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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别林斯基》《完美社会理论的终结》两篇文章，颇富阅读价值。 關於作者：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目錄： 序言（蒂莫西?斯奈德） 编者前言 导言（帕特里克?加迪纳） 现实感 政治判断力 哲学与政府压制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 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的一场危机 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遗产 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 第二版附录 伟大的俄国评论家：V. G. 别林斯基 完美社会理念的终结 索 引 內容試閱： 编者前言 在过去六年中，我有幸收集和编辑了以赛亚?伯林过去六十多年里大量未发表的作品： 论文、致辞、演讲、广播稿和讨论（这些种类当然并非彼此毫无重叠）。我掌握的有时很难懂的原始资料包括手稿、打字稿、录音（常常没有稿子），以及后来没有保存下来的那些录音的准确性各异的转写稿。我收集起来准备有选择地发表的打字稿在文字量上（大概有一百万字），几乎和伯林迄今已发表的作品相当。 从汇集的这些材料中抽出来的、分别关于约瑟夫? 德 ?迈斯特和 J. G. 哈曼的两篇专题长文已经出版，本书所选的九篇文章也出自这些材料。它们与之前的文章有三个相同的特点： ，它们是以差不多已完成了的手稿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部分手稿在写作的时候伯林还是认为能够发表的，但出于某种原因后并未出版。第二，在我看来，并且在其他读过的人看来，恰当地说，这些文章完全应该加入伯林已发表的作品当中去。第三，它们在主题上都是相互关联的，都以实例说明了他对观念及其历史的核心关注，正如我给这本书[1] 我已经将录音的拷贝存在伦敦国家声音档案馆。 一篇是《约瑟夫?德?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与其他七篇已发表但未成集的文章被收在《扭曲的人性之材：观念史篇章》（伦敦， 1990；纽约， 1991）一书中；另一篇收在《北方的占星家： J. G. 哈曼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起源》（伦敦，1993；纽约， 1994），现收入《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见下注）。 所加的副标题表明的。我的希望是，更多未发表的材料在不久都会顺利面世，而且伯林更多的已发表但迄今未成集的作品能够结集出版。还有，除了少数例外（主要是他关于苏俄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现在这本书，加上以前的八本 [1]，能够完整地收集他写得比较成形的、相对较长的文章。 我现在谈谈这些文章的来源。《现实感》是首次伊丽莎白?卡特尔?莫罗讲座的基础，1953 年 10 月 9 日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以《史学中的现实主义》为题发表；其中讨论的一些问题伯林已经在别的文章，比如《刺猬与狐狸》《科学历史学的概念》等作品 当中有所涉及，但这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讨论，显然在这本集子中值得占一席之地。 《政治判断力》一文和《现实感》有某些关联点，不过完全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这是 1957 年 6 月 19 日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第三套节目首播的一次谈话（以《思考政治》为题的七次系列谈话中的第六次）：文章内容是基于事先准备的讲稿和广播录音之上的。 《哲学与政府压制》是一次演讲，是为一个主题为“人类思考和表达的自由”的系列讲座准备的，那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演讲时间安排在 1954 年 3 月24 日，但是伯林的父亲于 1953 年 12 月去世，伯林感到无法参加校庆。 《社会主义和社会AJ1AJ5AJ44AJ7主义理论》与其他各篇都不一样，它一写出来就发表了：初发表在《钱伯斯百科全书》（伦敦， 1950：纽恩斯出版社；纽约， 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经过修改后又发表在同一部书的下一版里（牛津、纽约等， 1966：帕格蒙出版公司）；现在的版本加入了为一个后来未能问世的新版百科全书所做的修改，它被收入本书，部分是缘于此，部分是因为它以前从未被收入文集，部分也是因为它的主题合适。 《马克思主义和 19 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是 1964 年在斯坦福大学国际工人协会一百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的基础。伯林原始的口述录音保存在录音带上，我为本版听了一下。这让我得以更正打字员的少量十分情有可原的听错和听漏之处。伯林的打字员奥利弗?谢尔顿在这一艰巨的工作中总体上的准确度极为令人钦佩。 《浪漫主义革命》是为 1960 年 3 月在罗马的一次会议而写的，在那儿是经过意大利语翻译后发表的：在本书长久的酝酿过程中，此文的意大利文版发表在斯蒂芬?鲁克斯所编的伯林文集《在哲学与观念史之间：传论式访谈》（佛罗伦萨，庞特?阿尔?格拉齐出版社）一书中，英语原文的荷兰语和德语译稿分别发表在《关系》和《国际文学》上。 《艺术的责任》是 1962 年当着 J. F. 肯尼迪总统的面，在白宫（专门）为罗伯特?F. 肯尼迪的希克里山讨论小组所做的一次谈话的修订版。 《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是首次许马云?迦比尔纪念演讲， 1972 年在新德里发表。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是 1961 年 11 月 13日也在新德里，在一次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的大会上发表的。 新版增添了一篇蒂莫西?斯奈德专门写的序言；还有两篇伯林的文章，我加在了附录里。后面这两篇文章，一篇写的是别林斯基，题目是《伟大的俄国评论家》，原本是一篇讲座底 稿，伯林于 1962 年基于它在英国剑桥开了一场讲座。对别林斯基进行完整的研究是伯林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投入的一系列项目之一，但是始终没有出什么成果。不过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俄国思想家》里“辉煌的十年”那四场讲座中的第三场）；较短一些的《被神化的那个人》，收录于《观念的力量》；还有此次再版新收录的这篇文章，以前没发表过——这三篇文章都关联着“艺术的责任”这个问题，而别林斯基正是这个问题下的重要人物。 [1]1955 年，伯林对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长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别林斯基的书稿，已经写完九章了。若他所言不差，那这九章的内容就是不幸散佚了。但可以推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伯林关于别林斯基的作品应该源自且足以体现那个研究项目的主体部分，而且从1949 年开始，伯林在哈佛任教的数年间就俄国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发展而开设了两个系列讲座，为这些讲座所做的笔记（保存在伯林的文件里）也受到了这项研究的影响。别林斯基的名字还散见于伯林的书信中，足见伯林对他很感兴趣。我们在 1974年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布鲁斯?菲利普斯写的一封信中，可以一窥伯林有多么重视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始终都在说教，正是他那真诚到令人心痛的情感深度、那无可挑剔的正直品格，还有他向不断变换的立场倾注的道德激情，才使他的个性、人生和文字得以深刻影响他的同代人；在他于 1848 年逝世后，他的直接影响和激起的反应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改变了俄语写作的方向。 附录里的另一篇文章名为《完美社会理念的终结》，初是 1975 年伯林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场即席演讲，经转写编辑而成。有鉴于此，它的风格和本书其他文章有所不同：它没那么正式，更口语化一些，所以读起来的感觉和《自由及其背叛》与《浪漫主义的根源》这两本同样也是由无稿公开讲座转写编辑而成的文集更接近。对于这样的文章该不该出版，某些人持有保留意见，而且许多类似的讲稿确实仍未出版（尽管可以在网上找到文本）。我自己的看法是，保留伯林讲座那独具一格的风格和气氛是很有必要的，更不要说这些讲座的内容还很有趣，它们可以为伯林那些准备得更加充分、打磨得更为精细的文章增光添彩。 [1] 何况既然已经有人把这个讲座转写成文字、不加编辑地出版了，那么把它编辑一下收入这本文集里似乎也就没什么问题。 这本文集中的所有勘正记录均可见于 http：//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sr/corrections.html；一俟发现新的问题，我会尽快将勘正信息添加到这个网页上。 新版的页码编排不同于旧版，因而会给参考旧版的读者带来些许不便。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在 https://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sr/concordance.html 整理了一份新旧版页码对照表，读者可以借助该表检索两版相互对应的页码。 和以前几本书的情况一样，我得到了一些学者慷慨的、不可或缺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罗杰?豪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迪纳阅读了我选出来的所有文章，包括一些我没有 选的他们也都读了，而且帮我做了遴选，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文本问题。已故的 G. A. 柯亨教授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篇章，并做了评论，而且帮我说服伯林，让这位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无可救药的怀疑的作者相信，应该把它们收进去；特雷尔?卡佛教授以其丰富的学识给予我许多慷慨帮助，包括协助我给两篇文章加注。 加纳?贝克博士关于费希特、安德鲁?罗宾逊关于泰戈尔、弗兰克?西黎教授关于屠格涅夫、拉尔夫?沃克尔博士关于康德、海伦?拉帕波特关于几个俄国问题，都给予我非常宝贵的帮助。德瑞克?奥弗德随时向我提供关于别林斯基和其他俄国作者的专门知识，显示了真正可敬的慷慨、耐心和效率，使我尤其受益良多。塔季亚娜?波兹尼亚科娃、娜塔莉娅?萨拉纳和约瑟芬?冯?齐特茨维兹解决了《伟大的俄国评论家》中的各种问题。我还（不是次）受益于列奥弗兰克?霍尔弗德-斯特里文思博士的渊博学识。格里高里?克雷斯、安吉?古德盖姆、杰米?梅尔罗斯、奈吉尔?里斯和埃德蒙?韦纳为我解决了多个难题。 伯林本人以相当大的忍耐阅读并同意了我编辑的所有文章的文本，并在此过程中做了几处修改。如果没有他的秘书帕特?乌特金，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同样，没有无比慷慨的赞助者1990 年以来对我在沃尔夫森学院的研究的资助，以及布洛克勋爵促成我的这个研究员职位，这些成果也是不可能的。后，我要感谢我在查托和文多斯出版社的编辑威尔?萨尔金和詹妮?乌格罗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伊丽莎白?西弗顿、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 对打字稿的仔细阅读，使得书稿有了很大的改进。 亨利?哈代 牛津， 1996 年 4 月 赫斯沃尔和日本， 2018 年 4 月 现实感（节选） 一 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希望自己活在那时而不是现在——而且，下一步他们就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和过去相比退步了——这时，我们往往指责这些人是怀古的“逃避主义”，患了浪漫的好古癖，缺乏现实态度；我们把他们的那些努力斥为妄图“倒转时钟”、“无视历史的力量”或“悍然不顾事实”，多不过是令人同情、幼稚和可怜，往坏里说则是“倒退”、“碍事”、无头脑地“狂热”，而且，虽然后注定会失败，还是会对当前和将来的进步造成无谓的阻碍。 这类指责来得容易，显然也容易理解。它们伴随着“现实逻辑”“历史进程”等观念。这些观念就像“自然规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看成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违背”的，不管人类希望或祈求什么，它们都会照常进行，其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它，因为如果违抗就会灭亡，就像塞涅卡所写的命运女神“ ducunt volentem［ ...］ nolentem trahunt”（“愿意的领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然而这种思路似乎在宇宙中预设了某种即使是用这些术语思考的人也未必接受的机制，如果他们不是研究形而上学，而是研究历史的，他们甚至可能会设法用自己和别人经验中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这种预设的机制。尽管如此，甚至那些试图反驳这种思路的人也发现他们无法完全抛弃所讨论的这些观念，因为它们似乎多少符合他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虽然他们也许并不相信通常被认为是这些观念之基础的决定论。 让我尽量把这点说得再明白一些。每个人无疑都相信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多半或完全在人类意识控制之外。当我们形容这个或那个计划不切实际或是空想时，我们的意思常常是，面对这些无法控制的事实或进程，计划不可能实现。这些因素各色各样：我们无法干预的自然领域，譬如太阳系或天文学研究的一般领域；我们既无法改变我们讨论的实体的状态，也无法改变它们所遵循的规律。至于各门自然科学研究的物理世界的其余部分，我们认识到支配它们的规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虽然我们宣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改变遵循这些规律的人和事物的状态。有人认为这种干预本身也遵循规律：我们自己完全由我们的过去决定；从原则上讲，我们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来预测；我们干预自然进程的“自由”因此是虚假的。有的人则完全或部分地否定这点，但这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无关，因为双方都愿意承认：我们宇宙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它无生命的部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事实上就是这么存在并自有其因果的。 当研究有知觉的存在者的世界时，我们当然地认为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必需” 支配的。首先是人与自然，即人的身体与体外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人们假设人有一定的基本需要：对食物、安全场所等维持生命起码手段的需要，也许还有对某些形式的娱乐或自我表达、相互交流的需要，等等；这些基本需要受到相对固定的现象的影响，比如气候、地理构造，以及通过经济、社会、宗教制度等形式体现的自然环境的产物，其中每一种都是物理、生物、心理、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能在其中发现一定的一致性，其根据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可见模式——如柏拉图和波利比乌斯论述的那类循环模式，或者非循环模式，就像犹太人、基督徒，也许还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奥菲斯教派的宗教经典里的那些模式。这些存在的模式和链条在各种东方的宗教和哲学里，在近代思想家维柯、黑格尔、孔德、巴克尔、马克思、帕累托以及许多当代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哲学家的宇宙论里，都可以发现。这些模式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习俗不仅来自人类有意识的目的或欲望；在适当承认这些有意识目的——无论是属于制度习俗的奠基者、运用者还是参与者——的作用之后，他们强调的是个人及群体方面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原因，尤其强调不同的人未经协调的目的相互碰撞产生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每个人的行为都部分地出于清楚连贯的动机、部分地出于他自己与别人都不甚了解的动机或原因，导致事态发展成了可能谁都不想要的样子，然而它却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性格和行动。 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有多少东西是独立于人类的有意策划之外的——整个无知觉的自然王国，以它作为对象的科学根本不关心人类问题；还有像心理学、社会学这样的研究人的科学，它们假定，不管在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上，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反应和行为规则不大可能被个人意志彻底改变——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就可以对宇宙做一番描述，它的变化过程从原则上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预测。我们自然容易受这一描述的影响，认为历史是朝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沿着各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发展的；至少理想化来说，历史可以被描述为体现全部规律的许多实例，这些规律描述和总结了自然存在的一致性，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一致性来认识事物和人的行为。 14 世纪的生活之所以是当时那个样子，是因为它是人的 因素和非人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所达到的一个“阶段” ——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习俗是一半有意、一半相当无意地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或者存留下来的。而且，因为 14 世纪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是当时那个样子，所以 15、16 世纪的生活也只能是它们各自当时的状况，而不可能和别的时候，比如 3 世纪、 9 世纪或者 13 世纪一样，因为 14 世纪的存在已经使得那很“不可能”了。我们或许不知道社会进化遵循的是什么规律，也不知道在个人生活及其所属的社会“蚁丘”的群体生活之间起作用的确切因素是什么，但是我们能肯定确实存在那样的规律和因素。要证实这种认识，只要问问自己，是否认为历史能够解释一些东西——就是说，发生在 14 世纪的事对理解 15 世纪是否有影响，亦即是否承认如果我们把握了历史联系，就会理解是什么使得 15 世纪成为当时那个样子。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15 世纪里的一切大概都是 13 世纪的完全翻版” ——似乎 14 世纪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种说法显得可笑。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组概念似乎就是从这儿推出来的。存在一个模式，它是有方向的；未必是“进步”的方向，即我们不一定要相信我们正逐渐接近某个“理想的”的目标，且不论我们怎么定义“理想的”；但我们确实正朝着一个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留恋以前的某个阶段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好像在要求颠倒因果。我们可以羡慕过去，试图重现过去却是无视因果律。橡树不能变回橡子；一个老人大概也不能回到过去，拥有年轻人的体魄、心灵和头脑，实在地再年轻一次，就好像这么多年都没有活过一样。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渴望，实质上是一种取消事件“无情的”逻辑性的欲望。 一旦可能重现过去的情形，历史的因果关系就会被打破；而由于我们又不可能不用因果律来思考，所以这不仅在心理上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是非理性的和可笑的。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像“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本身即足以体现这一事实了：将某人或某事形容成不合时宜就是说他或者它并不具备当时的一般特征。如果某个史学家认为黎塞留在 20世纪 50 年代还能取得当年的成就，或者认为莎士比亚即使生活在古罗马或者外蒙古，也能写出他的那些剧作，毋需多论，我们相信这个史学家肯定大有问题。这种是什么就属于什么地方、不 能发生的就不会发生的感觉，据说蕴含了不可逆转的进程的观念，在此进程中，每样东西都属于它该属于的阶段，一旦被错误地置于错误的环境，就会“不合适”或者“不合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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