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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日本人伊东忠太在1902年调查了大同云冈石窟;法国人沙畹在1907年调查了洛阳龙门石窟;德国人勒科克在1904和1913年从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中盗掘遗物,剥离壁画;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先后在1907—1914年间,劫夺敦煌石窟经卷文书和工艺品,1933—1934年间日本人和美国人又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进行肢解式的盗窃。这个阶段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只能记录(主要是照相和测量)现状,临摹壁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建立在科学考古学之上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并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取得了相当成就。
杨泓先生在本书前四章介绍了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历史以及佛教初传中国的考古证据,之后的五至七章结合时代、地域与特色,梳理了全国主要的石窟寺及窟前遗迹,后三章集中于地下出土发掘的造像、舍利等佛教文物。全书写作建立在百年科学考古的工作之上,采用图像非常谨慎,来源包括线图、实景照片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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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历时千年兴灭,在中华大地留下了大量的石窟寺、佛寺等遗迹,创造出为数众多的精美造像、壁画等文物,成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项专门分支,成果显著。除了敦煌莫高窟、法门寺地宫等的考古发现,云冈、龙门、炳灵寺、麦积山等闻名于世的石窟群,近些年在山东青州,河北曲阳、邺城等地出土的造像窖藏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西藏阿里地区,九十年代以来也陆续清理出多处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遗迹,更新了世人对于佛教传播历史的认识。凡此种种,于普通读者可能缺乏一个清晰系统的认知。本书通过石窟寺、窟前建筑、佛教寺院、地下窖藏、佛塔舍利几项专题,提纲挈领地呈现出我国佛教考古事业的全貌,使读者对于中国佛教美术遗迹的时空分布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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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杨 泓 1935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文物》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考古月刊编辑委员会顾问。并被聘为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主要研究中国汉唐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和古代考古。先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等书的撰写工作。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美术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逾300篇。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古代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等。并与李力合著《华夏之美——中围艺术图鉴》(香港中华书局,1993)和《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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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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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一 中国境内深埋地下和湮没山野的梵迹
二 旧中国的梵迹探寻
三 新中国的梵迹探掘.
四 佛教艺术初传中国
五 中国石窟寺院的建立
六 十六国时期诸石窟——中国以彩塑和壁画为主要艺术形式的石窟.
七 中原北魏石窟——中国以石雕为主要艺术形式的石窟
八 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北朝晚期石窟
九 中国石窟艺术继续发展到日益世俗化——隋唐宋元石窟
十 中国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发掘
十一 地下梵宫——中国佛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掘
十二 地下佛教艺术博物馆——造像埋藏坑的考古发掘
十三 金棺银椁瘗舍利——考古发现的中国佛教舍利容器
附录 响堂山石窟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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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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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堂山石窟随想
杨泓
北响堂山石窟全貌(作者1957年速写)
经过三十五年以后,我再次来到位于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北响堂山。响堂山山景依旧,只是树木较前增加许多,郁郁葱葱,平添几多生趣。登山道路也进行过修整,汽车已能驶达山腰的常乐寺废址。
记得过去废址地旁本是一片空旷,仅有石窟保管所孤零零的一座小院,现在它的四周增添了许多建筑,颇显热闹,不过寺院的废址却较前更显颓残,寺址内那座九级八角古塔,虽然还屹立在原处,但是顶上的几层塌残更甚,再也无法攀登,如不进行大修,坍塌的噩运恐难避免。
从常乐寺遗址远眺北响堂山石窟
看到这座危塔,顿感凄凉,不禁忆及三十五年前与该塔有关的几段往事。
1957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五三级考古专业同学,赴河北邯郸进行考古实习。12 月初,我和刘勋、孙国璋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去响堂山石窟,同去的教师还有赵思训和刘慧达两位。先到南响堂山,进行勘察测绘,然后转往北响堂山。因保管所的老柴告诉宿白先生,在去北响堂山途中有一处小石窟,当地老乡称为“洞窖”﹙“洞”老乡读为“墩”音﹚,他曾去调查过,并拍了照片,可惜照片颇为模糊,仅依稀可见窟门两侧有些雕刻,故此宿先生决定赴北响堂山时顺路去调查一下。
当日吃过午饭,由刘先生与孙国璋二位女士随行李车取道大路先去北响堂山,宿先生、赵公与我和刘勋由老柴引路,步行由山间小路先去看“洞窖”,然后去北响堂山与刘先生二位会合。走了约一小时,远远望见半山腰有一处洞门,但无路可循,只得拨开荆棘野草漫山上攀。虽已初冬,但大家都累得大汗淋漓,好不容易登至窟口,向内探视,石窟内造像早已被损毁,只有近人泥塑一尊,供乡人求子孙拜奉。窟门外雕刻系唐代雕造,但已漫漶不清。
此时诸人已登至窟口,仅宿先生落后于半山间处,原因是足下皮鞋不宜登山之故。目睹此残毁之小型石窟,大家兴趣索然。此时老柴又说:前方不远处山脊上,尚存唐末农民起义军遗迹一处,方又引起大家的兴味。
由于宿先生皮鞋不宜登山,老柴又出一妙计,建议将他的布鞋脱一只换给宿先生,两位各一足踏皮鞋,一足穿布鞋,就解脱了皮鞋难行山路之苦。鞋子换好后,大家又欣然上路。此时兴发,我随口凑了一首打油诗,调寄西江月:
淋漓汗水倾盆,
咻咻喘息牛吼。
“洞窖”原来是破窑,
革布竟然成偶。
又走了个把小时,到了老柴所说的起义军遗迹,原来只是山石上凿刻的一道凹槽,两侧各有一个圆孔,或许是一处石碓残迹?但也无法辨明其时代。看了以后,大家又一次感到兴趣索然。眼看天色已近黄昏,山脊上荒无人烟,山下树丛已朦胧于暮霭之中,却遙望不见北响堂石窟,于是催促老柴快引路前行,争取天黑前赶到北响堂保管所。
又走了一程,天色更晚,大家忆起方才老柴曾讲过山中有狼之事,更加情急,偏偏老柴又辨不出该走何路,越急越寻不到路,一行人徬徨行于山脊上。天已黑,人更急。偶遇一孤立的农舍,老柴前去探询,仍不得要领。大家再无心说笑,默然匆匆前行,又都心中无数。
宿先生嘱咐大家,去北响堂山易寻的目标应是常乐寺塔,要注意观察,见到塔就可达到目的地。……突然一人惊喜地大呼,山腰处看到塔了!众人一齐望去,黑黝黝的丛莾中确实矗立着一座高塔,它的轮廓凸浮于夜空之中,平静而安详,却又端庄伟丽。当时看到它,心中湧出一股难以说出的情感,那动荡不安的急烦心情一扫而光。
这是我生平次见到长乐寺塔,它指引我们踏破迷津,解脱困境,顺利抵达在它近旁的北响堂山石窟保管所。看来世间诸事或如佛家所说:有缘相聚,人与人,人与物,相聚自是有缘,缘尽则散,亦是常情。由此说来,此番也是人塔有缘吧!
1957年宿季庚先生带领五三级考古班学生勘测响堂山石窟
(右4.宿先生、右1.孙国璋、右2.刘慧达、左1.刘勋、左2.作者)
当晚我们在长乐寺废址旁的石窟寺保管所住下,也是那处保管所建成后早的居住者,因为房屋落成后,当时周边无其他建筑,且不通水电,远离山下乡村约一里左右,保管员怕狼,仍住在村中,这里本无人居。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对北响堂山石窟群的纪录和测绘工作。
响堂山石窟是一座创建于北齐时的重要佛教石窟寺,地当晋阳(今山西太原)至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之间的主要交通道上,共有三组石窟,南响堂石窟共有7 座洞窟;北响堂石窟也有7 座洞窟;小响堂石窟(水浴寺石窟)现存两座洞窟。三处的主要洞窟和龛像都创建于北齐时期,其中又以北响堂的3 座大型洞窟规制尤为宏伟,刻工精湛,是标志北齐石窟艺术水平的代表作品。
其中位于北侧和居中两座大窟,外檐原雕出檐柱和屋檐,其上崖面又雕出巨大的覆钵顶和山花塔刹,虽然多已残毁,或已被后世修砌的石券等遮蔽,但仔细审视仍可窥明原窟形貌,是模拟覆钵顶佛塔的塔形佛窟。窟内都凿有巨大的中心塔柱,正面和左右各开大龛,雕刻佛像,洞窟内空间又以北侧大窟,面阔超过12 米,两侧壁和前壁、后壁的两侧,都雕出装饰华美的佛状佛龛,更显庄严而富丽。这些大窟,都是北齐皇室所创建。
北响堂山中洞外貌正面示意图(作者1957年在宿季庚先生指导下所作笔记)
当测绘了北响堂诸窟以后,在12 月12 日转至常乐寺废址,测绘那里遗存的石经幢和砖塔。石经幢有两座,都是宋代所建,一件建于建隆三年,另一座建于乾德三年。除实测绘图外,我还画了一些素描,至今留存在我的速写本中。测绘砖塔时,我才得以仔细观赏它的艺术造型。
砖塔年久失修,塔刹已无存,顶两层也坍毁较甚,不过下面的7 层保存尚好。登塔的阶梯虽损毁过甚,尚勉强可以攀登,只是有些地需手足并用,贴壁爬攀。
宿先生怕我们攀登出危险,严令不许登塔。不过当时少年气盛,还是偷偷爬了上去,三位同学中一位是女士,一位身躯颇胖,自然登塔非我莫属。爬了一半心里颇有些害怕,勉强登至五层,阶梯更残,每攀一级,都感觉塔体似平微微晃动,顿生恐怖之感,想下去而欲罢不能,这时又想起那天夜间初睹塔影的兴奋情景,也许是人、塔有缘,反觉得每一踏步产生的晃动,竟与自己攀登的节奏合拍,心中顿安,竟然攀至第七层,向上张望,上两层已坍毁,塔已无顶,可以直透苍穹,阳光射入,满目光明。
探身于塔门向下张望,塔下的同学为我拍了一张照片。
目的已达,心愿已了,欣然地下塔,但向下走比向上攀登还感艰难,到得塔下,满身尘土,满面污垢,然后挨了宿先生一顿训,因为没有遵从师命。今日回想,当时登塔的豪情,现在是再也无力抒发,那时未出意外,或许真是人、塔有缘吧!
“缘分”或许与“偶然性”有些联系。南响堂山北齐原雕崖面的再现,恰也是出于并未充分科学论证就冒然施工的结果。
那是1985 年发现南响堂山第6 窟和第7 窟顶部挡土墙即将坍塌,危及到石刻安全,本也是进行抢修,但主持人发现第7 窟的窟顶瓦垄和正脊保存完好,于是决定拆除清代建于石窟顶上的7 间靠山阁,又拆掉明清时于第1、第2 窟前的石构券洞,结果把北齐时原雕崖西全部揭露出来,看清原来这里的洞窟,本是模拟覆钵顶佛塔的塔形佛窟,恢复了窟前雕凿的檐柱,仿瓦檐及覆钵顶的原貌。而且从第2 窟前壁揭露出分刻洞窟两侧的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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