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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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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在这一百年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考古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在百年诞辰之际，撰写一部综合性的学术史，系统回顾百年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探讨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路径，作为对中国考古学百年诞辰的献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为此而生。本书共计900余万字，由中国考古学界200余位权威学者共同撰写，把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时代考古、秦汉到宋辽金元明清时代考古、科技考古以及各个考古学专题研究四大部分，通过这部书，读者可以了解中国考古学各个领域、各个研究课题的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过程以及进展。可以说，这部书是一部独具特色、名副其实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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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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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900余万字，把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时代考古、秦汉到宋辽金元明清时代考古、科技考古以及各个考古学专题研究四大部分，将每部分分解为50个左右的研究课题，每个研究领域按照时间顺序和研究进展的脉络来回顾，主要内容包括：对于各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重要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相关领域研究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的提出，新的研究理念和新的理论、方法的应用及产生的影响等，并结合国内外学术背景与动态进行分析和点评，包括对今后该领域发展方向的前瞻。此外，还请各撰写人提供相关领域的大事记，以增强本书的资料性。通过这部书，读者可以了解中国考古学各个领域、各个研究课题的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过程以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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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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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拟由本书的倡议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先生为荣誉主编；由全书编撰工作的主要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任副主编；从策划阶段即参与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任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王茵任主编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博士担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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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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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册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1）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 （27）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76）
旧石器时代晚期及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42）
中国史前农业起源研究 （175）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205）
黑吉和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294）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331）
辽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374）
华北平原北部 （燕山地区）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386）
太行山以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402）
中原地区裴李岗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432）
中 册
山西至豫西地区仰韶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507）
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561）
后冈二期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618）
王湾三期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631）
陶寺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660）
老官台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681）
关中地区仰韶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705）
陕西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786）
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797）
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823）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857）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884）
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949）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956）
下 册
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071）
安徽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080）
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103）
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155）
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165）
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171）
西藏自治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189）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玉蟾岩遗存—大溪文化） （1203）
屈家岭文化、 石家河文化、 后石家河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232）
樊城堆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251）
上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258）
跨湖桥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266）
顺山集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275）
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285）
马家浜文化、 骆驼墩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299）
青莲岗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317）
北阴阳营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335）
崧泽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346）
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356）
好川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375）
钱山漾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380）
广富林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385）
闽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394）
台湾海峡两岸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 （1421）
广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444）
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469）
海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484）
香港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1495）
中国磨制石器制作技术研究历程 （1542）
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历程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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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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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是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一百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有必要对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进行回顾，总结经验，明确今后发展的方向。
百年考古的发展可以分为滥觞期（宋代至近代的金石学）、起步期（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４９年）、初步发展期（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８年）、快速发展期（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２０年） 四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可以细分。
一 中国考古学的滥觞———金石学（宋代至近代）
（一）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
金石学是在没有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传世或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研究对象，尤其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期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所著《金石录》（其书不传） 早将“金石”一词作为这类著作的名称；清代阮元、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学” 的命名。
现存年代早又较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七年（１０９２年） 的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宋徽宗敕纂《宣和博古图》（三十卷） 收录宋代皇室所藏铜器８００余件，奠定了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基础。
清代从乾隆时期开始，迎来了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御纂” 的《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各二十卷）四书，摹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４０００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据容媛编撰的《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７００年间仅有６７种（其中宋人著作２２种），而乾隆以后２００年间却有９０６种之多，相差十余倍，可见其发展之盛。
金石学发展到清末民初，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扩大到明器和各种“杂器”，注意力不再限于文字。
（二）对金石学的评价
金石学的贡献：收集、著述、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描绘器物的图像，研判这些器物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为这些古器物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还有一点应当提及，就是通过金石学的研究，使历代文史家关注古代器物成为传统，也为后来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分支的古代青铜器和古代铭刻材料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金石学的不足之处：只注重铭刻资料的收集和记录，忽视对器物形制、纹饰的研究，也缺乏对其年代的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传世器物，因此，它不可能自发地发展为考古学。
二 中国考古学起步期（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
１８９９年，王懿荣在“龙骨” 中发现有字甲骨，引起罗振玉、刘铁云等金石学家的注意。１９００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大约在同时，甘肃居延发现汉代简牍。这三项发现，以及“疑古派” 对古代文献可信性的质疑使中国史学界开始重视地下埋藏的文物，为中国考古学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１９１５年，罗振玉踏查殷墟，确定刻辞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一带。后来史语所据此决定在殷墟实施考古发掘。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端
１.中国首次科学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发掘１９１９年，中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民主意识和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举起“民主” “科学” 的大旗，投身报国事业之中。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当时，受国外的影响，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寻找矿藏的事业。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应当时中国政府之邀，在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陪同下，在华北进行寻找矿藏和古生物化石的工作。
１９２１年，先后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这两处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周口店是中国个人类化石发现地，以其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丰富的文化遗存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华北地区是古人类较早生存活动的区域；仰韶村遗址是中国个进行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此确认了中国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幕。因此，把１９２１年仰韶遗址发掘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之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２.次由中国考古学家主持的考古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发掘
１９２６年初，在美国学习人类学专业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同年秋季，对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成果——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于１９２７年出版。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主持实施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与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一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共同作为中国考古学发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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