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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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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以英国、德国、丹麦和欧盟层面的四种类型智库为例，探讨了欧洲大陆智库传统和英美智库传统对欧洲智库发展的影响。作者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与交流，同时借助大量的文献资料，指出了欧洲智库具有两个不同的传统，即大陆智库传统与英美智库传统。它们的资金来源不同、服务对象不同，但都是通过提供应用研究，建立网络及倡导政策，对决策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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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耶斯佩尔?达尔?卡斯楚普（Jesper Dahl Kelstrup），2014年获丹麦罗斯基勒大学博士学位，目前为该校社会科学与商业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公共政策，特别是公共和私营智库的发展，曾在《政策科学》《共同市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若干。
译者简介：
张骐，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NGO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欧美智库、中美关系、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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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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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译丛总序
译者序
说明
缩略词表
章 欧洲智库
一、引言
二、智库研究学术文献中的重要趋势
三、界定智库
四、研究问题
五、本书结构
第二章 制度主义、治理和智库传统
一、引言
二、“知识制度”对智库发展的阐释
三、从跨国角度理解智库
四、欧洲的大陆智库传统和英美智库传统
第三章 智库分类和分析框架
一、引言
二、方法
三、样本的构建与智库的分类
四、定量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五、定性数据的构建和使用
第四章 欧洲大陆智库传统的影响
一、引言
二、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PFRI）的发展
三、政党附属型智库的发展
四、大陆智库传统影响智库发展的驱动和制约因素
第五章 英美智库传统的影响
一、引言
二、政策型智库的出现
三、倡导型智库的出现
四、英美智库传统影响智库发展的驱动和制约因素
第六章 欧洲智库政治
一、引言
二、英美智库传统的跨国影响
三、成员国的智库政治
四、欧盟层面的智库政治斗争
第七章 结论
一、智库从以国家为基础转向以市场为基础
二、主要发现概述
三、两种传统下的未来智库政治
四、研究的局限及其未来道路
参考文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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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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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欧洲智库政治》是丹麦罗斯基勒大学副教授耶斯佩尔·达尔·卡斯楚普（Jesper Dahl Kelstrup）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对欧洲智库进行系统分析的著作。相比于在国际智库格局中“耀眼”的美国智库，人们对欧洲智库的认识相对有限。然而近年来，不管是在欧洲国家层面还是欧盟层面，“智库正在通过提供应用研究、建立网络以及倡导政策，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欧洲智库已经成为观察和理解欧洲政策的重要窗口。
本书并非对欧洲智库进行“描述性的说明”，而是有理论、有方法，对欧洲智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理论方面，作者点评了智库研究中的多种理论，包括制度理论、治理理论等，并试图对跨国智库传统在德国、英国、丹麦和欧盟这四个政治系统中如何塑造智库的发展提供理论性的解释。研究方法方面，作者主要运用了比较分析法。本书对欧洲智库展开比较研究，特别是针对此前智库比较研究中缺乏的“对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层面智库发展异同的明确理解”，“提供了专门针对民族国家层面智库的比较研究所没有的知识”。此外，作者还综合运用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及大量数据来衡量智库的发展水平，包括智库规模指数、出版物数量、举办活动和对报纸以及新媒体的影响等。定性数据则包括在哥本哈根、布鲁塞尔、柏林和伦敦这四个欧洲国家首都实地进行的37次采访。作者通过与众多智库从业者、大学学者交流，获得了关于欧洲智库的大量一手信息。
本书的翻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希望这一成果能够助益对欧洲智库和欧洲政治的理解，并给中国的智库研究者和智库建设者带来启示。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唐涛老师、杨亚琴老师和王贞老师对项目的关心和支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王成至老师、澎湃新闻国际部王露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沈佳琦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或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 骐
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和政党附属型智库从公共机构那里获得的自主性有限。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智库本身就是韦伯式的科层机构，但它们通常是具有固定组织结构的相对较大组织，旨在进行内部研究并长期影响政策制定。另一方面，那些受到英美智库传统影响，并获得私人资助的政策型智库和倡导型智库，为政策观念之间的竞争提供了合法性。这些智库倾向于关注短期和中期政策影响，而在组织的规模和自身能力方面有限。在这些智库中，许多是以网络为中心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内部组织是灵活的，并且能够响应周围环境的变化。这意味着这些智库能够配置专家团队，以关注新的政策领域，并且允许员工参与多个网络，从而相对快速地调整其内部组织。除了内部员工使用临时合同外，以网络为中心的智库还在需要之时向较为松散的专家网络寻求技术支持。
智库可以同时采取共识性和对抗性政治策略，而它们采取何种策略将会受到政治系统中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但这种制约不会决定智库的策略选择。同样，智库所采取的策略又试图影响上述制度性因素。其中，共识性策略取决于从不同来源获得的信息，在考虑代表性情况下对这些信息进行平衡。而“在特定领域具备公认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对该领域政策相关知识拥有权威性主张的专家”所组成的认知共同体网络，可以为智库提供其所需的专业信息。此外，被界定为“……对既定政策部门有兴趣或利益攸关，且拥有能够帮助决定相关政策成败能力的群体”的政策网络，也能够推动智库形成共识性策略。总而言之，通过使用共识性策略，智库意在表明他们认为决策具有合法性。
与之相比，那些致力于采取对抗性策略的智库，往往强调其独特的价值观。在共同的话语体系之下，此种价值观将智库成员联系在一起，并促进信息和服务交流。对抗性策略适用于倡导联盟框架，框架内的机构都赞同一种深刻的共享核心理念，这种理念难以改变，并运用于不同的政策领域。共识性与对抗性策略的区别，强调了智库被嵌入具有不同信念的网络中，其中有的希望决策得以延续，有的希望决策发生改变。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这一概念指的是在特定政治体系中正式制度的联合，而并不特指政府资助的智库。像兰德公司或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美国智库，尽管它们主要依赖私人资助，但仍然反映了美国智库受到私人资助的制度化传统。智库四种类型中的三种与前文中界定的“倡导型智库”“没有学生的大学”以及“政党智库”类似。同时，在现有研究智库的文献中，大多数都忽略了那些采取共识性策略的网络导向型智库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的智库分类还将政策型智库列为第四种智库类型，这对完善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
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PFRI）是一种对决策的看法类似于研究机构的智库。此类智库依赖公共资助，与之相关的是具有稳定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将组织分为若干部分。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倾向于聘用具有博士学位且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的人员。
许多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们不仅可以通过概念框架进行研究，还可以通过检验政策提案开展研究。后一种研究可以采取调查、影响评估或实地研究的形式，以检验政策如何在落实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种研究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使决策者相信这些政策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政策也表现良好。引入研究和证据来支持政策有这样一个优势，即如果这样的政策能够执行成功，那么有可能得到长期实行。因此，通过提出稳定、持久的政策建议，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有机会从根本上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尽管如此，这些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可实施的政策建议仍待经验验证。成立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的困难之一在于，进行系统研究需要长期聘用研究人员，成本相当高。研究机构进行可信研究的优势也使得其在资源方面付出高额成本，因为建立这样的智库是昂贵的并且需要有长期的承诺。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的部分优势在于，其研究符合政策制定者当前所处的制度环境。然而，这种契合意味着研究机构的创新可能建立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并且只能逐步改善它们。因此，这些智库推动的变化可能是渐进性的，而非革命性的。对于那些希望基于现有规范和制度参与政策制定的公共行为体而言，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的这一优势很具吸引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倾向于追求零碎的社会工程，这种工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许多国家都很突出。这些智库致力于解决长期挑战，并实施长期政策承诺。出于对现有政治系统的依赖，它们的研究很可能被现有的政策部门划分为涉及不同地区、部委或总局。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有时也可能参与到非常专业的研究网络之中（包括欧盟层面的顾问）。这类专业的研究网络中包括了许多古老和成熟的外交政策智库，39如查塔姆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和伦敦的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RUSI），柏林的科学和政治基金会（SWP）以及哥本哈根的丹麦国际研究所（DIIS）。此外，应用经济学研究机构仍聚焦学术，如慕尼黑大学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DGAP）、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柏林）、德国的哈勒经济研究所（IWH）、莱茵-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RWI埃森）和德国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以及英国的财政研究所（IFS）。由于这些机构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开展长期研究，有层级的组织结构，因此它们也属于此种智库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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