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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四百年来，新闻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曲折：
从拥有信使和通讯员网络的权贵，到凭借印刷技术和邮政服务之进步踏入新闻圈的普通人；从官方公告、民间歌曲，到小册子、期刊以及早期报纸；从晦涩冷静的国外新闻，到富有编辑个人风格的地方报道；从怪胎、天象和女巫故事，到经济危机、犯罪和战争资讯……
本书史料丰富多样、引述精准得当，有助于专业学者作深入研究；与此同时，语言风趣易懂、逻辑严谨清晰，普通读者也能借本书敲开新闻史的大门。书中还收录多幅图片，更让人读来有如身临历史之境。作者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在书中展现了令人叹服的材料组编能力，他调查了大量历史资料，以幽默风趣的口吻讲述引人入胜的轶事，以学者的考究态度进行深刻的案例研究，并借此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观点。
了解新闻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作用？
新闻史的关键在于新闻观念和媒体意识的形成，即人们看待和评价自我经验之外的世界的方式，它直接关系到人群的行为模式和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漂流在茫茫信息巨海，只有从历史中汲取健全的新闻观念和敏锐媒体意识，我们才不会被卷入污潮和乱流中。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讲述四个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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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就渴望信息。在前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谈话、八卦、庆祝活动、布道和公告来收集和分享新闻。印刷时代催生了小册子、期刊和早的新闻纸，将新闻社区从地方扩展到世界。本书追踪了1400年到1800年四个世纪以来多个欧洲国家的新闻史，展示了控制新闻的力量，新闻在政治、宗教改革和社会事件中的角色，新闻的娱乐性和时效性，记者的可信度，以及人们在推开新闻的世界之窗后发生的改变。
今天，在一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人们如何在这种信息规模中相互沟通？读者或将在书中得到新的思考。本书荣获2015年哈佛大学金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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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英]安德鲁·佩蒂格里，英国历史学家，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和《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等。
译者
董俊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师，著有《中国消费市场四十年（1979—2019）》和《广告定制化传播研究：观念、应用与实践》。
童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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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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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切新闻，皆足道也 001
部分 新闻出版的开端
章 权力与想象 019
第二章 商业之轮 045
第三章 份新闻印刷品 066
第四章 国家与民族 087
第五章 机密通讯员 110
第六章 集市与酒馆 135
第七章 胜利与灾难 161
信使神的飞升
第八章 邮政崛起 191
第九章 份报纸 208
第十章 战争与叛乱 238
第十一章 咖啡杯里的风暴 263
第三部分 启蒙运动？
第十二章 寻求真相 287
第十三章 期刊的时代 307
第十四章 商业世界 330
第十五章 本报讯 351
第十六章 呼喊自由 372
第十七章 塞缪尔·休厄尔如何读报 395
结 论 413
注 释 425
索 引 468
致 谢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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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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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切新闻，皆足道也
1704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着手创办了一份政治期刊——《法国每周评论》，此时的他还未因其伟大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而名声大作；他在后来才发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使命。到目前为止，笛福在许多方面都有涉猎，但经常以失败告终。《评论》也是他为赚钱做的又一尝试。这一次，他做到了。不出几个月，笛福的出版物就找到了新的形式——将围绕时事性话题的单篇文章分期连载，一周发行两到三次。
笛福是幸运的，他创办《评论》的时候正值读者大众迅速增长，时事市场迅猛扩张。笛福自然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时机。在171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上升的新闻出版市场，并且义无反顾，毫不退缩。笛福写道，我们的时代正在见证一场媒体的高度繁荣。他回忆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见过哪段时间有这样铺天盖地的报纸、政府文件和政论文章。人们对新闻的渴望正在改变社会，笛福也乐于处在风口上。
笛福并非一个注意到当时新闻热潮以及似乎是与其相伴随的政治辩论中的恶毒口吻的人。但如果他真觉得这是新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六十多年前，英国内战也催生了一股宣传册、新闻报道和讽刺性政论的潮流。批大陆报纸创办于四十年前。早在笛福之前，甚至在报纸诞生之前，在谚语中就可以看到对新闻的渴望。“怎么样，有什么新闻么？”这种常见的英国式问候经常出现在伦敦的舞台上。旅行者可以购买写有必要词汇的短语书，因此他们也可以加入谈话 ：“你有什么新闻吗？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西班牙有什么新闻？”
新闻初成为一件商品，并非起于笛福的伦敦，甚至并非始于报纸的发明，而是更早 ：在1450年到1530年的八十年间，紧随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段技术创新的时期，出版商们开始尝试新的图书形式，远比早先主导手抄本市场的神学和学术文本简短、便宜。这些小册子和传单为业已存在的新闻需求转变为大众市场创造了机会。新闻得以首次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本书回溯了欧洲新闻市场在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四个世纪间的发展，讲述了这一变革。它承前于中世纪（彼时新闻是政治精英的特权）以来商业新闻市场的发展。四百年后，新闻开始在大众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时期，新闻出版物不仅为正在展开的事件提供日复一日的记述，而且就塑造这些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众传媒时代即将到来。
信任信使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久远。人们总是会不遗余力地去发现新闻。11世纪在地形崎岖的威尔士乡村有两个修道院，彼此相距一百英里，每隔两年它们会交换信使到对方的修道院住一星期以分享新闻。
这个存在于都铎编年史中的故事，说明了早期信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世纪的前人们对于那些他们获取到的书面形式的信息有着很深质疑。他们丝毫没有把握写下来的比嘴上说的可信度更高。恰恰相反：一条新闻的可信度来自这条新闻发布者的名誉和声望。所以，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或者信使口头传达的新闻要远比一篇匿名书面报道更有可能被人相信。这一古老的传统——对报道的信任依托于讲述者的信用——持久地影响了对新闻报道的态度。但是这个早期的新闻世界不易被重构。口头报道为历史学家留下过少的研究线索：研究早期的新闻史就是要将残余和片断给整合起来。
克莱尔沃的伯尔纳铎，是西多会的缔造者，身处中世纪欧洲庞大的新闻关系网的中心。那些去法国东部的克莱尔沃拜访的人会给他带去他们旅途中的见闻，有时也会在离开的时候带着他的信件。我们异常清楚伯尔纳铎的新闻网络，因为他有五百多封信件留存下来。但在某些方面伯尔纳铎也特别具有中世纪新闻世界的特色。当时，定期获取新闻是权力圈层的特权，只有他们能够负担，也只有他们有办法收集。但即使是对这些处于社会顶层的特权个体来说，新闻收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清楚地知道那些给他们带来消息的人很可能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一个游历教士为伯尔纳铎带来一次远方的主教选举的信息，他可能是支持其中某位候选人；一位从国外写信回家的使者可能正在尝试去影响政策；商人们则企图从动荡
的市场中获利。尤其是商人，对信息的价值以及依据虚假传言行动的危险有着敏锐的意识。在本书所涵盖的时期的前两个世纪里，商人既是新闻的主要消费者，又是新闻可靠的提供者。
即使是在新闻变得更加丰富的16世纪和17世纪，确定新闻报道真实性的问题依然严峻。新闻市场——到了16世纪，它已然是一个真实的市场——充斥着相互矛盾的报道，一些不可思议，一些似是而非：生活、财富，甚至王国的命运，都要取决于是否在正确的信息指导下采取行动。遍及这些篇章的重大历史事件常常在一开始就被错误报道。1588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人起初都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英国舰队。在这种情况下，谣言、一厢情愿的臆想、扩散的恐慌或基于误判的庆祝仪式，总是颠覆初准确的新闻。只有在真实的前提下，追求新闻时效才有意义。
这一令人苦恼的悖论开启了新闻分析史的第二阶段：调查确认。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到16世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对敏感信息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老道。骚乱事件的初征兆会被报道出来，但也会被附上谨慎的意见：“此报道尚未确认”。欧洲统治者们都会为关键事件的首次报道倾注大量财力，但他们经常会在采取行动之前先静候第二次或第三次报道。这并非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对于法国新教徒们而言，听到1572年8月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的新闻以后，只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这些风雨飘摇的年代，新闻可能关乎生死。
新闻、谣言与流言
并非所有新闻都涉及如此重大或直接相关的事件。即使是在17世纪份周报出版之前，那些愿意花钱的人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新闻了，他们甚至只是为了跟上市集广场上的谈话。对于笛福而言，这种丰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奇迹。而其他人却深感不安。在如此大的信息漩涡中，一个人如何提取出真正重要的信息？一个人如何从噪声中分辨出征象？
那些关注新闻的人不得不自创一套方法，在大量的谣言、夸张和屏息分享的秘密中，建构一个关于真相的合理版本。首先，他们会排除纯个人和纯地方的信息。我们的前人无疑很乐于听家族、邻居和朋友中那些充满野心、阴谋和不幸的故事。谁要嫁给谁了，哪个商人或手艺人面临破产，谁因为与仆人或学徒的私通而名声受损。1561 年，一个来自德意志南部梅明根市的市民，很不明智地决定要彻查到底是谁造谣说他女儿为隐瞒意外怀孕而离开了本地，有五十个市民都能够非常明确地回忆起他们初是如何听到这一有趣的流言的。然而，无论人们如何热切地分享和传播这种谣言，他们一般不会认为这种闲话就是新闻。当问起朋友、生意合伙人或者邻居“有什么新闻？”时，他们意指的都是大事件，比如说，法庭上的进展、战争、战役、瘟疫或者大人物下台。这才是他们在通信或者谈话中会去分享的新闻，正是这种新闻为早的时事商业市场提供了燃料。
我们偶尔能通过日记或者家族纪事了解到早期的新闻读者权衡和评价这些新闻报道的过程。赫尔曼·魏因斯贝格就是其中之一，他16世纪晚期生活在德意志的大城市科隆，可以说是一个古怪之人。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才惊愕地发现，他对他们的生活和时代做了非常全面的记录，包括他们的所有活动。魏因斯贝格生活安逸，靠继承的财产收租过活，对同时代的大事有着很紧密的关注。由于他并不属于城市的精英圈层，他不得不依赖朋友或者从自己买的小册子中获取信息。幸运的是，像科隆这样的新闻中心到处都是信息，但不是所有的来源都具有可信度。魏因斯贝格的技能就是权衡相互冲突的报道，并且识别“一般观点”或者共识，这个过程与城市的执政官和欧洲王室处理信息的方式不谋而合。然而有时候，准确地识别事务的真实状态也不可能。1585年，德意志西部城市诺伊斯的边陲小镇被新教大主教格哈德· 冯· 特鲁克泽斯用武力占领，魏因斯贝格听说了不下十二个不同的报道称大主教的士兵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溜进了城。他采访了讲述各自见闻的目击者。市议会不
断地派遣信使去调查发生了什么，但都被拒于城门外。魏因斯贝格终得出结论，真正的事实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每个人所说的和所知道的，都不可能超出他在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但如果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故事就可能是假的；他就不可能真正地知道。”
新闻报道的指数级增长并没有必然地使事情变得简单；很多人反而觉得事情变得更糟了。事实上，对传统的知情者而言，新闻的产业化，新闻业（交易新闻以获利）的诞生，预示着传统意义上新闻被查证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报道的可信度与讲述者的信誉紧密关联——的动摇。在急速扩张的大众市场，新闻传播者人格的正直这关键的一环被打破了。
新闻的商业化
在本书叙述的阶段，还没人从提供新闻当中赚钱。相反，新闻的供应是如此昂贵，只有中世纪欧洲的精英阶层才能够负担得起。你要么支付大量资金建立一个信使网络系统——其固定成本被证实超过了欧洲一些富有的统治者的财力 ；要么靠一些人承担起免费提供新闻的社会义务，比如说封建领主的扈从、渴望获得恩惠的人，或者教会中的教士。即使是实力为雄厚的王室，也要经常把快件交给一些关系要好的商人免费捎带，以此来削减开支。
只有到了 16 世纪，我们才会见到新闻服务的系统性商业化。早是一群在意大利各城市里跑生意的人，他们世故而审慎，通过卖新闻赚钱。在这个欧洲成熟的新闻市场，他们为他们的客户，为这些本身就很有影响力的人提供手写的每周简报。其中成功的一个人开了一家满是抄录员的店，每周能产出几十本复本来。这些新闻信札简明扼要，内容广泛，并且都广为人知。它们是早期新闻市场不为人知的了不起的故事之一。
提供新闻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服务，然而对于信息的渴望使得欧洲的统治者和他们的顾问订阅了其中的一些。但这也仅满足了一些人的需求，对于他们来说，获取好的信息资源是一项政治需要。大多数人将就利用他们免费得到的新闻：在客栈或者市场，以及发布在市政厅门阶处的官方通知。这些免费新闻在舆论气候的形塑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在本书所覆盖的历史时期的新闻市场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洲更为下层的居民们会在他们能够发现新闻的地方挖掘新闻：在谈话和通信里，从旅客和朋友那儿。
新闻市场的真正变革来自新闻印刷市场的发展，15世纪中叶印刷术发明之后，它才步履蹒跚地开始。半个世纪或者更久之后，印刷工人们都奉行着一个极其保守的策略——热衷于出版接近中世纪手抄本传统的书籍版本。14但是到了16 世纪，他们也开始开拓新的市场，其中之一就是新闻市场。新闻正好契应了廉价印刷品市场的扩大，并迅速成为一种重要商品。这股新闻报道的新兴浪潮与既有秩序完全不同。它采用之前的新型的小册子的语气：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激情四溢的辩护。所以这类新闻报道与手抄新闻工作者那种审慎、冷静的报道有着很大区别。这种新闻小册子不仅要承担起告知的义务，也要承担说服的义务，新闻也次成为娱乐产业的一部分。有什么比远方的灾难或者耸人听闻的谋杀更具娱乐性呢？
这也并非没有问题，尤其对传统的社会领导人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新闻是一项由可信的专门机构提供的机密服务。精英们自然会试图去掌控这个新的商业市场，确保这些新闻书册中传递的是有关他们的正面信息。那些还想继续营业的出版商们，就只能谨慎地报道当地贵族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而不去报道会辱没名声和颠覆权威的战场失利。这些乐于合作的出版商们可以依靠帮助获得正确的文本。宫廷诗人和作家们，经常是一些知名的文学人士，也有义务承担一些新的和不熟悉的任务，去为君主的军事实力唱赞歌和痛斥敌人。 15 大量这样的作品被印刷出来。尽管这经常被视作一个独裁和非代议制政府的时期，我们会发现，从特别早期的批印刷书籍的年代开始，欧洲统治者们就投入了相当的努力，向他们的民众表达观点、解释政策。这也是新闻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这些新闻小册子上爱国的乐观主义，对欧洲统治者们管理公共舆论的早期尝试很有助益，但也为那些依赖准确的信息流而做决策的人带来了困难。已经准备交货上路的商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的发现报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如果货物能否平安抵达很重要，那么模糊了事实真相的新闻小册子就对他们没有好处。宗教改革带来的欧洲内部的分裂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因素 ：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新闻卖主们会不断地只复制认信分界线（confessional divide）一边的新闻。因此新闻就愈发呈现出宗派特征。所有这一切会导致种种歪曲，掩盖事件的真实过程。这对振奋士气也许是好的，但对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来说，他们需要途径去获得更为冷静的报道，新闻印刷大众市场的增长主要就是个消遣。由于这个原因，16世纪大量涌入市场的新闻小册子并未淘汰更为专门的手抄服务。 新闻信札依然能在有钱人市场中立足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秘密的手抄新闻服务一直持续繁荣到 18 世纪下半叶。
报纸的诞生
16世纪印刷的新闻小册子是新闻市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它们也进一步增加了追求真实性和精确性的难度。为了在不那么富裕的读者阶层中争夺有限的可支配的现金，新闻小册子的提供者们有明确的动机让描述尽可能生动，这就对新闻的可信度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如果一个作者为增加报道的商业吸引力极尽夸张之能事，那么这个新闻报道又如何能被信任呢？
17世纪早期报纸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应对以上棘手状况的尝试。随着在欧洲新的民族国家中政府机构的增加，需要及时了解新闻的人数也呈指数级增长。1605年，一位颇有事业心的德意志文具商认为他可以通过将其现有的手抄新闻信札服务机械化来满足这一需求。
这即是报纸的诞生：然而其风格——从手抄新闻信札中继承下来的冷静严肃、不偏不倚的叙述——与之前更有立场且散漫杂乱的新闻小册子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事实证明，报纸的诞生之路困难重重。尽管报纸传播得很迅速，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在二十多个德意志城市都有创办，但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却遭遇了抵抗——比如意大利就较晚才接纳这种形式的新闻出版。批报纸中很多为了盈利而挣扎，很快就倒闭了。
报纸的问题在于它不太有趣。虽然被视作一个订购者进而获得关注世界时事的社会荣誉可能很重要，但早期的报纸读起来并不是很有意思。那一连串赤裸裸、不加修饰的事实让人难以理解——有时，干脆是不知所云。有消息说塞萨公爵已抵达佛罗伦萨，但在不知道塞萨公爵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的情况下，这条新闻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好还是坏？没有经验的新闻读者会觉得读起来很费劲。而那些习惯了新闻小册子亲近有序的叙事的人能察觉到这种风格的疏异。
新闻小册子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闻呈现方式，更适合当时的叙事传统。它们聚焦的是激动人心的事件、战役、犯罪和轰动一时的人或事；通常会在所描述事件结束时发表。它们有一个开头、经过和结尾。重要的是，新闻小册子尝试解释前因后果。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宗教的时代，而这类新闻小册子也会引出一种道德寓意：国王强大，作恶之人自食其果，自然灾难的不幸受害者是在因罪受罚。
而报纸的新闻报道方式很不同，对那些以前没有订阅过手抄服务的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每条报道都不过几句话长短，不提供任何解释、评论或实况报道。与新闻小册子不同，读者不知道这属于叙事中的哪一部分，甚至不知道报道内容是否重要。这引向了一种极其讲究的、对读者极为苛求的新闻，给没有经验的读者提供的帮助寥寥。重要的故事很少放置在前；没有标题，也没有插图。而且由于报纸是按订阅方式提供的，所以读者们会被期待逐期密切注意事件的进展；这既费时、费钱，还很费心。
这完全不是这些年来欧洲社会的大部分市民对新闻的经验。对他们来说，大事件只有切实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时，他们才会感兴趣。即使就那些好奇心更强的人而言，新闻也是一个出入自如的领域，在感兴趣的时候买一本新闻小册子，而如果不感兴趣，就把钱省下来留作他用。从事件的展开方式来看，这一点更加说得通——它们有时重大，有时着实寡淡无趣。新闻小册子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新闻有时候很重要，会在新闻界激起一阵骚动，有时则不然。
因此，说服生活在17世纪的欧洲居民去定期购买新闻出版物绝非易事。这也就不难看出为何报纸流行起来的步伐如此缓慢。消费者必须被教导要定期了解新闻，而且他们也必须掌握理解新闻的工具。这需要时间，那些了解自己所在城镇或村庄以外的世界的人的圈子扩展缓慢。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从份报纸创办到它真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经历了一百多年——直到 18世纪末，报纸才成为形塑舆论的主要媒介。
报纸的出现并没有即刻改变新闻市场。事实上，在至少一百年里，报纸一直努力在仍属多媒体业务的地方寻找一席之地。印刷术的出现并没有抑止早期的新闻传播形式。大多数人依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得很多新闻。新闻的传播深刻地展示了这些喧闹、亲密的睦邻社会的发展活力。在市集广场上、教堂内外、家族团体中，新闻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富有进取精神的市民们在歌声中庆贺喜事：这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新闻渠道，而且对于那些原本艰难谋生的旅行歌手来说，相当有利可图。唱歌也具有潜在的煽动性——地方法官们发现，找到一首煽动性歌曲的作者要比关闭一家印刷店难得多。更为练达老成、博闻强识的人会在剧院欣赏到对当代的引鉴。由于内行人才懂的笑话和对时事的提及是其保留节目，看戏在较大的城市也是一个重要的新闻领域。在这个与印刷业新世界共存的多媒体新闻世界中，所有这些不同的地方都扮演了它们各自的角色。
这些长久以来建立的信息交换习惯，为新的印刷媒体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需要时刻谨记，在这几个世纪里，公共事务的交流几乎都是在社区的环境中进行的。市民们聚集在一起见证市政事件，比如，显贵访客的到来或处决臭名昭著的罪犯。他们听市政或王室官员颁布官方命令；聚集在教堂的门口，研究法令或原告诉状；互通传闻，唱时事性的歌曲。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发表”意味着声音的流传，是口头上的：书仅仅是“印刷”的。印刷新闻既鼓励了新的消费习惯（私人阅读以前被视为精英的禁脔），同时又采用了这些古老的口头传统的韵律和文体形式。读早期的新闻小册子，我们经常能听出街头的音乐，它的喧闹嘈杂和不拘一格。相反，提供给早期报纸的读者们的是一种档案馆的与世隔绝的宁静。这不符合所有人的品味。
新闻工作者
这一行当的复杂性要求那些希望从新闻中赚钱的人具有敏捷度和灵活性。许多尝试过的人都失望而归。小册子的发表竞争非常激烈，只有那些能通过人脉获得可靠信息的人才有望发迹。早的报纸许多都非常短命，能够幸存下来的往往从当地王室那里得到了断断续续的资助（这使得编辑的独立性很难保证）。在写《评论》的大部分时间里，笛福被英国政要秘密聘请来宣传他们的政策。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通过购买报纸并将其作为他的喉舌来抗衡一个批判性的新闻界。他后来成为英国 18 世纪在位时间长的首相。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出版新闻赚不到什么钱，而且收益大部分都流向了那些处于行业的人。如果说确实有人变得富有了，那就是报纸的所有者——在16世纪是定制手抄新闻服务的出版商，后来则是报纸出版商。一份手抄新闻服务基本上是由一个消息灵通的个人完成的。随着名声渐长，他会发现有必要雇用更多的抄写员来制作手抄复本 ；但他是具有编辑权的人。
早的报纸大都以同样的方式拼凑而成。出版商对其发表的内容全权负责。出版商的任务基本上就是编辑：收集、整合且传播各种报道。大多数情况下，出版商是参与生产过程这一阶段的的专业人员。他没有雇用任何员工或者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在早的报纸中，构成其稿件的许多信息都是免费提供的：信息通过迅速扩张的欧洲邮政服务传播，或者通过函件传送。有一些报纸是与地方王室官员关系密切的半官方出版物，这些官员能提供从国家文件中获取可靠信息的途径。出版商们寻找其他方法从标价出售和订阅中增加微薄的收入。对许多报纸来说，广告成为商业模式的支柱；其他则用礼品、养老金或官职承诺满足政客们，为更好的生存铺路。
报纸的性质和汇编方式没有给我们可能视为新闻业的东西留有多少余地。这些报道的篇幅不够长，没法给评论或实况报道留下太多空间。随着报纸在18世纪逐渐确立地位，一些出版商就雇用了一些特约记者在法庭或证券交易所四处游荡，以期采获一些可以发表的材料片断。但他们很少会在记录中留下太多的痕迹。虽然我们会在这一时期看到一些性格鲜明的角色，但这还不是专业记者的时代。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几乎不具有足够的价值来满足某一报纸的独家新闻服务的需求。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故事卖给任何想要的人。只有随着18世纪末的重大事件——英国的新闻自由斗争以及法国和美国的革命——的发生，报纸才找到了强有力的社论声音，也正是在那时，新闻事业才真正成为可能。但它总是危险重重。正如法国大革命中许多著名政论作家发现的，政治命运的转变可能会使一项事业戛然而止。至少这些人的生与死都受到公众的瞩目。而对于其他人，贫穷是一种更为寻常的威胁，他们属于这一行当中的雄蜂，靠嗅闻着谣言作为残羹剩饭。
权力的筋
在这一时期，新闻市场更为成熟，这依赖于通信网络的建设。而在14世纪到18世纪之间，情况也在稳步改善。欧洲邮政网络变得更为复杂和可靠。新闻报道变得更加频繁。从第二个或第三个独立来源验证一个人所听到的信息也变得更加容易。这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造出了更有效的方式来进行长距离的书信沟通。14世纪初，只有有钱有势者才能负担起维系一个信使网络的成本；因此，那些掌权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信息应该与其他市民分享。到18世纪，相对普通的公民也可以旅行、收发邮件和购买新闻报道。信息交换的过程已建立在合理的商业基础上。这时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通信沿着欧洲贸易干线流动。新闻很丰富：如今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许多人选择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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