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德国天才4：断裂与承续
》
售價：NT$
500.0
《
妈妈的情绪，决定孩子的未来
》
售價：NT$
194.0
《
推拿纲目
》
售價：NT$
1836.0
《
精致考古--山东大学实验室考古项目论文集（一）
》
售價：NT$
1112.0
《
从天下到世界——国际法与晚清中国的主权意识
》
售價：NT$
347.0
《
血色帝国：近代英国社会与美洲移民
》
售價：NT$
265.0
《
海外中国研究·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艺术系列）
》
售價：NT$
811.0
《
唐宋绘画史 全彩插图版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
作者对陶渊明相关文献材料的掌握极为全面，解读也极为细致。所涉话题虽大多是陶渊明研究史上的常见内容，但因借助于更为细致的文史互证、更为深入的文本细读，在许多方面丰富甚至刷新了前人的研究。“生平六考”与“作品六考”充分呈现了某些看似老生常谈内容的复杂性，并提出了许多可靠的，或颇具启发性的新见。后四章所关涉之话题大小不一，均能自成其说，颇具洞察力和启发性。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以“诚与真”为主要线索，就陶渊明的生平、作品、精神世界、文学风貌中“重要而又文献足征”的问题与话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陶渊明的历史世界”，分为“生平六考”与“作品六考”，处理陶渊明生平、作品中一些基本且重要的问题。中编“陶渊明的精神天地”，包括“笃意真古：自我与风度”和“诚之以求真：陶渊明的人生行思”两部分，讨论了陶渊明的自我认知、发展与展示，写作的真诚性，以及他的文化偶像，讨论魏晋玄学对陶渊明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分析陶渊明人生与文学的“真”之境界，并拈出“诚之以求真”一词，以此归纳陶渊明人生哲学与实践的独特面目。下编论“陶渊明的文学风貌”陶渊明的文学，包括“谁识弦上音：主题与风格”和“希声：陶诗的修辞”，就陶诗的“边境”主题、陶诗的力量立论，并在修辞学语境中分析陶诗的修辞方法与特色。全书展示了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深入式研究模式，同时实事求是，考论结合，多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称得上是陶渊明研究及其相关领域内难得的，兼具基础性与前沿性的成果。
|
| 關於作者： |
|
刘奕，字摩诃，四川乐山人，任教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已出版专著《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整理古籍《王文治诗文集》《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秀岩集》，发表相关论文四十余篇。
|
| 目錄：
|
前言1
上编 陶渊明的历史世界
章 生平六考 3
节 名字考 3
第二节 门第考 7
第三节 初仕考 23
第四节 镇军参军考 27
第五节 辞官考 41
第六节 晚年征辟考 46
第二章 作品六考 56
节 “见南山”与“望南山”考论 56
第二节 “三湘”考 75
第三节 关于《赠羊长史》的两个问题 86
第四节 《答庞参军》二首系年 93
第五节 友人“殷晋安”考 104
第六节 《五柳先生传》写作时间辨 117
中编 陶渊明的精神天地
第三章 诚之以求真： 陶渊明的人生行思 123
节 自然与名教： 陶渊明的玄学之思 123
第二节 真之境： 陶渊明的人生境界 147
第三节 诚之以求真： 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与实践 161
第四章 笃意真古： 自我与风度 184
节 陶渊明的“自我” 184
第二节 陶渊明的真与伪——兼论理论运用的适度性问题 202
第三节 五柳与孤松——关于嵇康、孙绰、张湛对陶渊明的影响 222
下编 陶渊明的文学风貌
第五章 弦上之音： 主题与风格 239
节 疏世之隐与“边境”文学 239
第二节 陶诗的力量 259
第三节 真切与深广： 陶诗田园书写的特色 285
第六章 希声： 陶诗的“修辞” 300
节 何谓陶诗的“修辞” 300
第二节 形容的尺度 305
第三节 句篇节奏 310
第四节 风格修辞 324
陶诗与《论语》（代结语） 343
已发表相关论文、文章一览 364
征引文献 365
后记 389
|
| 內容試閱：
|
马一浮先生训示弟子：“庾子山诗云：‘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今人通病大抵不出此二语。人谓钟太傅书沉着痛快，今始深觉其言有味。不唯作书要沉着痛快，作诗亦要沉着痛快，说话做事亦要沉着痛快。须知非‘忠信笃敬’，不能有沉着痛快气象。寻常只作率直会，太浅了。（中略）尝谓严沧浪以‘香象渡河’‘羚羊挂角’二语说诗，深得唐人三昧。‘香象渡河’，步步踏实，所谓‘彻法源底’也；‘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于法自在’也。作诗到此境界，方是到家。故以‘香象渡河’喻其实，谓其言之有物也；又以‘羚羊挂角’喻其虚，谓其活泼无碍也。”（《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一）这段话无意中已道出陶公精神。陶公一生，不过是无俗心而有真气。他踏实，如香象渡河；超然，如羚羊挂角。所以沉着痛快、超妙博大。
比如写世事自有生灭，当以达观付之这层意思，陈简斋云：“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落笔在微波易定，写其变灭，思深骨劲，自是宋人之笔。老杜《天河》则借物作比兴：“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状天河之明之常，而自见胸次阔远。谢客也说：“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游赤石进帆海》）言下有无穷意味。而陶公则云：“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不假比兴，朴素大方而潇洒自在，转觉胸中无一点尘滓。
陶公如象入水，常人只是浮水而过，如何理解这种彻底之实？他如羊在树，地上痕迹扫地都尽，研究者又当如何追寻踪迹？更难的是，将这至实至虚的二者结合在一人身上，理解之，描述之，剖析之，岂不大难！这本小书借用了美国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的书名，算是此刻我的回答吧。只是陶诗难读。做村塾师的评点易，有透彻之悟、会心之解难；写学术八股文易，翻旧案立新说易，实事求是，探本溯源难。“诚与真”的品目能得陶公首肯吗，不敢确信。
这本小书与其说是我的陶渊明研究，毋宁当视为个人对陶渊明的理解。在学术起步的阶段，我也曾希望自己能厕身学术的潮流之中，对学术前沿非常关注。同时，我服膺孔子“温故而知新”的教诲与钱大昕“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治学旨趣。于是渐渐地，我意识到，预流固然好，但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更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去迎合潮流。如果读不懂作品，不理解研究对象和他的时代，标新而不出于温故，实非我这种愚笨之人所宜。鸟行空，鱼游水，愚人只合走长路。研究古人，先得读懂古人，温故而知新。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读懂，又谈何容易。从一字之校勘、一词之训诂、一句之解释，到名物制度、史实事迹之考察，到一诗之字表与字里，到诗人生活的历史时空、构建的文学天地，再到思想、实践与精神境界，越是伟大作者，对读者的挑战就越大。小的诗人，如果能成为文学史上一段路、一块路标，那就是他的意义。这时我们只需把这个诗人放入文学史中了解即可。伟大的诗人却不如是，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他的意义。他的伟大，在文学之中，更在文学之外，因为与伟大的思想人物、政治人物、艺术人物一样，他就是人类，就是人类的意义。即便回到文学之中，小的诗人风格稳定而有限，他们的艺术与精神世界的深度与广度并不远离人群，所以显得可亲可爱；而大的诗人，风格多样，艺术与精神复杂而难以理解（哪怕白话如陶渊明），便往往逃不了平面化、标签化的命运，甚至会被阳为推奉，阴实蔑弃（如王士禛对杜甫）。读懂大诗人，谈何容易。何况古今断裂已久，于今为甚。这些年我读书为学的一大目标就是入门，入古典诗文之门。入此门中，纵有堂上堂下之别，所言尚不至于大相径庭。所谓“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对我而言，不能先入古典之门，何敢腆颜言出，更不敢奢谈古今中西之际。
一个人物一旦进入文学史容易平面化，因为文学只是一个面向。人是立体的，伟大的人物尤其复杂。《国语·郑语》有云：“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单纯的人物固然可爱，复杂的人物才会生出无穷意味，而使人着迷。所以研究者都知道，对文学史上的伟大者，要同时了解他生活其中的历史世界，探究他作为鲜活个体的精神世界，会心于他作品所呈现的文学世界，这样才能相对真切地理解他。东坡读书，有“八面受敌”之法，理解人物，也当用此法。只是知易行难，考史、辨思、析文三端，深入任何一端都不容易，何况三者同时用力。但我自问为学的目的，是找到捷径，以缩地之功达到所谓目标呢，还是探索尽可能多的道路，漫游尽可能多的区域，发现那些隐秘的所在，时时停驻欣赏风景呢？自然是后者。因此“八面受敌”对我而言，享受多于磨难。当然，人的才能学力不同，赋性所限，我虽然力争上游，但遗憾仍多，这是没有办法的。
本书分作“历史世界”“精神天地”和“文学风貌”三编，每编两章，章内节数则不定，选择讨论的问题大抵是个人认为重要，而又文献足征者。有些问题前贤争论不决，希望能有所推进，尽可能得其实；有些问题极重要，前人或未注意，或者未曾系统论述，则专门讨论势不能免。故所论虽不能应有尽有，但也不敢取巧，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大都在考论之列。
“陶渊明的历史世界”一编，于生平与作品各做了六个考证。考证的目的，是厘清陶渊明生平与作品中一些基本或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揭示陶渊明生活的历史语境。考证中古时期的问题让人着迷，盖史料不多也不太少，考验研究者勾连材料与推理分析的能力。在重检史料，复核前贤的有关考证时，我发现一个常见的难点是史料之间勾连度不够，导致很多常见而可用的史料被弃之未用，这种情况下，许多推论基于情理或想象而非基于证据，可信度便颇成问题。因此即便是一些反复被讨论的基本问题，特别是生平事迹，仍不能盲从轻信，而应该更广泛收集史料，更灵活勾连材料，同时变换切入的视角，重加检讨。这样得出的结论，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前人之说，或者一切破除，另立新说，都有一个相对更坚实的基础。当然，直接证据阙如的情况下，考证只是考其可能性，我希望的只是提供一种更大的可能性。
我在阅读前人的考证时还注意到，清代学者，尤其是钱大昕这样杰出者，常常从职官、地理这些相对更切实的问题入手，所得出的结论便比较可靠，至少会少犯错。对此，钱大昕是有相当自觉的方法论意识的。《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云：“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卌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 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又《廿二史考异》卷四十有云：“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后来邓广铭先生讲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基本依据正是钱竹汀。受此启发，我在考证时也常从职官、地理等角度切入，自然也扩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围，于是常常得出一些“新鲜”的看法。我的结论当然不敢说是定论，但应该能引起更多讨论吧。
章生平六考，考证的都是文献足征者，像生卒年这个基本也是争议多的问题，我感觉目前仍无法在材料和方法上超越前人，就只好暂付阙如。相对来说，除了陶渊明的名字以外，他生平中仕宦经历的部分材料丰富，所以我基本用力就在这些问题上。名字考一节，我用新材料和新视角证明了宋人吴仁杰的旧说。门第考一节，从史源和职官两个角度证明清人和今人的一些异议新说的不成立，陶渊明家族在地方上算是高门应无问题，他是那种可以要富贵而不要的人物，所以为高。初仕考与辞官考两节，则是结合职官制度，尽量还原了陶渊明起家做州祭酒和后从彭泽令上辞官的历史语境，澄清了前人的一些误解。要说新发现，那就是我发现陶渊明挂冠归田是需要放弃所有田禄的，后辞官的坚决与其人的斩绝也可由此而知。以上四节，从结论上说，算持其旧。镇军参军与晚年征辟两节，考证的结果大概可谓出其新了。尤其镇军参军一节，我考证的结果是陶渊明未曾做过刘裕的参军，这个镇军将军是史书无传的会稽内史谢輶，这样前人一直纠结的陶、刘关系竟似乎是个伪问题，这一点让我很觉兴奋。
第二章考证的是我在阅读陶渊明集时碰到的六个问题。《“见南山”与“望南山”考论》是六篇中早完成的，也是我认为重要的。针对有学者提出“见”字是被宋人“筛选”“制造”出来的新说，我重检了有关史料，发现这一新说在考证上得不到支持，“见”与“望”字应该就是早期并存的异文。然后我梳理了这两个字消长的过程，认为“见”字后的胜出，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所致，非一时一人的主观意识形态选择制造的结果。研究古代的文本，当然要留心编辑者的主观认识所造成的改变，但正如荣格所指出，人们的意识既有属于个体的主观意识，也有集体无意识，后者很难简单以主观来界定。何况还有那么多客观的物质、社会因素会造成文本变异。研究文本变化，态度更谨慎些，考虑更周全些为好，过于强调其中一端而不及其余，往往过犹不及。学术研究，当采铜于山、萃盐于海，而非做幻人之术。其余五节，涉及作品编年、本事、地理、人物等问题，考证的方法与章相同。其结论似无关宏旨，但对我本人而言，一是享受了考据的快感，二则加深了对陶渊明的理解，所得便不算小。陶集中类似文字校勘、作品编年注释的问题还有不少，留待今后继续处理吧。
中编“陶渊明的精神天地”，讨论的是陶渊明的思想与品行。陈师道《后山诗话》：“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一：“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所能成。”后山、龟山二先生所言，非一家之见，实古今一种通识，大概陶渊明高出众人，正在于此。这一判断隐含着两个前提： ，陶渊明必有一套独属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胸中必有一番众人所不及的妙处，使得他的人生达到某种高明的境界；第二，陶渊明真诚，品行高洁，是人文合一的典范作家。实际上古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正以这两个判断为基石，因此其思想境界问题，其品行与人文合一问题，是极重要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并非不证自明的，质疑的声音，古代就有，今天更多，需要我们采用现代学术的眼光与方法重加检讨。因此，我在第三章中重新分析了陶渊明的思想，尝试发掘他独特的人生哲学，并作出阐发。这一章在计划中本来只是一节的内容，可是提纲列好之后，发现要梳理的问题不少，一节难以容纳，后不得不分作三节。形式上是三节，从逻辑上看，仍是连贯而下的一篇。而第四章，则主要讨论陶渊明是否真诚，是否人文合一的问题。
前辈时贤讨论陶渊明思想的文字不少，论其思想归属，大致有道家、儒家、释氏，以及调和儒道（释）这几种意见，尤以调和说为普遍。在我看来，调和说固然更有道理，但已有的论述却仍未准确揭示陶渊明思想的真际。因为各家思想的调和，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有汉人以儒摄道的调和，有魏晋玄学以道摄儒的调和，有禅宗吸收道、儒的调和，有宋明理学明斥佛老而阴袭其思想模式、思维结构的调和，也有明清常见的儒释道三家“硬调和”……陶渊明是哪一种？还是自成一家面目？已有的研究似尚未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有效回答。而我希望的是跳出儒道（释）调和这类模糊的表述，更准确地揭示陶渊明的思想结构。
断断续续思考几年之后，我的认识渐渐清晰起来。“诚之以求真”，正是目前我对陶渊明人生哲学及其实践的概括。真者，是陶渊明追求的人生境界，对这一境界的构想，大概他较多受到玄学的启发。因此节先讨论魏晋玄学具体如何影响陶渊明的思想。这一问题，学界的研究是在不断推进的，从笼统地说玄学影响到逐渐注意到玄学内部各家各派不同的主张，从早期学者以为嵇康、阮籍的思想影响，到近些年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郭象的思想影响。在此基础上，当考虑郭象的影响究竟如何展开，陶渊明又何所扬弃，似可更充分参考思想史、哲学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陶渊明诗文的解读，以更细致的方式呈现。这就是节所做的工作。当然，陶渊明思想不可能完全为郭象所笼罩，他所追求之真与郭象及其他玄学思想家都不同，第二节即归纳陶渊明意中“真”的概念，进而分析陶渊明人生与文学所达致的真之境的面貌。陶渊明的真是什么，这个问题得到剖析之后，需要进一步思考，他是通过什么独特的方式达致真之境的。我认为陶渊明人生行思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不会斤斤于孰为道、孰为儒，反而开创了一种几乎全新的人生之道： 以儒者诚之的态度与实践追求庄子所描述的真的境界，或者说是以贯彻道德意志，并敦行实践的方式，后达致自然真诚的人生境界与自由的心灵境界。我把这种人生之道概括为“诚之以求真”。这种人生行思的精神，其实是暗契孔子而遥启宋人的，陶渊明特别受到宋人的欣赏与推崇，这大概是重要的原因。几次拟议，我后将全书之名定为《诚与真》，正是基于“诚之以求真”的人生之道在我看来全部地贯彻在了陶渊明的人生与文学之中，而亟待表彰。
马一浮先生《旷怡亭口占》诗有名句云：“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我以为这二句可极好地形容陶渊明的人生之道。识乾坤之大，这便是真实不虚之境。怜草木之青青，便是诚之的工夫。这个“犹”字好，说明未识乾坤大之前，要做怜草木的工夫，已识之后，仍要做此工夫。所以真者固然是诚之所致，而达致真境之后，仍要诚之不已，方能不退不堕。比如《饮酒》其五是真之境，而其十六“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其十七“任道或能通”，仍是诚之的事业。所以诚与真，在陶渊明那里，是交织贯彻、持之终身的，并非一前一后、一消一涨的关系。旷怡亭在我家乡乌尤山上，下临大江，遥对峨眉。抗战时，马一浮先生迁流到此，创办复性书院，平时讲学之所正在此亭中。每次回家，我都会在风景澄澈的日子里，登临斯亭。源源岷江，自北而来，青衣、大渡二水，则在西边不远处先自汇流，浑浑灏灏，直奔山前，入大江而南去。目力逆水而西，峨眉山、绥山，若浮在江上，在天际一字排开。我曾作过一首《望峨眉歌》，开头云：“秋云万里都净尽，峨眉翠从天外来。青崖紫壁光变灭，巨壑深岩虎啸哀。龙吟沧江出地底，天边草木如浮埃。我来登高临宇宙，峥嵘襟怀为之开。”当襟怀大开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马一浮先生的诗，也会想起陶渊明。他登临庐山，遥望大江，天地之阔大与人生之真诚，必定同流共化，无内无外，思之令人神往。共感于江山也好，反复琢磨其诗文也好，我找不到陶渊明不真诚的证据。
所以小书的第四章要剖判的就是陶渊明是否真诚，是否文如其人这个问题。研究陶渊明的思想和人格时，我常常想起毛姆的一段名言：“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可靠的护照。”（傅惟慈译《月亮与六便士》）我深以为然。陶渊明传记中不少逸事，就是这类神话吧。但传记中有无神话与其人是否真诚，毕竟是两个问题，它们不能彼此证真，也不能互相证伪，个人神话的作用，在我看来更多是放大人物的某种特质，也放大后人的想象，使之在历史的记忆中不朽。就像宋人马永卿在《嬾真子录》里分析的那样，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在农历八月到十一月，那不是播种稻谷的时节，所以“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的传说，多半靠不住。这就是神话。但这个神话否定不了陶渊明嗜酒的事实，毕竟还有大量陶氏诗文和其他传记资料为证。学者研究，当分辨传记故事何者为神话，何者为事实，也当分辨文学自述何者出于真诚，何者出于伪饰。人是复杂的，真人或不免善意的谎言，伪人亦偶有实话，岂能因善意谎言的存在而证其伪，又岂能以一二实话而许其真？
关于陶渊明及其创作，当代有种很有影响力的新说，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是自传诗，同时也正如一般自传一样，有太多伪饰，他只是在利用诗歌，塑造一些自己希望传达的自我形象。这显然是针对传统的陶渊明人文合一的观点而发的。其实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条中早已说：“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赴伪廷之举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中略）《黍离》之大夫，（中略）真也。栗里之征士，（中略）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他当然知道文辞作伪者极多，但陶渊明不在此列。可惜顾炎武的意见完全被他们忽视了，陶渊明经过简单分析就被归入作伪者之列。我认为顾炎武属于精通传统文史与文章的一流士大夫，他的判断不宜不加检讨就置入冷宫。所以我写了一篇反驳的论文，主要是将新说背后隐藏的理论依据挖掘出来，一一加以梳理，并分析这些理论的适用度问题，同时也回到文学史与陶诗中具体分析，后证明新说不能成立。这就是本章第二节。论文写好之后，我觉得光是反驳也不行，那陶渊明作品中“自我”究竟真实与否，其作品呈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我，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从正面加以说明，所以再写了节的内容。就我个人的研究旨趣讲，我不大赞同套用、袭用某种西方理论直接分析中国的文学，但是分析陶渊明的自我的时候，我觉得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面临自我认识、自我发展与自我展示的问题，这既是每个人的基本问题，也是心理学要处理的基本问题。所以我就小心地参考了心理学对这三个问题的一些研究成果，一边分析陶诗，一边比较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和具体研究，看看是否有相符合的可能性。结论是陶渊明诗歌中的自我描述，既在基本问题上与心理学对个体自我的描述相合，在一些细节上也可以互相做验证。这样，不但可以将陶渊明的“自我”的方方面面看得更清楚，也可以比较确信地说，古人认为的陶渊明人文合一、诗如其人的看法并没有什么问题。第三节，从分析嵇康与柳树的关系，孙绰、张湛与松树的关系入手，讨论他们对陶渊明的精神与风度产生的不同影响。似乎陶渊明早年爱柳与嵇康有关，晚年好松，多多少少受了孙、张任诞风度的影响。这一节可以视为上一章前两节的补充，但不能打断逻辑插入其后，干脆移置于中编之末。
下编讨论陶渊明的文学风貌，这一编各章节的写作原则是详人所略，尽量写出自己这些年读诗的体悟。文学史的研究当以文学研究为归宿。学者巨细无遗地指认并勾勒出文学史上的每一条线索，发现并填补文学史的每一个空白，固佳，只是这样做的目的是理解文学、研究文学，而非遗忘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在文学上，他们早已全面浸润在本民族文化，甚至一些异民族文化的肌理经脉之中。从语言、审美到人生态度、言行方式，甚至草木之欣赏，饮食之烹撰，无不回荡着经典的声音。对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果不能深切地理解，那也谈不上传统的继承，更加谈不上发展出新。程千帆先生曾强调文学作品的核心地位说：“文艺学与文献学两者有个结合点，那就是作品，首先要把作品弄得很清楚。”（徐有富《程千帆先生谈治学》）“方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使作者的心灵和它所依托的时代浮现出来。就是要认识作品真正的美。（中略）我们无论用哪种方法从事研究，都必须归结到理解作品这一点上。”（《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张伯伟先生由此总结并引申说：“所谓文学研究的方法，其区别于哲学或史学研究方法的关键，就在于其研究对象离不开文学作品本身。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的历史和理论；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学的历史和理论就只能是表层现象的描绘或似是而非的议论。”（《“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程千帆先生诗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或以为古代文学的“文学研究”即文学鉴赏，又进而鄙薄鉴赏不足为，转而用力于文学之外，这都是门外之谈。文学自成天地，千里莼羹、秋风鲈脍，其滋味非阴山外食酪者所能想象。理解文学和心灵，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下编即致力在此。
翻看我十多年前为“陶渊明研究”这门课所写的讲义，关于田园诗，我的基本判断是：“帮助陶渊明忘掉烦忧的田园生活也凸显出自己的位置，即出世而不离世，它既在人间，又远离人间，诗人与尘世的距离不远不近，与世人的情感不深不浅，都刚刚好。这不正是中道而行，不正是孔子推崇的中庸吗？因为中庸，诗人虽然与纷扰的尘世尽量保持距离，却也不会隐居山林、离群索居，他需要恬淡的亲情、友情，他自己的感情也深厚、平和、恬淡，让人心醉。”“田园是不同于官场、山林以及神仙世界的第四种存在，也可以说它不偏不倚，处于繁华与冷寂这两端的中点。这是陶渊明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人的生活世界、思想世界、心灵天地的贡献。”不仅田园诗如此，实际陶渊明全部作品都可以如是解读，这是我十几年来一贯的认识，只是该用怎样的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一想法呢？某个失眠读书的晚上，“边境”这个词突然从我的脑海中一跃而出。记起来本科时在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中看到，传统国家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疆界，起区隔作用的一般是山川、草原、沙漠等自然地带，所以边境是国与国之间一片归属相对模糊的区域。非常兴奋，这正是我需要的概念。之后我重新梳理了中国历史中隐逸的类型，确认陶渊明的隐逸方式属于其中较独特的一类，他的心理需要促成了他的这种隐逸选择，而这种生存状态又造就了他独特的“边境”意识。由此，其文学的基本主题即对这一“边境”生存的书写。这就是“边境”一节的缘起。
......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