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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风雨兼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往事，了解一些重要决策、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可以清晰感受共和国不同时期的脉动。本书涉及的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主要为：1949年解放台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三年经济困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陈云，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等。
本书是作者在积累大量档案材料、亲历者采访记录的基础上写就的，内容丰富翔实，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是读者了解学习新中国史的鲜活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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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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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者陈东林的文集，共收录23篇，主题多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探索实践，比如三线建设、“四三方案”、陈云应对物价风波、关于对外开放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的过程等，也包括曲折，如三年经济困难等。这些文章依据史料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研析，在发表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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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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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历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当代中国经济史。代表作有专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诗史》、《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等，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共和国史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相关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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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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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 ………………………………………………………………………（ 1 ）
历史篇
《历史决议》对国史研究的奠基和指导作用 ………………………（ 3 ）
1949 年解放台湾之役为何未能进行 （ 17）
中共对苏联三次出兵东欧国家的反应与认识 （ 31）
中央与地方对三年自然灾害和饥荒的认识与应对 （ 43）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
计量历史考察 （ 65）
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50 年后的回眸 （ 88）
1964 年三线建设决策中的分歧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启示 （ 97）
“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报刊研究 （115）
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129）
论伟大的历史转折与改革开放 （139）
开放的前奏：“四三方案”及其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149）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设立经济特区决策的形成 （166）
抓住供给侧改革和军民融合机遇 推动三线遗址保护利用 （176）
人物篇
国际风云中的诗人 （191）
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的对外开放探索 （206）
“文革”时期的经济思想探析 （219）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与纠正 （234）
“文革”时期周恩来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艰辛努力 （246）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61）
邓小平与陈云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270）
陈云解决 1951 年棉花“禁运”危机的谋略 （280）
陈云应对四次物价大风波的经验和启示 （295）
陈云抵制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 （308）
后 记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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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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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首先，要感谢当代中国研究所领导，决定在建所 30 周年之际， 为一批学者出版个人研究文集。我作为批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的学者之一，有幸叨陪末座。同时，也有机会对自己研究当代中国史的 30 年，做一个回顾和总结。
在来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之前，我曾经先研究古代史——清朝史， 1984 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个人篇学术论文《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引起了著名清史专家北京大学许大龄教授和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关注垂询。这对我以后撰写学术论文是一个重要鼓舞，之后又发表了多篇关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论文。与此同时，我和苗棣、李丹慧、李向前、孟宪成同学一起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奠定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初步基础。1990 年，邓力群同志了解到这一研究后，将我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正规军。
本文集收录的 23 篇个人论文，虽然只是我研究当代中国史 30 年来公开发表的近 200 篇论文的一部分，但基本上反映了我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走过的路，以及我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侧重的四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史、当代中国经济史、当代领袖人物、诗词。
到所之初，我在第三编研室，其后、二、三编研室合并为编研部（研究 1949—1976 年时期），我担任主任。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第三编研室承担的任务是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 即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史。这一时期的历史，也正是我的兴趣所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初，我还是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 也被运动席卷，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和“教育革命”等运动，之后到一个“大跃进”时期成立的轴承厂当工人，从车工、钳工、维修工一直干到车间主任。然而，我心中一直有一个不解之谜，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是怎样发生的？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因此，1978 年高考， 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试图通过学习和研究，解读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在研究过程中，通过系统地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接触了以前所不知道的资料和档案， 才对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有了基本了解。我感到，解读、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是打开探索当代中国史的一把钥匙。于是，我发表的篇当代中国史研究论文，即是收入本文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与纠正》。当时，人们的侧重点还在如何纠正所犯错误方面，对于他自己如何纠正自身这些错误，鲜有文章论及。因此，这篇文章发表后获得了关注和好评。
2002 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整，由按照历史时期分两个编研室，改为按照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四个学科设立研究室。组织上要我担任经济史室的主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研究专业领域。从何处开始学习和研究呢？我认为，国史的经济史和经济学科的经济史，区别在于，国史学科的经济史，应当侧重于宏观的国家经济决策、经济战略和社会经济面貌；经济学科的经济史，则侧重于微观的经济规律、经济效益和计量研究。于是，我从收集、了解国家经济战略档案，研究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和活动入手， 逐步形成了三线建设研究和对外经济引进两个稍有优势的专题。经过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三线建设研究以后发展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在经济史方面的重点。比如，在当代所下面设立了全国性的三线建设史研究会。
后，要说到诗词研究，这是我个人研究喜好的“副产品”。所幸的是，当代所的两任所长朱佳木和李捷，都对诗词特别是诗词有很深的研究，使我得以“公私兼顾”，写出了不少有关诗词研究的文章，重点在于探讨诗词研究的历史背景， 理解诗词本身。我的本专著《诗史》，从 1997 年出版即获得了读者的欢迎。到 2020 年，已经有四家出版社先后多次再版。
说到我撰写收入本文集的 23 篇研究论文的一点心得，只能从我个人的研究感受谈起。我给研究生讲课时多次讲到，撰写文章首要是注重创新，包括新观点、新材料、新手段三个方面。
文集中在新观点方面有代表性的，篇是评价“文化大革命” 时期经济状况的文章，发表后在国史、党史、经济史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仅在学术会议上成为讨论焦点，中宣部内部刊物也作为新观点予以摘登。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我主持，王瑞芳、冷兆松、段娟参加的所重点课题，出版了《1966—1976 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的专著。今天回过头看，提出的观点是站得住的，也被权威著作和部门接受。第二篇是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四三方案”为代表的新中国对外经济引进第二次新高潮，提出第二次新高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奠定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开拓前奏，这一观点也为学术界接受和沿用。其他文章的创新建树和填补历史空白，还有不少例子。如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几首“反修”诗词的用典，文章经过广泛考证，厘清了和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及巴黎四国会谈、U-2 间谍飞机事件、中苏大论战等一系列复杂而有趣的国际历史背景，发表的论文也被研究界视为解读定论。还有关于三线建设决策之初中央的不同认识，等等，都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疑题，我在厘清史实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评价论断。
新材料方面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使用档案材料的文章。档案来源基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计委档案，另一个是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过程中，在中央档案馆查抄并收入《国史编年》出版的档案。1993 年冬天，在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甘子玉两位老领导支持下，我和程中原、杜蒲、刘志男得以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查阅复制“文革”时期经济档案。三个月的时间，如入宝山，收获极大。次看到了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批示手迹的珍贵档案，了解到许多过去不曾知道的重要经济活动和决策。三线建设档案是个重大收获。当时对于这个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涵盖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建成两千多个大中型企业的三线建设重大战略，社会上对其建设过程都所知甚少，遑论决策内幕。由此，我开始了三线建设研究，发表多篇论文，2003 年出版的专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被人谬誉为“三线建设史研究人”。一直到现在，三线建设仍然是我退休以后的主要研究领域。“四三方案”是查阅国家计委档案的第二个重要收获。回来后进一步梳理学术界成果，我才知道对这一重要决策和措施的全过程可以说几 乎没有研究。根据这些档案，经过批准，我先后写了两篇关于第二次 对外引进高潮的论文。以后，对外引进研究就成为我的一个长期研究 方向。再如，到所之初，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我到北京图书馆（今国 家图书馆）特藏部用半年时间查阅了大量馆藏红卫兵小报资料，加上 自己的多年收藏，写成研究“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文章，不仅填补 了“文革”史、社会史、新闻出版史的一个重要空白，而且成为民间 集报收藏的文章。掌握档案资料，对于我来说起到了当代史研究 的奠基作用。在这方面，应当感谢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国家批准的 高国史研究机构，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幸之甚矣！
在新手段方面，有代表性的是使用计量统计和比较研究的几篇文章。研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一篇文章，针对社会上把这一时期的困难完全归咎于自然灾害或者说根本没有自然灾害的两种对立观点，从1959—1961 年自然气候条件入手，经过建立数学模式进行粮食产量、消费和征购量方面的计量统计，得出结论：当时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法，是站得住的。这篇文章在迄今学术界内外的争论中，经常被转引。必须指出的是，计量统计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个尝试，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看当时的研究，肯定存在不少的缺憾。相对来说，比较研究手法是我常用的。文集有一篇文章对邓小平、陈云的经济思想次从发展速度、计划和市场两个角度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相辅相成、各有千秋的结论。再如，对苏联 20 世纪 50—60 年代三次出兵东欧国家及中共的反应，外交史界的研究已经很多，文集的一篇文章将三次出兵互相比较，结合三次中共的不同态度进行分析， 总结教训和经验，尚属首次。
关于新观点、新材料、新手段，我曾经把这“三新”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新瓶装新酒”，即有新观点、新材料，但是这太难做到了。 “旧瓶装新酒”，即用旧材料采取新手段、提出新观点，还是相对容易一些的。但是无论如何，不应当“旧瓶装旧酒”。我不能保证自己绝 对没有这种作品，只能自认为收入本文集的，应该努力做到没有。究 竟如何，还是请读者和学界同仁来评判吧。
陈东林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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