对于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国人来说，阅读文学作品并不是他们的主要消遣娱乐方式，比起看小说、读散文，他们更喜欢把闲暇时间放在刷手机视频、玩网络游戏、逛街购物、聚餐聊天、看电视、打麻将或是睡懒觉上。据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808%”，“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7本”，“人均阅读电子书332本”；而“我国成年国民网上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刘彬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62%，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N］.光明日报，2019-04-19(09).。而据2016年公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手机阅读接触群体“喜欢的电子书类型是‘都市言情’，其后是‘文学经典’‘历史军事’‘武侠仙侠’‘玄幻奇幻’等”杜宇，刘彬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N］.光明日报，2016-04-19(09).。这些数据表明，目前，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中国成年国民的人均阅读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像言情、历史、武侠、玄幻这类通俗文学作品综合起来在电子书读者群当中的受欢迎程度要比严肃文学经典的受欢迎程度高。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国民对文学阅读的兴趣度不高，严肃文学也不及通俗文学那样受欢迎，但是在当代作家创作的严肃文学作品内部，茅奖获奖作品已经算是传播度和影响力都比较高的一类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自明清开始中国人就对长篇小说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也就是说中国人有阅读长篇小说的传统，而茅奖作为目前国内影响力的长篇小说评奖，其获奖作品的受关注度自然要高一些；二是茅盾文学奖经过三十多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品牌，尽管在推动作品销量提升方面这个文化品牌的力量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但是它仍旧帮助获奖作品超越了许多在图书市场上单打独斗的非获奖作品；三是无论常销获奖作品在茅奖这个荣誉当中借力多少，它们的广泛传播都大大促进了茅盾文学奖知名度的提升，进而也带动了其他非畅销获奖作品的知名度的提升。
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文学品位的塑造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将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作为议题，就是因为茅奖本身所承载的丰富意义已经对获奖作品的传播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公众对茅奖的定位和认知存在一定的偏见，获奖作品的整体性传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与茅奖期待值相匹配的程度，所以茅奖本身的价值没有得到有效的、理想的释放。“传播”是一个过程，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文学作品的传播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从作家把自己创作的作品交到文学编辑手中起，文学作品就开始了它的传播之路，而作品完成一次完整传播的标志就是普通读者对作品进行了阅读。从纵向来看，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比一般文学作品的传播要更复杂一些，因为这些作品在成为获奖作品之前就已经历了一个传播阶段，而在斩获荣誉之后它们的传播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这两个阶段不是非此即彼、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定能被划分出来的，一方面常销获奖作品的“奖前”传播已经为其“奖后”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有些作品虽然获得了茅奖，但读者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仍然不知道它们是获奖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茅奖本身并没有对获奖作品的传播产生新的意义。从横向来看，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问题又不单单面向获奖作品本身，它还涉及改编自茅奖获奖作品的其他艺术形式作品的传播、茅奖评奖信息的传播、获奖作品评价信息的传播以及与茅奖相关的互动话题的传播等，更为重要的是，改编作品、评奖信息、作品评价和话题讨论这些因素都会对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产生影响。因此，研究茅奖获奖作品的传播既要有纵向的把握，也要有横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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