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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涉及多专业的跨领域研究，对于当下及未来的人文、经济、科技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2.作者通过个案研究总结提炼出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为我们从自己的历史语境中审视现实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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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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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蓝勇近年来发表的历史地理学术论文合集，涉及历史地理与生物、天文的跨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与古代经济发展研究，古今地名、历史人物故居现象研究，历史地理与资源、生态发展跨领域研究，古代科技与生产力研究等领域研究。作者在研究以上问题时，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提炼出了属于中国历史地理的“话语”，如乡土历史重构、地域泛化、干涉限度差异、科学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等，都值得推广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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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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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勇，四川泸州人。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评专家组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会长、《历史地理研究》副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委、《中国人文田野》主编。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地理、饮食史、慈善史、西南地方史等方面。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纵横向项目40多项。出版《中国历史地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中国川菜史》等20多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40多篇。成果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重庆市政府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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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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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本土话语的提炼与中国史学的前瞻/ 001
章 “天地生” 大背景话语与中国历史发展格局/ 009
一 从东亚大陆“天地生”角度看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 010
二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 “天地生”背景/024
三 “天地生”背景下的“南水北调”与“北人南迁”/053
第二章 社会发展进程与社会经济话语/ 063
一 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 064
二 从“蜀道”到“世道”:蜀道名实之变考与社会转借/088
三 “难言之隐”:清代内河救生慈善组织内部服务有偿化研究/095
四 近代川江木船情结与轮船“制造力”“航行权”“利益权”之者量/123
第三章 科学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的学术话语/ 137
一 中国历史上“遍地先贤”现象与传统“乡土历史重构”/ 141
二 “地域泛化”与“情节神话”下的南北丝路地名原型研究/ 193
三 从金牛道筹笔驿名实看中国传统“乡土历史重构”/224
四 地名的“雅化“还是地名的“讹呼” /240
五 “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246
第四章 传统生产力与现实关怀话语/ 272
一 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因”形成与明清美洲农作物引透/ 276
二 “效益观”“生态观”视域下的刀耕火种/299
三 从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倒置”与“回归”/311
四 中国历史上“燃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 319
第五章 资源、 环境与干涉限度差异话语/348
一 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建构/ 351
二 历史上鱼类资源开发差异与“干涉限度差异”/371
第六章 中国传统科技 与技术传承、逻辑类分话语/ 396
一 对“先进制造技艺”与“落后传承途径”的反思/ 399
二 传统制造“名实类分无序”与技术“时代断层”/440
第七章 历史地理区位地名考证与方法话语/ 466
一 文献与“田野三视域” :中古州县治城位置考证方法研究/ 468
二 唐宋历史记忆与巴蜀分界线复原/ 494
三 从古代巴蜀界山异同认知看传统地理认知“虚拟定位”的局限/ 521
四 中国古代空间认知虚拟性与区位重构/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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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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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东亚大陆“天地生”角度看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
中国早的文明产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历史时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都有一个东移南迁的历史过程，历史时期能左右大的政局的移民大潮也主要是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推进，也 就是说，历史上中华文明有一个东移南迁的问题，这也是为学术界基本肯定了的。注意，这里是“东移南迁”，并不是以往谈的“南移”，意义并不完全一样。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呈这样的大走势呢？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简单地用社会等因素和人地关系来说明也是难以做出完全的解释的。那么，有没有一种终极的原因在起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如对历史时期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中国的几次大的游牧民族南下的天文和地球表层原因，以往自然科学工作者曾做过对应研究，但还仅局限于一种简单的序列对应上，没有进一步推进到东亚大陆“天地生”变化对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影响上，也没有更多地把具体历史事实作为坚实的依据。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对此问题将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6000年来天文系统、地球表层与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内在关系
对近6000年的历史气候研究表明：在其间存在三个严重的低温期。在这些低温期间隔的高温期里还有一些相对轻的低温期。这些低温期往往是自然灾害的群发期。实际上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存在四个较强烈的低温期，它们是：公元前1100年至前850年左右的低温期（欧洲历史上称冰后期的新冰期），公元100年至600年左右的低温期，公元1050年至1350年的低温期，公元1600年至1850年的低温期（欧洲历史上的现代小冰期）。这些低温期在时间上明显与许多天文现象相对应，如与太阳黑子增减、九星汇聚的地心张角大小和季节等因子相对应。同时，这些低温期也与地球下垫面的许多因子相对应，如祁连山柏树年轮、中国受灾县数、黄河和长江的大洪水、中国雨土年频数、大地震等。
首先我们用天文现象和气候环境因子来对应有关中国社会大的起伏变化，会引发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研究表明，天文上九星汇聚地心张角小于45度且发生在冬半年时，正是中国6000年来的四个寒冷期，也是长江和黄河特大洪水时期及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干旱期、世界海平面偏低、华北和川滇大地震多发期；世界古代文明的兴盛期往往是在温暖期，而寒冷期则往往中断或衰落。吴于虞教授指出世界历史上曾有三次游牧民族南下农耕地区高潮，我们也不难看出寒冷期往往是与世界性游牧民族南下农耕的高潮期相对应。
与中国历史上的大波动相对应，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北方人口南迁时期正与寒冷期相对应，同时也与中国内战频繁的时期相对应。这样我们可看出寒冷气候是造成中国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的自然原因，而中国历史时期的内战许多本身便是以北方民族的南下为始动力。这是来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统计对应序列的结论。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具体史料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是游牧民族南下与环境的关系。早在1914年，亨廷顿认为干旱是导致中亚游牧民族向西欧迁移以及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980年代，苏联学者列·古米廖夫也认为3世纪的大草荒使整个草原荒芜，无疑是蛮族入侵的重要环境背景。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雷特·辛斯基（Bret. Hinsch）撰文认为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气候的周期性的冷暖变化对农牧业民族的影响巨大，体现为温暖期经济繁荣，民族统一，国家强盛，而寒冷期经济衰退，游牧民族南侵，农民起义繁多，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我国早在1950年代，蒙文通先生就提岀气候变化不能不引起民族迁徙。1980年代赵文林先生也提出游牧民族的东移南下“其源出于少数民族族区生产的不稳定性”，其中气候恶化是左右其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方国瑜先生也谈到彝族从西北高原地区迁向西南地区是“从高寒地带向比较温暖和肥沃的平原地区迁移”，是为了寻求更适合的生活环境。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而历史上游牧民族所生存的中纬度干旱和半干旱暖温带地区生态环境往往非常脆弱，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波动十分大，对其本身生存的威胁也十分大。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来看，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水量相关系数高达0.86。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荒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研究表明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幅度年均温度幅在2—4度之间。我们知道，年均温下降1一2度即将纬度线往南推移200至300公里。这样一到历史时期的寒冷时期，往往造成草荒和各种灾荒，使人们生存难住。在这种情形下，游牧民族往往利用自己强悍善战的优势，趁中原地区内乱贫弱时，或南下向农耕民族进攻，争夺财富和更有利于生存的地盘，或大规模向西迁移后再向南迁徙到因大西洋暖流而比同纬度更温暖的欧洲大陆中南部地区。后者在世界史上表现为有名的“蛮族大迁徙”和蒙古族的大西征。需要指出的是当自己生存的地区出现大灾荒而中原地区稳定强大时，北方游牧民族则往往以内附的方式寻求生存。如成汤时，氐羌民族便因大旱而内附，匈奴因灾荒而南迁内附，九世纪回鹘族因大雪大疫而南下内附。
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南迁都是与北方地区寒冷期相对应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起始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气候上来看，西周是我国较寒冷的一个历史时期，我国内蒙古地区也异常寒冷干燥。特别是西周后期，大寒、大旱不断，有时江汉地区发生封冻，出现河川枯竭的现象，这在《古本竹书纪年》《诗经》等中多有记载。在这种情形下，连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都发岀“旱既大甚”“天降丧乱”的哀号。在这种环境压力之下，北方的游牧戎狄民族纷纷南下，对西方，到了周代便迁移到了山西南部、陕西泾水、渭水上游。特别是俨允“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有称“俨允孔炽”。西周王朝多次“薄伐俨允”“征伐俨允”。 到了周宣王时，西戎败周于千亩。到了平王时只有“东迁洛邑，避戎寇”。 到春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更是大批南下，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侵”的局面。这种因气候原因引起的民族迁徙在地域上并不是孤立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000年左右我国青藏高原地区有一次大的冰封，气候十分寒冷。 公元前9世纪甘肃氐、羌民族地区“大雨雹，牛羊冻死”。与此相应横断山地区发生了许多从北向南的民族迁徙，而从事畜牧的甘青寺洼居民转变成半农半畜的氐人，为了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一部分人只有下到河谷地带从事对寒冷气候更有抵抗能力的农耕和家畜饲养。当河谷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口从事农耕时，只有大批往南迁徙寻求更温暖更广大的生存环境。尤需指出的是，在傣族的民间传说中，其民族从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上游地区南迁时的动因与之有惊人的相似。在这个时期的公元前10世纪，西北的白马羌人沿横断山脉迁 西南地区演变成今天的纳西族，缅甸的克钦族也是在公元前7世纪从中国北部经横断山脉迁入缅甸的。
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东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汉代，匈奴的威胁一直是汉王朝的心腹之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2至3世纪匈奴所处的大漠南北经历了近2000年来严重的一次大旱灾，这次大旱灾席卷整个欧亚大草原。这个时期我国晋代所有灾害中旱灾占48%，是中国历代灾害中旱灾比例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国北部地区平均比现在低1.5度，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公元100年至119年的20年间出现了12个灾害年，魏晋时期其地“霜”“八月大雪”“八月大寒”的记载甚多。这个时期，我国沙漠南进，一些城镇消失，丝绸之路南路湮灭。早在公元1世纪，匈奴所处的地区气候就十分恶劣了，连年灾荒。公元46年，大漠内外“连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公元24年，一部分匈奴人迫于这种处境，只有南迁归附汉朝。公元76年，大漠“南部苦蝗，大饥”。到了公元88年，“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匈奴在这种情形下不断分化瓦解。面对中原统一而强大的汉王朝，匈奴的一部分南下归附汉朝，一部分西迁去填补同样因大旱灾而南下的欧洲和中亚草原居民的真空地带。以后匈奴残部和鲜卑、羯、羌、氐等民族因所在地区环境恶劣等因素，趁中原大乱之时，纷纷南下中原攻城略地。晋惠帝元康中，匈奴残部度元攻上党和上郡，“自此以后，北狄渐盛，中原乱矣”。这个时期往往中原自然灾害频繁，天灾人祸相连，这从自然环境上为游牧民族的南下又造成了一个机遇。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中国历大的一次民族迁徙，即所谓“五胡乱华”，确实不是偶然的。从区域上来讲这种现象也不是孤立的，因在这个时期横断山氐羌民族大走廊因气候条件的因素迁徙的事件也十分频繁，而居住在川西北地区的傣族先民的一支僚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南迁入云南的南部地区。
公元1200至13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的宋辽夏金时期。研究表明，早在公元10世纪蒙古草原就出现了一次特大旱灾，中国的气候也开始逐渐转为寒冷。到12世纪，中国的年均气温比现在大约低1.8度，丝绸之路中路湮灭，北部地区气候转干，居民南迁。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载，13世纪天山的雪线要比现在低200至300米。在这个寒冷期内，内蒙古地区300年间有13次特大的冻灾，有13年奇寒，远比隋唐时期多。宋以前鄂尔多斯地区及邻近地区百年一遇的旱灾10至15次，宋为30次。我国东北地区结冰期比现在长。宋代辽的地方政权东丹南迁辽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原居地寒冷异常，而辽东地区地热条件优越。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寒冷和异常的气候在蒙古大草原上一直延续到13世纪，对蒙古民族的南下和西进影响十分大。也有研究表明里海水位的升高与周围高原的干缩是同时发生的，13世纪里海的水位升高了15米，表明蒙古草原的气候确实是十分寒冷干燥的。《蒙古史》称：“那里也常有寒冷刺骨的飓风”，形成“漫天飞沙”，冬季不下雨，夏季的雨“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润湿”。13世纪中叶的鲁不鲁乞《东游记》中也谈到蒙古地区5月份冰才融化及复活节前后的大风严寒、冻死牲畜的情况。这种因寒冷而左右蒙古民族生计的现象在蒙古立国中原后还时有出现。在这种形势下，南迁的蒙古流民常达数万至数十万。元代中国历史气候已经趋于温暖了，漠北的气候却依然寒冷。在气候干冷的宋代，其对蒙古游牧民族的压力便可想而知。地球中纬度地区欧亚大陆这次持续近300年的寒冷时期对游牧民族的影响可能是潜在的，但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起有决定作用的。关于这一点有许多的记载。蒙古族的这次迁移与900年前匈奴的迁徙有惊人的相似，以致英国学者克里斯托·道森甚至认为马赛林奴斯对4世纪匈奴西迁的描述与帕里斯对900年后蒙古人的描述几乎可以互相交换。
公元1500年的寒冷期正是我国女真族南下的时期。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寒冷的一个时期，有的学者认为是所谓明清宇宙期。在这个时期，明代蒙古草原地区便“时冬寒草枯马饥”，许多游牧民族不断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抢掠和定居。元明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大衰退，特别是东北的北部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个时期东北的许多民族纷纷南迁，改变生存方式，逐渐从事农耕。女真族一直呈现往南迁移的趋势。建州女真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后南迁。明代北方的野人女真不断南攻，在这种形势下建州和海西女真的居所不断南移。同时女真各部还不断攻掠明代辽东地区。嘉靖时海西女真迁到了辽东东北的边界地区。这些以前主要以射猎为生的民族逐渐习惯于农耕。后来女真族南下建立清朝有许多社会因素，但历史的大势中，中国北方地理环境日趋恶劣也是一个潜在的动力。
上述民族迁徙在历史进程中肯定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不过宏观上来看，从长时段对应来看，自然环境的变化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对民族迁徙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历史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使中国北方农牧业界线发生南北波动，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北方农耕地区的经济，致使北方汉族人口继续南下东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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