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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反思劳动的异化，畅想工作的未来
《“后工作”理论》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结合人类学在原始社会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意大利自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呈现了西方“后工作”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脉络，对真正有益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工作进行了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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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后工作”理论》收录了西方学界关于“后工作”研究的16篇代表性成果。“后工作”理论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弊端，萌生出的对未来文明的一种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工作机制导致“很多人无所事事，其他更多的人做无用功，并且强迫真正有益的劳动力从事繁重的过度工作”，造成了劳动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无益于个人发展和公共利益。
针对西方社会种种与工作有关的畸形现象——机器生产加剧劳动异化，人工智能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时长持续上升和工资相对停滞，全球范围内劳动力的竞争，跨国公司以转移生产线为威胁要求补贴和税收减免，对劳动的不正常狂热，将贫穷归根于懒惰的偏见，大规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具有迷惑性的零工经济——本书对资本主义工作制度展开了批判，对理想的未来工作模式进行了畅想，呼吁以创造性的、自由的工作取代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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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徐志伟，1976年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访问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王行坤，1984年生，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为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访问学者，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化理论与批判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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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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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消灭“劳动”还是走向“后工作”（王行坤）
辑 懒惰权与反工作伦理
懒惰权（［法］保尔·拉法格）
有效工作与无效劳碌（［英］威廉·莫里斯）
闲散颂（［英］贝特兰·罗素）
废除工作（［美］鲍勃·布莱克）
第二辑 劳动与闲暇：来自人类学的启示
原始经济中的劳动观（［英］卡尔·波兰尼）
原初丰裕社会（［美］马歇尔·萨林斯）
不富足也丰裕（［英］詹姆斯·苏兹曼）
论“狗屁工作”：工作的咆哮（［美］大卫·格雷伯）
第三辑 拒绝工作：意大利自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拒绝的策略（［意］马里奥·特龙蒂）
统治与破坏（［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马克思主义、生产主义与拒绝工作（［美］凯西·威克斯）
第四辑 基本收入与后工作的未来
有保障收入在心理上的影响（［德］埃里希·弗洛姆）
后工作宣言（［美］阿罗诺维茨等）
有保障的收入，或者收入与劳动的分离（［美］迈克尔·哈特）
超越工薪制社会（［法］安德烈·高兹）
工作之后（［美］詹姆斯·利文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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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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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作理论：工作的终结？
自阿尔法围棋于2016年打败李世石之后，关于人工智能威胁的讨论甚嚣尘上。其中为人们所关注的就是就业问题。此后，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机器人技术的任何一点突破都会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什么样的工作又要被取代，彻底的“技术性失业”迫在眉睫，人类的“报废”似乎无可避免。对此有人欢喜有人愁。
对“工作终结”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工作本身就是“糟糕的事情”，原因有三：（1）我们生活中破坏自由的宰制（freedom under-mining-domination）就来自工作；（2）工作场所中的裂痕越来越大（如正式员工和派遣员工之间），且工作越来越不稳定；（3）工作“殖民”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因此，我们应该欢呼工作的终结，拥抱人类的报废。通过人类对机器的利用，我们可以“塑造更好的未来。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超越人类极限，并且通过赛博化（cyborgization）过程更接近于导致我们报废的机器”。丹纳赫（John Danaher）畅想人类不再受到必然性的约束，与机器合体，畅游于虚拟现实中。
持悲观态度的作者则更为现实，断言没有工作的人将成为“无用阶级”。例如，在赫拉利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无用的人即便什么都不做，整个社会也有能力去供养他们，让他们活下去。但是“人总得做点什么，否则肯定会无聊到发疯”。
还有就是更为谨慎的态度：人类的报废即大规模失业对人类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从物质上来说，人类需要收入；从心理上来说，人类需要工作所提供的身份感和社会关联（如承认）等，因此需要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来作为生活的支撑。对于基本收入的金额和目标，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看法。
无论这些论述的具体取向如何，它们的前提——工作即将因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而消失——本身存在问题。就全球范围来说，对劳动的需求的确有所减少，这也符合人们的主观感受（工作越来越难找且越来越不稳定，收入不增反减），但是原因不在技术进步，而在于经济的停滞。以制造业为例，正如贝纳那夫（Aaron Benanav）以详实的数据所表明的，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并非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事实上，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而是因为产出的增长速度下降得更快，这才导致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生产中的作用被高估了。
但这并不代表技术对我们的工作威胁不大。“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当下境况的关键不在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失业，而在于不断加剧的不充分就业（under employment）问题。”这里的不充分就业可以理解为非正规的、缺乏福利和保障的不稳定工作。这些工作绝大部分处于所谓的服务业，它们大都被视为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端职业，工资自然也处于较低水平。换言之，问题不在于技术性失业，而在于低品质就业。例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各种各样平台的出现，企业抛弃了传统的雇佣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分派任务（如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这样企业不需要与劳动者缔结任何劳动关系，它们只需要发布任务，然后等待合适的人来竞争获取并完成任务。这种新时代的计件工资形式一般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这种工作形式看起来很美好，好像劳动者可以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像个企业家那样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参与零工经济的主要是中下层劳动者，他们的生活岌岌可危，每天只能战战兢兢地等待并且竞争企业平台所派发的任务，而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时间。因为他们不是企业的员工，也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福利。另外，还有饭店、酒店以及家政护理等行业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劳工，这些就业属于典型的低品质就业，工资低，工会化程度低，缺乏福利和保障。但这些恰好是就业的增长点。在经合组织国家中，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新增就业中60%都是非正规性的。至于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一直就是常态。
以美国为例。事实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国疫情爆发的这段时间内，其失业率一直保持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10月，美国失业率为3.5%，为1969年以来水平，在2020年3月之前始终保持在4%之下的水平。所谓的“大失业”看来是假警报。但这并不就代表美国经济形式一片大好，起码对普通人来说并非如此。尽管失业率创历史新低，但是相较于生产力的增长，劳动者的工资并未见涨，低薪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比例升高。在对2012—2016年美国劳动力的统计数据显示，18—64岁的劳动人口中，有五千三百多万（超过44%）的劳动者属于低薪劳动者。其中一半多（56%）处于黄金工作年龄段（25—50岁），这个群体一般都在养育孩子（43%）……一半多一点的人是家庭的或主要收入人员。这些劳动者的前景也并不美好：在一年之内，70%的低薪劳动者保持原样，6%的劳动者换到了其他低薪岗位，只有5%的劳动者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失业率虽然降低了，但是由收入所决定的工作品质在下降。
另外，从技术本身来说，人工智能远没有达到取代人类的地步。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对后奇点时代的构想通常涉及两种情景：机器超越人类，人类将面临尊严风险和道德风险；机器取代人类，生存风险成为更严重的问题。但根据人工智能哲学中的相关讨论，除非AI研究取得革命性进展，否则我们绝无可能进入后奇点时代，机器既不大可能会超越人类，更不大可能会取代人类。目前来看，这种革命性进展还很渺茫。
如此看来，无论是憧憬还是忧虑，没有工作的“后工作”未来似乎不会到来。但这并不代表关于后工作未来的论述就毫无意义。这些论述的背后其实反映了现代人对于工作态度的二律背反：工作本身是好的，充分就业是好的，所以后工作未来是可怕的；工作本身是坏的，因此不用工作的后工作未来是美好的。无论如何，这些论述没有认识到，未来工作的性质也可以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与我们现有观念中的工作活动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走出这种二律背反，思考另一种意义上的“后工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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