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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财务与会计、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 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反腐败、隐形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17YJA790105）。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 目錄： 章 1 总论1 节腐败概述2 第二节企业治理与腐败的关系研究8 第三节腐败的衡量与反腐败研究方法16 第四节我国反腐败历程与特点23 第二章 35 反腐败与隐形交易成本35 节隐形交易成本与腐败消费36 第二节隐形交易成本与固定资产投资43 第三节隐形交易成本的度量与影响路径研究 设计45 第四节反腐新政对消费的影响，基于GMM的 实证53 第五节结论59 第三章 61 反腐新政与消费的关系研究61 节反腐新政对我国消费产业的影响61 第二节反腐新政对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66 第三节反腐新政对消费结构的优化72 第四章 81 反腐败对消费类企业内部投资机制的 影响研究81 节反腐新政、企业研发投入与营销投入83 第二节反腐新政对企业内部投资机制的影响实证 设计88 第三节反腐新政对企业内部投资的影响机制实证 结果95 第四节拓展性分析与政策建议102 第五章 107 反腐新政对旅游业的影响107 节景区开会禁令的由来107 第二节禁会景区对旅游业的直接影响数据和 分析110 第三节景区开会禁令的间接影响分析116 第六章 123 反腐败与企业的费用归类调整123 节费用归类操纵的理论分析124 第二节国企费用归类问题研究思路126 第三节费用归类操纵的手段与路径剖析139 第四节地方国企与央企费用归类操纵对比145 第七章 161 中央巡视组、企业创新与资本市场的 反应161 节企业创新、政治风险与信息不对称162 第二节研究设计170 第三节实证结果分析174 第四节研究结论与建议187 参考文献191 后记209 內容試閱：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并进入 “新常态”，结构调整阵痛显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基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方式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与此同时，我国以制度改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领，充分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新动能成长速度和支撑作用超出预期。据有关机构测算，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30%，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超过70%。一些东部省份已经走出结构调整阵痛期，新动能正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第*引擎。不少学者意识到，源于制度改进与创新的 “制度红利”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从严治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随着以“八项规定”为起点的全方位官员行为监管制度和投资规范等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制度陆续出台，针对以固定资产投资为直接驱动要素，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权力寻租与官员腐败等问题造成的市场隐形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在制度上试图降低长期以来被学者们聚焦诟病的、中国市场中过高的隐形交易成本（Cai et al．，2011）。这些制度在强化干部监管、提倡厉行节约、规范公务接待、公开招投标等方面有着明确严格的规定，直指办事、挥霍浪费和贪污腐败等不良社会风气。同时，这些制度不断地在执行方面进行改进，如“六项禁令”、中央巡视组和景区开会禁令等。源于制度改进与创新的“间接制度红利”——如提高企业绩效、科技创新投入等作用机制（钟覃琳等，2016；王茂斌等，2016），增加企业生产投资和研发创新（冯宗宪等，2011；党力等，2015），增加县域收入水平（Wu et al.，2011），增加正式经济规模（Friedman et al.，2000），增加股东价值（王茂斌等，2016），提高公司估值（Lin et al.， 2016），降低职务过度消费（Ke et al.，2016）和提升不同规模的公司会计质量（Hope，2017）等，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但是“直接制度红利”——社会隐形交易成本降低。因为其行为分散，方式复杂多样，同时办事、挥霍浪费和贪污腐败这些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和道德正确性，十分隐秘，难以收集和计量相关数据，导致缺乏相关经济学实证的研究。由此，本书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反腐败、隐形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17YJA790105）的资助下，填补了对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即用实证检验、案例分析和行业研究等多维度、多方法验证以“八项规定”为起点的反腐制度改进对降低社会隐形交易成本的效果。从2012年12月起，这些制度已经运行了七年以上，对于制度改进的效果，尤其是持续性效果是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以“八项规定”为起点的制度改进显著地改善了社会风气，规范市场秩序的作用得到了研究者们的一致认可（Wu et al.，2011；Lan et al．，2013；Fisman and Wang，2014；Fang，2014；Qian and Wen，2015；党力，2015；王茂斌等，2016；钟覃琳等，2016；Shu et al．，2017；Hope，2017）。总的来说，“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强力实施，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时点，可以有效地分析和分离一项新的制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但是由于腐败程度难以衡量，数据收集不易，现有研究方法多集中于以反腐新政实施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冲击，利用地区差异和政策实施的时间差异分组进行了企业层面的即期反应分析，如采用倍差法（DID）研究反腐的实际作用效果，而没有研究其持续性作用、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和对制度改进的作用。事实上，以“八项规定”为起点的监管新政是政府管理制度上的创新，是动态持续进行的，对制度改进肯定会有影响。如果能对它的中、长期效果进行研究，将是对制度改进和政策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的有力补充。因此本课题采用多种方法，如动态面板GMM估计，通过差分来控制未观察到的个体效应， 同时还使用滞后的被解释变量检验反腐新政的持续有效性，控制宏观变量的DID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来系统研究以“八项规定”为起点的制度改进对降低整个市场的隐形交易成本的持续效果和作用机制是否显著。首先，在第*章归纳梳理有关腐败的研究文献，分析了腐败的由来、分类和总的影响。根据本书的研究主题，对于腐败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从对公司价值影响的两面性和对公司运营影响的两个路径进行梳理，并把主流研究中测度腐败的方法予以对比介绍。*后结合我国反腐败的历程，让有关反腐败的研究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地呈现。其次，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了反腐新政对零售业、消费品制造业和旅游业产生的影响，从不同角度研究反腐新政对减低隐形交易成本的作用和机理。反腐败降低了社会隐形交易成本，也就是降低了企业的寻租费用和社会个体的费用。我们用零售业的购物卡销售变动、高档白酒的毛利率变动实证了反腐新政切实降低了腐败消费，从而降低了社会的隐形交易成本。同时我们通过对高档白酒消费和黄酒、红酒等居民用酒消费，以及文化娱乐业的对比，得出了反腐新政不影响居民生活消费的结论。对于久禁不止的公款旅游、会议消费，对比景区开会禁令的颁布前后的变化，得出该禁令对旅游市场的影响总体不大，只是在消费结构上发生一定变化。总之，研究符合我们提出研究预期：因为制度改进的有效性形成了“直接制度红利”——市场的非正常隐形交易成本显著降低。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新政的实施，零售业购物卡销售与腐败脱钩、高档白酒的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脱钩、旅游业的发展与公务会议脱钩。与此同时，零售业快速发展、中低档酒购销两旺和全国旅游业全面蓬勃发展，市场形成了以居民消费为主体、关注创新投入、风清气正的市场发展环境。 市场化是指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樊纲等，2003）。新兴市场尤其需要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培育市场竞争、加强科研投入（Coase，1998，2002；孙早等，2014），使得市场化得以正向加强。有文献在理论上证明：在企业可供支配的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反腐新政降低了企业的寻租费用，会间接促进企业在创新研发和市场竞争方面的投入（党力等，2015；徐细雄等，2016）。同时社会隐形交易成本的下降，也使得企业和社会个体在市场活跃度上升（赵建群，2011）。因此我们在第五章进一步实证检验在反腐新政下，企业的研发创新和市场投入的内部变动情况。反腐新政是否使得相关行业加强了研发投入，降低了过度营销？同时，我们在第六章采用案例分析，验证地方国企和央企在反腐新政作用下，其营销管理费用名目下的招待费用是否确实下降，业绩中是否存在“水分”。通过实证和案例分析，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反腐新政的实施确实使得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降低了关系交易成本，营商环境变好。*后，本书研究了资本市场的反应，也就是对于反腐败在公司治理中的影响所做出的反应。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是樊纲等（2011）学者们衡量市场化水平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反腐败行动的冲击下，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大大提高，是否会倒逼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另外，在理论上，反腐败行动对腐败行为的打击还会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资本市场会相比于企业寻求不确定性强的政治关联，会更为欢迎企业的创新投入。那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资本市场投资者用脚投票，是否真的欢迎这种改变？在第七章，着重研究反腐败冲击下的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应变化，企业创新是否可以作为反腐败与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机制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政策之下，企业从寻求政治关联转向寻求研发创新，进而有效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净化营商环境，获得了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当前关于反腐败的研究大多为宏观层面考察反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仅有的微观层面实证研究集中在反腐败与企业绩效、科技创新投入等直接作用机制上（钟覃琳等，2016；王茂斌等，2016），至今仍缺乏反腐对隐形交易成本的实证研究，至于渠道作用的关系研究更为缺乏。因此，本课题借助十八大掀起的一系列反腐新政作为外生冲击，通过观测企业这个*重要的市场主体，在公司治理、内部投资、费用管理等方面，考察反腐作用时间点前后的变化趋势，本课题在控制相关因素后使用因果识别出企业的腐败水平和社会、过度营销以及创新投入的程度变化，确认反腐对降低隐形交易成本的成效显著。然后，用不同行业验证反腐的微观经济效果，再从企业内部资源分配、费用管理和信息不对称角度检验反腐对于正向提升市场化的效果。*后，我们验证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反腐显著降低了市场的隐形交易成本，也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本项目将丰富反腐新政在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为“反腐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验证。对于总结中国反腐经验、下一步实施精准反腐，有针对性地制定反腐政策，全面改善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市场化水平和竞争力将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为代表的反腐新政（以下简称反腐新政），强化了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行为等制度规范，同时配套了长效的检查核准制度。这些制 度直接规范了公务消费的内容和形式，遏制了各种形式的腐败消费，在制度上试图降低长期以来被学者们聚焦诟病的，中国市场因腐败而过高的隐形交易成本。隐形交易成本是指 为维持与政府官员良好关系，获得更多便利，个人和企业所额外付出的、难以甄别的非市场交易成本。这类交易成本是转型经济过程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浪 费。 转型经济体因为缺乏完善的官员监管、公平竞争和产权保护制度，导致权力寻租与官员腐败问题严重，隐形交易成本高企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作为全球的转型经济体，其现 阶段经济增长是以固定资产投资为直接驱动要素，而政府和国有企业则是这一投资推动型模式的主导。这种驱动模式如果缺乏有效监督，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层因其投资决策权力 而存在巨大的腐败寻租空间，使得隐形交易成本高企。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行贿指数BPI（Bribe Payers Index）显示，2011年（反腐新政实施前）中 国得分仅为6.5分，在28个全球的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其中政府基建工程对应的“公共工程与建筑”得分（5.3分），属于易产生腐败的行业。“公用事业”（6.1分 ）和“石油和天然气”（6.2分）等由中国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都是得分较低的行业。 隐形交易成本难以甄别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隐秘性（Svensson，2005），贿赂政府官员和腐败行为往往是以腐败消费的形式出现的，行贿者与受贿者互相掩饰，以正常的人际往来 消费、礼物交换消费为外衣，掩盖非法权钱交易（Graycar & Jancsics，2016）。这些腐败消费与正常的普通居民消费难以区别，却正是隐形交易成本的重要载体。由于腐败行为 具有隐秘性，相关的直接计量研究十分缺乏，仅有Cai等（2011）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创新地提出了度量企业腐败交易成本的指标——企业招待费和差旅费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ETC）。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把贿赂政府官员、腐败和管理层奢侈不当消费（后面统称为“腐败消费”）都放入该名目的费用中，与正 常的销售招待费和差旅费混在一起进行会计核算。此后，黄玖立等（2013）和钟覃琳等（2016）都用此指标对腐败消费及其对企业订单、经营效率和税负水平的影响做出研究。但 是企业财务报表本身具有费用调节的功能（Stolowy et al.，2004）。有研究发现，为逃避监督，企业会把惹眼的ETC分散转入较为隐蔽和科目复杂的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叶康涛 ，2016），费用类指标的甄别功能随着人为报表调节而变得不太显著。直接测度隐形交易成本数据的缺乏，测度指标的甄别功能模糊，使得反腐新政实施之后，大部分当前研究聚 焦于反腐败与企业绩效、科技创新投入等中介作用机制和反腐败导致的经济后果，但是反腐新政与腐败所导致的隐形交易成本的根本作用机制如何？它的实施如果有效地降低腐败 消费，是否对居民消费也有影响？反腐新政的制度改进的持续效果如何，是否全面降低了隐形交易成本？是否改变了其影响机制？这些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直接问题至今仍缺乏相 关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是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反腐败之路。党的十八大以前是“前半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汲取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 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确立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基本制度。党的十八大以后是“后半程”，反腐新政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构 建更系统、更完备和更科学的中国特色腐败治理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积极构筑反腐倡廉的系统工程，实现有效的腐败治理，即遏制了腐败消费和降低了隐形交易 成本，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反腐新政有效地遏制了腐败消费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新政更为注重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强调腐败消费与居民普通消费的分离，以制度的约束力让人不愿腐败、不敢腐败和不能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 等不正之风的通知”等制度。从经费管理、公务接待、会议活动、公务出差、临时出国、公务用车管理和办公用房等方面做了严格详细的规定，在公款高档消费、公款出国旅 游、公车私用、公款、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与腐败相关的消费予以严格规范。此举对公务消费范围和形式做出了明确界定，将混杂于居民普通消费中，一直难以界定的 腐败消费（如公款高档消费、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公款、大吃大喝等）装进了制度的笼子。据新闻媒体报道，八项规定出台一年之后，因腐败消费、而“虚火旺盛 ”的行业由于八项规定的实施而遭遇“寒流”。这些行业的代表商品有：购物卡、高档白酒、高档茶叶、高档餐饮和花卉。 由于腐败始终在寻求不易甄别和隐秘的良好掩体，官员受贿选择的并不必然是支付贿款金额的寻租者，而往往是与受贿者关系更密切、更为信任的公司或个人，接受的是更为 隐秘、安全、方便使用，程度等同货币的腐败中介商品。因此，反腐新政明确公务消费的范围和形式，就是为了直接遏制腐败消费，尤其是遏制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把 奢侈浪费和贿赂的腐败消费混入普通居民消费中的腐败中介商品的销售。反腐新政后，腐败消费难以与普通居民消费混淆，为其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 另外，反腐新政禁止的是腐败消费，对普通居民消费没有影响。居民消费与腐败消费本质上都是消费，只是在消费的品种和范围上有所不同。如果仅以消费市场的变化来衡量，两 者是难以分清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调查研究显示，近十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保持高增长，增速始终在10%以上。2016年，我国包含饮 料、日化品、食品在内的消费品零售额达3.2万亿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5.1%。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平稳增长。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0493元持续增长至2015年的31195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1.51%。 我国消费品按价格高低可分为奢侈品和日常用品。虽然其消费增长均依靠于经济增长，但其根本驱动力不同。高档消费品的主要驱动力在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梁其翔， 龙志 和，2014）。而日常消费增长主要依靠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奢侈品种类丰富，比如高档手表、珠宝、手袋和高档白酒。而其中高档白酒的受众范围更广，社会接受层面更高， 代表性。2012年，白酒在中国的年销售额达4466亿元，而高档白酒的价格动辄超过1000元，著名的飞天茅台价格更是高达100万元，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在中国独特的酒文 化中，高档白酒不仅是商务宴请和招待宴会的诚意和档次的代言者（Gundlach和Paldama，2009），也是办事的理想关系润滑剂，高档白酒因此成为赠送给官员和相关办事 人员的主要礼物之一，被誉为“贿赂硬通货”（Shu，2017），是我国社交消费的代表性商品。高档白酒在招投标、项目确立、工程信贷方面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与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保持正相关的关系。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一直保持增长态势，而高档白酒制造企业的毛利率也一直处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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