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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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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对我国文字学的贡献，可谓是“集一代之大成”。（许寿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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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章太炎讲述系列之一种，由北京师范大学董婧宸编。章太炎视文字学为学术研究的根基，他既是乾嘉学术的殿军，也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的奠基人。本书从章太炎的演讲、论著、文集中，选编了章太炎讨论文字学和文学的相关篇目，集中体现章太炎对文字学和文学整体认识，可以近距离地了解章太炎对于文字学和文学的研究历程、学术宗旨和学术主张。
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重视形音义结合的语言文字研究，反对狭义的、拘泥点画的文字研究。相较于清人零散、平面的研究，他更加重视在语言文字的全面、历史溯源的研究。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典雅而富有战斗性的文字，曾独树一帜，并在革命活动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他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绝非退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寄寓了浓厚的爱国热情和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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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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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婧宸，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主要从事传统语言文字学和章黄学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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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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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论语言文字之学...1
小学略说（上）...20
小学略说（下）...43
论中国语言统系之演讲...59
论文字的通借...67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72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78
论汉字统一会...96
《新方言》序...101
《小学答问》序...105
《文始》叙例...107
讲文学...114
文章流别...130
文学略说...137
与人论文书...158
论式...161
辨诗...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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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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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无疑是众多学者中极为特殊的一位。章太炎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传统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佛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梳理章氏的学术历程，从早年的肄经属文，到壮年投身革命，写所向披靡的战斗文字，再到晚年退居讲学，传统小学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是章太炎一以贯之、不断积累并终有所突破的重要领域。本书从章太炎的演讲、论著、文集中，选编了章太炎讨论文字学和文学的相关篇目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文字学”，其实笼统地包括章太炎讨论语言文字学的诸多方面，并不仅仅限于狭义的文字研究。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曾指出，“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在古代目录学中，探讨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被称为“小学”，近代以来，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学者将“小学”定为“语言文字学”。探讨中国古代的语言情况，无论是考察文字还是音韵、训诂、语法，又离不开书面的文字记载，因此，这里采用“文字学”，以涵括相关的领域。。以下，简要地介绍章太炎文字学和文学的研究历程、学术宗旨和学术主张，并略述本书的选目原则，以为读本书者参考。
章太炎视文字学为学术研究的根基，而章太炎研究文字学的起点，则是和其早年治经有关。在章氏《自定年谱》“光绪十一年十八岁”条下，曾如是追忆其读书经历：
初读唐人九经义疏，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籛，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文必法古。眩厥未愈，而读书精勤，晨夕无间。逾年又得《学海堂经解》，以两岁览卒业。
从年轻时，章太炎便得长兄章炳森（籛）之指导，遵循着清代朴学的说经门径——自唐人义疏入手，重汉唐经学，而非宋明理学；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入手，踏入清代古音学；自王引之《经义述闻》、郝懿行《尔雅义疏》入手，步入清代训诂学；进而辅以《学海堂经解》，走入清代考据学。青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奠定了章太炎醇正的治学路数，而他后来也继续深化了自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以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东渡日本之后，他多次讲授文字学，并著成《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等一系列专著，并将讨论语言文字学的单篇论文，集结收入《国故论衡》小学卷。同时，他也参与到和汉字简化、拼音文字的笔战之中，并为后来注音字母的草创打下了基础。从学术影响看，章太炎既是乾嘉学术的殿军，也是传统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的奠基人。
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太炎曾专列一节，追忆其治小学的相关经历：
余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将流为《字学举隅》之陋也。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好之甚深，终以戴、孔为主。明本字，辨双声，则取诸钱晓徵。既通其理，亦犹所歉然。在东闲暇，尝取二徐原本，读十余过，乃知戴、段而言转注，犹有泛滥，由专取同训，不顾声音之异。于是类其音训，凡说解大同，而又同韵或双声得转者，则归之于转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谓引伸之义也（同音通用，治训故者所宜知，然不得以为六书之一）。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如伽、佉、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语言声音而造），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于是始作《文始》，分部为编，则孳乳浸多之理自见，亦使人知中夏语言不可贸然变革。又编次《新方言》，以见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新方言》不过七八百条，展转访求，字当逾倍。余成书以后，犹颇有所得者，今亦不能自续。
从学术宗旨来看，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在研究思路上，章太炎重视形音义结合的语言文字研究，反对狭义的、拘泥点画的文字研究。章太炎曾多次批评王筠（菉友）等人，认为此辈研究，拘泥点画，并非语言文字研究的正途。如《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他言“若专解形体及本义者，如王菉友所作《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只可称为《说文》之学，不得称为小学”。在与钱玄同的书信中，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菉友以钟鼎改《说文》，勿论彝器真伪难知，且古文一字数体，形相仿佛者甚多，纵令彼形审正，宁知此形必讹？”“菉友盖《说文》之蓈莠也，今之妄托古籀者，虽承阮伯元、庄葆琛末流，亦以菉友为之冯翼。不然，言钟鼎者自钟鼎，言《说文》者自《说文》，犹不至妄相弹射。”“自今以后，小学恐分裂为二家，一主《说文》，一主款识，如水火之不相容矣”。在《救学弊论》中，章氏又批评了以金石收藏和研究著称的潘祖荫，“好铜器款识，而排《说文》，盖经史当博习，而《说文》有检柙，不可以虚言伪辞说也”——在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根据铜器铭文、甲骨文字改动《说文》，充满警觉和敌意。一方面，他认为王筠等人据金文款识所做的研究工作“滞于形体”，不足为训；另一方面，晚清民国的古器流通，大多掌握在古董商之手，章氏认为“真伪难知”，不可信从，故有《理惑论》一篇，专辨其非。反过来，章太炎称许的，是从传统材料出发，沿着以戴震为代表的形音义结合的方法，去推寻语言文字的发展轨迹。因此，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他曾言“兼此三者，得其条贯，始于休宁戴东原氏”。在《国故论衡?理惑论》中，章氏亦言：“夫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在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中，章太炎也始终重视沟通音韵、训诂，并用以考求文字，他的三部代表作，《新方言》《小学答问》和《文始》中，也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学术理念。
其二，相较于清人零散、平面的研究，章太炎的语言文字研究，更加重视在语言文字的全面、历史溯源的研究。从学术渊源看，章太炎有良好的传统小学基础，也在中西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间接从日本流传的书籍中，接触到了西方历史语言学，从而关注语言的历史源流。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章太炎指出，中国传统小学注重探讨词义引申、转注假借、同义异文，“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如何和历史语言学发生关联？章氏在《〈新方言〉序》中明确指出：“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章氏认为，学习西方语言，多寻求语根，而研究中国语言时，亦当推求语根。在后来的《论中国语言统系之演讲》中，章太炎也总结道：“研究中国语言统系，应从‘寻源溯流’四字下手，因为语言文字，不是凭空而来的，是衍化而出的，是有根的。”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章氏的《新方言》致力于寻找方言俗语的语根，这是寻源溯流；《小学答问》致力于沟通《说文》本字和后世文献之用字，这是由源及流；《文始》致力于以初文和准初文为起点，根据意义和语音演变的轨迹系联同源词，从而明确“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这亦是由源及流。尽管在具体考据方面，章太炎所得出的结论未必尽是，但他确实无愧于一位从“寻源溯流”四字下手的学者。
其三，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绝非退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寄寓了章氏的爱国热情和现实关怀。在给弟子钟正楙的书信中，章太炎曾深情地感慨道：“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在章氏看来，“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语言文字和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独有之学，研治本国的语言文字，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并终达到光复故国的革命理想——章太炎以自己的学养为基础，撰写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和《论汉字统一会》等文，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章太炎亦道：“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这里，所谓的“推校先典”，就是运用到小学考据的方法，梳理历史典籍，而“宜民便俗”，则是经世致用，以小学为现实政治提供坚实的文化依据。在章太炎从事学术和革命的一生中，他曾多次运用语言文字的考据，为其革命活动张本——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斥光绪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苏报案”发后，章氏在法庭答辩上，言“‘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不毁谤”，这样的驳斥，以“丑，类也”的经典故训为依据，又不失幽默；1907年，章太炎先后在《民报》上发表《官制索隐》和《中华民国解》等文，在这些文章中，章氏亦从翔实的文字考据出发，考察古代职官的命名之由，探讨华、夏、汉等的词源，也由此提出革命主张，并规划未来的国家版图和政体设计。
从学术主张来看，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面，也有新的推进。例如，传统六书中的“转注”和“假借”，是历代聚讼不已的问题，章太炎在这一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应用于其词源的研究。本书选录的《论文字的通借》，就是他集中辨析通借和假借区别的一篇专文。而在词源研究方面，本书选录了他为《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撰写的序言。章太炎曾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道，“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文始》是章太炎从《说文》的初文出发，发明词源原理的重要专著，其中设立了包括“孳乳、变易、初文、准初文”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术语；《小学答问》是章氏讲授《说文》后撰成的专书，反映出章氏对利用《说文》求本字、辨孳乳的认识；《新方言》则是章太炎利用方言资料考求本字、沟通古今的重要专著。在这些序言中，章氏对相关的术语、学术方法，也有提纲挈领的论述。此外，关于章氏对文言和白话、文字材料的认识，亦可以参考《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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