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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在上海史研究方面,熊月之等学者就曾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研究不均衡的问题。尽管法租界在上海近代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在学术领域,上海法租界的专门史研究并不深入。有学者表示,受限于语言以及资料获取的难度,学界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在上海公共租界之下。上海保留下来的法文档案和资料很多,但上海精通法文的人实在太少,而通法文又从事上海史研究的人几乎“凤毛麟角。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法租界史与上海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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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学界好评,填补了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空白。本书主要从专题研讨、人文遗产、都市文化等角度梳理和介绍上海法租界的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研究主题包括法文报刊、中法文化交流、法租界相关建筑物、电影院分布等,涉及法租界时期的人物、团体、建筑、报刊、大学、乐队和电影院等。有些史料为首次披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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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蒋杰,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史、抗日战争史、中法关系史、域外涉华档案整理及数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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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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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专题研究
从上海到京都——高博爱与中·法·日文化交流 赵怡
屈从、抵抗与合作: 抗战时期的上海法租界警察(1937—1946) [法] 柯蓉 著江天岳 宋子玄 译 蒋杰 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法电工人 李君娜
人文遗产
营造现代空间与传承文化遗产:法国租借地广州湾的历史城区 吴子祺
建筑的功用与生态变迁: 上海外滩法国邮船公司大楼考略(1937—1949) 彭晓亮
上海八仙桥法兵纪念碑始末 刘华
都市文化
梦幻世界: 近代上海的电影院——以法租界为中心(1912—1943) 江文君
中国近代西方音乐教育的先行者——土山湾孤儿院铜管乐队 李健
近代中国大陆法教育: 以震旦大学法学院为例 任轶
黄德乐与《法文上海日报》 李君益
读史阅世
法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份批判性的评估 [法] 安克强等 著 蒋杰 译
科隆贝双教堂村的伟人: 缅怀戴高乐将军 江天岳
虞和钦与上海法租界内的“莳薰精舍”、开明电器厂 王细荣
文献目录
《中国通讯》所见徐家汇新耶稣会士西文出版物概况 张晓依
中国学术界译介法国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文献目录初编 马军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员录》(三) 陆烨整理
外文译介
1906年法国陪审有关会审公廨的报告 侯庆斌 宣金洪 编译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中法新汇报》相关史料选译 侯庆斌编译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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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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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八仙桥法兵纪念碑始末
刘华
1853年3月,太平军沿江东下,定都南京;9月初,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1855年1月6日法国军队与清军联合进攻上海县城北门。“早晨6时,安置在领事馆附近的两门炮向北城开火。与此同时,有两列纵队,每队四排,共两百四十人,在围墙的掩护下排列好,准备攻打。”此次进攻失败,法兵13人丧命,伤30余人,是为小刀会起义历史中比较出名的“北门之战”。
死亡的13名法兵中,包括三名军官。“为了在围绕县城并与叛军的防御工事平行的护城河上架设一座便于其他战友通过的桥梁,工兵连的Durun中尉英勇地冲到了前面。就在这座桥梁刚刚完成架设的时候,他被一颗叛军射来的子弹击中而牺牲”;“在爬上城墙缺口处的时候,……,他们把一门霰弹大炮架设在我们攻城部队的正前方,并在那里向批登上坍塌处点的突击队员射击。正是在这里Petit和他的三名士兵被杀”;“迪斯克里少尉受了重伤,几天后也死去了。”
一、 立碑、移碑和碑的形制
1855年1月9日,法国驻沪领事爱棠通告法侨说:“法国人的血,已为公义而神圣的利益,在上海县城上流去了;此班博爱的牺牲者,为他们自己的尊严而奋斗,勇敢地战死了。你们都应晓得,他们是为保护外侨全体利益而向那一班中国强盗和外国流氓作战的;他们今要用以生命换来的代价,向所亲爱的祖国,和所护卫的宗教,以及一般的同胞,要求一座纪念碑。此碑是用以追思他们的功绩,和表示我们的感恩。此种神圣的本分,是该由在中国的全体法国人来完成。”
这座纪念碑的造价约需1.2万法郎。 “爱棠先生在法国人当中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几天时间内,募捐就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牺牲者的墓园应该建在领事馆附近的地方,我们打算一旦事件结束,上海的正常秩序得以恢复,就把其他的牺牲者的遗体迁往这个墓园,使他们可以安息在他们为了它的权利与荣誉而战的法国的国旗下。”
“1855年3月15日。在这一天,1月6日牺牲的法国军人的遗体,被运往修建在领事馆旁的墓园当中,以示敬仰。在这个墓园完工之前,他们的棺木被停放在董家渡大教堂内。” “整个队伍排成两行,气氛严肃,秩序井然。圣咏的歌声和高唱着的中国经文声此起彼伏,启应不绝。队伍就这样在坍毁的城厢中,沿着不久前被水兵们攻下的东门炮兵阵地的废墟前进。队伍在城北,离洋泾浜不远,即将树立纪念坊的地方停住了。”
“到1857年1月6日但法国《画报》杂志于1856年7月5日已发表了纪念碑落成典礼的报道。一个合理的推测,纪念碑完工于1856年7月5日之前。,法军袭击上海城两周年纪念日,纪念碑已经落成。在洋泾浜,由江西主教达尼古(Danicourt)举行大礼弥撒,郎怀仁神父对到堂的法国领事馆和法国海军的许多官长讲道,然后大家到离堂不远的纪念碑前。祝圣完毕,大家后一次为安息在纪念碑下的各人祈求。” “1864年,根据比索内 应为皮少耐。——作者注和巴隆的建议,公董局董事会皮少耐饬令道路检查员拉家塞(lagacé)越界在八仙桥一带乡村购置六十多亩的地皮,作为法租界新公墓。而当时英租界也有同样的目的,这六十多亩的土地,法租界仅购买了25.5844亩土地,其余留给公共租界。”这处很长一段时间在地图上被称为“新公墓”的地方即后来的法租界八仙桥公墓。
有看法认为是1912年上海拆城时候,“这个‘法兵坟山’被拆除,葬在这里的法兵遗骨以及墓碑一起移到八仙桥外国坟山”。该作者还有另一主张,即约1900年因人口稠密搬迁到八仙桥公墓内。但1900—1914年法租界内严格禁止举行任何墓葬。
两部《江南传教史》都认为此事发生距离纪念碑落成时间不久。“几年之后,法租界里住满了中国人。于是,人们就把这座纪念碑搬到一个公墓里,它至今还屹立在该公墓中心。” “几年之后,因为法租界上华人拥挤,所以这个纪念碑迁移到坟地里去。现在它还在坟地的中央。”但在法“租界初二十年,法国团体规模很小,还没有独立建公墓的必要”,故法八仙桥公墓直到1871年始葬; 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工作年报》相关资料整理编制的“上海租界主要市政公墓一览表”。
据《法国人在上海: 1853—1855年清军围困上海的经过》一文:“1月6日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在直到近些年,还矗立在领事馆旁边。然而,由于一些新的建筑遮蔽了它,我们决定把这一纪念碑迁往上海市政公墓法国区的核心位置,它现在就矗立在那里。”该书于1884年由巴黎E. Leroux出版社出版。若据此,纪念碑转移应在1884年之前的“近些年”。
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的说法是:“纪念碑竖在那儿有二十年左右,后来,周围的建筑多起来了,把碑遮得看不见了,就决定迁移到八仙桥公墓。”纪念碑落成时间按法国《画报》杂志,应在1856年7月5之前;后推20年左右,即为1876年左右。考虑到1876年法八仙桥公墓修建围墙一事,纪念碑较大可能是在1876年前后迁移。
纪念碑初落成时,法国《画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对纪念碑的形制作了详细描述:“纪念碑安置在距离攻打地点二百米的地方”,“三十六根等距离排列的灰色花岗石柱子支撑着用大块石板砌成的平台,石板是红黑两色交叉铺砌的花岗石。平台上安放着棱锥体的尖塔。这座尖塔是四方形的,每一面宽二米半,高五米。底部是漂亮的绿色花岗岩石料,每一面都是单独一整块;台脚和檐口是黑色花岗石。”“支承尖塔的座墩四角搁在四个球上,座墩是白色大理石,每个面都是单独一块。尖塔和底部一样,也是绿色花岗石;在‘贞德’号上制作的一个镀金的铁球和铁十字架装在整个纪念碑的顶上。”“尖塔对着县城的一面雕刻着法国的武器。”白色大理石座墩四个面上分别刻有题词,“南面的题词是主要的,是向我们的战斗兄弟表示敬意”,“另外三面用中文刻着本省巡抚的题词”。将上述描述文字及《画报》杂志1856年7月5日报道所配纪念碑手绘图像与八仙桥公墓时期的法兵纪念碑照片相对照,可以发现迁移前后纪念碑的形制没有明显改变。
南面大理石石板上的拉丁文题词为: 这篇拉丁文题词有多个版本的译文。《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载译文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译自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的译文相一致,唯后者于阵亡名单后有“息止安所”四字,该译文为:“纪念因激于公义与人道而攻打侵犯上海城之盗匪,于一八五五年一月六日为国争荣而阵亡诸法人。同国骈肩作战诸友,谨立此碑。”另一被广泛引用译文见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纪念这些法国人,他们为正义和人道,攻打侵占上海县城之盗贼,于1855年1月6日为祖国争光而阵亡,他们的同胞与朋友谨立此碑。”另,1958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和1980年《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载法兵阵亡名单译文为:“贞德号”: 海军少尉,狄司克里;二等兵,雷上德;水兵,宫少林;海军上尉,杜伦;海军少尉,贝蒂。“高尔拜号”: 步兵,托阿力;水兵,布非;一等兵,陶米尼西;水兵,皮阿尔;水兵,艾文;水兵,马西;一等兵,齐古;水兵,勒盖夫。AD MEMORIAM GALLORUM 此拉丁文题词排版,参照笔者所见拓片图影作了调整,与其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的格式略有区别;阵亡法人名单排版则仍依《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拓片图影见《被误读的老照片》,前揭第139页。另,比照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法人小刀会之墓碑”拓片(K2464)和老照片,拉丁文题词和阵亡法兵名单应在纪念碑的不同位置: 献词在“支撑尖塔的座墩”南向的白色大理石石板上,名单在座墩下的“红黑两色交叉铺砌的花岗石”平台上。
白色大理石座墩“另外三面用中文刻着本省巡抚的题词”“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说它曾经存在过的话”。梅朋、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1929年由巴黎泼隆书店出版,也即“巡抚的题词”在1929年之前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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