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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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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英国科普图书奖*图书
《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科普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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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人不同于禽兽,毋庸置疑:人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亦毋庸置疑。
根据现代遗传学研究,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百分之九十八是相同的。若有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
我们对人类并不陌生,但是,人类是怎样演化成今天的模样的?人之所以为人,又是哪些关键因素的杰作?对于人类的兴衰史,我会分成五个部分讨论。
*部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直到一万年前农业兴起前夕打住。第二部则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那些变化与骨架的变化一样,对语言和艺术的发展,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聚焦于我们文化表现的生物基础之后,第三部接着讨论那些我们认为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我们*先想到的,往往是语言、艺术、农业这些引以为豪的文明标识。不过,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也包括我总结为人类自然史记录上的污点,例如吸毒。
除了吸毒,我们的阴暗特征中,还有两个可能引领我们走上毁灭的道路。第四部讨论其中的一个:我们仇杀外族的潜能。另一个人类的阴暗特征是:对环境日渐加速地破坏。这个行为其实也有不折不扣的动物原型,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怀抱卢梭式的幻想,以为我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鲜事。在第五部,我会细说人类经营环境失当的历史,以戳穿那个幻象。
人类从动物界兴起,同时,我们自毁的能力也加速成长。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确发轫于动物根源。那些问题跟随着我们,与逐渐增长的力量和人口一起成长,现在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得厉害。
要不是我感到迫切的危机,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如果我相信我们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也不会写这本书。其实,我们缺的就是必要的政治意志。我在本书中追溯人类的物种史,就是为了协助凝聚那个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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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 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戴蒙德的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探讨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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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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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究天人之际1
绪论6
部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15
章三种黑猩猩19
第二章大跃进36
第二部奇异的生命循环61
第三章人类性行为的演化67
第四章婚外情的逻辑85
第五章择偶的逻辑99
第六章性的选择与人类起源111
第七章死亡与老化的奥秘124
第三部人为万物之灵139
第八章语言的演化143
第九章艺术的自然史168
第十章农业: 福兮祸之倚180
第十一章为什么麻醉自己
——烟、酒与毒品192
第十二章深邃的寂寞205
第四部世界征服者217
第十三章人类史的新面貌: 世界村221
第十四章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233
第十五章印欧语系扩张的故事247
第十六章“原住民”问题: 族群冲突271
第五部日中则仄307
第十七章天人合一的迷思与理念313
第十八章哺乳类大灭绝: 新世界的故事335
第十九章更大的危机: 生态345
跋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359
扩充阅读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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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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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究天人之际
早在1863年,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1825—1895)就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指出猿类的解剖构造,与人类比较相似,与猴类的差异较大。现代遗传研究,也发现人类与非洲大猿(大猩猩、黑猩猩与波诺波猿)非常类似。尤其是两种黑猩猩(过去波诺波猿叫做“倭黑猩猩”)基因组与人类的差异不过1.6%。因此,人类便是“第三种黑猩猩”。三种黑猩猩的遗传差异那么小,表示各自独立后的演化史非常“浅薄”,据估计,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才分化出来,走上独立演化的道路。
但是,人类演化史的大关大节,只有“化石证据”能够透露。
根据19世纪前半叶得到的一个“定律”,与现生物种有关的化石种——也就是现生物种的祖先——通常在现生物种出没的地区出现,达尔文推测非洲可能是人类进化的摇篮。果不其然,这个预言被证实了,考古人类化石在南非与东非纷纷出土,令人眼花缭乱。现在学者反而“抱怨”: 上课讲义与教科书得经常更新才成。
人类的演化史,分好几个特色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猿类是在中新世(2400万年前到50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大约到了中新世晚期开始的时候(约1000万年前),猿类已经是灵长类中十分兴旺的一个家族,种类繁盛,分布广泛,欧亚非各地都有它们的踪迹。可是好景不长,自800万年前起,猿类大量灭绝,留下的化石也极为稀少。现代猿类像是个破败家族的孑遗子孙。人类祖先就是在这个猿类衰亡史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类似乎是猿类演化的新出路。目前我们对于早的人类祖先,所知有限,一方面由于化石稀少,另一方面由于人和猿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即使发现了“早的”人类祖先化石,学者也不见得能分辨出来。
我们知道得清楚的早期人类祖先,是著名的阿法南猿“露西”,大约生活在350万年前的东非。他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差不多,体型比黑猩猩稍小,能够直立行动,但是手脚的解剖构造,仍呈现树栖的特色。南猿这群“人科”动物,展现了旺盛的模化活力。他们在东非与南非,演化出许多种类。3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之间,非洲至少有两种以上的“人”同时生存,包括“南猿属”与“人属”,他们的栖境可能有重叠之处。现在我们是地球上惟一的“人”,在一起生活。现生大猿的栖境,彼此隔绝,从来没有做邻居的经验。
人类为何能从猿类中脱颖而出?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人类已经独立演化了几百万年,从“露西”身上我们也很难侦查到什么“人性”;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制作工具,从他们的两性解剖学判断,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会与大猿相差太多。所以有学者提议: 他们只不过是“直立猿”,因为他们与大猿显著的不同,就是直立行动的姿态与生活栖境。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因为直到20世纪之初,对人类演化有兴趣的学者仍以为,人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物种,凭着优越的大脑,斗智而不斗力,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因此他们期盼的人类祖先化石,是一种脑子大得异常的动物。难怪所有今天有名的人类祖先类型,当初多数学者都认为他们充其量只是人类系谱上的“非主流”,只因为南猿的脑量与大猿差不多(400CC),而北京人(一种直立人)的脑量,平均1043CC左右(现代人平均1500CC)。
其实直立猿(人类祖先)所以能够“走出去”,脱离传统的大猿栖境,别开生面,另创新局,全仗直立的姿态。今日世界上只有4种大猿,非洲3种,亚洲1种(红毛猩猩),全都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红毛猩猩几乎可以终日待在树上而不下地。大猩猩因为体重的缘故,无法在树上活动,仍然居住在丛林中。中新世晚期以来,地球温度长期趋冷,热带雨林面积缩减,猿类的生活空间缩小了。学者推测这是猿类失落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人类祖先“出走”的肇因,直立的“结果”却是深远的,例如人类自豪的大脑,就是直立姿态的“副产品”。但是,人类演化史上,大脑、文化业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首先,大脑的确有逐渐增大的事实,但是却没有在文化史上激起相应的发展。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分前后两期,分别持续了100万年。前期从250万年前开始,石器制作的技术、形制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50万年前,新的石器类型才出现,即“手斧”,于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进入了后期。可是这150万年间,人类体质却经历了好几个“物种”层次的演化(南猿——巧手人——直立人)。也就是说,新的体质类型出现的时候,并非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类型。似乎文化发展总是慢半拍,落后于体质类型的演化。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由于考古资料丰富,更凸显了这个现象。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体格粗壮魁梧,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前额低矮,脑颅的前后轴线较长。比较起来,现代人天庭饱满,额叶比较发达,颅顶较高,前后轴线较短。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来看,额叶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认知系统中组织、综合、判断的中枢。看起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应有神经心理学的差异。(这不只是作者强调的: 尼安德特人也许没有现代人的说话能力。)但是十几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即使有也是零星地在中东地中海海岸地区,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共享同样的文化。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晚期文化)。也许,因为现代人发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驱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灭绝之路。
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作者不是“正统的”人类学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说是“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这才是本书的特色。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可是传统的“人类自然史”(“人类学”的本义)架构却解组了: 生物的归生物,文化的归文化,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两个文化”,不仅不通音讯,甚至分庭抗礼、对立攻击。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们从自然来,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必须解答“人性”起源的问题。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我们认得出的“人性”近几万年才出现,而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想与期望,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是理解与凸显“人性”特征的重要钥匙,人性“发展”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如何解释?
本书对于当前的重大议题,如两性关系、族群关系、生态问题,都有重要的睿见,关键在此。人类的“性行为”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人类是惟一遍布全球的物种,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实验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问题”。人类近1万年的历史,以族群扩张与冲突为基调,可是充满血泪的历史剧,进一步分析后,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扩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面相,塑造了人文世界的荣耀与隐忧: 发展普遍人伦理想以及恣意剥削自然。
总之,作者的关怀与结论固然动人有力,他讨论问题的路数(自然史),更值得欣赏。作者的多重身份,更令人玩味。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专业领域为肠道的吸收机制,在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并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学家,精心研究了新几内亚以及热带太平洋各岛屿的鸟类生态与演化。他的丰富调查经验,又让他涉足环保事务。
戴蒙德呈现在本书的观点与希望中,新几内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他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1992年出版了本书中的重要论点,又在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
第二部奇异的生命循环
我们刚刚追溯了我们的演化史,直到体质与行为都与我们无异的现代人出现为止。但是那个背景不足以让我们接着继续讨论人类的文化特色发展,例如语言与艺术。因为我们只讨论了以骨骼与工具作为证据。是的,大脑与直立姿势的演化,是语言与艺术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骨骼形态像人,并不保证就有人性。我们要攀上人性的高峰,还得在生命循环上做彻底的改变。第二部的主题,就是生命循环。
任何一个物种都有生命循环。生物学家以“生命循环”指物种特定的生物特质,例如每胎生产的子女数目、亲职行为、成年个体间的社会关系、两性关系、两性互动的模式、性关系的频率、停经(如果有的话)以及平均寿命。
我们认为人类的这些特质都是理所当然的,从未怀疑它们需要解释。但是我们的生命循环,要是以动物的常规来衡量,却是离谱的、奇异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特质,物种之间都有变异,可是在大多数方面,我们都是的例子。就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吧。大多数动物一胎生一个以上的子女;大多数动物的雄性,不照顾子女;其他的动物,没有活到70岁的,这个数字即使打个折扣,也只有几种有机会活那么长。
在我们诸多离谱的特质中,有些猩猩也有,表示我们不过保留了猿人祖先的特质。例如猩猩通常一胎也只生一个: 寿命很长,可以活几十岁。其他我们熟悉的(但遗传上较不亲近)动物,都不是这样,例如猫、狗、鸣鸟、金鱼。
在其他方面,我们甚至与猩猩都大不相同。下面是几个我们都很清楚的例子。人类婴儿即使在断奶之后,所有的食物仍由父母亲供应;而猩猩断奶后,就自行觅食。大多数人类父亲密切涉入子女的抚育,母亲就更不用说了;而黑猩猩只有母亲这么做。我们生活在密集的繁殖社群中,名义上社群由单偶配偶组成,可是他们有一些也会寻求婚外性行为;这与海鸥比较相似,与猩猩或大多数哺乳类不同。这些特质与较大的脑容量一样重要,都与子女的存活与教育有关。因为我们取得食物的方法既复杂又依赖工具,刚断奶的婴儿根本无法吃饱。我们的婴儿,出生后得长期地喂养、训练与保护——比黑猩猩母亲需要付出的,多得太多了。因此,人类父亲只要期望子女存活、长大,通常就会协助配偶养育子女,而不只是贡献精子——红毛猩猩的雄性,惟一的亲职付出,就是精子。
我们的生命循环与野生猩猩在更为细致的方面,还有差异。我们许多人比大多数野地猩猩活得久: 甚至采集狩猎部落都有一些老人,他们是经验的宝库,对社会的延续非常重要。男人的睾丸比大猩猩的大很多,比黑猩猩的小,本书会提出解释。我们认为女性停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会说明为什么停经对人类有道理,而在动物界,几乎史无前例。接近的哺乳类例子,包括澳大利亚一些类似老鼠的小型有袋类,它们是雄性停经,而不是雌性。我们的寿命、睾丸尺寸与停经,也同样是我们臻于人性的先决条件。
我们的生命循环,另外还有些特征,比起睾丸,与猿的差异更大,使人类显得异常。我们主要在私密的空间中性交,而且性交的目的是作乐,不像其他动物,性交公开,而且目的明确,只在雌性可能受孕的期间性交。雌猩猩会“广告”它们的排卵期;人类女性的排卵期是“隐性的”,甚至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解剖学家了解为什么“男人的睾丸,就尺寸而论,介于大猩猩与黑猩猩之间”,但是为什么“男性的阴茎相对来说十分雄伟”,就没有定论了。无论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所有这些特征,也是塑造人性的成分。有些灵长类雌性,外阴部在排卵期间会变得亮丽红艳,也只在那段期间允许雄性交配,她们利用生理机制做“广告”,招徕雄性,然后与任何经过的雄性公然“做爱”。当然,要是人类女性的性行为(与生殖有关的解剖、生理与行为特征)与她们类似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象父亲与母亲如何和谐地分担养育子女的工作了。
因此,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生殖,不仅依赖部讨论过的那些骨骼变化,也依赖我们生命循环的这些新特征。讨论我们的骨骼变化,我们可以追溯那些变化的演化史,弄清楚演变的时间、演变的方向与幅度。可是生命循环特征的变化,不会留下直接的化石证据,因此古生物学的书里多简单提一下,根本没有深入讨论那些变化的深刻意义。考古学家近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舌骨,由于舌头在我们的发声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学者对这个发现都非常兴奋。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阴茎。我们在化石记录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我们大脑的增长,是偏离猿类祖先性状的演化发展。对生命循环特征的变化,我们就不容易这么肯定了。谁比较偏离祖先性状——是我们还是非洲大猿?我们只好依赖“比较方法”: 由于人类不仅与4种大猿不同,与其他的灵长类也不同,因此人类的生命循环特征必然是近演化出来的。
达尔文在19世纪中叶,发表进化论,主张动物的形态构造是演化的产物,演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20世纪的生化学家发现: 动物的化学组成也会演化,机制仍然是“自然选择”。但是动物的行为也受自然选择的调控,包括生殖生物学,尤其是“性习俗”。生命循环特征有某种遗传基础,同一物种成员之间,会表现出可以测量的差异。举例来说,有些女性有生产双胞胎的体质,而我们都知道某些家族史反映了“长寿”基因的作用。生命循环特征影响我们的生殖成功率,因为吸引异性、“做人”、抚育子女与成年后的生存几率,都受生命循环特征的影响。正如自然选择驱使动物的形态构造适应它们的生态栖境,自然选择也能塑造动物的生命循环。留下多子女的个体,对基因库的贡献不仅是涉及骨骼、化学组成的基因,还有涉及生命循环的基因。
这个推理必须解决的一个困难是: 我们有些特征,例如停经与老化,会减低我们的生殖产能,而不是增加,因此它们应该早就让自然选择抛弃了。对于这一类的“矛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化解。在动物的世界中。“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事都涉及“得”与“失”;空间、时间与精力的利用方式,都是机会成本。对于任何机会成本,都可以追问: 做别的事是否更有利?举个例子好了。也许你会认为: 不停经的女性比“正常的”女性子嗣多。但是我们会发现: 要是考虑到“不停经”的隐藏代价,就容易理解演化为什么没有将它“内建”在我们的生殖策略之内。“我们为什么会老化与死亡?”同样的逻辑也能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痛苦的问题。还有,我们对配偶忠实有利呢?(以“狭隘的”演化意义而言)还是朝三暮四?考虑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容易回答了。
我以下的讨论,都假定: 我们人类独特的生命循环特征,有某种遗传基础。我在章对于基因的功能所作的说明,大体而言仍旧适用。身高以及大部分观察得到的生物特征,并不只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控制的。停经与单偶制也不会只由一个基因控制。事实上,我们对于人类生命循环特征的遗传基础,所知有限。不过,以老鼠与绵羊做实验,的确发现睾丸的尺寸受遗传控制。人类养育子女与朝三暮四的动机,也的确受文化的强烈影响,人类社群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不能完全用基因来解释。可是,人类与其他两种黑猩猩的生命循环特征,有系统而一致的差异,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异,应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一个人类社会,男人的睾丸与黑猩猩的一样大,或女性不停经;这与文化传统无关。在我们与黑猩猩1.6%的遗传差异中,就其中有实际功能的部分而言,可能有一小部分涉及我们的独特生命循环特征。
讨论人类独特的生命循环,我将从人类社会组织以及性行为(与生殖直接有关的解剖、生理与行为)的特征开始。前面已经提过,使我们在动物界显得突兀的性状包括: 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两性配对组成,名义上是单偶制;外生殖器的构造;两性经常、持续的性交,而且在私密的空间中进行。我们的性生活,不仅反映在外生殖器的构造中,还反映在两性身体的相对尺寸上——比起大猩猩与红毛猩猩,人类两性的身体,尺寸上“平等”多了。这些熟悉的人类特征,有些我们已经知道它们的功能,其他的仍然难以了解。
讨论人类的生命循环,光撂下一句“人类实行的单偶制只是名义上的”并不够。我们必须承认: 婚外性行为也不是全民运动,个人教养、社会规范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是人类社会之间尽管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婚姻制度与婚外性行为在所有社会中并存,是个无可推诿的事实。长臂猿也是两性长期厮守、合作养育子女的物种,可学者没发现过它们也玩婚外性行为的把戏。至于黑猩猩,“婚外性行为”是个没有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们没有“婚姻”这档子事。因此,讨论人类独特的生命循环,就必须解释人类社会中“婚姻”与“婚外性行为”并存的事实。我会指出: 事实上,我们的这种“特色”在动物界已有“先例”,那些先例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特色”的演化意义——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男女有别,正如雄鹅与雌鹅。
然后我们要讨论另一个独特的人类生命循环特征: 我们怎样选择性伴侣(无论是婚姻的对象,还是露水姻缘的对象)?那个问题在狒狒队群中很少出现,其实也没什么“选择”可言: 任何一个发情的雌性,每个雄性都想“上”。黑猩猩有些选择,不过它们仍然与狒狒比较接近,性生活“乱七八糟”,而不像人。在人类的生命循环中,“选择配偶”是个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因为在婚姻中,两性得分担亲职,不只是性交而已。正因为人类养育子女涉及沉重而长期的亲职投资,所以我们得慎选投资伙伴,狒狒就没有那样的顾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在动物界发现可以比拟人类择偶过程的“先例”,只不过我们必须超越灵长类,到啮齿类(老鼠)与鸟类中寻找。
我们的择偶标准也涉及人类的人种变异——我们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土著(“原住民”),身体表面有明显的差异,大猩猩、红毛猩猩以及其他物种也有,只要一个物种的地理分布足够广阔,就会发生地理变异。人类身体表面的地理变异,有一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与适应生活环境(例如气候)有关,正如生活在寒带的鼬,在冬天皮毛会变成白色,方便在雪地隐藏身形。但是我会论证: 人类体表特征的地理差异,主要是“性的选择”(sexual selection)造成的,也就是我们的择偶过程造成的。
后,我要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会死?以这个问题结束我对人类生命循环的讨论,再适合不过了。衰老是我们生命循环的另一个特征。满镜新霜奈老何?诗人即使无奈,也得认命。我们有谁追究过其中的“道理”?况且生老病死,众生平等。不过,不同的物种,老化的速率并不一样。在动物界,我们是长寿的物种,3万年前(演化成现代人、替换了尼安德特人之后),寿命更长了。长寿是另一个塑造人性的因素,因为长寿,每个世代才能有效地将经验、技术与知识传递下去。但是人类也会衰老。为什么衰老不可避免?我们的身体不是拥有广泛的修补自身的能力吗?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演化逻辑来思考非常有用,本书其他的例子都不见得让我们把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以个人的生殖成就(fitness)来衡量的话,为了活得更长而不断维修身体,就投资或报酬率而言,其实并不划算。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停经”之谜: 自然选择为女性身体编写了停经程式,看来似乎降低了女性的生殖成就,但是女性的生殖机能提早关闭了,反而能使女性顺利抚养更多的子女成人。第三章人类性行为的演化第三章人类性行为的演化
几乎每周都要出版又一本关于性的作品。只有实践性行为的欲望会超过我们对有关性的作品的阅读欲。因此,你也许会认为: 人类性行为(sexuality)的基本事实,一般人必然朗朗上口,而科学家了解得十分透彻。请回答下列5个问题,看看你对“性”有多少认识:
1. 大猿与人,其中哪个物种的雄性阴茎雄伟?干什么用的?
2. 为什么男人的身材比女人高大?
3. 人类男性的睾丸比黑猩猩的小多了,怎么回事?
4. 人类在私密的空间中性交,可是其他的社会动物却公然为之,为什么?
5. 几乎所有其他哺乳类的雌性,都有明确的排卵期,而且只在排卵期接受性交,人类女性就不是这样,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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