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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等西方政要、学者倾情推荐，看潘岳如何以中西方文明对话来照亮人类的未来。
★27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谈中西之根性，品评比较之得失，开启文明之对话。
★70余幅精美图片，再现文明遗迹，见证文化交流
★设计庄重，排版舒朗，印制精美，用纸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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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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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潘岳同志截取中西文明发展史上的“战国与希腊”“秦汉与罗马”“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三个历史时期，从文明、政制、民族角度，对中西文明根性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勾画历史的脉络，起底文化的基因，解密文明的逻辑。很多专家学者专门撰文对其进行了评论，本书撷取28篇精彩评论可进一步拓展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也是文明对话的起点。本书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共存与对话的层面，挖掘中西方文明各自的“古老价值”，以实现“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的宏伟目标；从文明根性上研究中西方道路之不同，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对中西方文明交流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中、英文版入选了 “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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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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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历史学博士。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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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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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编 战国与希腊
章 战国
节 百家争鸣
第二节 集大成者
第三节 兼收并蓄
第四节 重识荀子
第二章 希腊
节 伊索克拉底的呼声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的回应
第三节 自由与分裂的纠结
第四节 秩序与统一的追求
第五节 封闭与开放的归途
第六节 占有与治理的差异
结篇
节 大师的平反
第二节 文明的重拾
附：评论1
评《战国与希腊》:在多样性中蓬勃发展 ([ 加 ] 贝淡宁)/
发掘儒家传统思想并使之现代化(姚洋)
从欧洲文艺复兴到人类文艺复兴:中华文明的担当(王义桅)
认识你自己(杨共乐)
荀子和李斯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干春松)
重估荀学(姚中秋)
“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石亚洲)/
中西文明根性究竟为何?(孔新峰)
中西文明对话的经典文本(韩春晖)
第二编 秦汉与罗马
章 两大文明
节 秦汉基层之治
第二节 罗马国家之治
第二章 罗马共和
节 土地与内战
第二节 以自由的名义
第三章 西汉王朝
节 大一统：一体多元
第二节 史官制：天下人心
第四章 中西商道
节 仁政的负担
第二节 儒商的家国
第三节 商道的分殊
第五章 罗马帝国
节 上层与基层
第二节 政权与军权
第六章 基督国教
节 “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第二节 “国家之恶”与“国家之善”
结篇
附：评论2
罗马兴衰的历史机理(晏绍祥)
于百年大变局中观“剧”品“诗”(王学斌)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专制主义”?(郭子林)
理解帝国权力运行(樊鹏)
文明双峰之间的好奇与穿梭(田飞龙)
读《秦汉与罗马》有感(徐卫民)
秦汉与罗马的核心政治价值(廖晓义)
从文明的高度来理解秩序(干春松)
第三编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章 五胡入华
节 南迁之战
第二节 汉化之路
第三节 再造一统
第四节 汉化与罗马化
第二章 蛮族入侵
节 一族一地王国
第二节 走不通的融合
第三节 罗马抛弃罗马
第四节 中华选择中华
第五节 法兰克的疏离
第六节 封建政治与文官政治
第七节 分割世界与混一天下
第三章 中西比较
节 自治与郡县
第二节 华夏与内亚
第三节 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结篇
节 母体的回归
第二节 他人的视角
第三节 自己的故事
附：评论3
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潘维)
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彭小瑜)
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杨立华)
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李大龙)
追寻中华民族“一统天下”的历史轨迹(吴楚克)
历史不会终结，还会继续演进(关凯)
探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方素梅)
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苏发祥)
形同势异:中西方古代民族国家历史比较视野中的重大理论反思(彭武麟)
浅谈《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的价值(严庆)
“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加 ] 贝淡宁、汪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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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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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在科技层面，我们已经了解西方；在制度层面，我们能部分了解西方。在这两方面，我们了解西方多于西方了解我们；但在文明层面上，中西方对彼此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现代文明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奥斯曼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中华文明和其他古典文明，既有相通又有不同。中西文明比较，是个浩如烟海的学术领域，写全了不可能，只能针对问题做个简要的历史讨论。
塞缪尔·亨廷顿说，我们需要通过定义敌人，才能认识自己。这是西方的习惯。中国人是通过定义朋友来认识自己。希腊古典文明是朋友。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事实上，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中之源。古希腊不光为罗马提供了艺术和科学，其政治实践更为罗马提供了经验教训。古希腊宗教神话和哲学是基督教基础教义的重要来源。古希腊思想家对世界客观本原的追问，对实验和逻辑的偏好，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古希腊在政治上贡献了自由、民主、人文主义，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要精神源头。读懂希腊古典文明，才能读懂欧美现代文明的内心世界。
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
政治制度方面，古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则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后又建立起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中国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的不同中，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
古希腊文明以分散的城邦形态而著称，但它内部也曾产生过统一的冲动。它曾以城邦联盟的形式诞生过强大的地中海霸权；它曾建立过横跨亚非欧的亚历山大帝国。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像欧洲大陆人一样尚武，又像亚洲人一样尚文；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良的政体；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然而，希腊终未能做到真正统一，各城邦被后起的罗马逐一吞并。
与古希腊同时期，中国正逢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战国和古希腊面临相似的历史境地。
，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春秋列国制度崩盘后，经历了长达 200 多年的兼并战争，这一时期被称为战国时代。古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城邦危机”时期。
第二，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战国出现了七个强国争相统一天下的战争。希腊出现了呼吁城邦停止内斗，团结一体对外扩张的“泛希腊主义运动”。
第三，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对战国而言是秦国，对希腊来说是马其顿。
第四，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在希腊，是哲学家、雄辩家、戏剧家；在中国，是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他们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危机，都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
希腊统一运动形成的，是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即分裂，其后的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经年，终被罗马逐一兼并。罗马留下了希腊的文化艺术，却抛弃了它的政治制度。
战国统一运动形成的，是大一统秦王朝，仅历 14 年即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制被后来的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两千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我们通过同时期几个思想家的命运来探索答案。?
◎内文节选2
文明的重拾
当今时代，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让“希腊人”从种族的名字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说谁是“希腊人”，就是说他是个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则让中华文明成为了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
很多时候，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拿科技为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从价值观上说，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希腊文明的科技成就虽受亚非古老文明已经积累的数学、天文、工程学知识影响，但毕竟是希腊，而不是亚非古老文明，将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转化，奠定了后世欧洲科学的基础。这是中华文明要向希腊文明学习的地方。
中国，不是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不会有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
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径。保留这些不同本身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
因此，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爆发，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反复试错。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西方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内文节选3
秦汉基层之治
2002 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 ( 里耶秦简 )。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第二个重大发现，使人们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发掘出来的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 103 人。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高山深谷田地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 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下广一亩，格广半亩，高丈二尺。去乡七里。丗四年不实”）。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从县里交给上级行政机关“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不光有法条，还有判例，还有上诉制度。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县乡小吏还常轮岗。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103 人的编制，长期缺额 49 人。秦把百姓驱使得很苦，把官吏也驱使得同样苦。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 14 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整治山川，修建路网。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项羽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只想回到熟悉的水土做封建王侯。而打败项羽的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他与项羽的不同在于，项羽是贵族，他是小吏，当过沛县的一个亭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明了庶民的需求；他们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内文节选4
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处于同一时间段。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马，到粮食多得吃不完——“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道家思想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这种抛却“名实之争”的气度，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民间有周急赈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 曲 的“ 兼 并 豪 党 之徒”；诸侯王们孕育了《 淮 南 子》 这 样 的人 文 经 典， 也 引 爆 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
汉朝体制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不是《论语》，而是《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讥刺诸侯，彰显王道。在多个传本中，董仲舒所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是有影响力的一派。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解决了“起于布衣”的汉王朝为什么能“君权天授”的合法性问题。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其他贤德能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 。“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体系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纬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件事就是举孝廉。在此之前，都是世家子做官，商人之家也偶尔可以“赀选”（花钱捐官）。这与罗马开端相似，都是“贵 富”政治。但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推荐的责任在地方官。如果不推荐，就要治“大不敬之罪”。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一道诏书传到边疆要 40 天，再组织基层的寒士依靠驿站系统前往京城开始“问策”，则要 7 个月之久。但这个折腾很值。刘彻一朝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读透一本《春秋》而成为公卿。日后，凡想做官的权贵之后，都得争先恐后学好儒家伦理。
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识大体、有道德、有知识、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秦朝基层都是法吏，会用严刑峻法，但不懂教化人心。刘彻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从此，地方的郡守、县令，不仅要负责治理，还要负责建学校化风气。不过，察举制亦有很多弊端。比如师生门户之攀援，比如儒生与举荐人之勾结，到东汉还发展出了“四世三公”经学门阀。真正的公平，要等到几百年后的隋唐科举制诞生。但汉的察举制毕竟先迈出了一大步。
刘彻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即设立一批县处级小刺史，不定期巡查郡县“六条问事”。一是针对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二是针对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这是历代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设立的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做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中国两大神话系统之一“蓬莱”，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考古学家们在北方长城，发现了楚风的铜器与漆器；在长江以南，发现了匈奴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在从河北到广西的汉代铜镜上，发现蜀地首创的款式和铭文。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是汉的精神。
◎内文节选5
占有与治理的差异
和伊索克拉底死后一样，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局势发展，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亚历山大帝国内部分裂，三大继承者王国相互征伐，不断分裂独立。这不是因为亚历山大死得早，而是在他没死时，除了推动了一部分欧亚上层通婚外，没有对所征占的庞大帝国进行过内部政治整合，更没有进行过基层政权建构。
马其顿帝国的扩张方式，是在所到之处创建希腊式的自治城市。这种“自治”是对留居该城市的希腊殖民者而言，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会。在每个新征服的亚洲城市，亚历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派驻到该城市当总督，只管军事和税收，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腊移民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管理。为了提前得到税收和降低行政成本，马其顿的总督们甚至向商人们拍卖转让了收税权。
中国战国时代的基层政权组织方式则完全不同。出土秦简显示，秦国每扩张一处，都要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政权组织。其县乡官吏要负责收税、组织垦荒、统计户口、记录物产，再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秦都咸阳编册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数年一轮换。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组织方式。放弃民政，只要税收与金钱，不服就派军队镇压，可一时以小的行政成本获取的财富，但也放弃了对当地社会的长远整合规划。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央强大的时候尚可，一旦中央权力衰弱，离心力就产生了，城市纷纷脱离控制。亚历山大帝国的分崩离析是必然的。
这不能怪亚历山大。因为即便是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也从未设想过大规模政治体的理论。他的“王权”概念，只是从一个城邦的角度进行的演绎。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可供研究，如埃及和波斯。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进的，只有希腊城邦政治才能叫作“政治”。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是在他的精神指导下成为政治现实，但他依然没有设计出一个比埃及和波斯更“先进”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制度。
后人辩解说，虽然作为政治实体的希腊统一国家消失了，但作为文化精神的希腊，在罗马的躯体上得以永存，成为欧洲精神的母体。国家灭亡无所谓，文化永存已足够。
这要听听当时的希腊人民怎么说。希腊邦国灭亡过程中，一大批希腊高级知识分子以人质身份被送入罗马贵族家庭当老师。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他在名著《历史》中问道：“为什么希腊不断瓦解，罗马却能一直强大？”他那时心中想要的，恐怕不是仅存精神的希腊，而是一个实体与精神共存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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