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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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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纪念余子道先生九十寿庆的论文集。本书收录的文章囊括了近现代战争史、军事史、社会史、外交史、人物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收录的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数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和变化，亦可了解余子道先生一生治学、育人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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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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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子道，1931年生，中共党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党总支书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军事史领域成果丰硕，代表性著作有《长城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汪伪政权全史》等。2021年，为庆贺余子道教授九十寿庆，余门弟子发起祝寿征文活动，并决定编纂论文集。本论文集收录来自海内外的余门弟子所著学术论文共29篇，分为近现代中国的军事、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近代中外关系、人物述评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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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傅德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任重书院专职导师。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源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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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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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近现代中国的军事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义勇军 / 邓一帆
对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 / 郭志刚
关于上海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 / 洪小夏
南京中央军校初探 / 华 路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陆军建设述评 / （1927-1937） / 王 伟
中国大革命期间苏联的军事援助 / 徐有威
南京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张 骏
中国军队近代化论纲 / 张 云
二、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
大历史中的小历史：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变迁和地方志谱 / 程 洪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行政：参与、整合与后置 / 李 琪
论民初会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 / 廖大伟
读《虹桥镇村宅志》引发的思考 / 刘其奎
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共产国际 / 邵 雍
战后上海港的整治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复兴计划 / 宋钻友
广东党组织：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 杨汉卿
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 / 张济顺
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 / 郑宝恒
三、近代中外关系
文化历史差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以丰田T—1汽车在中国生产销售为例 / 曹振威
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 / 金光耀
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 / 鹿锡俊
“中国周边学”发凡：一门交叉学科的诞生 / 石源华
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 王建朗
一幅近世近代中日交流的文化地图：从《日本外史》《日本教育》中窥探跨文化传释研究 / 赵建民
四、人物述评
《民国人物资料专辑一》综合类的文献价值：以《民国丛书续编》第二编为中心
/ 傅德华
《20世纪中国人物专辑文献目录》（中文卷）编纂纪实 / 李春博
从家谱看炎黄子孙的寻根情结 / 王鹤鸣
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 / 王少普
挺进中原战略决策的形成及其特点 / 王世根
王小亭抗战摄影之《中国娃娃》平议 / 吴海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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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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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子道老师今年已经整整九十岁。他曾经说过：“我要争取为复旦工作到九十岁。”这一心愿，他真正实现了。195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他给自己确定了人生目标：“做一个德才兼备的新中国建设者，一个脚踏实地的教育工作者。”这一目标，这位已经有69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名副其实地达到了。这集中表现在他的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军事史研究众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上。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余子道是中国现代历史变迁的一位亲历亲闻者。他1931年8月出生于浙江余姚一户中农家庭，先辈三代务农，父亲在他十六岁时去世，家道开始中落。1948年，他从余姚县立中学毕业后进入杭州新群高中就读。1949年3月，高中还没有毕业，因追求进步，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他离开杭州到会稽山区参加了浙东游击纵队，并进入浙东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在与南下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会合后，他隨军进入宁波，参与接管旧宁波市警察局，成为宁波市军管会公安部一名工作人员。这是他初实际参与中国现代军事斗争活动。
1949年秋，上海市人民政府首次举行公立大专院校统一招生考试。余子道求学心切，专程赶到上海报考。他的政治科目考试得到高分，弥补了理科成绩的不足，为复旦大学所录取。他先读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后转读文学院新闻系。他家境清贫，能够在上海生活，在名校读书，不仅因为学费和伙食费全免，而且每月获得助学金，过冬还获发放棉衣，终于挺过了这三年多极为艰辛的大学生活。1951年秋，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余子道参加了由复旦大学文、法两学院师生组成的土改工作队，担任土改大队部宣传部长，到皖北五河、灵璧土改线投入实际斗争，亲历了中国农村这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接受了难得的锻炼。皖北土改结束后，1952年上半年他在新闻系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在校党委领导下，组织和主持全系学生的思政学习和检查，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革命洗礼。
复旦大学三年学习，对余子道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这里，他次经受比较扎实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思想改造运动等实际斗争，又使他在政治上得到严格的锤炼。他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开始确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志向。1952年7月，经学校党委批准，余子道老师成为中共复旦大学党委成立后批准的批共产党员。
1952年8月，因国家建设需要，新闻系大三学生提前和应届毕业生同时毕业。余子道留校担任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党史）教研室教师，这是复旦大学批以中共党史为专业的政治理论课教师。而余子道后来转而专攻中国现代史，则得益于1953年被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班进修。在这里，他师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专家何干之，以及李新、戴逸等中国近现代史名家，得到他们的指教。当时，《选集》至三卷先后出版问世，他以极大的热情，一篇一篇地认真研读，反复阅读。同时，他还积极钻研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阅读中国人民大学收藏的党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系统地学习了以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为主要教材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这就奠定了他日后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教学与研究的基础。
1955年进修结束后，他回到复旦大学。当时历史系亟待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师队伍，他不久即由学校决定调入历史系，一边担任中国现代史教学工作，并一边参与历史系党总支工作。1958年冬，他受命主持历史系党总支工作，他始终不辞辛劳，坚持“双肩挑”，一面负责总支领导工作，一面坚持为本科生讲授中国现代史基础课，开设中国现代军事史选修课。我1957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是在中国现代史课上认识了余子道老师，在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化以后，又选读了他所开设的中国现代军事史课程。正是通过这些课程，我开始学会如何认真研读相关著作，以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国现代军事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
1957年以来，可以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复旦大学历史系又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在担任了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后，余子道工作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但他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军事史教学上，始终不敢放松，只是相关专题研究工作，有时不得不忍痛暂时搁置一下。我1962年11月从呼和浩特铁路中学调回复旦安排在历史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工作时，他就安排我做一套中国现代军事史研究状况和资料目录索引卡片，足见他对这一研究方向一直非常执著地给以关注。
历史前进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余子道老师的人生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不管是处于顺境或是逆境，余子道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责任。他做系主任时，我是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对他的尽心尽责印象极深。后来，他不再担任党政工作，在中国现代史教研组和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我觉得，他具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和觉悟，非但没有气馁，反而得以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将精力集中到中国现代史教学、现代军事史学术研究，以及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之中。他所指导的中国近现代硕士研究生和美国、日本、韩国、前苏联高级进修生共达25人。
80年代初，我分管系里的科研和研究生工作，当得知余子道老师和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等曾到公安部门查阅和抄录了有关汪伪政权的许多档案，大多是汪伪政权头目所写的交代材料和回忆录。我即建议联合教研室其他年轻同志，将这批独家资料，结合当时所能收集得到的其他相关资料，系统进行整理，并公开出版。1984年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汪伪政权资料选编》（包括《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等）、《汪伪政权全史》上下卷、《汪伪政权全史》三卷本等，便是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主要成果。在《汪伪政权全史》初版及增订版的编写中，余子道老师都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退休以来的这30年中，余子道老师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再几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课题组成立，他担任组长和首席专家。他和以他为首的团队，以上海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两大历史事件为中心，将从国内外搜寻到的各种史料，编成160余册的大型文献史料丛书“淞沪抗战史料丛书”，修订重编十卷本“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汇编了《记忆中的淞沪抗战》《当代学者论淞沪抗战》，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等学术专著。他们努力发掘日、美、英、俄、德等国的相关文献资料，还曾多次专门赴台湾，发掘台湾所收藏的有关抗日战争的各种珍贵史料。淞沪会战期间担任第三战区 前敌总司令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陈诚，其档案史料库“石叟资料室”收藏有关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全套军事档案。陈诚1965年去世后，这部分档案由其家属保存。余子道会同宝山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淞沪抗战纪念馆负责人员，专程赴台北拜访。他们一行的诚意赢得了对方的充分信任，在台北多位爱国人士的积极促成之下，获赠陈诚所收藏的这些档案的全套复本。余子道老师还先后三次赴台，与台湾学术界和军史学界进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本着海峡两岸抗战史研究“共享史料，共修史书”的精神，以主动的姿态积极促进合作交流。
在积累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研究，余子道老师撰写了《长城风云录：从榆关事变到七七抗战》《抵抗与妥协的两重奏——一?二八淞沪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等学术专著，发表了《中国局部抗战综论》《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等史学论文130余篇。他还一直热情饱满地积极参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解放纪念馆、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中共四大纪念馆等场馆的设计与建设，为他们提供学术和史料支持。为了团结和凝聚全市的抗战史研究力量，余子道老师又联络和协调上海地区有关高等学府、学术机构及抗战纪念馆的专家学者，于2017年8月成立了“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上海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并创办了《上海抗战研究》学术期刊。
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绝， 活跃在学术研究的线，名副其实是“仁者寿” ！何谓仁？孔老夫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 “恭、宽、信、敏、惠”。恭，就是对人民对事业都要有恭敬之心；宽，就是待人接物坚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心怀坦荡；信，就是以诚信为立身处世之本；敏，就是通达事理，勤勉努力，不气馁，不懈怠；惠，就是推己及人、施惠于众。孔老夫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我以为，这是作为一名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品质，这也是余子道老师耄耋之年在对历史与现实研究中仍然一直精神抖擞奥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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