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日记”冠名的文人纪事、纪行、随录始见于宋代,《宋史·艺文志》中屡次出现“日记”“日录”全称。南宋后留存渐多,首推记游。日记至明代获得重要发展,至清代臻于鼎盛,内容包罗万象。陈左高撰:《中国日记史略》,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近年有关日记文献的影印、整理、叙录蔚为大观,相应研究在发掘其中丰富史料的同时,也在日记文体界定、文学与史学价值的关系、作为“利垂后世之精心佳构”的自传价值以及利用其个人视野改变历史认知的思维模式等方面展开探索。例如: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利垂后世之精心佳构”等评价见王钟翰撰:《历代日记丛钞·序》,第1—3页。虞坤林撰:《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大型丛书几种: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其余不一一列举。
现代以前女性日记较为罕见。已知记行、记游类有明王凤娴之《东归记事》、明末清初邢慈静之《追述黔涂略》、清末单士厘之《癸卯旅行记》三种。[明]王凤娴撰:《东归记事》,清光绪八年(1882)抄本。[明]邢慈静撰:《追述黔涂略》,清光绪八年(1882)抄本。[清]单士厘撰:《癸卯旅行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本。有关前两种的研究,见:Grace S. Fong(方秀洁),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91—108. 有关后一种的研究,见:Ellen Widmer(魏爱莲), “Foreign Travel through a Womans Eyes: Shan(注转下页)本次整理近代女性日记,以作者出生年代先后为序,
(续上页注)Shilis ‘Guimao lüxing ji’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4 (2006): 763—791. 收入以“日记”命名者五种,外诗文集一种(供参照):宗婉(1810—1883后):《丁丑寓保日记》
冯婉琳(1848—1914):《佩芸日记》
杨清秀(1859—1921后):《杨太夫人四十年日记摘录》
马延淑(1887—1906):《马孝女遗稿·日记类》
杨竞诗(1893—1935):《菊影残余日记》
金婉勤(1899—1917):《金女士诗文遗集》以上几种日记写作、出版时间及作者生平时代从清中后期延续至民国中期。前两种可被视为清代闺秀文化风气的产物,作者同时有诗集传世,可与日记互证;后三种及外一种可被视为这一风气的延续和转变。作者所居地域包括江苏、山西、四川、安徽、京畿与直隶。作者年龄涵盖“及笄”之年至周甲之后。日记写作时间跨度短至一册数日,长至四十余年。日记内容涉及家族兴衰、战乱与重建、个人与地方文化身份的塑造、女子教育与转型、近代社会变革、个人感情史与政治史的交织等百余年间的历史变迁。写作模式从流水账式的日常琐事记录到“日课”式的修业进德,以至“精心佳构”式的自传乃至传奇,不拘一格。保存版本既有稿、抄本,也有旨在传世的刊本。写作目的、编辑方式、家庭与社会功能也各具特色。近代女性日记虽留存数量稀少,但涵盖日记研究的重要方面,可丰富对以下论题的探讨:
日记是否可被视为即时而真实的历史“记录”?丰富多元的个人视野与宏大统一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日记的史料价值应当怎样定义?有关日记史料价值的探讨,例如桑兵撰:《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9—95页。其中涉及预设读者与史料选择、互证等问题。利用日记、回忆录等个人史料重新界定历史研究视野,见Tobie S. MeyerFong(梅尔清)的太平天国研究专著:Tobie S.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日记内容固可包罗万象,但其中是否均包含某种程度上的写作模式或结构,而非生活片段的堆积?王钟翰先生所称“利垂后世之精心佳构”其实已揭示逐日记事表面之下的隐含结构,可将日记纳入寓褒贬、垂范后世的个人传记传统。有关传记传统的开创性研究,见朱东润著、陈尚君编:《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成稿于1940—1942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有关这部论著的研究,见:Brian Moloughney, “From Biographical History to Historical Biography: A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East Asian History 4 (1992): 1—30.其中有关年谱的探讨可供日记研究参照,即年谱虽系编年记事、看似不加润色,却具有寓褒贬、垂范后世的个人传记功能。有关中国自传传统的研究,见:Peiyi Wu: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其中探讨的自传文类也包括年谱(自订/撰)、日记。
女性自订年谱如[清、民国]曾纪芬口述、编订,[清、民国]瞿蜕园录:《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上海:聂氏家言社,民国二十二年(1933)。将之作为女性自传而简述、翻译的英文版见:Thomas L. Kennedy, Testimony of a Confucian Woman: The Autobiography of Mrs. Nie Zeng Jifen, 1852—1942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3).即使未经流传的稿本或许也不能轻易排除这一因素。
日记中的“自画像”或自我塑造展示的并非脱离于既有社会文化机制之外或某种“真空”中的自我。有关日记中的“自画像”或自我塑造所揭示的政坛、诗坛与社会风气变迁,见张剑撰:《高心夔日记·前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38页。日记研究怎样揭示其中对这类机制的运用或回应?女性日记是否包含对社会性别机制的回应?
如果日记写作模式与侧重不一,应当怎样界定日记这一文体?近年日记文体学研究中,或沿用日记即“与灵魂的对话”“隐秘感情的宣泄”这类新文化运动催生的定义,或将这一定义视为西方舶来品,强调中国日记传统的非私密性,两者皆难免失于偏颇。有关日记文体的探讨,例如:钱念孙:《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学术界》2002年第3期;邓建:《从日历到日记——对一种非典型文章的文体学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就前现代西方女性日记研究这一领域而言,对其私人写作性质的界定(如宗教忏悔)之外,在揭示其社会功能方面建树颇丰,拓展出社群日志(日记的“公共性或半公共性”)、作为社交纽带的日记写作与流传、“想象读者群”的构筑、社会转型与性别规范重塑、自我塑造与社会权力机制等论题。例如:Margo Culley, A Day at a Time: The Diary Literature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764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5). Felicity Nussbaum, The Autobiographical Subject: Gender and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Suzanne L. Bunkers and Cynthia A. Huff, eds., Inscribing the Daily: Critical Essays on Womens Diaries (Amherst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6).
其中部除揭示女性日记的社会功能之外,也对“女性日记文学”概念加以发挥:“文学”在此不代表文学中的虚构,而指写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意义筛选与制造过程,使得日记作者某种意义上成为自己笔下的主角,同时也预设了公共范围内的读者群(而非私密写作)。第二部强调女性日记作为自传文类的重要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文类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说明文类如何合理化制度、规范、权力、等级的社会机制,从而揭示女性日记对这类机制的利用和改变,包括沿用传统写作模式(如宗教忏悔)表达新经验。后一部强调日记的结构纹理,与其他文类的相互借鉴,以及女性作者借日记建立纽带和制造平衡社会权力的策略。这一领域著作浩繁,此处不一一枚举。本次整理也可为中西日记研究中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材料,寻求文体界定、研究方法层面对话的可能性。
一、 日记版本情况
五种“日记”及一种“诗文集”的版本情况如下:
《丁丑寓保日记》,[清]宗婉撰、[清]萧锦炤校,清光绪间乌丝栏抄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次整理所用影印本见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94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19—172页。日记起清光绪三年丁丑正月元旦日(1877年2月13日),讫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878年2月1日),历时一年。
《佩芸日记》,[清]冯婉琳撰,清稿本。现藏于山西省图书馆。本次整理所用影印本见董寿平、李豫主编:《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9—768页。册起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元旦丙辰(1867年2月5日),讫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868年1月24日),历时一年。第二册起清同治七年戊辰正月元旦庚戌(1868年1月25日),讫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69年2月9日),历时一年。第三册起清同治八年己巳正月元旦癸酉(1869年2月11日),讫同年十月二十九日(1869年12月2日),历时十个月。第四册起清光绪十年甲申新正元旦朔丁丑(1884年1月28日),讫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庚子(1885年2月14日),历时一年。
《先慈杨太夫人四十年日记摘录》,[清、民国]杨清秀撰、曾彝进辑,民国间铅印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次整理所用影印本见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05册,第 581—617 页。杨清秀的全部日记起清光绪六年庚辰三月二十日(1880年4月28日),讫民国十年夏历十月二十二日(1921年11月21日),历时四十一年零七个月。此次整理所据底本的内容为部分日记的摘录。
《马孝女遗稿》卷三、卷四“日记类”,[清]马延淑撰、马庆熙辑,清宣统二年(1910)铅印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本次整理依据“明清妇女著作数字图书馆”所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影印本见肖亚男主编:《清代闺秀集丛刊》第六十五册,第1—316页。安徽省图书馆藏本有缩减、残缺,编辑出版过程待考。日记无具体日期,撰写时间为1899—1906年之间。
《菊影残余日记》,[清、民国]杨竞诗撰、[清、民国]饶孟任辑,民国间铅印本。本次整理依据影印本见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73册,第1—230页。册《菊影订婚后日记》起乙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酉(1916年1月1日),讫丙辰年二月十二日(1916年3月15日),历时两个月零十五日。第二册《菊影未订婚前之日记》起乙卯(1915年)公历四月八日,讫同年六月一日,历时一个月零二十二日。第三册《菊影结婚后年日记》起丁巳(1917年)公历一月一日,讫同年七月十二日,历时七个月零十二日。其中四、五、六月因病缺记百日。第四册《菊影丁巳病后一段日记》起丁巳(1917年)公历九月五日,讫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历时近四个月。第五册《菊影病中口述日记》起甲戌年(1934)公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讫同月二十五日,历时三天。系饶孟任追忆其病中口述,命子饶用潜书之。此次整理将册《菊影订婚后日记》与第二册《菊影未订婚前之日记》的顺序加以调换,以便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呈现日记内容。
《金女士诗文遗集》,[清、民国]金婉勤撰、[清、民国]饶时中辑,天津华新印刷局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诗文集反映了转折时期的女子教育问题,可与马延淑日记及杨竞诗早期日记相参照,故一并收入。本次整理主要依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同时参照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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