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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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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的散文骈文合集，透过流畅优美文笔展现卓识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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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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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萌集》《宾萌外集》是晚清著名学者俞樾自编的文集。《宾萌集》共六卷，依次为《论篇》《说篇》《释篇》《议篇》《杂篇》《补篇》，收录俞樾所作的散文，文风平易流畅。 《宾萌外集》共四卷，以书序、寿序、书为主，另有赋、记、论、传、碑、启、墓志铭、诔、祭文、呈，都是骈文，辞藻华美，声调铿锵。本书以凤凰出版社影印光绪末增订重刊《春 在堂全书》本为底本进行点校整理，采纳蔡启盛《〈春在堂全书〉校勘记》的正确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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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省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 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
滕振国，男，1947年生， 1981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师从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曾任教于江西大学（南昌大学）、上海大学。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 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宋词与元曲。主要论文有《〈张协状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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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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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賓萌集》《賓萌外集》是晚清著名學者俞樾自編的文集。《賓萌集》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春由時任廣東布政使的王凱泰出資刻印，共五卷，依次爲《論篇》《説篇》《釋篇》《議篇》《雜篇》。此後二十多年俞樾所作可歸入《論篇》《説篇》《議篇》的，數量不能各成一卷，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彙成一卷，題曰《補篇》，作爲第六卷刻印。俞樾自述體例取法乎《晏子春秋》，還説‘今之集即古之子’。這樣比附，固然是向前代經典致敬，也不無自信自許自得的意味。
‘賓萌’一詞，出於《荀子·解蔽》：‘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俞樾自己有解釋：‘孟，當讀爲萌。……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游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往來諸侯之國’的‘游士’，很容易被理解成戰國時期的策士。他們操縱横之術，挾王霸之策，競走於權貴之門，雄辯於王侯之前，利口巧舌，攪動天下風雲，博取一己富貴。俞樾不是這樣的人。他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中進士，僅當了一任河南學政，便因‘試題割裂經義’而被劾落職。之後四十餘年，他潛心學術，成一代樸學大師；全力講學，主講杭州詁經精舍三十一年，有‘門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譽。《賓萌集》成書於他治學授徒之際，集中也無結交勢要、諂媚權貴之文。顯然，這樣的俞樾和戰國策士面目迥異，因此集名‘賓萌’一詞與戰國策士了然無涉。《吕氏春秋·高義》：‘（墨）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説墨子節衣縮食，與賓萌同伍，不求做官。高誘注：‘賓，客也；萌，民也。’很清楚，‘賓萌’就是客民，即外鄉人。這有利於進一步理解俞樾的解釋。‘游士往來諸侯之國’，重心在一個‘游’字，即游子、游俠、游民之‘游’，居無定所，謀生是求。其實，策士、縱横家是賓萌——客民、外鄉人的一種，其代表人物蘇秦、張儀，前者是東周雒陽人，游説六國，組建合縱聯盟，任合縱長，兼佩六國相印；後者是魏國人，得志於秦，任相國，以連横破合縱。還有一位大人物李斯，屬法家，也是一個賓萌，楚國人，入秦，立功而當上丞相。他的大作《諫逐客書》，勸諫秦王（後來的秦始皇）不要驅逐在秦的外國之人（也即‘賓萌’），説‘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愿忠者衆’，理直氣壯，冠冕堂皇，説明楚材晉用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俞樾是浙江德清人，落職後移居江蘇蘇州，并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構築‘曲園’，思老子‘曲則全’之訓，故名，至今尚是蘇州名勝。德清人而寓居蘇州，自然是個外鄉人。但以‘外鄉人’命名自己的文集，未嘗没有一絲中年落職的無奈和落寞。
《賓萌集》是散文集。俞樾爲文寫詩，崇尚平易的文風。他曾借前人的話，主張‘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茶香室叢鈔·失黏》）。又説，‘余生平喜香山詩，所爲詩亦自謂近之’（《茶香室叢鈔·二李唱和集》）。香山，中唐詩人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白居易寫詩，要求老嫗能解，淺顯通俗，所以有‘元（稹）輕白俗’的説法。準確、乾净、淺易、傳神，是文學語言很高的境界，源於作家創作主旨的明確，語言運用的自如，當然也是一種美學追求。俞樾是博學鴻儒，精研經學，旁及諸子學、史學、訓詁學、音韻學，乃至对詩詞、書法、小説、戲曲等，都有很深的造詣。滿肚子的學問，出而爲文，則華麗、典雅的文風，非不能也，乃不爲也。他自覺追求平易的文風，客觀上順應了文學由艱澀到淺易、由貴族而大衆的歷史發展潮流。俞樾同年進士兼兒女親家王凱泰所作《序》，稱道‘其論切當而不浮，其説精微而不腐，其釋詳明而不煩，其議正大而不詭，其雜文亦有法度不苟作’。雖有溢美之嫌，却也基本準確。
下面依照文集六卷的次序來介紹一下《賓萌集》的思想内容。
卷一《論篇》，共二十五篇，是俞樾治史的心得，主要對從春秋到明末的二十餘位歷史人物作了評論。比如《韓信論》，圍繞韓信於漢反與不反、吕后（實爲劉邦）殺信該與不該的公案，反復研探，斷語是‘夫漢始患無信，而項氏非所憂；繼患有信，而吕氏非所憂。故自淮陰侯之死，而高帝可以老矣’。著眼於國家安定的大局，立論自高；對韓信事漢的曲折心態也分析得絲絲入扣，令人信服。二十五篇中，值得一讀的是《秦始皇帝論》上中下三篇、關乎明朝國運的《鄒元標論》以及《明代争國本諸臣論》。
怎樣評價秦始皇，自漢以降，聚訟不已。概而言之，譽少毁多。始皇焚書坑儒，得罪了天下讀書人。而撰史著書，筆捏在讀書人手裏，自然不肯説他的好話。秦王朝短命，二世而亡，來不及製造輿論替始皇塗脂抹粉，揚美掩醜，他的形象也就不會太好看。其實，秦始皇很了不起，他改革國家政體、變封建制爲郡縣制就是很大的歷史功績，唐代柳宗元的宏文《封建論》對此有深刻的論述。俞樾的三篇《秦始皇帝論》，上承《封建論》，著眼於一個‘變’字。上篇説‘周、秦之際，古今之交也，雖欲無變，不可得也’，中篇説‘因時變法固當日之通論矣’，‘則使秦人不得天下而楚得之，其變改古制猶夫秦也’。這一觀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鴉片戰争，清政府割地賠款。老大帝國受辱於西方蠻夷，士大夫驚恐悲憤之餘，普遍有所反思。祖宗不足法，必須變法圖存。中興名臣李鴻章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驚呼‘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更是這種社會思潮的一次失敗的政治實踐。俞樾身處動蕩的時代，借古喻今，呼籲‘變則通’，其政治眼光和政治立場，都是值得肯定的。
俞樾是樸學大師，有《群經平議》五十卷，影響很大。他治學以‘通經致用’爲宗旨。‘通經’不是死背經義，墨守成規，而是爲了‘致用’，看重實際效果。《鄒元標論》是個好例子。儒家講道德教化，士大夫尤重氣節。孔子説殺身成仁，孟子説捨生取義，爲了仁義，不惜犧牲。因此，‘文死諫，武死戰’，歷史上那些犯顔直諫、遭貶遭戮的人，往往被後世視爲道德楷模，没有誰敢提出諫得‘對不對’或者‘值不值’的疑問。俞樾敢。明神宗萬曆五年（一五七七）九月，首輔張居正喪父。居正戀棧，居喪不丁憂。小皇帝爲他辯護：‘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説我年幼，方方面面都離不開張居正。鄒元標不顧居正勢盛、聖眷正隆，三次上疏反對奪情：‘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明史·鄒元標傳》）言詞激切，假設较爲。結果被杖八十，貶職流放荒遠之地，直到居正病死，纔得復起。鄒後來成爲東林黨首領之一，與趙南星、顧憲成號爲‘三君’。他的反奪情之舉，歷來被人稱頌，以爲是忠君愛國，不計個人安危。俞樾却直斥鄒‘進必不用之言，以徼必不免之辠’，是沽名釣譽，并説‘有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議論愈多，而國事愈壞’。在《明代争國本諸臣論》中進一步説，‘有明一代，士大夫喜名譽，好議論，乃宋以來之積習也’。他們泥古不化，膠柱鼓瑟，‘小而詩文之體，規規摹擬；大而乘朝車，議國事，亦徒泥夫古人之見，不知所以裁之’，對明代的文學、政治，具有洞見卓識。
卷二《説篇》，共十六篇，内容駁雜，於經、史、時政都有涉及，俞樾心有所感，即成一説。較諸《論篇》，《説篇》偏於感性。身處清季，撫時感世，内憂外患，危機感如影隨形，無法驅除，基調顯得沉重。比如《治説上》規勸爲政者要居安思危。這本是老生常談。但鴉片戰争、洪楊之亂後，時局哪來的安可居？唯有對危局的一聲長歎而已。又如《治説下》面對洋人的‘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作者反對師夷制夷，以爲‘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那麽出路在哪裏呢？有何克敵制勝的良策奇謀呢？揭開謎底，無非是老祖宗傳下來的‘仁政’二字。心勞力拙，讀來深感悲凉。時局的衰敗，不僅在國力，也在人心。作爲經學大師的俞樾，對此更加痛心疾首。《性説》上下篇中，他力斥孟子性善説，以爲‘今天下之人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人‘其耳之聰、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變，可以無所不爲’，應從荀子性惡説，嚴刑峻法輔以道德教化，撥亂反正。《孔門四科説》中，他認爲把孔門弟子分爲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四科‘非孔子之意也’，後世置德行於其他三科之上，更是大謬不然，使‘空疎不學之徒得而託焉’。此説大有見地。衡人掄才，有才固然未必有德，而無才者德將焉附？倘能德才兼備，自然大好；不然，退而求其次，寧取有才少德者，竹頭木屑，終有一用。每見有才、學、能一無所長者，怡怡然左右逢源，青雲直上，自詡‘吃道德飯’，可見此種人物，源遠流長。
這裏重點推介《公私説》。這是一篇奇文。長久以來，公、私對舉，‘公者美名，而私者姦衺不正之號也’。爲政者總提倡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甚而至於大公無私，興公滅私。作者力排常識，獨立異説。首先引經據典，證明‘聖人先私而後公’；繼而説‘自營爲私’，‘於是推以及人，使人人得以自營，是即公矣’；又説‘古人之辭，言公必及私’，‘私固聖人之所不禁也’。結論是‘一家安而後一國安，一國安而後天下安也’。這一觀點至今還屬前衛，難怪俞樾在文末沾沾自喜道：‘吾斯言也，自漢以來儒者未有及此者也，其爲世所詬病必矣。然而後之君子得吾説而深思之，其諸可以治天下歟？’
卷三《釋篇》，共十三篇，幾乎都是不同意成説的求異出新之文。其中十篇依次考釋‘盤古’‘姜嫄’‘太公望’‘荆楚’‘公主’‘佛寺’‘相’‘主’‘欽’‘左右’，類似於《辭海》的詞條，而探其所以然，有理有據。有的結論平易確實。如表示‘宰輔’之‘相’，阮元釋爲‘襄’（助）之假借。俞樾反對這一‘曲説’，認爲由《説文解字》‘相’本義‘省視’引申，‘瞽者無目，不能省視，故必有人代爲省視，而扶助之、導引之，即謂之相。其後因以爲輔政者之稱’。有的闡述啓人神志。如表示佐助的‘左右’，《説文解字》釋‘左’爲‘手相左助’，從（手）工（左助），釋‘右’爲‘手口相助’（段玉裁説‘以口助手’）。作者考證‘左’從工乃從巨（矩尺）省，‘右’不從口而從囗（圓形的隸變）：天下之形，不外乎方與圓，‘（左手）執方，又（右手）執圓，古人制字之意正如此’，‘“天道圓，地道方；君道圓，臣道方。”古之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不外乎此矣。是故“左”“右”二字之義，其所包甚大也’。另三篇是對某一史實的考證和評析。《釋孔子弟子三千人》考證《史記》孔子‘弟子三千’之‘三千’非確指，而是泛指數目之多。楚、漢之興的‘五諸侯’，衆説紛紜，《釋楚漢五諸侯》據史實排除了其中不能列入‘五諸侯’者。《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相傳孔子作《春秋》至此而輟筆。前人認爲麟出非時，謂之不祥。《釋〈春秋〉絶筆獲麟》則指出作爲仁獸，麟仍是‘王者之瑞’，從《詩經》《周易》的考察得出‘天下方治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憂其亂；天下方亂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望其治’的結論，斷定‘《春秋》絶筆於“獲麟”，思治也’，而非‘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據俞樾《江孔德孝廉〈穀梁條例〉序》，本文是其十六歲時所作。
卷四《議篇》，共六篇。《文廟祀典議》《孔忠移祀崇聖祠議》都是對卷五《奏定文廟祀典記》所記倡議的補充，前者倡議文廟配享應有許慎、從祀增入毛亨，名爲表彰毛亨和許慎，實乃强調《毛詩》的傳承尤其是《説文解字》的價值，‘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詁訓也，無詁訓是無義理也’，‘而《説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學校祀倉頡議》歷數配享四位、從祀六位的業績，確立先秦兩漢文字學功臣。《考定文字議》主張以《説文解字》爲標準，考正字義與字體，‘悉羅列許書正字，辨俗體之誤，尤學者所不可不讀’（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子部·雜家類》），馮世徵曾爲此做《〈考定文字議〉疏證》。《取士議》是對‘罷去八股時文，别求取士之法’考試内容與方式的建議，針對同治元年黎昌庶條陳取士法的繁重，俞樾主張‘務宜簡易，使天下可以遵行，不必過涉繁重，轉致有空文而無實際’。《仿造浮梅檻議》倡議仿造明人黄汝亨西湖所建‘浮梅檻’：用巨竹做成竹筏，平鋪木板，編織篷屋，朱紅欄杆，青色帳幕，中可放置几席觴豆及彝鼎、罍洗、茶鐺、棊局。俞樾四十七歲起主講杭州詁經精舍，春秋佳日時至西湖，遂作本篇。蓋羨慕‘浮梅檻’新奇可喜，‘終此老之身逍遥容與’，而仿製不果。八年後，蘇州曲園落成，園有曲池十一丈見方，乃於池中仿造浮梅檻，因僅寬四尺長五尺，命名‘小浮梅’。容二人促膝，作者與夫人坐其中，相與閒話，往往考證傳奇、小説中俗事，於是録爲《小浮梅閒話》一卷（刻入《曲園雜纂》），可謂雅人清致。
卷五《雜篇》，共十九篇，内容龐雜。或爲圖、書作序作記，或爲廟碑、祠堂作記；或叙述以‘春在堂’命名所居及曾國藩題寫之緣起，或記載河南學政任上奏請文廟祀典應有公孫僑從祀、孟皮配享。更多的是爲親戚、鄉試同年、同年兼親家之父、所在書院監院之父、岳父與父親做塾師時的東家、任學政時職責所及者而作的傳或墓表、墓誌銘，傳主或墓主包括死難的守土之吏、地方好官以及‘烈婦’‘貞女’‘孝女’。雖多屬親朋好友圈，不無應酬之意，但特定時代的人物命運、文化現象尤其是作者的價值取向躍然紙上。《先府君行述》《先妣姚太夫人行述》兩篇（後者一八八五年補刻入《賓萌集》），記述先父、先母生平與爲人，筆下自有深情；《舅氏平泉姚公家傳》爲從小賞識自己的舅舅兼岳父立傳，介紹其著作大略及編著史書遺願，都是可供研究的珍貴資料。
卷六《補篇》刻印於俞樾七十五歲（一八九五年）之時，共十八篇：五論、五説、八議。憂國傷時是其主綫。列强侵凌，政府無能，有識之士争説自强。《自强論》反對洋務派師夷制夷的主張，以爲竊其唾餘，削足適履，‘庸有濟乎？盍亦反其本矣’——推行仁政，主要是整頓吏治。倘若官吏得人，‘官之與民若父兄子弟然’，一旦有警，‘效死而民弗去，夫何守之不固乎？’以後的歷史證明，這不過是一介書生的白日夢。《三大憂論》一憂列强欺辱，國將不國；二憂西學盛行，孔教將廢；三憂開礦采煤，竭澤而漁。現在看來，睁眼看西方，采礦辦工業，自有其進步性。但文章以‘憂’字立論，觸目驚心，可以想見作者的憂心忡忡，痛心疾首。《田獵説》主張教民以戰，以備不虞。《戰説》認爲士大夫也應知戰備戰，將帥更應身先士卒。《禦火器議》提議用藤牌兵破洋人槍炮火器。更有《弭兵議》《弭兵餘議》勸説列國，開戰終歸以和，然而‘荼毒億萬之生靈，糜費億萬之銀錢，勢窮力竭’，兩敗俱傷，有何益處？不如弭兵——消除戰争，‘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勿干預他國之政治，勿覬覦他國之土地，所謂兵者用之於本國，勿用之於他國’。書生論戰，紙上談兵；與虎謀皮，幼稚迂闊，却也足見其報國之志和仁者之心。
《醫藥説》主張‘不信醫而信藥’，即廢醫存藥。作者曾有《廢醫論》一卷，堅决‘廢醫’，至此稍有變化。俞樾是廢棄中醫論的代表人物。其門生章太炎深研中醫，一九一〇年作《醫術平議》云‘先師俞君僑處蘇州……累遭母、妻、長子之喪，發憤作《廢醫論》’，則不免想當然：俞樾長子俞紹萊病卒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而《廢醫論》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已刻入《俞樓雜纂》；其母九十三歲高齡去世，‘醫者切脈，猶曰無慮。未卒前二日，諸病皆愈’（《先妣姚太夫人行述》），醫者無咎。太炎一九二〇年作《仲氏世醫記》云‘先師德清俞君，恨俗醫不知古，下藥輒增人病，發憤作《廢醫論》’，乃較平允。《廢醫論》之作，固然不排除愛妻爲醫所誤的因素，但‘憤然而議廢醫’原因明確：‘夫醫之所以知病者脈也，脈則久失其傳；醫之所以治病者藥也，藥則又不可恃。脈虚、藥虚，斯醫亦虚矣。’俞樾自陳‘廢醫論’是‘有益的偏見’：‘雖有激之談，然此論行則人之保其天年者多矣’（《〈春在堂全書〉録要》），‘此雖兄之偏見，然有益於世間實不淺也’（《致陳豪書》）。因爲有些偏激，‘廢醫存藥’立論亦不够堅實。《醫藥説》云藥丸傳世必經數百乃至上千年，因驗而靈；但行醫只是某些醫生謀生的手段，求得‘一輿之值、一飯之資而已’。此言自然偏激。醫生固有良莠，藥丸何嘗没有真僞？庸醫害人，假藥亦會致命。中醫中藥都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發揚光大。但於醫生要切實培養，於中藥要嚴格管理，人命關天，不可輕忽。
《賓萌外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由曾國藩幕府、江蘇候補道杜文瀾出資刻印。集凡四卷五十六篇，以書序、壽序、書信爲主，另有賦、記、論、傳、碑、啓、墓誌銘、誄、祭文、呈，都是駢文。駢文承騷、賦餘緒，盛行於六朝，唐、宋以後漸趨式微，但綿延不絶，至今尚有寫作者。駢文是一種唯美的文學樣式，要求辭藻華美，聲律和諧，屬對工切，隸事精當。歷代雖不乏名篇佳什，但形式上的要求過於苛嚴，難免限制了作者表情達意的自由；艱澀的語彙、繁複的用典，也影響了讀者閲讀的順暢和愉悦，它的没落是歷史的必然。
俞樾是大學問家，精通經史子集，熟稔前事舊典；他深研音韻聲律，對寫詩作文的諧韻合律，更如庖丁解牛，得心應手。他當然喜歡駢文，寫作駢文。他贊美駢文‘意味深厚，文詞典雅，故可貴也’；對唐宋以後駢文的没落深感惋惜，認爲‘於古人修詞之道或反失之矣’。但他的文學觀不保守，能與時俱進，散文平易的風格即是一例；對小説、戲曲的喜愛和研究，更是明證。他説‘余自幼喜爲四六文（即駢文）’（《自序》），‘余三十歲前好爲駢四儷六之文，今《賓萌外集》四卷，皆其時所作也’（《朱鏡香〈竹南精舍駢儷文〉序》）。雖然《自序》中謙稱《賓萌外集》‘氣體卑下’‘鄙薄無足觀’，但晚年爲朱鏡香作序却感慨已經寫不出當年《賓萌外集》‘妃青儷白、侔色揣稱’的作品，對朱氏駢文‘搜逑索偶之工，翦月裁雲之妙’的贊美，未嘗不是《賓萌外集》的顧影自憐。讀者若喜愛華美的詞藻、鏗鏘的聲調，則閲讀本集之文會得到美妙的享受；對照《賓萌集》散文的樸實平易，更覺俞樾兩副筆墨，才大似海。
本書點校，以鳳凰出版社影印光緒末增訂重刊《春在堂全書》本爲底本，采納蔡啓盛《〈春在堂全書〉校勘記》的正確成果；改正文字訛誤并出校；異體字、古字、俗字原則上不改；因避諱而改字或缺筆的‘寧’‘玄’‘弘’等回改，不出校。
二〇二一年七月於上海證大家園
滕振國
論篇 賓萌集 一
丹朱、商均論
孟子曰:‘丹子朱不肖，商均亦不肖。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嗚呼!啓則賢矣，而丹朱、商均豈必皆不肖哉?武王數紂之辠，後世猶疑之，而況丹朱、商均乎?當堯之時而有舜，當舜之時而有禹，此丹朱、商均所以不有天下也。益之德不及舜，而功不及禹，則天下不歸益而歸啓。使堯不得舜，舜不得禹，天下固丹朱、商均之天下也。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丹朱、商均而有天下，其視舜、禹固有間矣，而視太甲、成王宜無媿焉。然而曰不肖者何也?曰:仲尼之子不能復爲仲尼，堯、舜之子亦不能復爲堯、舜;以堯、舜爲之父，而責其子以必肖，此亦難矣。故丹朱、商均謂之不肖可也，謂之不賢不可也。且夫以天子之子，安然而處人臣之位，不賢而能若是乎?後世之君以百戰而得天下，天下既定，中外無復異志，而争敚之禍常起於門内。丹朱、商均處禪讓之際，拱手而去，没齒而無怨言，所謂‘知命’者歟?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所難者，以其子能安之也;舜、禹受人之天下而無所嫌者，以二子之無言也。昔武王克商，使武庚不反，則遂定矣。武庚反而天下從之，幾至於亂。及微子事周，然後復定。嗚呼!天下之心可知矣。夫使天下晏然戴舜、禹以爲君者誰乎?丹朱、商均也。聖人以萬全爲計，非丹朱、商均之賢，則堯、舜不敢與，舜、禹不敢受。然則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者，丹朱、商均之謂歟?
鄭殺申侯論
異哉!鄭之殺申侯也。當是時，鄭無人焉。夫鄭之從楚，天王命之，宰周公主之，非鄭之私計也。爲鄭謀者，宜告於齊曰:鄭雖從楚，非有貳心，以王命之故。君若以王命來，惟命是聽。夫齊桓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其敢因區區之鄭而犯不韙之名乎?鄭之君臣聞有齊師，則不知所以爲計，而姑殺申侯以説焉。不知齊欲得鄭耳，雖朝刑一士，莫殺一大夫，齊師猶在城下也。魯僖公時，齊伐魯，魯使展喜犒師，對以先王之命，齊不敢伐而還。使鄭人而知此，則何以殺申侯爲哉?且夫小國，既無文德，又無武功，而惟知殺人以媚人，其不至乎亡者幸也。魯殺公子買卜以説于楚，衛殺大夫孔達以説于晉，皆非計也。夫無辠而殺大夫且不可，況爲敵國殺之乎?彼敵國何饜之有?殺其臣不足，則有出其君以説之，如衛成公者;出其君不足，則且有弑其君以説之，如齊莊公、悼公者，是尚足以爲國乎?
漢景帝用袁盎之言，殺鼂錯以謝七國，而七國不爲罷兵。唐昭宗時，李茂貞犯京師，殺兩樞密使以謝之;猶不足，又殺杜讓能，茂貞乃罷，而唐亦旋亡矣。宋韓侂胄謀恢復，金兵南下，問首謀。方信孺使于金，争之曰:‘縛送首謀，自古無之。’金人不可，宋卒殺侂胄，以首畀金。夫侂胄之罪誠可誅矣，而至於函首謝敵，其國尚可爲乎?昔樊於期亡秦之燕，太傅鞠武欲使入匈奴，太子丹不可。於是樊於期感其義，至爲之死。其後燕王喜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以説於秦，而燕卒亡。故夫殺人以媚人，無策之甚者也。
晉文公論
唐叔之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至晉文公而遂霸諸侯，其言信矣。楚成王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而晉爲三家所滅，乃先諸侯而亡，何哉?烏乎!晉之所以霸者，其所以亡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今觀晉文與其臣所以取威定霸者，皆陰謀也。有陰謀者必有陰禍，晉祚所以不永歟?
自古以陰謀勝人者莫如越句踐，句踐雖能滅吴，而數十年之後，子孫竟亡於楚。故知天下之事，得之光明，乃可以久;得之曖昧，終必失之。漢高祖取天下於秦、項之亂，其事近正，故傳四百餘年，絶而復續。既篡於魏，而昭烈建號於一隅，又數十年，傳二世而後滅。宋太祖之代周，難言之矣。故南渡之後，不能爲光武之中興。而益王之立於福州，衛王之立於碙州，亦不足以比蜀漢。烏乎!天道神明不於此而可見乎?陳平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晉文之臣所與深謀者，胥臣、郤縠、狐毛、狐偃、欒貞子之徒，不久而子孫降於皁隸，豈非晉之君臣皆有陰禍哉?雖然，孔子稱齊桓公‘正而不譎’，而齊亡乃先於晉，何也?太史公曰:‘西伯昌與吕尚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由是言之，太公以陰謀興，宜其祚之不永也。
蹇叔論
有進説於其君者而君不聽，則亦已矣。必嘵嘵然語於衆曰:‘君之爲此也，吾知其不可也，吾言於君而君不用也。’則似幸其有失以中其言。不幸而其言果中，則人主將有所甚愧。且夫愧而能悔者，賢主也，豈可望之中主以下者哉?是故古之大臣，入以語其君，出不以告其子，使異日者君無所愧於我。君無所愧於我，則今日棄之，明日收之，略不芥蔕於其胸。昔秦穆公使孟明襲鄭，蹇叔以爲不可。及秦師既敗，穆公益用孟明而不及蹇叔，豈蹇叔已死歟?烏乎!蹇叔年雖高，有少年之氣，才識有餘而不能藏，雖不死猶不用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君臣之閒豈好爲此戔戔小讓哉?懼傷君心也。今夫朋友之過，猶必忠告而善道之，而況君臣之閒乎?蹇叔一言不用，則悻悻之氣不能自默，既哭其師，又訣其子，必使通國皆知而後已。秦師一敗，崤函以西無不稱蹇叔之智，而笑秦穆之愚。秦穆何如主，而肯屈於其臣乎?一戰不勝則再戰，再戰不勝則三戰。不責孟明以僨事之罪，乃不欲自任失人之咎而使蹇叔受知言之名也。夫王官之役，晉人厭兵，自不出耳，非孟明之能勝晉也。以兩敗易一勝，兩戰之敗不以爲辠，一戰之勝遂以爲功，此秦穆之所以自解於國人也。其後晉以一旅拒桃林之塞，而秦遂不能東征諸侯，倖一時之功，貽數世之禍，秦穆君臣不足惜，然而激而成之者何人哉?向使蹇叔諫而不用，則杜門不出，深自諱匿。穆公始雖不用，終必能悔，悔而復用，成功名於天下，甚未晚也。惜乎蹇叔才識有餘而不能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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