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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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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在宋代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叶适主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对朱熹学说提出批评，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温州创业精神的思想发源。本书试图在南宋理学的学术思想背景与南宋诗歌的文学发展潮流中，以叶适深厚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永嘉功利思想为重心，以叶适的文学思想为主线，梳理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展开多层次的论述。叶适的学术思想表现了与理学主流思想的冲突性，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既是一个问题又会涉及到散落在学术与文学两个领域的多个小问题。叶适的学术思想在南宋理学思想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了特殊性，其士人、学者、文人的多重身份增加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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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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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兼具政治家、学者和文人三重身份，他的思想也兼容并蓄，不同的思想在叶适的体系中相互碰撞、融合。本书以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首先分析了叶适对理学家继承儒家之道的正统的问题提出的质疑，指出叶适以“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为目的，批评了理学家的“道统”论。其次，论述了叶适与道学、心学的辩论过程中提出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永嘉事功思想形成的基础。再次，探究了叶适道德与功利统一的思想所折射出的“德艺兼成”的文学批评观。后，阐释了叶适的“中和”思想特征与平淡的文学创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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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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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慧，201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14年起就职于长春理工大学，从事写作课程教学，目前主持参研省部级课题4项，发表学术论文近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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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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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绪?论........................................................................................................................................ 001
章 叶适的道统论与文道观......................................................................................... 017
节?叶适与永嘉学派 017
第二节?叶适的道统论分析 034
第三节?叶适的文道观与有益教治的文学思想 058
第二章 叶适的辩证唯物思想与发展的文学观.............................................................. 079
节?叶适辩证唯物的理学观念 079
第二节?叶适的发展文学观 094
第三节?叶适与“永嘉四灵” 106
第三章 叶适德艺兼成的文艺观与诗学取向................................................................... 129
节?叶适重道德的批评观 129
第二节?叶适德艺兼成文艺观的价值与意义 146
第三节?叶适德艺兼成观影响下的诗学取向 163
第四章 叶适中和、平淡、自然的审美追求................................................................... 177
节?叶适思想的融合性与中和之美的追求 177
第二节?中和思想影响下的平淡审美基调 193
第三节?叶适审美追求的得与失 207
结?语........................................................................................................................................ 218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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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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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不仅使得永嘉学派在历史和学术地位上有了一席之地，更发扬了永嘉学派的道统观和唯物思想。他继承了薛季宣、陈傅良等人的思想，将未成形的永嘉之学发展成为一个令朱熹都感到忧虑的思想体系。叶适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发扬了永嘉学派，而且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获得了“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的美誉。叶适可谓兼具了政治家、学者和文人三重身份的一代大师，他的思想也是兼容并蓄的一个复杂有机体，不同的思想在叶适的体系中相互碰撞、融合。他的思想体系虽然兼容但是却又独树一帜，承上启下，为后世研究儒学铺垫出宽广的道路，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本书以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论题，间杂叶适在政治、历史和传承上的溯源析流。首先，分析了叶适对理学家继承儒家之道的正统的问题提出的质疑，指出叶适以“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为目的，批评了理学家的“道统”论。在此基础上，叶适继承了儒家道统的治道思想，奠定了注重经世致用的学术基础。叶适以永嘉学派的学者身份参与到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活动中，对文道关系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形成了“合周程欧苏之裂”的文道观，并且在文学实践中形成了为文有益教治的文学思想和“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作文原则。叶适理性看待理学先贤的武断学说，更是上升到对孔子、曾子的学术传承上阐述自己的疑问。扩展了对儒学思想历史溯源的思考和研究。
其次，论述了叶适与道学、心学的辩论过程中提出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永嘉事功思想形成的基础。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朴素性和辩证法的雏形，主观上成为程、陆正统的唯心论与之抗衡的思想主张。他认为道存在于现实的物中，以辩证的发展观认识世界，并以辩证发展的观点进行文学批评活动，针对理学家的“尊古”诗论，提出了“尊古不陋今”的发展文学观。他的发展文学观突出表现在对南宋后期“永嘉四灵”的提携和奖掖方面。
再次，探究了叶适道德与功利统一的思想所折射出的“德艺兼成”的文学批评观。叶适的学术思想以道及道统的探寻为理论出发，在人的生活和实践过程中不断向外寻找，同时，外部世界是人内在德性的体现，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在德性需要和谐统一，人的内在德性需要与社会功利生活相结合，也就是叶适所宣扬的道德与功利的统一。道德与功利的统一，反映在文学批评中，就是既要兼顾内在道德的提高，又要兼顾外在艺术的表现，“德艺兼成”是叶适的文学批评观。在这一文艺观的指导下，叶适形成了崇律体、倡唐诗的诗学取向。这一观点也是有宋一代对诗歌的主流要求。
后，阐释了叶适的“中和”思想特征与平淡的文学创作追求。叶适思想的“中和”特征影响了他的审美追求，他追寻着我国传统社会审美标准的“中和之美”，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对“温柔敦厚”诗教思想的充分认同。“中和”的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平淡而自然的审美追求是“中和”之美的具体表现。“中和”既符合儒学的基本原则，又符合叶适在以上层面的主张要求。
叶适作为南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不仅可以为传统思想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文学批评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下，多元化、立体化的考察一位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是跨领域、跨学科研究日益发展的学术背景下的一个可行之举。
绪?论
本书以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及叶适的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从叶适独特的学术思想出发观照其文学思想及文学批评的意义，是目前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领域。叶适的学术思想在南宋理学思想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了特殊性，其士人、学者、文人的多重身份表现于文本之中，增加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叶适的学术思想在南宋学术发展源流中，表现出与理学主流思想的冲突性，他的文学思想也没有流入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审美主流中，因而揭示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既是一个问题又会涉及散落在学术与文学两个领域的多个小问题。本书试图在南宋理学的学术思想背景与南宋诗歌的文学发展潮流中，以叶适深厚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永嘉功利思想为重心，以叶适的文学思想为主线，梳理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并展开多层次的论述。
一、南宋文化与文学发展概述
儒家学说自先秦发端至宋代发生了转折，它通过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逐渐形成理想的人格，产生了理学系统严密的理学体系。理学的出现使两宋文化披上了人文主义的外衣，“宋朝不仅在政府和社会组织方面，而且在思想、信仰、文学、艺术方面，还有在通过印刷术普及学术方面，都标志着近代的到来。这是人文主义的时代，一个同时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的学者政治家的时代。”王国维、陈寅恪、钱穆、邓广铭等多位研究文化史的先生，都认为华夏的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认为宋人是近代学术的发端之源。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说：“宋代学术，方面多，进步亦著。”严复认为，宋人造就了近代史；赵铁寒认为，宋代三百年是近代文化史之根源。两宋时期中国文化全面繁荣，一方面得益于政治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也因为多领域的互相影响与渗透。
北宋时期，理学初创，私人授受为主要传播形式，除了出名的北宋五子，在浙东地区则有“永嘉九先生”。到了南宋，理学呈现繁盛局面，出现了湖湘学、闽学和陆学等理学诸派，直至宋理宗时期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成为官方的正统学术；浙东地区则产生了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还有叶适的永嘉学派等。浙东学术不但重视涵养德性也注意经世实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关于浙东学术的论述奠定了今人认识浙东学术的主要基调。宋人多集官员、学者、文人多重角色于一身，学术思想与文学发展交相融合，尤其是南宋时期，在理学日趋走向的同时，对同时代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及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永嘉事功学为例，强调事功是永嘉学派的根本特色，由事功转向文学，学者朱迎平在《永嘉文派考论》一文中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述。
文学本来并没有被以讨论天理、人性等人生问题为根本的理学所包含在内，但是文学作为人学及理学家不可避免的一个主题。“事实上，理学家不仅发表了各自的文学见解，而且亲身从事文学创作。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还不仅止于此，它在更广阔的一个层面上折射出所谓的宋型文化对文学的制约与影响作用。理学与文化的这种交互作用表现在文道关系、吟咏性情、自然风格和兴的强调等诸多方面。”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文道关系问题突出的展现于南宋的理学家与文学家的面前，重道轻文是理学家的主要文学观念，然而，具体到不同的学者身上如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和程颐的“作文害道”，表明了对于文道关系的重视程度存在着明显差异，在这一问题面前，理学家们的态度并不统一。南宋的文坛也面临文道关系的问题，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他的文道观与“二程”也一脉相承，他提出的“道文一贯”思想看似将“道”与“文”二者放在了平等的地位，其实他要表达的仍然是“不必著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的观念。将“理”位于首位，统辖“文”。然而对于“文”也没有偏废，他推崇欧阳修、曾巩的文章，增进了濂洛之学的道统与欧曾之学的文统之间的联系。“文”虽然处于被统辖的地位，但仍然受到重视。
二、叶适生平及生活的时代
叶适，字正则，因中年后定居于永嘉县城郊水心村（今温州市鹿城区水心街道），故人称水心先生。叶适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经历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卒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他主要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大多在孝宗至宁宗三朝，发生在这三朝期间的政治和学术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如孝宗朝的禁道学、光宗朝绍熙内禅、宁宗朝的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等，叶适都曾亲身经历。叶适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是他的求学生活时期，直至淳熙五年中进士第二名，他开始了从政之路。从在平江首任幕职，叶适的从政之路起起伏伏到开禧三年被弹劾罢官宣告结束。之后，叶适隐居水心村开始了十六年的晚年治学生活，他全面考察了儒家文献典籍，对永嘉学术的学理加以阐发，将晚年的全部心血结晶成了《习学记言序目》一书。
叶适的祖先居住于处州龙泉，因此它的不少文章有“龙泉叶适”的署名。据《通志·氏族志》的记载，叶姓在宋代已成为当时的“著姓”之一。叶适出生的时候，他的祖上已经从处州龙泉迁到了瑞安，“贫匮三世矣”。据周梦江先生《叶适年谱》，叶适“父光祖，未仕，积封至朝请郎，赠正议大夫。母杜氏，先封安人，后赠硕人。叶适未出仕前家中生计艰难”。在《母杜氏墓志铭》中，叶适记载了当时生活的艰难，“夫人既归而岁大水，飘没数百里，室庐什器偕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僦辄迁，凡迁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行路，或栋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尝变色，曰：‘此吾所以从其夫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母亲时常告诫叶适：“吾无师以教汝也，汝善为之，无累我也……废兴成败，天也，若义不能立，徒以积困之故受怜于人，此人为之缪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正是母亲的这种言传身教，鼓励着叶适从小就苦读经书，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坚持不懈，才能有日后取得的成绩。据《温州府志》记载，叶适自幼“资禀茂异，风度澄肃，十岁能属文”，他先是出于家教，后常去邻居林元章家，寄学在那里听林家请来的文士名流讲学。正是在林家，当时十四岁的叶适与陈傅良相识，并开始了与其长达四十年的交游；并且深受陈的影响，也成为陈氏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求学的时期恰逢一个较为理想的时代环境，时局渐趋稳定。孝宗继位后虽然发动了北伐，力图实现收复北方之志，然而经历了几次胜败之后，宋金双方都已无力在军事上压倒对方，宋金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繁荣的学术文化，为少年叶适的求学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除了长期的问学于陈傅良之外，叶适少年时代问学的对象涵盖了永嘉地区当时品行、学识杰出的众多学者，如他曾问学于永嘉楠溪的隐者刘愈，给他留下了“以人利害为身苦乐”的印象。还有永嘉学术的领军人物郑伯熊、郑伯英兄弟，程氏三传弟子的门人刘夙、刘朔兄弟，永嘉学者陈烨、戴溪、王楠等，这些师友朋辈大多人品端正，学有根底，叶适既学其为人又师其学问，效其文章，为日后的立身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叶适自己所说：“自古尧、舜旧都，鲁、卫故国，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使其后生有所考信。”在家境的逼迫下，叶适在广泛地问学于前辈师长的同时，还开始了江西游学之路。在这期间，他的收获就是结交了薛季宣、陈亮、吕祖谦三位著名的学者，也正是因为认识了这几位重要的儒学大师，叶适后来成为永嘉学派的领导者和集大成者并向其问学，这对叶适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殷切期望、师友乡邻的陆续鼓励下，叶适次来到临安，到京城开始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当时的孝宗皇帝励精图治，屡屡下诏请求直言，征询的问题正是叶适平时所学习和研究的。叶适便向枢密院上书，论事言志，这就是《水心文集》中保存的叶适的篇重要论著《上西府书》。这次上书是叶适十余年求学和思考的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其中提出的观点切中时弊，凸显了永嘉之学重事功、谋实务的本色，也为他日后进入仕途作了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被人用入仕，皇帝也没有即可召见，而是在上书后就回到了永嘉，这时的叶适才二十多岁，但学问已很可观，在寻找与等待之中，叶适的机会来了。在翰林学士周必大的帮助下，叶适以其门客的身份有幸参加了淳熙四年的漕试，并名列前茅，取得了发解资格。在准备参加第二年春天的省试之前，叶适完成了终身大事，娶了与自己家境相似、门风相当的高氏为妻。
叶适在经历了十五年的苦读之后，终于在省试和殿试中一举成名，取得了进士第二名的好成绩。这也印证的古代学者对美好的追求，“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叶适得以高中榜眼的殿试对策答卷就是至今仍被保存的《水心别集》中《廷对》一文。虽然叶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士大夫幸福的时刻，但是母亲杜氏在他衣锦还乡之际撒手人寰，在大喜大悲之后，叶适再次沉静下来，在从政之路尚未开始之际，一向崇尚实事实功的叶适，在三年丁忧期间居家守制，仍然继续着读书交游活动。守制满后，他以初入仕途，应脚踏实地地干起为名，辞掉了武昌军节度推官，改授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这是一个闲职，在公事之余叶适有很多时间治学交游，其有名的一组文章《进卷》大概就完成于任职平江的初期。在平江任职三年多后，叶适被召为太学正，离开平江之前又写了一组重要的政论文章，就是收入《水心别集》中的由洋洋洒洒四十余篇文章构成的《外稿》六卷。对于撰写的目的，叶适自述是为了赴京之后准备接受皇帝关于“治道”的“问质”，可见叶适在政治上是积极努力的。这段经历可以看出叶适少年老成，低调谦和的性格特征。只有经世致用的决心，没有年轻气盛的浮躁。在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阅历、交友、理论等方面都做好了充足准备。
初入仕途的叶适，怀着满腔改革的热忱积极谋划治国的宏伟理想，但是，民富国轻的南宋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外部势力的不断干预和朝廷政局逐渐不稳定的双重压力下，国势日衰，凋敝丛生，君主更替，朝臣结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其间叶适作了《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在兵部侍郎林栗弹劾朱熹时上书为朱熹辩护。根据张义德先生的分析，叶适并没有针对朱熹道学的观点本身进行辩护，叶适为朱熹辩护不是独为朱熹一人，而是针对林栗以强权压制学术的做法，是为学术界同林栗进行辩护，体现了叶适能抛开门户之见的无私精神和高尚品质。叶适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受到了传统的儒学道统的影响，就犹如王安石和苏轼，政治立场上的矛盾，没有影响人性。在光宗执政后，叶适请求外补，获得了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的任命。在江陵参议任上，叶适没有多少具体职责，在闲暇时“读浮屠书尽数千卷。于其义类，粗若该涉”。次年叶适又被差知蓟州，开始担任一州的长官知州。针对蓟州当地的情况，叶适落实了淮西铸钱事宜，体现了他不但具备议事论证的能力，也具备处理具体政务的能力。宋光宗绍熙三年，叶适被召回临安，任尚书左选郎官。在此任内，他参与了南宋历史上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绍熙内禅”。宁宗即位后，叶适被升为国子司业，又除显谟阁学士兼充馆伴史，并兼实录院检讨官。面对朝内赵汝愚的居功自傲和韩侂胄的咄咄逼人，叶适请求外补，认以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之职。但是，他没有躲过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风波，庆元二年，叶适被监察御史胡竑弹劾，遭遇了仕途的次重大打击。随后的庆元党禁中，叶适被列入“伪学逆党”，深受打击。
庆元四年，叶适开始隐居水心村，生活看似闲散，仍不忘读书讲学，不幸的是，他遭到了疾病的折磨。随着党禁政策的调整，叶适先后被任命为湖南转运判官、知泉州、赴行在入对、权兵部侍郎等，叶适也预感到了朝廷的重新启用，向宁宗上了三道奏札，为国家结束朝政分裂的状态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为解除党禁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料，其间叶适的父亲病逝，他只能回家守制。在守制其间，不但去为陈傅良奔丧，还完成了四十余篇的《外稿》的编次，并撰写了跋文。开禧二年服除，叶适被召至临安，面对朝廷计划北伐之举，叶适上奏应该“修实政，行实德”，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的方针，但是没有被朝廷采纳，宋金之间仓促开战了。他又提出“防江之议”，认为应当守住长江，以防万一，但仍然没有被朝廷采纳。直到建康告急，叶适临危受命，到建康任职，他稳定民心，鼓舞士气，制定了合理的作战计划，出击胜利，保住了长江防线，力挽狂澜，扭转了战局。后来叶适又经营两淮，建立了三大坞堡，措置屯田，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却被诬陷而落职，在投降派把持朝政的背景下回到永嘉，开始了晚年十六载的人生历程。晚年的叶适开始执着著文，辛勤授徒，叶适经十六个春秋写成了《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此外，还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中华书局将此二集合编为《叶适集》。
三、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思想史和文学史在表面上表现出了各自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走向，但从更深的层次来说，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在宋代，无论是理学家还是文学家，他们都有浓厚的学术关怀和坚定的道德实践，对社会发展充满了浓厚的责任意识。叶适出生时，宋王朝已经南渡，偏安于东南的半壁江山之中，他生活在政局相对稳定，以屈辱的“和议”换来的短暂的和平时期。然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是现实问题，忍辱偷安的痛苦激发着南宋的有识之士北伐的意志，收复国土的梦想一刻也没有消失。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激发了士人、学者、文人广泛的思考，永嘉学派为此注入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气象。永嘉文人、学者辈出，他们所形成的“永嘉文派”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凌厉纵横、雄深淳厚的文风，与永嘉特定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士人品格相一致。
叶适作为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早年受到了洛学影响，与洛学思想相近。在他入仕直至罢官的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叶适经历了起起伏伏、诸多忧患。虽然他能够专心研究学术的时间相对较少，但是他的学术思想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逐渐认识到理学存在着诸多问题。嘉定元年（1208年），叶适被罢官，隐居永嘉水心村，潜心研究学术，自居家中，“根抵《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以吕氏《文鉴》终焉”，直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逝世。十六年的闭门研究，结合三十多年的政治实践经验，叶适深入发展和丰富了永嘉事功之学，形成了永嘉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居于水心村，潜心研究经史诸子，在未罢官之前就已经辑录成的经史百家条目的基础上，玩研群书，独立思索产生了不少创造性的观点，加入了很多评论，形成了《习学记言序目》一书，书中记述了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对于理学思想的批判。
对于叶适思想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初见端倪，如吕振羽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就初步探讨了叶适的哲学、政治思想问题，并且为中华书局辑刊的《叶适集》作了序——《论叶适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吕先生指出，“在我国思想史上，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是南宋时期主要的正面代表人物，在哲学、史学、政论以及文学等方面，都代表了其时的进步倾向，而受到儒学正统派的非难。”吕振羽认为，叶适的思想在哲学与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他与唯心主义作斗争，具有突出的批判精神。在政治上，他与保守派、主和派作斗争，是具有进步倾向的改良主义流派。他的思想中充满了发展变化的观念，在此指导下形成了很多具体的实政措施的观点，为解决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据学者张洁考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国内的诸多专家学者对叶适的思想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在《南宋叶适思想研究概述》（载于《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一文中，从关于叶适事功思想的学术渊源及其内涵研究、关于叶适的哲学思想研究、关于叶适的政治和管理思想研究、关于叶适经济思想研究、关于叶适的史学思想研究、关于叶适的教育思想研究、关于叶适的其他思想研究七个方面梳理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期研究叶适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有专门研究叶适的专著，如楼宇烈先生、张义德先生和周梦江先生分别著有《叶适评传》，尤其是周梦江先生，以研究叶适及永嘉学派为主要研究课题，发表了研究论文二十余篇，还有专著《叶适与永嘉学派》《叶适年谱》出版，成为全国叶适研究的知名学者。在一些思想史、学术史的著作里，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叶适思想的章节，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卷），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冯友兰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陈少峰先生的《中国伦理史》上册，韦政通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贾丰臻先生的《中国理学史》等。从张洁的概述中，我们了解到大量的学者在叶适思想的研究领域还产生了众多的论文成果，但在叶适的军事思想、民族思想尤其是文学思想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这些方面的研究被后人所关注，因而在21世纪初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对于叶适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与特色。
何俊的论文《叶适的士风与学风》发表于浙江大学浙东学术研究中心创办的浙东学术辑上，他认为生平事迹往往只是勾勒出有形的过程，寓于其中的无形的精神气质与学术风格却容易被忽视，而对于理解一个传统士大夫兼思想者的思想与行动来说，它们实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甚至直接构成了某些特征。何俊从“自负与理智，徇于道与由于学，为学自善与唯道是求，释老之妄与朱、陆之病”四个方面入手，希望从士风与学风两个维度尝试着勾勒作为士大夫兼思想者的叶适的精神气质与学术风格。他认为：“自负可谓叶适一生的基本精神气质，然而从叶适独上封事为朱熹辩护和在北伐问题上的语默进退两件事上，又看出了叶适在‘自负’的精神气质下还有相当理智的成分。”叶适自己说：“士在天地间，无他职业，一徇于道，一由于学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也；学无仕无已，始终之也。集义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学之成也。”“徇于道”与“由于学”，正是令叶适自负又理智的内在依据与支撑。何俊认为，叶适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学贵自善，而他在没入仕途之前就进行了“治道”的系统研究。尤其难得的是，叶适的学风充溢着崇尚智识的理性精神。叶适以经制事功之学立足，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因而他的事功思想、道统思想是历来学者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如林孝瞭的《叶适对孔子“道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兼对叶适学说性质的探讨》（载于《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讨论了叶适所认为的“道”并非是“实体性的物，而是具体的、的统一性原理。叶适所强调的是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具体表现为义理与事功、知道与行道等的统一，而不是实体性的认识对象”。汤勤福的《试论叶适的道统论》（载于《中州学刊》2001年第3期）也认为叶适有一个自尧舜禹至孔子的明确的道统次序的思想，叶适倡导人们通过读经就可以继承存在于六经之中的道统。何俊的《叶适论道学与道统》（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叶适的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所确立的与传统理学家截然不同的道统论。他认为：“叶适强调道学源于民间，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的独立自主的学术活动，因而它与垄断与独断相排斥。”同时，叶适以知识的习得为儒学成圣的道路，以“总述讲学大旨”论证了儒家之道。陈远平、肖永明的《论叶适经治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载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12月第4期）一文，追溯了叶适所倡导的永嘉事功之学的源流，指出了叶适所主张的义利统一的事功之学与传统的理学学者超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对立。叶适晚年所作的《习学记言序目》在对历代典籍评论的同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识，这一批判精神也成了近年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郭淑新和臧宏的《论叶适的学术批判精神》（载于《孔子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叶适对于历代典籍的批判，突出了叶适学术研究中的批判精神，并指出了这种批判的学术态度对于中国学术批判史的重要意义。这些学者的研究深化了叶适批判理学思想、强调事功的思想。
向世陵的《叶适的虚实观及其对理学的批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5月第3期）一文，以叶适为代表探讨了虚实关系这一宋代的重要理论课题，指出了叶适在梳理《易传》的基础上否定了《易传》均为孔子所作的观点。在叶适的眼中，理学的“实”实际是虚，因为支撑理学理论的《易传》诸说“与佛老的专以心性为宗主走到了一起，从而泯灭了尧舜以来作为学术正途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对于叶适易学思想的研究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学者孙金波分别发表了《叶适易学思想研究》（载于《华侨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叶适易学的经世特征》（载于《北方论丛》2007年第3期）两篇论文，论述了叶适通过考证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否定理学家所建构的儒家本体宇宙论模式，以经世的精神与其事功思想相统一，与理学家相对立。蒋伟胜的《“乾，物之主也”——叶适的易学形上学》（载于《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一文，认为“乾道”是叶适建立的形上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具有主导性与能动性。蒋伟胜的论文《叶适经典诠释的旨趣与方法》发表在浙江大学浙东学术研究中心创办的浙东学术第二辑上，他认为，叶适体认的儒家之道外在于人文世界之中，人们致道成德的路径是通过习学的方式“学自外入”。叶适对儒家之道的独特体认是“通过儒家经典诠释的方式呈现的，以醇儒姿态，通过对儒家元典的阐释，把儒家之道解释为经世济民、开物成务的外在之道，同时坚持儒家内圣理想，提出习学成德的内圣新路径。这一经典诠释的旨趣又是借助于以经解经、经史参合、经典联系现实三种具体方法”。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是因看到了时代学术的偏颇，有感而发集成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在南宋乾淳之际的学术中有纠偏导正的意义，在今天也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
此外，近年来叶适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前期研究的比较薄弱的方面的加强，例如叶适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虽然这些研究论文的总数还相对较少，但相比20世纪的研究状况而言，关注叶适哲学思想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思想渐渐地被更多的学者所重视。叶适的经济思想突出表现在义利观上，叶坦在《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中认为，“叶适的功利是与义理相结合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仁义的基础，从而达到利与义的统一”。张家成的《析叶适的富民论》（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认为，“叶适的事功之学是在批判传统儒学义利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叶适以‘富民论’为经济思想的核心，以民富为目的，这种经济思想与封建正统的经济思想相对立”。他又在另一篇文章《浅析叶适的重商思想》（载于《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中，分析了叶适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商品经济意识，从根本的立场与思想渊源来看，仍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基础，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近代学者对叶适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加注重其与当代人们生活的现实意义的联系，将叶适的义利观、富民论、货币思想等与当下的社会发展现状相联系。如孙金波的《叶适事功思想与现代温州人精神》（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一文，通过分析“理财”与“聚敛”的差别，突出了“理财”这一贯穿了千百年的重要财政思想。因为对财富的重视，所以叶适对传统的“重本轻末”思想就会有所批评。孙立君在《叶适的反抑商思想》（载于《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中指出叶适重视商业活动，提倡保护商人，允许富民的存在。叶适重商的传统不但带动了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日后南方发达的商业发展播下了种子。
在叶适浓厚的功利主义影响下，他的教育观也充满了实用色彩。他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立足于实现学以致用的教育目的。这对后世的空谈理论，纸上论道起到了一定纠正，值得学习。肖正德的《略论叶适的功利教育思想》（载于《宁波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一文，指出了叶适教育弟子“要端正学习态度，还身体力行，以刻苦虚心的态度，实现远大的志向”。叶适不但提出了注重实用性的教育观，他以实际效果来检验学习成果的教育方法也值得现代人的借鉴。
随着叶适经世思想的成熟，他在文学方面也产生了成熟的理论观点，其文学理论中包含了许多经世思想。吴晟的《南宋理学家与江西诗学的离与合》（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年3月第2期）一文，认为“对江西诗学的知性反省，是南宋诗学的自觉意识，不少理学家也参与其中”。他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理学家，从诗歌传达上倡导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等方面，考察了他们与江西诗学主要是黄庭坚诗学思想的离与合。其中论及叶适说，他与朱熹、陆九渊二派的分歧主要在“义理之外兼重事功。……叶适既重事功又重辞藻，与理学家的诗学思想有着明显之差异”。近年来对于叶适的文学思想以及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有所开拓，也取得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周梦江在《叶适文学思想续论——兼谈〈宋诗选注〉对叶适的批评》（载于《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重申了他对于叶适文学思想的看法，并继续谈了关于叶适的时文，驳斥了《宋诗选注》中对叶适的批评，对叶适的文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胡雪冈在《叶适的文学思想》（载于《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中以“意特新、语特工、韵趣特高远”的“三特”说来概括叶适“德艺兼成”的文艺观，对于“德艺兼成”的研究还有郭庆才的《叶适“德艺兼成”的诗学思想初探》（载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一文，他认为叶适所主张的“德”的要求以《诗经》为典范，“艺”则以唐诗尤其是盛唐、中唐的诗歌为标准。虽然叶适的诗学主张可谓是“德艺兼成”，然而其晚年的研究中还是流露出了德重于艺的理论倾向。陈心浩在《文德?文术?文变——论叶适的文学思想》（载于《温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中，分析了叶适“德艺兼成”的辩证的文德观，他认为叶适“德艺兼成”的审美观照是辩证的“文德”观，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三特”理论概括为“文术”的要求，还提出了尊古不陋今的批评观和创新的文变观，这些“是宋代进步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性质和功能。”在文章的创作上，闵泽平《叶适文章风格论》（载于《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论述了叶适的散文创作、文章思想、文章体裁、文章风格等四个方面，评论了叶适的文章特色。刘春霞在《叶适散文的“纵横”品质》（载于《古典今读》2006年第10期）一文中称赞叶适的散文有雄肆辩丽的“纵横”品质，通过对南宋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改革的可行策略，继承了永嘉学术“必弥纶以通世变”的精神。
此外，关于叶适的文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成果还有《叶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刍议》（载于《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载于《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叶适的中和文艺美学观》（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叶适与永嘉四灵之关系论》（载于《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1期）、《叶适〈白石净慧院经藏记〉读后记——一种乡土文化式的解读》（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03第11期）、《叶适散文思想及创作》（载于《廊坊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等。除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论文，在关于叶适研究的著述中，也有一定的篇幅论述关于叶适上述的思想。如上海财经大学的朱迎平教授著的《永嘉巨子——叶适传》一书中，在分析了叶适思想支柱的基础上，对于叶适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分别作了分析和论述，并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叶适“诗坛领军、一代文宗”的历史贡献，对于叶适的文学活动作了层层深入的分析，对于叶适的文学思想作了充分的肯定。另外，还有周梦江教授的《叶适与永嘉学派》一书，以永嘉学派为背景，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叶适的哲学思想以及其在永嘉学派的特殊地位。2000年11月，“纪念叶适诞辰85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市举行，会上提交的50余篇论文终集结为《纪念叶适诞辰85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出版，这一论文集涵盖了叶适暨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经济思想以及其与儒家传统的关系等研究成果。同年，《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也结集出版。关于叶适思想的研究还产生了十余篇的学位论文的成果，其中包括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刘漪的《叶适功利哲学研究》和沈尚武的《叶适儒学思想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看到了对于叶适思想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尤其在其文学思想研究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空间。
四、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确立了如下研究思路：在南宋理学思想独尊的语境下，以叶适的文学思想为主线，探究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凸显他的学术思想底蕴与文学艺术旨趣，揭示叶适文学思想与批评理论的真实面目与历史意义。
循着这一思路探寻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涉及的不仅仅是叶适这样一位人物，而是会展示出一幅南宋学术与文学的宏大画卷。叶适被誉为一代大儒，他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几乎同时代，繁荣的乾道、淳熙年间盛行于世的不仅有程朱理学一派，还有郑樵史学、陆氏心学、吕氏婺学与史学、五峰南轩的湖湘学等，叶适于纷繁的诸多学派中继承并发扬了永嘉事功之学，与诸多学术领袖并称于世。宏大的学术背景为叶适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文学宗师的业绩，尤其他在文学批评方面敢于指出南宋文坛的种种弊病，试图以儒家的治道思想为作文的根本，以淳朴之风矫正浮诡风气，以艺术之美矫正理学对文学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
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头绪纷繁，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从儒家道统论引发的为文有益治道的文学思想。程朱理学从北宋起发端，到了南宋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学术思潮，叶适所继承的永嘉学派有异于传统的理学思想体系而被排斥。宋代理学讲求“道统”论，理学家以“道统”为儒家思想的传承统系，以此来凸显学术上对于儒家之道的正统的继承。北宋时期，理学排斥“新学”“蜀学”，到了南宋则排斥陆学和永嘉、永康之学。对此叶适曾说过：“‘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叶适批评理学家的道统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文有益教治的文学思想。其次，叶适大力提携南宋后期“永嘉四灵”，这与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密不可分。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永嘉事功思想上，他与道学、心学进行了诸多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唯物主义的观点。唯物主义的思想影响了叶适看待文学问题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明显地区别于理学家形成的“尊古而陋今”的文学观。针对这一观点，他提出“尊古不陋今”的发展文学观。再次，叶适思想体系的出发点源于他对于道以及道统的探寻，外在的道的认识需要内化为内在的德性，融合个体的本质，才能统一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在德性。然而，人的内在德性提升也不是根本目的，在人的生活与实践中体现内在的德性与社会的功利生活相结合，才是叶适所宣扬的道德与功利的统一。道德与功利的统一反映在文学思想中，就是既要兼顾内在道德的提高，又要兼顾外在艺术的表现，“德艺兼成”是叶适的文学批评观。在这一文艺观的指导下，叶适形成了“崇律体、倡唐诗”的诗学取向。后，叶适充分赞同儒家的“中和”理论，他的“中和”思想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在“中和”思想的影响下，叶适推崇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审美风格，提倡情感抒发的中和之美，因而，他追求平淡而自然的文学创作标准。
上述的研究思路形成了本书的四个主要章节，这样做的目的是力图梳理叶适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挖掘它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研究方法
考察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在南宋学术和文学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势必会涉及南宋甚至整个宋代的学术发展情况。从学术发展源流看，叶适的学术思想与程朱理学也有一定渊源，因而书中多处探讨了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横向的各个学术派别之间的思想比较。同时，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之大，是研究当时的文学问题时不可绕开的客观存在。总之，本书以叙述与分析、论证相结合的方式，阐述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运用文献分析和历史考证相互参政的研究方法，展开叶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证，以达成预期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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