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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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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史研究如要取得重大突破，务必深入关键专题研究。本书收录了作者李葆嘉近年来探索语言学史之谜的一系列长篇专论，主要解决语言学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重大谜题，包括语言历史比较之谜、蒙博多的语言进化论和进化模式之谜、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之谜、十九世纪西方语义学史钩沉、现代语义学的三块基石、俄罗斯语义学史探索，以及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进展等，其旨趣在于重建西方500年语言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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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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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李葆嘉“重建西方500年语言学史”三部曲的部，收录作者近年来探索语言学史的一系列专论。总论部分是《西方“语言学”名称的术语演变》和《近现代西方语言学史的三张图》；主体部分围绕现代语言学史，主要论文有《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考察》《“索绪尔神话”的终结》等。此外，还包括揭开比较语言学史、西方语义学史、“结构主义语义学”之谜的初心得。本书体现了用中国传统方法研治西方学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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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葆嘉，江苏东台人。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语言科技新思维的倡导者、南京语义科技学派的奠基人。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博物馆项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刘慧，江苏如皋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合作管理处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语言学史、教育管理学。
邱雪玫，江苏徐州人。对外汉语文学博士，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现任中国矿业大学人文和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话语语言学、词汇语义学、语言学史。
孙晓霞，黑龙江佳木斯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外国语言学博士后。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语言学、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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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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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西方“语言学”名称的术语演变（003）
近现代西方语言学史的三张图——走出罗宾斯式的个体创始模式（024）
西方比较语言学史论
语言历史比较之谜：打破“琼斯神话”（063）
爱丁堡之谜：蒙博多的语言进化论和进化模式（135）
西方语义学史论
西方语义学史研究论纲（159）
19世纪西方语义学史之谜：从莱斯格到布雷阿尔（177）
布雷阿尔之谜：澄清语义学史上的一些讹误（192）
西方现代语言学史论
论索绪尔静态语言学理论的三个直接来源（211）
语言学大师之谜：心理索绪尔（221）
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考察（230）
静态语言学的神秘主义与吝啬定律（247）
“索绪尔神话”的终结——《教程》索绪尔与博杜恩理论比对（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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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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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朴学精神治西学
潘文国
先说一件趣事，今年春我应邀到英国威尔士大学汉学院讲学。5月20日，学院同人开车带我去附近著名景点——威尔士守护神圣大卫大教堂游览。该教堂有1500年历史（可追溯到圣大卫于6世纪修建的修道院，12世纪后扩建为大教堂），我随手拍了些照片，第二天“晒”到微信朋友圈。不料当天晚上，远在国内的李葆嘉先生就在朋友圈点赞，并说其中的一张照片 “为诺曼贵族和威尔士公主混血的布雷肯主教坎布伦西斯（拉丁语Giraldus Cambrensis， 威尔士语Gerallt Gymro，英语Gerald of Wales， 1146—1223），在《威尔士记事》（1194）中比较威尔士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为语言历史比较之先驱”。这令我大吃一惊。回国后翻开我们去年刚出版的《中西对比语言学：历史和哲学思考》，其中还提道：“早在文艺复兴萌芽的时期，史学家兼大主祭威尔斯的杰拉德（Giraldus Cambrensis， 1146—1223）……就尝试给当时的欧洲语言分类。”?但真的到了威尔士，却忘得一干二净。而葆嘉反应之敏锐神速，令我震惊不已。可见他对史料之熟，这些早已深深印在头脑里。
其实葆嘉近年来在研究西方语言学史，我早有所知，2018年邀请他到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全国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他的治学经历与我相似，都起始于传统小学，特别是音韵学，继而从汉语史拓展至理论语言学与语言学史，因此颇有一些共同语言。从英国回来不久，葆嘉便发来了领衔撰写的一部新作《揭开语言学史之谜》（排印本），希望我为之作序。展读之下眼界大开，所涉及研究比我所知还要宽广，而且见解新颖深刻。其中一些观点，如“打破琼斯神话”“布雷阿尔之谜”“索绪尔神话的终结”等，都是同道学人未所道。这些观点的问世，必将震惊国内外语言学界，甚至引发重建西方语言学史乃至全球语言学史的新高潮。之所以说“全球”语言学史，因为葆嘉的这部新著仅针对西方语言学史的一些案例，并未涉及中国。而中国学者以前研究中国语言学史，难免在西方语言学史的理论和方法框架下进行。研究西方语言学史的理论和方法变了，对中国语言学史也必然会有新的视角和结论。因此葆嘉及其弟子的这部书将产生的影响，可能全方位涵盖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史等领域。
这部书的主旨是“重建西方500年语言学术思想史”，着重讨论“西方比较语言学史论”“西方语义学史论”“西方现代语言学史论”“结构主义语义学之谜”几方面，推翻了许多当代语言学界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和“定论”。毅然撕开了以往“神话”的层层面纱，并揭示了“造神”的过程和缘由。详细内容在此不加细说。我更感兴趣，同时感到更值得推介的是——葆嘉何以会走上这样一条治学之路，以及该书中的基本方法。我想，这比其结论更为重要、更具启示性。人们治学的对象可能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随时而变，而唯有研究思路和基本方法可惠及学林。
葆嘉的治学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朴学精神治西学”。这句话的含义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学术精髓的发扬。人们已习惯于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几无可取，中国传统学术实属古董，其实蕴藏许多珍宝，譬如清代朴学精神就值得汲取，而且可用于当代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转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百年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唯西方马首是瞻，理论、方法、结论都跳不出西方人的理路。甚至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戴着西方的眼镜看，在西方理论和框架内进行。我们很少想到，可以换一个眼光看西方，从中国人的角度审视西方提出的各种理论。前些年，我在对比语言学溯源和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之父”问题上都做过一些探索?，但没想到，葆嘉比我走得更远，史料更丰富，涉及面也更广，结论也更惊人。
以朴学精神治西学，首先要知道“朴学”精神为何。对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从事当代和国外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朴学”已是很陌生的术语了。作为清代学术主流，朴学始自顾炎武（1613—1682），以“戴段、二王”?为代表，在乾嘉时期达到，为中国学术史留下浓重的一笔。其余绪直到民国时期的章太炎（1869—1936）和黄侃（1886—1935），连同他们培养的学生，世称“章黄学派”。朴学研究以语言文字为中心，重视考据辨伪、名物训诂、学理发明，从而形成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葆嘉追随徐复先生（1912—2006）20余年，耳提面命，点校《广韵》（收入徐复主编《传世藏书·语言文字》），又嘱理《隋唐音研究》（徐复故友葛毅卿遗著），而葆嘉自诩“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可见与这一传统渊源之深。在他走上学术道路之始，研习文字音韵训诂，撰《清代学者上古声纽研究史论》，自是乾嘉朴学的当然之义。他后来走向理论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史研究，看起来与朴学已完全无关，但多年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不能不留下深深的烙印。因而他研究因西方语言学史，就体现出与其他许多人，特别是与出身于外语专业的研究者很不相同的路子。仅就这部新著而言，我以为就采用了显然来自朴学的研究方法。
一、考源
传统朴学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万事爱探其究竟。对信奉朴学的人来说，考源可说是起手功夫和自然操作。打个比方来说，现在国内搞外国语言学的人习惯搞横向移植，见到一种新奇理论或一本名家名著，迫不及待地介绍引进，唯恐落于人后。却很少有人，对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师承传授做深入探究。而朴学精神感兴趣的就是纵向探源，从不就事论事，一定会想方设法考证出某一理论的师承关系或来龙去脉。该书的各大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旨趣或治学之道。
二、正名
孔子（前551—前479）教导“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对中国传统学术来说，“循名责实”是基本手段，对每一概念必从其初义着手，然后观其演变。而汉字的性质，为其探求造字本义、造词本义提供了的可能和方便。汉代《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四大名著奠定了传统小学的基础，而清儒发展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等诸种手段，将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推向高峰。
受西方传统“表音文字”“文字符号任意性”等成见的影响，人们总认为西方文字是不可分割的，很少有人想到对西方文字也可进行“说文解字”式的剖析。而葆嘉采用传统朴学方法，偏要对西文也进行类似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尝试。譬如本书前言对“西方”和“东方”诸词义的溯源，总论中对philology、grammar、linguistics等术语的考证等，都显示了中国传统小学方法的功力。这对于我们从事西方学术研究具有很大启迪。
三、博采
传统治学强调博览群书，厚积薄发。颜之推（531—约597）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写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一条对今天治国学者而言已经很不容易，很多人已不习惯于“泡图书馆”，更不用说“钻故纸堆”“坐冷板凳”。许多人甚至连纸质书都懒得翻，而满足于从网络中摘录只言片语来堆砌文章。
由于外文资料不易得，要做到这一条对于治外国学问者来说就更难。据说当今世界上的学术资源，英文类的就占了80%。围绕一个课题，要找尽英文资源已属不易，更何况非英文的外文资源！作为外语学者，我对此有深切感受，即使泡在国外图书馆中，所能熟练利用的也仅仅是英文资料而已，对其他语种资料至多只能利用二手。而从这部新著的相关考辨中可见，仅凭二手英文资料很可能不足，未触及甚至掩盖了许多重要史实（要尽量查找原著）。作为出身于汉语专业的学者，葆嘉师生却不辞劳累，在多种语言的外文资料搜求上甚至超过了若干外语学者，除了英、法、德、俄诸语文献之外，还涉及荷兰语、凯尔特语等多种文献。这实在令我等汗颜，尤其值得治西学者重视。
四、会通
古人治学，既强调博学，更强调会通。南宋郑樵（1104—1162）《通志·总序》（1161）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会是横向，通是纵向，会通是汇聚各方知识解决某个问题。本书总论中关于语言学、语文学等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通过旁征博引，稽古察今，后得出结论：“西方只有一个语言学。”尽管这后的结论有点儿意外，但其研究方法和思路却是毫无疑义的。而论述西方语义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更是展示了许多国家、许多领域、许多学科、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尤显丰富多彩。
五、祛妄
清人的朴学其实兼具汉学和宋学之长，既有汉学注重文字训诂的特点，又有宋学大胆推翻陈说的质疑精神，由此造就了有清一代学术远超前代的成果。在西学的研究中，我们也需要有这种质疑和批判精神，不墨守成规，不迷信权威，这样才能有所超越。葆嘉师生的这部书就是挑战权威、推翻成说之作，精彩之处比比皆是。这里我特别要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对罗宾斯（R. H. Robins， 1921—2000）的批评。罗宾斯的《简明语言学史》是为数不多的引进中国的西方语言学史著作之一，在国内有重要影响。但葆嘉在比较其几个版本后，直截了当地批评“‘史料’的欠缺仅为表象，实际上欠缺的是‘史德’”。在学术研究中，这是罕见的道德审判，足以显示学术批判精神的锋芒。另一个例子是对西方学术民族主义的批判，同样也十分毅然决然，“对更早前辈学者的研究全然不知，或视而不见，或故意贬低”，一些英国、法国、德国学者都是如此，这才导致语言学研究史上形成各种谜团和“神话”。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西方语言学史确实是一帖清醒剂。
传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当然不止以上这些，但这些无疑相当有用并可施之于今。葆嘉师生以之为手段，对西方语言学史研究进行犀利的解剖，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这正是对传统朴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多年以来，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已习惯仰西人鼻息，不敢思考，也懒于思考。实际上，从该书所揭示的问题来看，我们对西人的研究其实也相当无知，对许多奉若神明的“理论”和“学说”流于一知半解。在强调文化自信、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葆嘉师生的这部新著是一股强大的助力，相信会对整个学术界有所触动。
如果说读此书后还有什么期望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够读到从更广泛角度理清世界语言学史问题的著作。具体地说，我希望把中国放进去，研究真正的“世界”语言学史。我知道葆嘉曾写过非常精彩且很有影响的中国语言学史专著，但同样，讲“中”的时候就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西”。从普通语言学角度看，人类语言只有一个，因而全面的人类语言研究史也应只有一个。我希望看到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真正对比和融会贯通，特别是在理论和方法上，许多本来就应该是相通的。但是傲慢、偏见和无知将它们割裂开来。当然，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有一个重大障碍，那就是翻译造成的术语问题。我们习惯了西方的术语，总觉得“学术”研究离开了西方的那些术语就不行。其实，如果能穿透表面的迷雾，中西的语言研究未必不能对话。多年以前，傅勇林曾经撰文指出，风靡国内语言学界的“衔接”（cohesion）和“连贯”（coherence），一般都认为是韩礼德（M. A. K. Halliday，1925—2018）的创造，其实就是清代学者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3）中提到的“文脉”“意脉”。?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指出，其实这对术语早可溯源到南梁刘勰（465—520）《文心雕龙》（502）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那就更是1500多年前的事了。沟通中西不同研究传统的用语，会对许多问题有新的认识，可以期待——语言学史的对比研究，乃至人类语言学史的整体研究一定会有新的突破。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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