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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古典诗学、政治思想史、比较古典学。早年以《诗化哲学》（1986）《拯救与逍遥》（1988）蜚声学坛，迄今出版以《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施特劳斯的路标》《海德格尔与中国》《以美为鉴》《巫阳招魂》《拥彗先驱》等为核心的学术专著（文集）30余种；编修教材《凯若斯：古希腊语文读本》《雅努斯：古典拉丁语文读本》等，选编并组译译文集近百种；创设并主持大型古典学术译丛“经典与解释”、CSSCI中文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和学刊《古典学研究》等，至今合计出品六百余种，影响被及文学、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领域。 2008年受聘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2012年荣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2019年获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目錄： 目 录 编者前言 刘小枫 尼采的敌基督教登山训众 洛维特 墙上的书写——《敌基督》与历史语义学 莎皮罗 尼采与帕斯卡尔 沃格林 基尔克果与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哲学和神学克服 洛维特 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 所未明言 洛维特 神义论失败后的审美神话——布鲁门贝格的《马太受难曲》与尼采 伯伦贝格 永恒复返与上帝国 阿尔蒂泽 狄俄尼索斯对抗被钉十字架者 弗拉狄耶尔 內容試閱： 编者前言 尼采与基督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难题。 自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结盟以来，基督教在西方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然而，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显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近年以来，随神圣罗马帝国的离散、民族国家的兴起、自然科学的兴盛，基督教开始分裂、世俗化以致衰微，基督教的欧洲似乎要回复到异教的欧洲。尼采把欧洲的命运当成“大政治”来思考：基督教衰微处境中的欧洲精神往何处去？ 教会神学家一般不理会尼采，似乎因为尼采对西方基督教说了许多听起来十分刻毒的话，谁研究尼采，就有“搞虚无主义”之嫌。尼采同样刻毒攻击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家并没有因此不理睬尼采。话说回来，正经的神学思想家并不像一般教会神学家那样不理尼采：从巴特解释圣保罗的《罗马书》时引证尼采看得出来，青年巴特曾嗜读尼采；朋霍费尔的《伦理学》一开始就关注谎言与真理的关系，明显受到尼采思想激发。尼采与基督教的关系相当复杂，不能简单地用“尼采敌基督”这种说法来打发这个思想史的重大问题。尼采与新教神学大师欧维贝克的私人和思想友谊所具有的重大思想史意义，迄今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两人的通信集前不久才整理出较完善的本子：Friedrich Nietsche/Franz und Ida Overbeck: Briefwechsel， katrin Meyer/Barbara von Reibnita编，Stuttgart/Weimar，2000。天主教神学家巴尔塔萨这位牧师之子不过把基督教的主题颠转过来，而尼采自己则说，帕斯卡尔是他喜欢也难对付的思想对手。 围绕理解尼采和基督教的关系问题，笔者编选了这个集子，共分三个部分。 1884年6月中旬，尼采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他已经建成了自己的“哲学前厅”\\[Vorhalle meiner Philosophie\\]，但哲学“主楼”\\[Haupthau\\]还没有落成。 “哲学前厅”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哲学“主楼”在哪里？ 《善恶的彼岸》杀青那年（1886年），哲学“主楼”的草图设计出来了，但直到尼采精神失常，哲学“主楼”也没有落成，只留下一堆按设计打造出来的建筑材料，这就是争议不休的遗著残篇。据说尼采给这“主楼”命名为“重估一切价值”（Umwertung aller Werte）——另一说法为“生成的清白”（Unschuld des Werdens），如今声名远播的书名“权力意志”也并非尽然是伪造。也许，这两种提法可能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或者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也因为如此，尼采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究竟用哪一个提法更好。 与“前厅”《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样，尼采的哲学“主楼”分为四书。从按照编年顺序复原的哲学“主楼”的草图设计来看，书的论题为： 种种危险的危险（对作为迄今价值评估的必然结果的虚无主义的描述）——欧洲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起源——论真理的价值——价值批判，以生命来衡量——衰落的价值——错误心理学——从基督教解脱出来。参Friedrich Wurzbach编，Umvertung aller Werte（《重估一切价值》），München，1969，笔者导言，页14。笔者所见尼采的遗著残篇编本有三种：Friedrich Wurzbach编，Umvertung aller Werte（《重估一切价值》），Munchen，1969；Schlechta以《权力意志》为书名的编本（见Schlechta编《尼采文集》三卷本［Passau1960］）；考订-研究版（Kritische Studien ausgabe，通常简写成KSA）。Wurzbach编本按尼采的论题草案编排遗著残篇，书末附有每一段残篇的写作年月，辑残篇共2370条（书421条、第二书558条、第三书742条、第四书649条），收罗范围为1880—1888年，分两卷刊行。Schlechta编本杂乱无章，共辑残篇1067条（但没有编号），与尼采胞妹所辑没有什么不同，长期以来得到广泛采用。考订—研究版编本以编年为序，收罗年限是从1869年秋至1889年元月初，篇幅大得惊人：占GColli/MMontinari合编十五卷本考订—研究全集（Nietzsche Sa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anden）中的七至十三卷（七卷），近五千页。这一编法是文献学的，显然脱离了尼采所说的“主楼”设计。现有中译本《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据Schlechta编本，另一中译本《权力意志》（贺骥译，漓江出版社，2000）；据考订—研究版，仅为其中后一卷（13卷：1887—1889）。如此看来，姑且从《权力意志》为书名的尼采哲学的“主楼”材料的汉译，根本还差得很远，至少得把考订—研究版中1880年以来的残篇全部译出或译出Friedrich Wurzbach编本，方可堪称完备。 看来，《敌基督》乃尼采哲学“主楼”四个组成部分中部分的基础——甚至整个“主楼”的基础。虚无主义在欧洲已经成了熟透的果子，基督教就是这果子赖以生长的树干。“重估一切价值”或“权力意志”或“生成的清白”作为尼采哲学的“主楼”，就是要与这树干及其果子斗争。在哲学“主楼”草图设计的四个部分中，唯有“虚无主义”一词一再出现，可以说，与虚无主义搏斗，就是尼采哲学的“主楼”。 《敌基督》1888年完成，在尼采精神失常后刊行，大概是遗著中先整理完成的部分。这部迄今没有受到中国学界重视的论著，即是尼采哲学“主楼”的基础部分，亦即尼采的宗教哲学专著，从思想史来看，其位置处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王造时译本）、《宗教哲学讲演录》（有魏庆征译本）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中译本两种）和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五卷）之间。沃格林已是当今声名显赫的大思想家，其五卷本《秩序与历史》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哲学要籍。《秩序与历史》的野心却不可谓不大，其大旨正在于追踪黑格尔、尼采、韦伯的宗教哲学问题，以推进他们对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思考——清点各民族精神的存货，回答如何可能保持欧洲精神的权力意志的问题。 黑格尔希望通过把基督教转变成历史的主义来挽救基督教衰微的命运，《敌基督》断然打断这一企图——尼采之后的韦伯（特洛尔奇同样如此）已经不可能再走黑格尔的路了。但与韦伯不同，尼采并没有放弃主义，他依然要寻求欧洲精神的“权力意志”。韦伯在推进尼采关于现代虚无主义之基督教起源的论题后，放弃了主义。黑格尔、尼采、韦伯的宗教哲学都具有所谓比较宗教的性质——涉及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儒教，虽然各人涉及各教的程度不同（尼采涉及儒教不多，却不乏敏锐），同时又是一种历史哲学。他们都不认为，在现代之后，宗教已经失去了支配人类生活的能力，因而与黑格尔左派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根本不同。从这一思想语境来看，尼采的论题本身究竟如何，仍然需要下功夫认真理解。深入研究《敌基督》，对于关心中国精神在世界宗教范围内的权力意志问题的汉语学者来说，意义相当重大。 这部文选以两篇分析尼采的反基督教论说的文章起头。 理解历史中的哲学论说，首先需要搞清楚论说者的意图和语境，为何如此说、针对谁说。理解尼采的反基督教论说，必须尽力搞清其思想史背景。基督教乃相当复杂的欧洲历史和思想史现象，无论从历史和思想形象来看，基督教都不是只有一种形象。因此需要问，尼采攻击基督教，针对的究竟是谁（哪一种基督教）？这些问题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清楚。比如，为什么尼采很少涉及希腊教父、拉丁教父和中世纪经院神学的思想言论？尼采与基督教的理解究竟以什么为基础？ 尼采对基督教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其道德主义方面，而尼采自己清楚，就原始基督教或者基督教信仰的实质而言，根本就不是一种道德主义，道德主义的基督教不过是启蒙性的基督教。显然，尼采是基于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来攻击基督教的——以至于在尼采那里，“基督教”的具体含义就是“启蒙精神”。颇有眼力的思想史家洛维特将尼采哲学看作从笛卡尔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正是从笛卡尔，一个哲学的上帝出场了。一旦这个哲学的上帝被自己的卫士——哲学的证明杀死，道德的上帝就会取代哲学上帝的位置。施特劳斯强烈主张耶路撒冷与雅典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不仅因为两者根本不同，而且因为调和的结果必然是两者同归于尽。这一论断可谓深得尼采之心。 洛维特的诸多大著主要围绕从笛卡尔到尼采的思想史展开，而他心仪的布克哈特恰恰是个历史哲学大师，可见洛维特所想的问题与前述宗教哲学问题紧密相关。洛维特关于尼采与基督教关系的论述提醒人们，要从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语境理解尼采的反基督教言论——写于1962年的《尼采的敌基督教登山训众》一文对此有扼要的论述。 自从现代理论出现后，尼采解读有了全然不同的语境和问题意识，莎皮罗的《墙上的书写》堪称晚近分析《敌基督》的力作，按现代思想的家法来解读尼采的反基督教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尼采研究的思想动向——从现代思想如何来考虑欧洲精神的“权力意志”问题？抑或干脆不管这个问题算了。 尼采思想承前启后，乃转折性的大哲人。随后的四篇文章关注尼采与其前后的大思想家之间的思想关系，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思想视野来理解尼采。 思想家之间的思想关系有两种情形。一是两位思想家在生平史上实际发生过的思想影响；二是纯粹思想性而非史实性的关系。比如，尼采与基尔克果，就是纯粹思想性而非史实性的关系。基尔克果不知道尼采，也没有文献显示尼采曾经注意到基尔克果的论著。但正如洛维特的《基尔克果与尼采》一文所论，两人同样面对欧洲虚无主义问题，却采取了根本不同的立场。对于洛维特来说，这两位抵抗欧洲虚无主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样一个思想比较方式，是更为哲学性的，在思想史研究中并不乏见，但非哲人不能为之。 尼采并非横空出世、仿佛从天而降的哲人。像章太炎一样，尼采是古文家（古典文学家）出身，对古希腊、罗马古典著作如数家珍，可以信手拈来。另一方面，尼采对近代之书也无所不读。尼采自称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就有跟从别人的阶段——通常，人们仅知道尼采与叔本华、瓦格纳的关系，其实这两人都不是尼采自己真正崇拜的思想前辈。尼采真正崇拜的是柏拉图、斯宾诺莎、歌德、赫拉克利特、帕斯卡尔。沃格林的《尼采与帕斯卡尔》写于四十年代，该文对尼采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关系既作了细致的史实性考察，又作了精深的思想性论析，相当富有激发性。为什么沃格林要把尼采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关系作为一个政治哲学论题来讨论，沃格林在写作《秩序与历史》之前，已计划写作多卷本《政治哲学史》，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代之以《秩序和历史》。不过，沃格林写的论文实际构成了《政治哲学史》的建筑材料。《沃格林全集》的编者按沃格林自己的构思，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论著结集成八卷本《政治哲学史》，第七卷题为“新秩序和后的走向”（The New and Last Orientation），“尼采与帕斯卡尔”一文就出自这一卷。仅仅这一问题，就已经够我们想很久了。 尼采百年之后，真正能懂尼采问题而且沿着其思路前行的德语大思想家，海德格尔之后，恐怕非施特劳斯和布鲁门贝格莫属。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影响深远，这里收入的洛维特解释海德格尔的尼采文章，有助于我们反省海德格尔的尼采形象的历史和哲学含义。 布鲁门贝格以《近代的正当性》和《神话研究》两部巨著闻名于世，思想相当精深，在神学方面的造诣，也非当今好多神学大师可以相提并论（曾参与撰写德国著名的神学百科全书RGG词条）。且不说《近代的正当性》前两部中的神学部分，其《马太受难曲》无论在思想和文笔两方面，均堪称了不起的哲学—神学论著。由于布鲁门贝格的论著大都构思宏大，不易截取也不易把握，本文集没有选他关于尼采的论述。这里选的长文是当代德国神学家贝伦伯格《有限的不朽：布鲁门贝格的神学批判》一书的总结性论述部分，讨论布鲁门贝格的《马太受难曲》如何推进尼采的后基督教思想方案：以希腊异教的审美神话代替基督教衰微后留下的精神空间。该文原题为“结论”，我将题目重新拟为“神义论失败后的审美神话”，意在突显尼采思想和欧洲精神的现代性危机及其解决的基本意涵。我们不能认为，所谓审美神话仅仅是一个文化学和美学问题，实际上它更是政治哲学问题。即便尼采《悲剧的诞生》这样看似论审美问题的书，其实也是地道的政治哲学。 尼采是否希望通过希腊异教的审美神话回复欧洲精神的“权力意志”呢？布鲁门贝格的《神话研究》的野心究竟是什么呢？与尼采有什么思想性关系？ 尼采肯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没有“神”，对于尼采来说，生活是无法承受的。但尼采信奉的究竟是什么“神”？思想家们的理解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尼采是隐匿的基督教上帝的寻求者（雅斯贝尔斯），或者认为尼采是希腊异教神学的复兴者（海德格尔、洛维特）。施特劳斯对两种看法都不以为然：尼采是旧约圣经和希腊古典智慧的传人，这两种智慧都忠诚和热爱大地——包括热爱和忠诚于此世的不幸、恐怖和困窘。对我们来说，无论尼采肯定的是犹太教的上帝还是希腊异教的神，尼采的“神学”都与欧洲精神的现世命运紧密相连。施特劳斯关于尼采的专论论文，见笔者编的《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施特劳斯与尼采的思想关系，参见朗佩特的出色研究《尼采与施特劳斯》（田立年、贺志刚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后两篇文章出自神学家的手笔——阿尔狄泽是美国有影响的新教神学家，弗拉狄耶尔是法国耶稣会士出身的哲学教授，由此可以看到，当今的神学思想并没有扔掉尼采。 将西方现代思想重新引回西方思想的源头——古典希腊哲学智慧，是尼采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转折行动——海德格尔、施特劳斯都跟随尼采回头看，虽然看的东西非常不同。当然，这种回头看的行动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就开始了——启蒙运动之后的浪漫派主张全面返回古希腊，尼采的返回沿此方向达到了时代的，从而开启了这样一种承担欧洲精神命运的思想意识：在现代欧洲，唯有德语思想还有可能使欧洲精神重建与自身源头的关系，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思想都早已在启蒙现代性的汪洋中淹死了。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沃格林、布鲁门贝格都要回到希腊，重新解释古希腊哲学和神话。这种解释当然不是现代学究——无论语文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式的解释，而是政治哲学式的解释。自以为得了尼采真传的后现代思想——即便致力解释古典传统的德里达，实际上已经与尼采的苦心孤诣背道而驰。 关心中国精神的现代性命运的汉语思想者与尼采思想发生内在的深度关系，是没有指望逃避的思想命运。 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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