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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内容介绍：
本书是张炜二十多年来沉浸于古诗学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比如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作家张炜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
如果说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是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则是尤其喜爱。本书中，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再次展现了作家张炜独特的思想与艺术见解，以及精彩语言所折射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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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炜，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等。
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俄、西班牙、瑞典、意大利、越南等数十种文字。
近作《独药师》《我的原野盛宴》《斑斓志》《寻找鱼王》《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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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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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五诗人》是张炜先生第六部中国古典诗论，同为授课订稿。先生原本打算完成《斑斓志》后暂停讲授古代诗论，但听者兴犹未尽，意绪难平，于是即择取唐代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重要诗人。因为疫情不便集中面授，有的课程做了提前录制。
全书自然分成了五个单元，于历史、人性、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判析五位诗人，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这种诠释和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像以往授课一样，先生思维缜密，充满独见，有强大的说服力，使人每每有醍醐灌顶之快。这种朴素诚恳、回到常识和创作实境的治学方法，与掌握和处理繁富材料的能力结合一体，更具创造性和洞悉力，故不唯不囿于成说，而是愈加直面文本。
在《王维二十五讲》中，先生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其艺术上的机会，说到底是一体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静无为，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后抵达的一个‘总和’。如果仅仅将‘禅’看成一种逃避、安静、平淡，是片面而简单的。我们由此可以追问诗人，只择取了整个过程的前半段，只停留于某种形式之中，而没有继续向前，后并没有抵达那种大自由，反而把它变成了另一种束缚；正是这种束缚，让他完全舍弃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种稍稍廉价的消极。”（《省略的方法》）
书中的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古代诗人成为一个个真实丰赡的个体，而不是被抽取和放大某种局部的扁平人物。《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简直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是古今两条激越奔腾的生命大河的合流，是上承千载的知识人的精神接力。“许多时候韩愈的确像个逞强好胜难以成熟的人，从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与喊，因单纯而动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审美价值。他的率性使他变成一个生命的风火轮，一路燃烧疾驰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烧灼的痕迹。”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先生与韩愈可谓文心相通，声气相投，理路同源，心灵互映。在先生眼中，韩愈是一位凌厉、率真、峻急、火热的书生，是“一个毫无城府的阳光大男孩”，“他的多趣与可爱自己并不知道，而苏东坡多少是知道一点的”。（《痛与喊》）
先生对韩愈的激赏，随处透出灵犀相通的会意与快感：“人性决定诗性，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兴致勃发。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的姿态。”“为了完成这种超常的表达，他必要寻找抵达极境的一些词语，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句方式，无论是比喻还是描述，都要浓烈深切，绝不会浅浅划过。”（《酣畅淋漓》）
先生这样谈及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人甚至认为诗人由此诗而‘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所以更具意义和价值。听上去这种‘手法’多么高明和玄妙，以至于需要一位如此杰出的天才诗人，于四十五岁之期、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术磨砺之后，才能掌握。掌握类似手法的古代诗人，据说还有杜甫等人。总之在这些人眼里，只要是足够杰出者，无论中外古今，一律都需要掌握这种‘手法’。”（《江上琵琶》）谈到诗人的“知足保和”观，先生说：“我们常说的一些养生之道是有代价的，这与文章之道虽然不尽冲突，但冲突仍是存在的。超然忘我的养生方式，或可引起文气的衰颓。许多时候这种超脱和纯然，也会诱发某种空寂单纯之美，但仍旧不出大文章。”（《养生与文颓》）可谓剥茧抽丝，层层剖析，直达人性的幽深。
如果说先生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则是喜赏与推重。他将杜牧“定格于青俊”，大赞李商隐的“锦瑟华丽”，在推崇他们二人诗歌艺术的同时，又论及社会与人性的盲角、内心的脆弱与矛盾。他敏锐地捕捉到杜牧作为宰相之孙，诗章之外的那些纵论天下大势、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种“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自青年时代就处于一种‘无位而谋’的状态。”（《万卷书满堂》）先生的幽思常常能进入罕至之地，在《才子与盲弟》中说：“仿佛上苍要故意折煞这位雄心傲气的旷世才俊，不仅为他设计了无比坎坷、充满委屈的仕途，而且还让一个同样才华四溢的弟弟年轻致盲，让其伴其左右，作为牵引。这样就可使他的脚步愈发放缓，心气愈加放低，小心呵护，不再分离。”
先生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喜爱到无以复加，并反对以“伤感”来论：“这里唯有‘伤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离诗人似乎有些遥远，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甚至是边缘的淡淡色泽，核心部分实在是沉郁、悲痛和绝望。”“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断、痛哀、敏捷和锐利，从而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激愤与伤感》）在《生为幕府人》中，先生十分精辟独到地分析了诗人的性格：“他是一个情急做事之人，而不是一个隐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与规律，在他来说还难以依从，这与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类职务上终得度过，然后迎来转机的情况大不一样。或许是诗人的幕府生涯过于顺畅，两相对比之下，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离朝，一次又一次入幕。” 在《外有何物》中，先生提出一个为历代研究者所忽略和轻视的问题，即李商隐年轻时曾发出的那句质疑：“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认为“李商隐的得与失、长与短，命运的必然性，就多少显露出来”，并指出：“就儒学与族群进步之间的关系，古今来讨论无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不仅是愈加深入，而且通向了现代主义的深处和高处。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将‘正儒’和‘伪儒’加以区别，不能发掘古老儒学中的现代因素，不能发现在几千年前诸种思想学说中，它是能接近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偏颇。”
从《读〈诗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斑斓志》，到《唐代五诗人》，先生完成了个人的古典诗学体系，打开了一片绚烂的风景。正如前辈学者顾农教授评论《陶渊明的遗产》所言：“张炜先生此书高见甚多，胜义如云。”“好就好在书中多有‘通古今之变’的见道之言。”确为至论。真正的诗学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对接，而不单是字面的诠释。先生重视挖掘个体生命的复杂品质，让每个论题直取本源。比如历史上东西方文化复古与现代性的关系、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生命力与审美风格、狭义诗与广义诗、诗意与诗的界限、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甄别与界说皆有创见，可谓锐思灼见，对当下文学批评、写作学与美学理论，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2021年3月7日濂旭
辋川的轻与重
谈王维不可不说“辋川”，“辋川别业”几乎与诗人齐名。这个地方不仅产生了王维与挚友裴迪唱和的诗集《辋川集》，而且对诗人一生及其诗歌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辋川”之于王维，首先是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存在的，其次是精神与艺术的滋生地和投影地，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它既是诗人内在精神与理想的外化，同时又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了诗人的精神。似乎可以断言，没有“辋川”，王维便会失去良好的物质条件，也就没有这段亦官亦隐的生活，也无从形成一个作为客观描述对象的基础，失去孕育诗人独特诗风的某种环境。
“辋川别业”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后由子孙继承，为王维购得。当时王维也正任京官，虽有一定政务，但日子还算闲散。辋川距长安不足百里，在此居住也算适宜。但以我们今天的判断，诗人毕竟位居朝堂，总有一些不可推托的事务要处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辋川离京城好像还是稍远了一点。
王维在辋川前后居住了十六年，而其一生不过是六十三年（一说六十一年），可见辋川占据了他人生为成熟的时段，不可谓不重。“辋川时段”之前，诗人历经了两次仕途挫折：一次是从政之初，由京官大乐丞任上外贬济州，这是初踏仕途的次困厄，对王维产生了重要影响，令其终生难以忘怀；第二次受挫是因为宰相张九龄罢相，此后便在官场上失去了一个强大的依傍。辋川之前王维有过三次归隐，分别为淇上、嵩山和终南山，都属于权宜之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次小隐”都可以视为后来“辋川大隐”的练习和试验。所以“辋川别业”的购置与经营，是一次大隐的决意，一次成熟的人生选择与规划。
诗人准备在此好好安顿自己。好像过去的一切经历，都在为走向辋川做着准备，而后来的道路也要由此出发。他因为辋川而赋诗，缘此所成就的诗章数量居首；辋川也是他集中居住时间长的地方。也许我们能够断言，没有辋川便没有王维的独特诗风，没有其世界观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所以辋川也就成为他人生和艺术的核心地带，是生命的一个节点。实际上，他为“辋川别业”付出的时间多，经营的时间长也有效果。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人物，他们常常拥有个人的生活基地，可是要从中找出一个比“辋川别业”更大的徘徊流连之所，却不太容易。“辋谷水在县南八里，谷口乃骊山、蓝田山相接处。山狭险隘，凿石为途，约三里许。商岭水自蓝桥伏流至此，有千圣洞、细水洞、锡水洞诸水会焉，如车辋环辏，自南而北圜转二十里。过此则豁然开朗，林野相望。其水又西北注于灞水，亦谓之辋川。”（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今天看它的面积大约有七十平方千米，峰峦叠秀，流水潺潺，山壑林泉随处可见。王维在《辋川集并序》中描绘：“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诗人笔下历数了二十处景点，可视为他亲手创制的一部立体长卷。
展开王维所有的文字，我们发现他一生并无长篇巨制，辋川则可以作为替代物，是他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一次更为确凿的落实。“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这首描写辋川秋色的诗章，即确立和代表了诗人淡远空灵的诗风。由此可见，正是辋川决定了其艺术之“轻”；没有辋川，主干部分缺失，就难以形成诗人完整的诗艺版图，所以又足见其“重”。
艺术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需要好好安顿自己，另一种则走南闯北，一生流离。李白属于后者，他在大地上四处游走，辗转不休，好像一生都没有停下来。杜甫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年轻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后来有过成都草堂，还经营过果园：“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总体看来，大多数艺术家还是喜欢有一个安居之地，经营一片土地和田园，但大多苦于没有这样的条件。不仅是艺术家，所有人皆是如此：渴望安居。
一个人能够安居，肉体即有立足点，精神也才能有发力点，创造就大可期待。比如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大庄园、福克纳的罗望山庄等，类似者很多。法国革命失败后，雨果流亡国外时还在英属格恩济岛上修建了一座四层的“高城别墅”，并加盖一座瞭望楼作为工作间，成为全岛的制高点，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法兰西海岸。瞭望楼内装饰着一幅他亲手描绘的花瓣奇异的图画，穹庐与四壁皆用玻璃制作。雨果在这间阳光灿烂、海天一色的顶楼上写出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文艺批评专著《论莎士比亚》等。英国的狄更斯被视为一个游走之人，但他也经营了不止一处基地，晚年定居于著名的“盖茨山庄”。美国的马克·吐温周游世界，到处演讲，可仍然经营了舒适的“哈特福德别墅”。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他安度日月，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当过报童、码头小工、水手、工人、淘金者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耗尽所有积蓄建造豪华别墅“狼窝”，希望能够在此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可惜毁于一场大火。海明威是个终生不宁的人物，非洲打猎、西班牙斗牛，游走于世界各地，还经历过两次飞机失事。次世界大战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担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二战期间以战地记者身份深入西班牙内战前线，还访问过中国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不仅将自己的游艇改为巡艇，在加勒比海侦察德国潜艇，还参加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战斗。海明威的一生似乎是一部闯荡游走的传奇，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先后建立了几个创作基地：美国的基韦斯特、古巴的“眺望山庄”。西方那些油画家们也大多如此，像毕加索晚年在法国南部海边戛纳建有一座巨大堡垒，绰号“牛头怪的巢穴”。在法国塞纳河谷的一个山坡上，有印象派大师莫奈后半生的安居地：巧妙地将附近河水引入，形成池塘，隔为水园和花园两部分。莫奈在此完成了著名的《睡莲》和《日本桥》系列。
类似于王维的“辋川”，是许多作家艺术家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实现与否，实在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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