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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从凌家滩遗址的考古探索出发,进而拓展到皖南、安徽全境,后到整个中国东南;研究对象方面,从器物、遗迹到大遗址,再到文化谱系,可以说层层拓展又联系紧密,探索了中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凸显了中国东南,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流域史前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整个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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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吴卫红,笔名朔知,1968年生。安徽大学教,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委会委员、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考古专委会理事、安徽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省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安徽省“六个一批”双百人才、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研究方向为中国东南地区史前考古、科技考古等,著有《潜山薛家岗》(专著),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近百篇(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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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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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
1《世纪的疑问——为什么考古》
编 追玉凌家滩
2《凌家滩玉器综论》
3《凌家滩玉环玦研究》
4《凌家滩祭坛遗迹试论》
5《从凌家滩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编 观澜皖江潮
6《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历程》
7《皖江区域考古的意义》
8《安徽新石器时代绘彩陶器》
9《皖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变迁》
10《薛家岗石刀钻孔定位与制作技术的观测研究》
11《沟汀遗址的年代及皖南新石器遗址的几个问题》
12《崧泽时代的皖江两岸》
第三编 探源长三角
13《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
14《良渚文化的范围 ——兼论考古学文化共同体》
15《初识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兼论皖江通道和太湖南道问题》
16《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散论》
17《长江下游的“玉石分野”与社会变革》
第四编 问道田野中
18《大遗址考古的实践——凌家滩聚落考古方法》
19《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特点与调查方法》
20《中国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辨析》
附录:
21《凌家滩考古散记》
22独居凌滩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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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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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是中华文明早期形成阶段的重要区域之一,但多年来的研究一直处于温而不火的境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因为良渚反山、瑶山等若干重要发现而升温,并与其他区域的大发现一道引发了关于文明起源的大讨论,90年代以来更是新发现频出,不断突破以往认知。随着材料的增多、发掘方法的进步和多学科合作的兴起,近二十年来对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了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成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为精深的区域之一,更好地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但数十年来,研究热点多围绕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成果斐然,而作为连接中游和下游三角洲的皖江(皖人自名的长江安徽段)两岸,却成果寥寥,显得黯然,成为研究长江中、下游文化互动与社会变迁的“瓶颈”,令两地同仁颇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的尴尬。而作为以嵩山、岱山、洞庭湖、太湖为核心的四大文化圈之间的泛江淮之地,其复杂的文化面貌对深入了解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演化过程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梳理泛江淮之地的文化面貌,也是全面开展中国中、东部地区文化互动研究的重要和关键环节,皖江两岸则是突破点。
我对长江下游的研究始于良渚文化,而对皖江两岸史前文化的研究,关键节点始于对皖江西端的潜山薛家岗遗址发掘材料的整理,后又向东拓展到以凌家滩为重点,继而探索它们与长三角洲史前文化特别是崧泽、良渚文化的关系。本书副标题取名“从凌家滩到长三角”,并不是忽视其他研究,而是凌家滩与长三角在地缘、文化方面的关系更为密切,能更形象地反映一个大的区域文明形成的特点。书名原拟以我尚未完成的《并江融淮》文章为题,但惜学识不足和精力所限,对淮河流域的研究较为薄弱,终舍弃了这部分内容,改以更直白的“朔知东南风”,一是不讳广告之嫌植入了本人笔名“朔知”,更是表达刚刚知道一点东南文化内涵的意思,使重点更突出,内容更集中,遗憾之处待日后弥补。
全书共辑入大小文章21篇,小诗1首。在结构上没有以写作时间顺序为轴,而是采用了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结构,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以一篇小文《为什么考古》作为绪篇,表达了考古的意义所在;编以“追玉凌家滩”为切入点,通过对凌家滩的个案研究延伸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思考;第二编拓展到“观澜皖江潮”,探索以皖江为重点的江淮地区波澜壮阔、复杂多变的历史趋势;第三编“探源长三角”进一步将视野放大到长三角地带,观察整个长江下游的文化互动,提出文化通道以及“玉石分野”与社会变革的问题;第四编“问道田野中”则是关于田野考古方法的思考,突显了考古学本质的特征—以田野考古为本源,探索古代社会,这也是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所在;后附有小散文1篇,是对凌家滩发掘的侧记,而难称为诗的《独居凌家夜》虽文句不顺、平仄不对,但却是离开田野考古主战场时的真实感慨,借以表达对田野工作的回顾和留恋。
各篇文字因发表时要求不同,多有删减,这次补上了原稿中小部分被删减的内容,其他除错别字等明显错误外均未作修改,也未对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极个别注释改引了后来已刊文稿或其他纸本文献,总体只在多数文后新附简短的研究背景说明,意在反映研究、撰写时的原始状态,力求文字内容的原汁原味。有些材料或数据可能有不准确之处,除个别重要者加了笔者按,其他并未变更。但为适应新的出版现状,文中各图在保持原有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器物图重新描绘,相关地图则用GIS进行了修改,以便更好地反映山川地形。此外,皖江两岸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是各项研究的基础,笔者曾有过未发表的专文,且在《潜山薛家岗》考古报告中也发表过遗址材料的分期结果,大体上反映出了该区域的文化脉络,因篇幅所限,本书未将相关内容辑入。
这些成果有些已被学界认可,有些还待进一步切磋,也有一部分因新材料的出现而只具有学术史上的意义了。但作为考古研究中的沧海一粟,泛起的点滴浪花也会让这考古之海更加丰富多彩!
吴卫红
2021年5月20日
从游历到考古 ——曲线之美(代《朔知东南风》后记)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百年之庆。中国考古学从初为寻找中华文明的渊源而“热”,历经多年“冷”寂之后,又在重塑民族共同体、增强文化自信过程中再次受到社会关注。冷热曲线的变化,反映了学术与社会的双重变迁,也不禁让我想起30多年来,自己考古生涯的“小曲线”与这条学科发展的“大曲线”相依相伴的历程。跌宕起伏的曲线,也是一种别样之美。
我在高中时对当时开始热门起来的专业没什么兴趣,反倒是对地理、考古兴趣挺大,说白了就是喜欢自由自在地到处跑。但那时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其实不知道考古是干什么的。1985年,以离家远飞的心情,志愿报考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懵懵懂懂中踏入了还有些冰冷的考古学海。
初到广州,南风炎炎,木棉灼灼。入校后,看到系里宣传海报中竟有“田野考古”课,很是稀奇,这是个什么课?难道还要在田野里上课?就是这样一无所知的我,在多位老师熏陶引导下,才逐渐踏入了考古之门。曾骐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课,先让我感受到史前研究的魔幻般魅力。二年级下学期,又不知怎地忽然对丝绸之路的文物、故事如着魔般迷恋,悄悄节衣缩食顺带厚脸向家中要了一点“赞助”,趁着暑假,19岁的我独自踏上丝绸之路,成为80年代的背包“苦驴”,从广州到西安,再沿河西走廊入新疆,南到库车、西到伊犁,一路游玩并结识了众多旅友,遭遇过洪水困路,还曾与窃贼共住过一室。一望无尽的戈壁沙漠、斜阳夕照的枯藤老树,让我心胸豁然,快意无限;喧嚣已逝的古城残垣、绚丽多姿的壁画神韵,引我思绪神往,激动莫名。回想起傍晚无人时独上莫高窟山顶,旷漠中呼呼大风吹入军用水壶的壶口,那尖哨声令人毛骨悚然,感觉实在太奇妙!在伊犁城旁坐观礼拜的庄严氛围并被发现驱出的尴尬,又感受到文化多样性与尊重、交融的重要。前后39天,年少无知的学子在体验了沙漠的狂野、宗教的神圣和文化的兴衰后,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深深触动了我探究远古的神经。
虽然那时懵懂懒散、杂学不专,成绩也并不咋的,还故作清峻崇尚老庄的“无为”,但这次游历,成为我真正走进考古的重要转折。1987年秋冬,在陕西临潼康家田野考古实习时,房子半边盖的长房通铺、早晨厨师“刷锅了”催食的关中口音、每天馒头一月难得一次荤肉的伙食,让不少学生对考古产生了畏惧,但游历归来的我却选择无视,转而勤奋有加,至今同学方向明还不时调侃,要我赔他那时被翻烂的图书……中大的同窗在调侃、争吵、快乐中一起度过了四年的青葱岁月,虽平淡却充实。1989年5月毕业季前,当接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初录取通知书时,我仿佛走到了自身曲线的高点,但随后又是几个月漫长无望的等待,同学们都各赴工作岗位了,只有已确定去武大读研的冯果还陪了孤单无助、前途未卜的我一个多月,在学校等候不知能否收到的录取通知书。直到10月初,当我已灰心失望并决意国庆节后便去原定的单位入职时,通知书却从天而降,那种杜少陵落魄时又“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说。几个月的跌宕起伏,这条小曲线引导我终于入了严文明先生门下,走向了我终身从事的考古之路。
入学后不足半月,还没领略北京的金秋风光,我和同门戴向明便在严先生的细致安排下,离校到荆州博物馆开始近一年的锻炼,参加石家河遗址的发掘和材料整理。这段时间里我不仅在田野能力上有长进,也对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有了更多了解。在荆博那不足9平米的小房间里,我俩在寂寥的日子里自寻乐趣,学会了按菜谱做菜,也学会了到菜场砍价,有时为了一两分钱能够“谈价”十几分钟,看似无聊的行为倒也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趣意,洞察了世间百态;馆长张绪球先生的处处关心、贾汉清的经常串门和彼此的醉态也成为难得的回忆。之后在北大求学期间,我受到了校内外太多老师的影响、指导,也更加扩大了视野,特别是严先生的学识和逻辑思维让我终身受益,宽容、开明的学术风格至今影响着我;又承张江凯、赵辉、张弛等多位老师的指导,还有李水城等多位老师及陈星灿、曹兵武等在京学长的提携;同窗樊力、朱晓东、赵春青、李静杰、董新林、牛世山等人及前后届的雷兴山、邵达、韩建业等诸位,不仅是我学术之路上的益友,其中一些也是我打牌或蛮力征服的对象,哈哈。
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时,我避开了当时的热点,选择了还不太热火的良渚文化为研究对象,浙江考古所的方向明在我实习中总是时时照顾,牟永抗和王明达等诸先生、芮国耀和刘斌等兄长以及一大帮年纪相仿不再一一具名的弟兄给了我很多学术上、生活上的支持,在朝晖小区集体宿舍和吴家埠工作站聊天、醉酒的日子每每令我难忘,这个时期也是我学术能力提升的起点。
1993年,正是社会上“下海潮”盛行时,整个考古行业处于相对的低谷期,不少同仁甚至考古单位都开始做生意、办公司,但我仍坚守本愿,阴差阳错毕业后到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全所业务也正处在下行期,门口还放着一个已经不用的小卖部铁皮棚,似乎上面还有“文华科技公司”字样,是考古所办的小公司。田野工作很少,我也感到迷茫,找不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上班当年在参加了濉溪石山子发掘后,1994年底被安排到金寨县革命老区,进行了一年的扶贫开发工作。直到1997年9月北大魏峻来安徽实习,才一起发掘了安庆张四墩遗址;1998年10月又有幸参加了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1999年因参与编撰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初稿完成,众多专家领导都提及潜山薛家岗材料的整理问题,这才促使我确定了以皖江为轴,“连江带淮”,寻找突破口打通皖江“瓶颈”的考古目标,从此曲线暂时变成了直线,我也与长江中、下游考古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研究兴趣较杂,写过纯粹的考古学论文,也整理、撰写过十余篇发掘简报和两部大型考古报告,但总是不能静心于此,时常“跨界”出历史文化的考古学,思考哲学与考古、遗产保护、考古传播和知识产权等,还当过多年的业余编辑,负责了近十年的《文物研究》。2008年5月汶川地震刺激了我心灵深处,更觉得考古学不应孤芳自赏,还应为社会服务,用了几年时间与安徽省地震局合作,投入到地震考古研究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收获。这些工作使我的学术曲线在不断地变化,但始终围绕着“考古”主线,一直走向历史的深处。当然围绕学术目标,更多的是与其他学科“非同行”一起开展了多学科研究,涉及玉石陶器工艺、埋藏与堆积、环境变迁等多个领域,但凡较为新鲜、有效的方法,都想尝试一下。其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但深度参与而不仅仅是提供材料的合作过程,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
这些“跨界”行为,虽使我在专业研究中泛而不精,有“猴子掰玉米”甚至“离经叛道”之嫌,但也让我充分了解到每个学科发展至今的合理性和优势,牵引我不断突破原有的研究思路,在实践—反思—探索—再实践中摸爬,成了一个“不太正经”的研究者。本书奉献给读者的这些文章,还算是其中比较正经之作了,不足之处请大家包涵。
我深知自己学疏术浅,绝大多数文章发表时都是以“朔知”署名,也算是藏拙了,但刚开始(朔)知道一点东西便要辑书,因而不敢请业师严文明先生或其他众师作序,只待悄悄生米煮成熟饭,再献丑给众师和众友,好歹也只能认了。
回顾30多年考古路,有过高处的意气风发、快意挥洒,也有过低处的徘徊婉转、沉淀思考,这条曲曲折折的小细线,或也反映了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成长路径:中大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本科训练,让我有了宽阔的视野和良好的思维方式;北大扎实的考古学研究生训练,又让我有了更厚的学术基础和前瞻意识;多位良师益友的帮助,让我在每一个学术的分叉路口得到了有益的指引;与全国诸多考古单位同行的交流、支持,启迪了我兼容并包的胸怀。十分感谢这些年的工作中,国家文物局多位领导默默给予的大量支持,安徽省文化厅、省文物局领导的栽培与厚爱,安徽考古所诸多领导、同事能够宽容我有点桀骜的性格并倾力支持,特别是有困难时叶润清常能伸出援手帮我承担,还有全省各地市县文物部门的协助,以及近十年来含山县各级政府、凌家滩遗址管理处领导和友人克服重重困难,对凌家滩考古工作的推进。
多年的田野工作,虽积累了大量经验,但终是局限于孤芳自赏。2018年在知天命之年,我从田野转场入职到安徽大学,三尺讲台能传授心得,又能静心学术,传道授业或也能成为这条小曲线上的一颗亮星。
在校订过程中,我的学生常经宇、刘越、张乃博、杨朴、左亚琴、韦邦加、宫晓君付出了不少精力,并重新用GIS绘制了部分地形图;编辑贾利民费时费力地及时完成了本书的编辑,特此表达谢意。
后需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妻女和其他家人的无私奉献,让我节省了很多精力,能够安心工作和研究,家父在天国也应能感受到我的内心。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在这条曲线上是走不长久的,也就难以感受这曲线之美。
吴卫红
2021年5月20日于合肥
独居凌滩夜
春意盎然换新途,年年野步今却无,
弦月静照凌滩梦,光影依旧伴小庐。
九三至今廿又五,铲画思作不知苦,
千禧年后皖江行,又觅十年裕溪古。
茫茫原野无人踏,一人岂能独撑大,
网上广撒英雄帖,百余书生纷南下。
荜路山水聚落查,辨土田间环壕浮,
玉引四方纷沓至,中心既成外围拔。
玉石分野道途殊,凌家不再独为珠,
东兴西衰千古谜,浩荡至今不能书。
众志成城庐初就,锅碗瓢盆新入户,
斧劈青竹编小璜,绳锯枯木伴胡床。
吃鱼留骨贴黑板,摘草拔苇插篱墙,
东南西北玉图汇,沙发石桌皆虚位。
本可锵锵约众豪,手磨咖啡山泉茶,
沙龙一日乐无边,真知灼见可相谈。
今日静享沙龙乐,袅袅空音思绪万,
半百将至人生改,忽忽舍别裕溪水。
朔月径入象牙塔,卷席收铲奔书海,
自此专心释地书,思辨能否无需知。
2018.03.29凌晨半醒,于凌家滩考古工作站
2021年1月21日 背景补记:
2018年2月,笔者转行入职安徽大学,3月27日到凌家滩考古工作站收拾原有的材料、个人用品等,晚上住地空旷,仅我一人独居。28日深夜思而不眠,至29日凌晨2 : 30左右坐于床上,回顾1993年从北大毕业后到安徽考古所二十五年的田野考古生涯,自2000年后逐渐专力于皖江区域考古,先是以薛家岗为核心的皖西南,2008年底转向围绕凌家滩的十年考古。在基础薄弱、物人皆缺、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如何突破学术瓶颈、人手不足,取得好的收获,是需要大胆探索的。从凌家滩外围的区域系统调查开始,通过同行合作、网络招募,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考古和文博专业的学生参与,继而开展不留空白的全面钻探,及少量验证发掘,完成了凌家滩考古“从玉器到聚落”的转变,取得了诸多成果。2017年初,诸事多变,我已很少在所里,以避免无趣,初夏时工作站在省考古所、含山县各部门支持下建成,使工作、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我还创意了一个手工制作、颇具古风的沙龙兼会议室,十分惬然。不承想年至半百,又转入宁静校园教书育人,也是人生造化。 无眠之际一时兴致,花了不足一小时用手机写下这40句280字,一气呵成。天亮后发到中大考古班微信群中,郝红星立即帮改了几字返我。适本次出版之机,吸纳了几处修改,其余标题、内容均未变,文虽拙,意却真,也算是一个阶段性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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