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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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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阿根廷记者古斯塔沃·伍撰写的中国之行游记。作者行程10134公里，游历了中国二十余座城市，观察并以图文的形式记录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市井生活。作者以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并以西班牙语写作的朴实文字，为国外读者，特别是拉美读者提供了一把了解当代中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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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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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旅行日记的形式，讲述了阿根廷著名媒体人伍志伟（Gustavo Ng）作为早移民阿根廷的华人的后代，次游历祖先国度寻根的经历。他从香港出发，一路北上，行至新疆，后到达上海，走遍了中国20多个城市，行程一万多公里。他用文字、照片，以及与中国著名文人的对话等形式，以个人经历服务于中国与阿根廷，甚至拉美人民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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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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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沃·伍（Gustavo Ng），中文名伍志伟，中阿混血，是阿根廷籍知名媒体人。他长期致力于在阿根廷等广中华传统文化，2018年在阿根廷荣获“文化推广杰出贡献奖”。他创办的杂志《当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重点扶持的文化项目之一。著有《关于中国，你需要知道的一切》（西文）、《秋天的蝴蝶》（西文），也曾撰写反映阿根廷中国移民家庭代际冲突的剧本《谢谢你，爷爷》，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台湾和广东移民故事的纪录片《南方人》(Arribe?os)主要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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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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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香港/1
02.珠海/14
03.台山/22
04.广州/46
05.阳朔/55
06.桂林/74
07.从桂林到成都/84
08.成都/93
09.汶川与羌族村寨/107
10.乌鲁木齐/122
11.喀什/134
12.吐鲁番/156
13.从吐鲁番到兰州/170
14.兰州/177
15.从兰州到西安/187
16.西安/194
17.从西安到北京/209
18.北京/220
19.从北京到上海/243
20.上海/248
21.后记/262
22.编后记/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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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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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李筱琳女士的礼物
我和李筱琳女士走出象鼻山岩洞，李女士示意我继续往前走，说她一会儿赶上我，便折回了洞里。我有些迟疑，怕她迷路。我朝一棵树走去，李女士的丈夫伍贵华先生在稀疏的树荫下等我们。伍先生问起他夫人，我向他解释刚才的事。他问我，她为何返回去，我说不知道，心里有些愧疚。我们静静地等着，身上不停地流汗，周围还有些虫子嗡嗡叫。终于，李女士出现了，她一边留意脚下石子，一边露出美丽的笑容。她看着我的眼睛，问我要我的记事本，然后坐到她丈夫身边，摊开左手开始抄写上面的内容。她掌心里记着一首诗，是她在洞里看到的诗。这也许是几个世纪前某个诗人的作品吧，又不知何时，某个书法家将它刻在了象鼻山的岩石上。桂林天气炎热，她掌心有些湿润。终于，她把诗从掌心转抄到我的记事本里。本子是女儿送我的，让我记录首次中国之行的感悟。女儿送的本子加上李女士赠的诗，可谓礼上加礼。如今，我把这两份礼物珍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的人生困惑
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在试图解开某个困惑。我上学天，老师点名，把我叫到身旁，指着名单上我的姓，问我：“它是什么意思？”
这把我难住了。难道不该是老师为学生解惑，怎么反过来问学生了？然而那位老师的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当我看着家里的绣花图和那些书本里的汉字，听爸爸跟其他中国人说话的时候，也会产生同样的困惑。不管我去广场上踢球还是去朋友家做客，我一介绍自己，别人就会立刻叫我“中国人”，而我并不明白，身为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人生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解开自己的姓氏之谜。我的姓氏，代表着我的中国血统。我发现，有些疑问就像一口永远填不满的井，但只要坚持不懈地去填充，终总能做成一些事。获得一点知识、产生一个想法、得到一份职业，或是体验一段人生，在“填井”的过程中，人总会慢慢找到自我。
1944 年，中国南方，广东台山。三个孩子在一间屋子里蜷缩在一起哭泣，生怕门外的日本士兵发现他们的踪影。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叫伍灼均，他就是我的父亲。屋子周围有一片稻田，在太阳下发出青绿色的光芒。
几年后，这三个孩子离开老家去了香港。他们父母的想法跟当时很多人的一样，离开内地，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香港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想从香港中转去美洲，确切地说是美国。伍家后都定居在了纽约。我父亲是个离开香港的，他要先到阿根廷中转，却不想这一“中转”便是18年。18年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工作、交友、结婚、生子。
1954年，他坐上船，历经三个月，绕过半个地球，抵达巴拉那河畔的圣尼古拉斯城。那年他 17 岁，天不怕地不怕。不过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跟他同船的，还有一批中国技术人员，他们要到阿根廷建造一家纺织厂，名叫“埃斯特拉”，由一家名叫“南洋”的公司投资。
年轻的伍灼均像其他广东人一样，拥有迅速适应新环境的本事。他在船上学讲西班牙语，很快就和当地人交上了朋友。当地朋友约他出海、打网球、打猎，还带他一起抹着发蜡、戴着墨镜、听着摇滚乐去参加 50 年代流行的野餐聚会。等到工作合同期满，很多同伴回到香港或去了美国，而他已经完全融入了阿根廷人的生活，并和当地姑娘塞利娅·洛伦索开始为未来做起打算。
伍灼均被塞利娅的大家庭慷慨接纳。这是一个流淌着西班牙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和意大利都灵人血液的家庭。塞利娅有14个亲兄弟姐妹，50多个表兄弟姐妹，在这些亲戚的“熏陶”下，伍灼均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灼均”二字的写法也从“Ping-Yip”变成“Pinki”并保留了下来。他会组织丰盛的圣诞聚会（当圣诞老人还没上台就喝醉时，我爸爸就会给他准备一种难喝的水让他提神，后来那种水被家人称为“醒酒的中国茶”），还会租一辆小巴士，带全家一起去参加某个亲戚的婚礼或生日。他跟他的岳母一起喝马黛茶，还给全家人拍照，跟连襟们去钓鱼。
60年代，我和我妹妹安妮塔出生了。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经常听母亲说她娘家的故事，母亲甚至会给我看我外高祖母华金娜·阿拉斯图埃给我外曾祖母罗莎·奥杜纳写的信，那还是多明哥·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当上尉时候的事。但我对父亲的家庭一无所知。10岁时，我想做一个家谱，在纸片上写下所有人的姓名，却发现，关于我中国亲戚的那部分始终是个谜。
70年代初，中国移民开始涌入阿根廷。这时，父亲又带着我们一家来到纽约唐人街，跟他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祖父母和各位叔伯。我看到街上到处是中国人，那里的餐厅和我后来在广东看到的一模一样。直到来到中国，我才重新找回那时在纽约唐人街感受到的气息。
我在那时会玩一种叫“中国套盒”的游戏，就是打开一个盒，里面有关于某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和一些新问题，还有一个装着新答案的盒。再打开一个盒，又解开一些问题，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疑问，就这样一个盒套着一个盒。对我而言，每个关于中国的问题在得到一些解答后，都会牵出一些新的疑问。
后来我在我祖父母家看到三个大柜子，柜门总是紧闭着。有一次我不听话打开一看，里面放满了瓶瓶罐罐，瓶瓶罐罐里装着各种神秘的东西。受好奇心驱使，我慢慢知道，那些神秘的东西原来是泡在水里的水果、动物皮、根茎、菌菇、点心，都是我祖母做饭用的。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的皮，那是什么水果，祖母要用这些水果做什么呢？
有时我的某位伯父会带我们去一个地下室，那里总有几百个老人围着奇怪的桌子玩一种牌，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麻将，长得像多米诺骨牌。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地方，那里的老人也都是我们家亲戚吗？我花了很多年试图打开这一个个“中国套盒”。或许我早就把这个游戏当成了发现自己命运的过程，所以我后来学了新闻专业，成为一个
提问者，我还学了人类学专业，学会研究和思考事物的起源。
在纽约，我父亲找回了他的归属。他跟兄弟姐妹、父母和其他老乡恢复了联系，身处唐人街，就好像不在美国，而在中国。他重新开始讲汉语，重新回到那些熟悉的气味和食物中，重新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他回到了本属于他的世界，感到安心、自在。
可我的生活节奏却被彻底打乱了。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父亲的家人对我们这些阿根廷来的亲戚非常好，但在当时，沟通障碍成为我们无法逾越的鸿沟。在纽约生活的六年里，我跟唐人街的一切水火不容，慢慢地，就经常出现父亲和我这个十几岁的叛逆儿子不停争吵的场景，再后来，我离开美国，因为美国领事馆多次拒签，我许多年没能再去美国。
父亲一直定居在纽约，我跟他还有他的中国世界距离越来越远。我有20年没能见到他，20年来，我们在电话两头进行漫长而激烈的对话，我一直责怪他抛弃自己创建的家庭，选择回归他的中式生活。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年复一年，我们始终没能见面。期间，我作为记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巴里洛切、圣尼古拉斯、利马和哈瓦那工作。我结婚生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父亲终归是父亲，孩子可能不在他身边、看不到他，但心里始终想着他、永远不可能忘记他。孩子向父亲倾诉、向父亲请教的需求永远不会消失。
到了不惑之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了父亲的中国老朋友罗尧。他就像亚历杭德罗·多利纳的小说《纸牌》里写的主人公陷入查斯公园区的迷宫那样沉沦在阿根廷。他靠给一名笔迹鉴定师拍签字照谋生，住在法院区的一处公寓里，里头只能勉强容下他和他的那些画。他身在阿根廷，却成为了一名中国古典画师。我把罗尧当作重建我与父亲关联的纽带。我的作家朋友卡米洛·桑切斯也对这个中国老头很感兴趣。我们三人开启了一个冲动计划，就是编写一本书，记录我们共同翻译《道德经》的过程。可惜书还没完成，罗尧就去世了。但我和卡米洛意识到，既然我们对中国文化那么感兴趣，那就有必要为中国文化传播做些事，卡米洛将这份事业作为对美学和哲学的追求，而我，则将它视为对自己中国血缘的探索。
就这样，我把我的职业生涯转向中国。我创办了一本杂志，写了一部舞台剧和几本书，开始引起外界关注。
52 岁那年，我终于有机会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旅行感觉就像跳入一片海洋的深处去探索。我在中国度过了两个月，汉语讲得不好，身上的钱也不多。我坐火车穿越一万多公里，途径城市、山丘、沙漠、农田、河流、村庄，去了9个省、19座城市，住酒店、旅馆或新认识的朋友家，尝遍各种佳肴。在酒吧、在博物馆、在广场、在长
32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中，我和许多人聊天、交朋友。每到一处，我都要看个究竟。然后我发现，每个地方都是一个“中国套盒”。
我的中国之行的站是香港。60 年前，父亲就是从香港出发去阿根廷的。接着，我进入广东，并来到父亲的家乡台山，还见到了老宅。当年日本士兵进村时，7岁的父亲正是躲在这间屋子里。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他我正在中国。电话那头的他十分平静。我本想告诉他，我终于实现了来到中国的愿望，但我们什么也没提。父亲只是说了句，那里什么也没了，也没人能接待你，我们家人都来了纽约。
然而，几天后，父亲还是让他一个朋友的女儿接待了我，她带我参观村子，还为我打开老宅的门。
这是父亲的祖父的房子。我去的时候，房子完好无损，里面没人住，但有几处小小的先人牌位，上面点着香，摆着红色、金色的图像，来纪念我们的祖先。她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大桌，让我们做祭祖的饭菜。
她还带我祭拜了先人，教我上香，烧纸钱。屋子周围，绿油油的稻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有一天，我在山间漫步，偶然看到五个孤零零的、古老的墓，一眼望去是一片草甸，远处是大海。我突然觉得，我的祖先们或许也埋葬在类似的地方。另一天，我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里看到一位老人，长得太像我祖父伍耀高，我惊讶不已。同一天，在另一个荒凉老旧的村子里，我居然看到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在世界的另一端经历了如此不真实的时刻，那里的一切犹如一个谜团串着另一个谜团。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平行世界里。那个男人跟我年龄相仿，体型相似，头发、肤色、眼神都跟我一样。我想，假如我祖父当年没带家人离开中国，或许我现在就像这个男人一样生活。或许我就是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几个月后，我去了纽约，终于见到了父亲。他还在唐人街里做着生意。20 年未见的我们就像几天前刚见过面一样简单打了个招呼。我打开电脑，开始向他展示台山老宅的照片。
我在中国内地迈出的步，凝聚着这个时代的缩影：珠海和深圳一样，都是从渔村发展而来的大都市。珠海是数百年历史沉淀的瑰宝，一座现代到极致的城市，这里到处是年轻大学生，他们的家庭拥有跟这里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的购买力。在渔村时期的房屋、寺庙和其他建筑，也慢慢换上了国际化的外观。
卡米洛·埃斯特拉达·冈萨雷斯在珠海接待了我。他是墨西哥人，在珠海当教师，同时也是位艺术家。他像天使一样守护了我整个旅程。
澳门和珠海
我从珠海码头走出来，在一堆不知在提供什么服务的人中，看到了高大的卡米洛·埃斯特拉达·冈萨雷斯，他面带着微笑。卡米洛就像一颗星星，引导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到中国之行的后一站——上海。
先说一说澳门。早在1557年，也就是明朝时期，就开始有葡萄牙人在澳门留居。当时中国北方正加固增修长城来抵御外敌，而在南方，几个世纪以来跟外国人做着各种生意的广东人开始跟欧洲西部的水手们打起交道。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强居并侵占了澳门，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从1999年12月20日到2049年12月19日，澳门都拥有高度自治权。我听说，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不多了，但这里依然保留着独特的葡萄牙风格建筑，在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也能见到的黑白波浪形状的葡式碎石路，还有赌场。
在小小的珠海，还有为数不多世代相传的渔民，他们跟后来的渔民不同，现在已不再捕鱼，政府付钱买下他们破旧的船屋。那还是上世纪70 年代，政府决定把珠海从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化港口城市。
珠海一直在大力吸引外资，城区崭新、干净、漂亮，没有那么多交通和人流。我注意到，那些看到我们从香港过来而疯狂涌上来的揽客人，不是为了拉我们去住宿、给我们当导游、带我们去参观，也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想给我们推销房地产。他们握着印有房屋信息的大册子，像床单一样往我们脸上扑过来。卡米洛和他的伴侣老牛告诉我，很多人从人口过剩、骚乱不断的香港逃离到舒适、整洁的珠海来安家，那些人还是在香港工作，只是每天从珠江口坐轮渡往返，单程还不到一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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