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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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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研究》是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程章灿主编的论文集，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 际科学文化交流。此论文集收十九篇文章，其专题分为文献文化史研究、经学文献研究、文学及文学文献学研究、石刻文献研究、道教文献研究、目录学暨四库学研究，从多方面探究 了中国古典文献在文化建构上的重要性。本书文章是文史研究的新成果，对推进学术前进多有助益，对引领学术风气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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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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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1963 年生，福建闽侯人。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研究石刻文献、魏晋南北朝文学、欧美汉 学等。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唐诗入门》《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潮打石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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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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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文獻文化史研究·
商業出版與詩歌總集的文本生成：新見日本藏《大明萬家詩山》考論
湯志波（）
學術良工：劉文奎局與乾嘉學者的出版活動鄭幸（）·經學文獻研究·
論唐宋時期考較《周易》文本的學術傳統顧永新（）
明嘉靖本《禮記注》考略王鍔（）
從“西狩獲麟”釋義看杜預對漢代《春秋》學的突破劉雅萌（）
清周懋琦鈔校本《十三經注疏正誤》考略王曉静（）·文學及文學文獻學研究·
殷璠初盛唐詩風三變説别解張固也（）
王昶幕府集會文學活動及其幕賓考述李金松（）·石刻文獻研究·
消失的碑林：《橋玄廟碑》與東漢鄉里石刻景觀于溯（）
出土六朝磚銘文字校訂十五則張今（）
唐代百濟太子扶餘豐女夫妻合葬墓誌考論
王連龍叢思飛（）·道教文獻研究·
《太元真人茅君内傳》解題
〔法〕賀碧來 撰張粲吕鵬志 譯（）
論古靈寶經對般若經中“經臺”的接受與改造甘沁鑫（）
《三洞群仙録》考述李静（）·目録學暨四庫學研究·
《古今書》發微張宗友（）
《七録》總集、雜文二分及其集部文體學價值
翟新明（）
王際華與于敏中關於《四庫》修書之通信
——兼談《于文襄手札》的考釋張昇（）
四庫提要的差异與稿本《總目》的修改江慶柏（）
《四庫全書總目》元别集提要版本問題辨證
何素婷何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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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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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出版與詩歌總集的文本生成：
新見日本藏《大明萬家詩山》考論湯志波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明刻本《大明萬家詩山》五卷（以下簡稱《詩山》），上下兩册，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單邊，雙黑魚尾，版心上鎸“萬家詩山”，卷一卷端題“江西萬年縣上陽春江汪炎孔編輯、弟對峰汪近德校正、弟見江汪本澄精選、門人趙應奎字號”，卷二、卷四題“見江汪本澄精選”，卷三題“對峰汪近德校正”，卷五題“江西萬年縣春江汪近孔編輯、弟對峰汪近德校正、弟見江汪本澄精選”。卷首佚名序云：“是詩也，春江汪先生之所傳聞，而門人之所述之也。”〔明〕汪近孔等《大明萬家詩山》卷一，明刻本，葉1上。據卷端題名、卷首序及書中“汪近孔”“汪炎孔”“汪春江”一人三名混用的情况，當是汪近孔策劃或初纂，具體編選由汪本澄負責，弟子趙應奎編寫詩歌作者與詩題中涉及人物之字號、籍貫、簡介，今姑按慣例簡稱汪近孔等編。
編者汪近孔（又作汪炎孔）字學大，號春江；汪近德字敦夫，號對峰；汪本澄字汝源，號見江；兄弟三人均是饒州府萬年縣上陽人。趙應奎字文瑞，號少山，饒州府餘干縣魚池塘長山人，其餘生平不詳。據卷三汪本澄《賀表兄趙東湖配姻》云“嘉靖龍飛甲子春”，可知《詩山》成書至少在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之後。又序中提及“吾友翰林院侍講張春、編修王希烈，都給事中藍璧，左給事中李東承、江一川”，其中王希烈卒於萬曆五年（1577），知《詩山》當成書於嘉靖末萬曆初。若此序爲僞托，成書時間或可稍微後延。書中“大明”頂格，其字體特徵亦符合嘉、萬間建陽府坊刻風格。
《詩山》五卷共收録297位作者詩歌688首按，由於《詩山》卷首無目録，序跋中也未提及總卷數，未知是否爲全本，今姑按全本論述。，以七言律詩爲主，偶有五律與七絶；以人繫詩，作者名下注明字號、籍貫。其中亦偶有評點，如評王陽明《自感書懷》云：“佳言殊出，盡有道氣，非道明德立者不能如此形容。觀此令人悵然自得。”評王陽明理學詩又曰：“前後詩詞，或發明身心之藴，或推廓道體之妙，或伸言抱負之志，各有攸寓也。讀者不可忽之。”《大明萬家詩山》卷一，葉12上—13上。評胡儼之詩：“胡公之詩二十四律，字字洗練，句句清新，真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誦之朗然精金美玉，世亦爲之罕得者也。”《大明萬家詩山》卷一，葉19上。不知是編者所評，還是所録底本原有之評語。作爲一部明人編選的明詩總集，《詩山》有明顯迥异於其他總集之處，本文試從編選原則、文本來源等角度加以論述，并參照對比日用類書中的《皇明詩選》《萬家詩集》，揭櫫其商業出版特徵。
一從大明到江西：《詩山》的地域定位與編選原則
與諸多明詩選本一樣，《詩山》收録作者甚廣，從時段分布來看，從明初至嘉靖間的作者均有入選；從作者身份來説，上至館閣翰林，下及釋道閨秀，都未遺漏。表面看似是一部全國性的詩歌總集，但細讀之下可知，《詩山》更多是一本江西地域詩集。首先，《詩山》中明確注明江西籍之作者有92位，占全部作家的三分之一强，這其中饒州府籍詩人又占四分之三。由於《詩山》編刻相對粗疏，其中還有諸多署作“馮先生”“詹先生”“許先生”“羅先生”者，不言作者籍貫。其中“吴先生”注明是東崗山人，屬於饒州府餘干縣，逆推其編選體例與編刻動機（詳見下文論述），這些未署具體姓名之人應是編者好友、當地文人，因過於熟悉暫未録入姓名。因此江西籍作者約占全書半數。
其次，作者仕宦江西。《詩山》中明確注明官職的就有饒州兵備副使范輅、饒州知府李鎰、江西巡撫都御史周相、奉新知府潘相、江西儒學提舉楊維楨、江西監察御史胡金、饒州府樂平縣典史翁嶽、江西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江西監察御史徐岱、江西都御史張元冲等十餘人，另如“儒學教諭吴杰”“教諭李善”“縣丞陳文”“知縣林建邦”等未具體指明仕宦地點，今核《（同治）萬年縣志》職官之“縣令”：“林建邦，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三年任。”〔清〕項珂、劉馥桂等《（同治）萬年縣志》卷四，清同治十年刻本，葉2上。可知《詩山》中的“知縣林建邦”即萬年縣知縣林建邦。其餘數人雖暫不可考，按其例亦應是江西地方官員。
再次，作者既非贛籍，亦未仕宦江西，但詩歌内容與江西有關。如江蘇泰興人茅大方《憶顔伯瑋死忠》，顔伯瑋是江西廬陵人，在靖難之役中遇害，是詩盛贊其忠義氣節。再如應天府汪九鰱《哭翰林學士陳文》，題下注曰：“（陳）文附李賢，因羅倫奏賢奪情事，而羅倫貶官。時則汪九鰱作此挽章親吊以哭之，遺此詩在香臺上，其實譏之也。”《大明萬家詩山》卷一，葉10下。此詩涉及陳文、羅倫之間的政治鬥争，二人俱爲江西吉安府人，陳文官至内閣首輔，羅倫是成化二年（1466）狀元。再如卷四魏奇《讀文天祥傳》，歌頌文天祥殉國大義；卷五程梅岩《題饒娥廟》，述饒娥孝烈之節。作者魏奇、程梅岩籍貫不詳，但詩中文天祥、饒娥均是江西人。或者是在江西所作，如陶安《寓饒州府秋節述懷》、夏寅《過陳友諒故都而作》、汪廣洋《題康山韓晟（成）忠廟碑》等。《詩山》所收詩歌更多是以上數種情况交融，可知這是一部明代江西人編選、以江西地域爲主要内容的詩歌總集，收録江西之人與詩是其潜在的核心編選原則。
現存明詩總集中地域選本并不少見，“地域性”甚至成爲明詩總集的一大特色參見潘林《論明代明詩總集的編纂特色》，《江南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第76—82頁。，如浙江有《四明文獻》《吴興藝文補》，福建有《閩中十子詩》《晋安風雅》，廣東有《嶺南文獻》《廣中五先生詩集》等。江西也有代表性詩歌選本，如景泰間韓陽編《皇明西江詩選》，明末舒曰敬編《皇明豫章詩選》，均以選録江西籍詩人爲主。明人編選全國性的明詩總集，如俞憲編《盛明百家詩》、曹學佺編《石倉歷代詩選》（明詩部分）、陳子龍等編《皇明詩選》、錢謙益編《列朝詩集》等，雖收詩數量多寡不一，作者地域之分布或有差异，但總體來説是全國範圍内平衡分布，而非專選一省乃至一府之作馬漢欽已統計《盛明百家詩》《石倉歷代詩選》《皇明詩選》《列朝詩集》等全明詩歌總集中作者籍貫分布，本文不再贅述。可參見氏著《明代詩歌總集與選集研究》，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4—45、68、80、114頁。。像《詩山》這種以“大明”爲題而又以江西地域爲主的總集，極爲少見。
一般來説，編選詩歌總集，或是爲述存一代詩史，實現“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之目的，或是通過選詩顯示編者的文學主張，達到“删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之效果〔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中華書局，1997年，第2598頁。。總集編選者一般都是士人階層，能獲得較多的詩歌文本資源，且具有較高的甄選鑒賞水平。但《詩山》之編者名不見經傳，編選也較爲粗疏，其編刻更多是出於謀利爲主的商業目的。
首先，總集都有一定的編選原則與宗旨，會在序跋或凡例中清楚展示。《詩山》没有凡例，且卷首不具署名之序，看上去似乎是拼凑而成，或大段論述大明之盛世：“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天錫勇智，訊掃胡元，復帝王已淪之土宇，植中國既墜之綱常。惟賢是任，惟能是舉。不以科爲限，而治化之隆盛，真足以邁唐宋而愧美於商周者矣。及我成祖文皇帝繼承大統，虎躍北平，中土有於變之風，四夷有來王之念。自是聖子神孫，授受一道。至我皇上，益光大之。嗚呼盛矣，不能贊一詞矣。”或將詩歌附會於陰陽術數：“七言四句者，字則北斗之數，而句則合乎四時也；八句者，八卦之象也。五言者，字則合五行之數，而句則亦猶是也。”或虚張聲勢誇大其詞：“自明良之歌作，而《三百篇》於是乎托始焉……求其興《三百篇》而繼其盛者，亦惟其《大明萬家詩山》而已矣。”《大明萬家詩山》卷首序，葉1—3。將《詩山》直接置於《詩經》之後的位置，却隻字未提編者所注重的江西地域之編選原則。且全書并未有一以貫之的編選體例，導致《詩山》顯得較爲雜亂。如雖是“以人繫詩”，但或因各卷編者分工不同，同一詩人在不同卷中反覆出現：卷一載程楷《登試入翰林説幼年夢意》，卷三又收其《雁》《樵》；王守仁甚至重複出現4次，卷一有《自感書懷》等4首，卷三又存《題草萍驛》及無題詩各1首，卷四再録《收復作反寧王宸濠》，卷五又載其理學詩2首。而編選中“大明”之體例也未能嚴格執行，或因尊崇理學，多次收録宋代朱熹之詩；或因着眼地域，收録江西籍宋人馬廷鸞之詩，均與“大明”之預設原則相悖離。
其次，從《詩山》具體内容來看，編者甚至并不需要用心搜集材料，一味照抄手頭所見總集。如卷二連續收録元代薛宗海、黄溍、傅與礪、張翥、余闕等24人的作品，當是據某元詩選本整體過録，甚至忽視了這是元代總集，而非明人所作。卷三開篇《李太白樓詩》，收録高臺、陳鳳梧等三十人同題唱和之作，同樣亦是從相關專題類總集中抄録。卷五《（館）閣諸公氣象》下注云“不及查名”，其後21首均未著作者姓名，顯露出自某書整體移録之痕迹。編刻亦訛誤甚多，如黄湜《聞李景隆敗績紀事》誤作“授翰林院修撰有感而作”，作者韓成誤作“韓晟”、姚廣孝誤作“姚廣漢”、董旻誤作“董昊”、姜子奇誤作“姜子牙”，方豪號棠陵誤作“棠陵人”，鐵鉉是色目人誤作“鐵鉉，字色目”，李東陽字賓之誤作“字汝明”，胡儼字若思誤作“字畏之”，且云胡儼是“江西饒州府人”，其實胡儼是臨江府新淦人，後徙南昌，故又作南昌人，但絶非饒州府人。《詩山》編刻之匆忙與粗疏如此，與編選嚴格、刊刻精良的傳統詩歌總集相差甚遠。
再次，是書命名爲“萬家”，也有着明顯的商業廣告氣息。據相關統計，目前所見明人編纂的明詩總集大約有五百多種王文泰《明代人編選明代詩歌總集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4頁。，核《中國古籍總目》未見有以“萬家”命名者。是書收録297位作者詩歌688首，平均每位詩人不到3首。對比一下其他明詩總集，可以明顯看出其差异：同樣是江西地域選本的《皇明西江詩選》收録89人詩歌1190餘首，而全國性總集如《皇明詩選》收185人詩1205首，《盛明百家詩》收321人詩歌32439首，《列朝詩集》收1773人詩歌23606首，平均每人10餘首乃至近百首，像《詩山》這樣人均不到3首的總集較爲少見按，與《詩山》收詩比例相仿的有楊慎所編十卷本《皇明詩鈔》，收録99人277首。但楊慎編此書是爲宣揚其復古文學主張，每人只選一兩首，而李夢陽、何景明却獨占兩卷，以此來爲“前七子”張目，與《詩山》的商業性質完全不同。。且選本多選“名家”或“名集”，如顧起綸編《國雅》所云：“余就故篋中手筆諸名家愜意詩若干卷，并平生所積名集，得商略而采之。”〔明〕顧起綸《國雅》卷首《凡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5册，齊魯書社，2002年，第329頁。但《詩山》所選詩人之中，寂寂無名者占了大多數，以《詩山》所收江西籍詩人爲例，僅胡儼、費宏、嚴嵩、解縉、夏言、桂萼、吴與弼等數人堪稱名家，絶大部分作者與編者汪近孔一樣，皆名不見經傳，其詩歌水平也非常一般。
與純粹謀利不同，《詩山》同時還有“求名”的動機。編者將自己及友人的大量詩篇收入在内，既有擴大篇幅以謀利的考慮，亦有刻意留名以傳世的念頭。如卷一收汪春江理學詩11首，卷五又收七絶10首；卷三收汪本澄《賀表兄趙東湖配姻》，卷四又收《挽雷隱人》《挽趙隱人》《賀人創屋》《偶成》等詩；汪近德、趙應奎也有多首收録。卷一收柯珮《寓四川柳子驛懷汪春江》，卷五又收其《懷汪春江偶成》，均是懷念編者之作，題下注明柯珮是饒州萬年縣錫嶺人，當是編者的同鄉友人。與絶大部分詩人僅入選一兩首相比，編者汪春江與其餘干縣友人甘彦初均收入21首，數量在全書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館閣重臣胡儼。編者亦試圖將自己與友人的詩歌憑藉《詩山》得以遠播，達到“以詩存人”之目的。有學者指出：“把許多没有名氣的人列在名録中目的大約有兩個。一是爲了聚攏人氣，製造聲勢。……二是把列名者作爲回報出版資助者的一種方式。這種回報，就是讓資助者及其親友的名字隨着書籍的流通而廣爲流傳。”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75—376頁。《詩山》大量收録甘彦初之詩，亦有可能存在這種“投資回報”的情况。
二從小説到詩歌：《詩山》的編選來源與文本生成
詩歌總集之編選來源，多以作者别集爲主，如天順間懷悦編《士林詩選》曰“其於鄉先生所爲詩歌，求録其稿而珍藏之”〔明〕懷悦《士林詩選》卷首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1册，第393頁。，隆慶間俞憲編《盛明百家詩》云“收采之豐約，隨本集之多寡”〔明〕俞憲《盛明百家詩》卷首《明詩凡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4册，齊魯書社，1997年，第402頁。，崇禎間陳子龍等編《皇明詩選》“閲名家文集四百一十六部”〔明〕陳子龍等《皇明詩選》卷首《皇明詩選凡例》，明崇禎癸未會稽刊本，葉1上。。無論是“録其稿”還是閲其“本集”或“文集”，均選自較爲可靠的一手資料。但《詩山》來源比較複雜，除同時代饒州府地方文人之作外，其餘詩歌多出自總集或小説中。以入選詩歌多的胡儼爲例，卷一兩次收録胡儼之詩，首次題“北京國子祭酒胡儼”，收《甘露》《别親友同學人》《會試》《廷試》《瓊林宴》《除授》6首臺閣體詩。相隔63首之後又有“祭酒胡儼”，收《登多景樓》《金山寺》《采石江》《忠宣廟》《小姑山》等游覽詩24首。這30首詩均不見於胡儼現存别集《頤庵文選》《胡祭酒文集》《胡祭酒集》《胡祭酒頤庵集》《頤庵集》中按，胡儼别集版本及其收録詩文概况可參見湯志波、黄越《明代胡儼别集考辨》，《山東圖書館學刊》2018年第4期，第105—108頁。。其中《金山寺》四首見於錢福《錢太史鶴灘稿》〔明〕錢福《錢太史鶴灘集》卷二《游金山偶題十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6册，第102—103頁。，當是錢福之作。其餘詩歌來源暫不可考，或部分是胡儼之作。編者應是從某游覽詩選本中鈔録，却全部署在胡儼名下。
《詩山》特色之處，在於其中大量詩歌選自小説或筆記。如開篇爲朱元璋與徐達、馮國用、李善長、孫炎唱和《采石賡歌》五首，全録如下：采石賡歌
洪武二年，因征陳友諒，秋夜寓采石磯。天氣清明，星月皎潔，君臣有相悦之樂。太祖高皇帝自爲倡，有時則李善長、徐達、馮國用、孫炎群臣相與賡和，觀此真唐虞喜起之賡歌，而太平之氣象可見矣。
太祖高皇帝
素月澄澄斗轉移，銀河一派徹東西。風吹鼓角争先應，鳥避旌旗不敢啼。志若明蟾清絶翳，心同碧漢净無私。雄師夜宿同英武，氣概森森采石磯。
大元帥徐達
氣吐虹霓志不移，長驅甲士掃東西。金戈渡水月還正，鐵馬聲關鷄未啼。常憶君恩圖委質，只全公道不容私。安民盡剪群雄亂，管取乾坤穩似磯。
保國公馮國用
節同宸極豈差移，水漸東流月漸西。細柳功成勞主敬，逍遥名震止兒啼。銀河有水難施渡，玉鑒無塵不染私。壯志勤王懷寶劍，肯隨慵懶伴漁磯。
韓國公李善長
水月澄清山不移，任教萬物轉東西。春來楊柳黄鶯語，月上梧桐杜宇啼。金屋榮華應有定，玉堂編纂自無私。今朝幸際明良會，日下賡歌采石磯。
泗國公孫炎
懷抱忠貞志豈移，平生氣貫斗牛西。筆操花月狐狸泣，劍擊山溪虎豹啼。報國赤心應有節，懸空旭日自無私。清風一掃烟塵净，萬里山河穩若磯。《大明萬家詩山》卷一，葉1上—2上。這與《皇明英烈傳》卷二之《高皇帝采石吟詩》所載高度相似，現全引如下，以便參照：是夕，屯兵於采石磯。時值新秋，月色如晝。衆將各歸本帳，惟有徐達、李善長、馮國用、孫炎在麾下共望玩月。太祖曰：“清風明月，真好良霄，恨無佳句以酬之。吾欲勉强一律，諸公勿哂。”徐達等曰：“願聞佳句。”太祖遂微吟之，李善長執筆以書，詩曰：“素月澄澄斗轉移，銀河一派徹東西。風隨鼓角争先應，鳥避旌旗不敢啼。志若明蟾清絶翳，心同碧海静無私。雄師夜宿同英武，氣概森森采石磯。”太祖詩畢，徐達躬身曰：“臣雖不才，願和一律：氣吐虹霓志不移，長驅甲士掃東西。金戈渡水月還正，鐵馬升關鷄不啼。常憶君恩圖委質，只全公道不容私。安民共剪群雄亂，管取乾坤穩似磯。”徐達詩畢，馮國用曰：“小臣亦有一律：節同辰極豈差移，水漸東流月漸西。細柳功成勞主敬，逍遥名震止兒啼。銀河有水難施渡，玉鑒無塵不染私。壯士勤王懷寶劍，肯隨慵懶伴漁磯。”馮國用詩畢，李善長曰：“臣亦有一律：水月澄清山不移，任教萬物轉東西。春來槐柳黄鶯語，秋後梧桐杜宇啼。金屋榮華應有定，玉堂編纂信無私。今宵幸際明良會，月下賡歌采石磯。”李善長詩畢，孫炎離座曰：“臣雖淺陋，亦敢效雄，勉成一律：懷抱忠貞豈變移，平生志貫斗牛西。筆揮花月妖狐泣，劍擊山溪虎豹啼。報國赤心應有節，懸空旭日自無私。清風一掃烟塵静，萬里山河穩若磯。”……是夕盡歡而散。〔明〕郭勛《皇明英烈傳》卷二，《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2—104頁。《皇明英烈傳》是一部以明朝開國歷史爲主要内容的通俗小説，傳爲武定侯郭勛爲鞏固權位、取悦皇帝而招攬門客所作，成書於嘉靖十八年（1539）。所謂“采石賡歌”，朱元璋較早的别集版本如明洪武初刻本、明嘉靖八年（1529）刻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均不收此詩，至明萬曆十年（1582）姚士觀、沈鈇編刻《高皇帝御製文集》始將此詩輯出，題作《采石磯新秋月色》，作爲“又續增七言律詩”收録〔明〕朱元璋《高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明别集叢刊》輯第13册，黄山書社，2013年，第813頁。。而徐達等人未有詩文集傳世，無從考究。由於《高皇帝御製文集》刊刻時間晚於《詩山》，再結合詩題、小序及四人賡唱之順序，可知《詩山》所采并非出自朱元璋别集，更可能是選自《皇明英烈傳》或與其密切相關的筆記中《皇明英烈傳》成書過程中吸收了衆多筆記史料，趙景深曾考證32種正史、筆記與《皇明英烈傳》之關係（參見其《英烈傳本事考證》，載《中國小説叢考》，齊魯書社，1980年，第176—209頁）。需要注意的是，《皇明英烈傳》中采石磯戰役是元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與元軍間的戰鬥，而非《詩山》所云“洪武二年（1369）征陳友諒”。陳友諒在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陽湖水戰中中箭身亡，未能活到洪武二年。這或是《詩山》所據底本有誤，或是編者有意篡改：以“洪武二年”凸顯大明，以“征討陳友諒”使讀者誤以爲是朱元璋在江西所作之詩。實際上采石磯在安徽，因爲征討陳友諒的鄱陽湖大戰奠定了朱氏統一全國的基礎，所以成爲明代江西文人不斷追憶的往事。《詩山》中多有詩歌描寫此戰役，如汪廣洋《題康山韓忠臣廟》：“鄱湖鏖戰不生還，是我皇家關。聖祖開基天地廣，將軍正氣斗牛寒。”胡儼《鄱陽湖》：“聞説皇師救豫章，舳艫千里壓鄱陽。霆驅電掃風雲會，地闢天開日月光。”。
《詩山》中更多詩歌源自筆記，如卷一《太祖召僧采（來）復賜食謝詩》：“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朱茀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題下有小注曰：“采復，善詩之僧，而召見之。帝賜食，而采復謝以詩。太祖見‘殊’字與‘無德’字，大怒曰：‘汝謂歹朱無德耶？推出斬之。’”《大明萬家詩山》卷一，葉8下。該詩與郎瑛《七修類稿》所載相似：……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明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輒敢大膽如此！”〔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七《明天淵》，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576頁。《詩山》之標題以第三人稱作了簡練的故事梗概，又通過題下小注將基本情節補充完整，明顯不是出自來復詩集，其來源或是《七修類稿》之類的筆記。再如王鏊《震澤紀聞》中《鐵布政女詩》一篇：“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爲山東布政使。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既即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仁宗即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妝鏡，雨泪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明〕王鏊《震澤紀聞》卷上，王永熙彙輯《震澤先生别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86—87頁。兩詩也被《詩山》收在“布政鐵鉉”名下，詩題下小注云：“字色目，建文時爲山東布政，靖難兵起，文皇擒鉉殺之，其家屬發教坊爲娼妓，二女上廉坊官詩，見而憐之，遂發配民家子弟。”《大明萬家詩山》卷一，葉9上。標題分别作《長女詩》《幼女詩》，同樣以題下小注補充故事背景，而將故事中“主人公”（作者）名字當作詩題，或是過録自某種筆記。再如《詩山》卷四《姜子奇妻詩》與侯甸《西樵野記》卷十《姜子奇伉儷復合》一篇所録基本一致，卷五孫蕢《臨刑自賦》：“鼉鼓聲方急，西山日又斜。黄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大明萬家詩山》卷五，葉12上—12下。《江南詩伯》：“誰將詩伯挂桅杆，願借明珠一顆看。天晚不堪題妙句，恐驚龍起碧潭寒。”《大明萬家詩山》卷五，葉14上。等詩多家筆記均有記載，不再一一列舉。
亦有出自詩話者，如《詩山》卷五所收瞿佑、章彦復之詩：國子監助教瞿佑
宋宗窗下愛高談，五德生成五彩毛。自是范張恩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已上《鷄》詩。
福建檢校章彦復贈友人
瞿君有子早能詩，丰采英英玉自奇。天上麒麟原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
哭四川學正凌雲翰
一去西川隔夜臺，忍看白壁瘞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夜來。《大明萬家詩山》卷五，葉20下。以上三首見於《歸田詩話》中《折桂枝》《鍾馗圖》兩則：章彦復自福建省檢校回杭，過鄞，先君置酒待之。予適自學舍歸，彦復即席指鷄爲題，命賦詩。予勉成四句以呈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誼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彦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詩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時予年始十四云。
鄉丈凌彦翀，名雲翰，號柘軒……到京授四川學官，遂成詩讖。在任以乏貢舉，謫南荒以卒，歸骨西湖。予送之葬，有絶句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忍看白璧瘞蒼苔。酒朋詩友雕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蓋感知己也。〔明〕瞿佑《歸田詩話》，喬光輝校注《瞿佑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8、464—465頁。《歸田詩話》是瞿佑晚年致仕歸家所作，《折桂枝》中回憶自己十四歲時即席所賦《鷄》詩，《詩山》編者將其選入，或是匆忙只寫了作者名而忘記標題，只好在詩末小字注“已（以）上《鷄》詩”；章彦復之贊許詩，被編者擬以“福建檢校章彦復贈友人”之題隨後收録。《鍾馗圖》載瞿佑之詩，擬之“哭四川學正凌雲翰”爲題，概括倒也準確，只是瞿佑兩詩之間穿插一首章彦復之作，體例略乖，但正是如此可以確定其選自《歸田詩話》無疑。由於《歸田詩話》屬於“資閑談”類詩話，多收野史佚聞，亦可與筆記同觀。
筆記、小説、戲曲内容輾轉互鈔，有些已很難確定其真實來源，如卷五《山林諸士氣象》：“朝中宰相五更寒，鐵甲將軍夜度關。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閑。”《（館）閣諸公氣象》：“乘鸞特地上天臺，親見姮嫦把桂栽。昨夜廣寒宫未鎖，被吾和月掇將來。”《大明萬家詩山》卷五，葉15。明代戲曲《新編林冲寶劍記》《魚籃記》均有引用，《詩山》抑或引自筆記，其早來源已不可考。再舉寧王朱宸濠三首爲例：上囚車途中自嘆
脱落羅衣上木籠，木籠底面甚難容。鐵門兩扇時時閉，金鎖三重夜夜封。得酒放懷權度日，隔船傳令叫巡風。乾坤我有一大半，今日難歸掌握中。
途中九日寫情
漸覺西風枕簟凉，今朝倏覺是重陽。林空葉落山形瘦，江闊雲拖雨脚長。緑酒且由今日醉，黄花不似去年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却被當心小卒將。
自述以知伍知府
懶與乾坤耽此憂，干戈落落起洪州。清風明月人三個，荒草斜陽土一丘。夢短夢長皆是夢，愁來愁去總成愁。從今别却江西去，不管人間春復秋。《大明萬家詩山》卷一，葉17。是詩以寧王口吻自述，細緻刻畫了其反叛後被囚的心態，顯然不是朱宸濠所作，更多是小説家言，或出自某戲劇之唱段。
上述詩歌出自小説或筆記無疑，但“作者”——也就是詩中的主人公——都是明代人，所以收入“大明”萬家詩山也屬正常。但明代流行的小説中非本朝人“代言”之詩也收入到《詩山》中，就會略顯突兀，以卷五《邵康節譏董卓》《孔明梁父吟》爲例：邵康節譏董卓
董卓無端擅大權，焚燒宫闕廢陵源。兩朝帝主遭磨障，四海生靈盡倒懸。力斬亂臣憑吕布，舌誅逆賊是貂蟬。世間造惡終須報，上有無窮不老天。
孔明梁父吟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空中亂雪飄，改却山川舊。仰面觀太虚，想是玉龍鬥。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銀絲翁，豈懼皇天漏。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大明萬家詩山》卷五，葉9上。邵康節即邵雍，北宋著名理學家；孔明爲三國時諸葛亮，二人所處朝代均與“大明”相距甚遠。之所以入選，因爲其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書卷二之《王允授計誅董卓》講到董卓被誅後“邵康節有詩曰……”，故詩題爲“邵康節譏董卓”；諸葛亮詩出自卷八之《玄德風雪訪孔明》，劉備於卧龍崗訪諸葛亮時，偶遇黄承彦吟此詩，并云是孔明所作按，《三國志演義》版本衆多，其中詩歌也有較多异文，據《梁父吟》可以斷定《詩山》所據底本爲嘉靖元年（1522）修髯子《引》刊本。關於《三國志演義》不同版本中《梁父吟》的异文，可參見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珍稀古版彙刊〉總序》（《文獻》2009年第3期，第182—191頁）。《詩山》中同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還有《劉備曹操飲青梅酒》《劉備訪孔明遇雪》《劉備馬跳檀溪》三首，本文不再詳引。。觀其内容，均爲《三國志通俗演義》作者所杜撰，而非邵雍與諸葛亮之作按，邵雍《擊壤集》中不載此詩，是小説家附會在邵雍名下。清正誼堂全書本《諸葛武侯文集》卷一收《梁甫吟》，屬後人僞托，學界已有定論，且《諸葛武侯文集》之《梁甫吟》與《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載《梁父吟》内容完全不同。。
《詩山》中類似例子還有署名李白的《代唐玄宗回蕃詩》：“萬國中華帝德高，均天同樂極逍遥。文經宇宙諸邦順，武鎮乾坤萬國朝。溝壑豈交龍取水，坑潭安許虎奔巢。邊夷小國如殘雪，日影纔高徹底消。”《大明萬家詩山》卷一，葉25上。由於“詩仙”之盛名，筆記中關於李白的傳奇逸事也多被編排成其“所作”之詩，此首即選自當時流行的李白故事，按其内容似與《警世通言》中《李謫仙醉草吓蠻書》情節相類類似詩歌多見於《太白詩話》，以詩筆結合的文法來描繪李白的傳奇人生，以詩歌的吟誦來代替人物的説話。參見曾肖《英藏〈太白詩話〉》的引詩情况與選詩特色》，《暨南學報》2018年第1期，第57—66頁；《英藏〈太白詩話〉的版本與價值考論》，《明清小説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7—143頁。。按照《詩山》的編排體例，已是將邵雍、諸葛亮、李白等人視爲“作者”。《詩山》編者汪近孔等人雖是下層地方文人，也應知道李白等人并非“大明”人，但他們認爲明人所編筆記、小説中的詩歌，也屬於“明詩”的範疇；不管故事背景是否是明代，都可以編入總集之中，這是其對入選“作者”的基本定位。
《詩山》中近百首詩歌摘鈔自當時流行的小説、筆記，其或將基本故事情節與内容概况壓縮成詩題與小序，或將一個短小的故事較爲完整地呈現出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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