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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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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作者解释了真理是什么，介绍了接近和理解真理的不同方式，并揭示了它的重要性。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和运用真理的方法，描述主要的思路——从符合论到实用主义，极小主义和语义性真理论——并展示这些是如何与信念、解释、事实、知识以及行动关联起来的。此外，他还研究了这些方法如何可以应用于从生活品位到美好生活的艺术，以及宗教信仰和宇宙的终极因，揭示了真理是如何形成生活各个方面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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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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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经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棘手的话题。真实如何运作？我们如何定义真实？为何真实如此重要？有太多误解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等待被探讨。在这本简明得当的入门书中，著名学者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描述了有关真实的概念，以及真实之于信仰、解读、事实、科学和行为的关系。并探讨了有关真实的讨论如何应用在如下方面：美学、品位以及对艺术的解读，伦理学以及人类如何决定我们的生存规范，逻辑清晰的真实以及这种真实是否可以在日常对话、协议以及争辩中被习得，宗教信仰以及宇宙的终极成因了解真实所建立的基础，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非常实践性的意义和价值。无论你是选举投票，或仅仅是为了迟到找一个借口，你都将惊异地发现，有关真实的思考与探索都涵盖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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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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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1944- ） 英国哲学家、学者、评论家。剑桥大学哲学教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成员。2016年9月，美国教育网站TheBestSchools选为“全球50位影响力的健在哲学家”。 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等校任教职。 2002年当选英国科学院成员， 2008年被选为美国人和科学研究员荣誉成员， 2009-2010年，担任亚里士多德协会主席，2011年以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身份退休，被誉为“英语世界杰出的哲学家之一”。经常出现于英国媒体如BBC广播4频道的“道德迷宫”（The Moral Maze），并著有多部作品，为读者带来有关道德哲学的研究与解读。包括《铺展世界》（SPREADING THE WORLD）、《牛津大学哲学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统治激情》（RULING PASSIONS）、《思考：引人入胜的哲学入门》（THINK），《为善》（BEING GOOD）、《欲望》（LUST）以及《镜子：自爱的使用与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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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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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部分 经典进路
符合论融贯论实用主义紧缩主义塔斯基和语义性真理论小结
第二部分 诸种探究
品味的真理：艺术中的真理伦理学中的真理理由宗教与真理解释
注释
进一步的研究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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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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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的真理：艺术中的真理
从这个领域开始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品味的问题通常被认为根本没有真理或谬误。人们有自己各自的观点。关于品味和品味上的偏好，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人们在品味和偏好上是不同的。在此领域以及我们将要讨论的其他领域中，人们的主观反应会发生变化，这使得辩护只有一种真品味的做法变得尴尬。实际上，如果我们能看到某些品味比其他品味更糟糕，因而重新获得了某种意义的权威与真理，那么主观品味与偏好的变化就无关紧要。但是，这一点我们可能也很难辩护。古老的格言“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品味无可争议——在实践上是老生常谈。当人们的偏好被简单地全盘接受时，这种想法就深深地嵌入了古典经济学。没有一种偏好是可以被低估的，因为它们都不受理性压力的影响。有些偏好可能有些怪异，但是除非它们侵犯了他人的合法空间（在此情况中，会产生道德上的顾虑），否则没有一种偏好会因为这一点而更好或更糟。但是，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学成为应用我们已有讨论的合适起点。如果真理能在这种语境下昂首挺胸，那么，它肯定能在其他语境中（在这里，正确地理解事物，并且说服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更明显是重要的）也宾至如归。
如果遵循皮尔斯的格言，从人们以及人们的谈话开始，那么我们会发现，事情并不像古老的格言所暗示的那样直截了当。毕竟，评论的实践是存在的。存在专业的音乐评论家、文学评论家、戏剧评论家、葡萄酒评论家、食品评论家等等，人们倾听他们，并且通常尊重他们，即使有时候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可能倾向于嘲笑： 也许评论家们是在随意分发时尚徽章，而他们的观众却势利地急于展示［这大概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观点］。但是，在我们嘲笑之前，再仔细看看可能会有好处。幸运的是，评论家们已经对他们自己的程序提供了大量的评论。
例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位多产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小说家，没有把自己刻画为“狭隘的立法者或严格的审查者”，而是刻画为“学生、询问者、观察者、解释者、积极且勤奋的评论员，其一贯的目标是达到人物塑造的恰当性”。先看个否定性说法，詹姆斯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意大利复兴》中对评论家们“发号施令”是合适的这一观点给出了一个华丽的反驳。他买了一本《佛罗伦萨的清晨》［它是维多利亚时代严厉且教条主义的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写的］，并终感动得欣喜若狂：
我真的很享受佛罗伦萨这座美好的古老城市，但现在我从罗斯金先生那里了解到，这是一种对宽容的令人愤慨的浪费。我应该嘴里骂骂咧咧地走来走去，我应该拉长着一张三码长的脸……事实上，相比于人们熟悉的作者严厉的风格以及他的教学方式——他把学生推来推去，把他们的头推向这边，因为那个敲打他们的指关节，让他们站在角落里，以及让他们抄《圣经》——没有什么更滑稽了。
詹姆斯和他的朋友终同意，你可以阅读一百页“这类东西”，但别想罗斯金在谈论艺术：
在处理那些人们试图美化生活、而不是无休止地谈论其“错误”的事情时，再没有比“圆通”更为人们所需要了。和所有僵化之物休战是这个地方的法则；这里的东西就是明智的魅力。古老而严厉的道义裁决者为自己辩解，她觉得这不归她管。这里的差异不是不公与正义，它们只是脾气和观点的变化。我们没有处在神学的统治之下。
相比之下，詹姆斯把他为作为学生、解释者和积极且勤奋的评论员的工作表述为打开“欣赏的大门，和欣赏是享受的大门”的问题。同样地，艾略特（T.S. Eliot）这样谈论文学评论的实践：
人们可能认为，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协同劳作的地方。如果评论家要为他的存在辩护，他就应该努力约束自己的个人偏见和怪癖——我们都受其影响——并且在对真判断的共同追求中，应尽可能多地弥合与其同伴的分歧。
艾略特直言不讳地谈论真的判断，而詹姆斯关于寻找作品的恰当描述的讨论有助于我们解析这一点。詹姆斯暗示说，不公正的（unjust）、草率的或粗心的描述是需要避免的陷阱。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对的，训练有素的眼睛和耳朵对于新手所容易忽略的区别和细微差异很敏感。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日益熟悉都能使我们将它“置于”它的传统中、理解艺术家所面临的以及或许已经解决的问题、将它置于语境中并进行比较，以及（换句话说）使我们能更机智地思考和谈论我们所阅读的、看到的、听到的或者甚至品尝到的东西，而这反过来，正如詹姆斯所承诺的，又增加了我们的享受。如果一开始我们只是听到一串作为噪音的音符，那么然后我们可能会听到旋律、复调（counterpoint）、调的变化（key shifts），以及诸如哀婉、顺从、希望、兴奋或平静等难以名状的（intangible）特征。
好的评论家是那些我们在增进理解的训练中可以信任的人。要扮演这一角色，他们需要一些资质。显然，他们应该体验过这一作品，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对一些我们根本没有体验过的作品（例如，一幅我们从未见过的画，一段我们从未听过的音乐，或一本我们从未读过的书）做出评判。评论家需要处在合适的环境中： 不是炎热、嘈杂的剧院，不被其他问题分散注意力，而能够投入他们全部的注意力。他们需要在锻炼中改进的精致品味。他们需要进行对比以清楚这部作品在同一体裁的作品中的地位。他们需要摆脱偏见或者艾略特所说的有害杂草。我们通常不会相信一个人对其公开承认的敌人，或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直系亲属的作品所做的评判。（如果他们的孩子在一场戏中表演，那么他们敏锐的判断就不再是以分享评判为目标。）至少我们需要得到保证，在我们让评论家握住我们的手之前，他们已经把这类事物置之脑后了。
在把这些标记为评论家的美德时，我们追随的正是休谟的步伐。在阐释了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通常会遇到的一些缺陷后，休谟描述了避免它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这是人类劳动的普遍性特征。因此，即使在光鲜的时代，对优秀艺术的合理判断也被发现是非常稀罕的品格。强烈的感觉，与细腻的情感相结合，通过实践改进，通过比较完善，并且排除一切偏见，只有这些才能赋予评论家这一有宝贵的品格。而对此的联合评判（joint verdict），无论它们是在哪里找到的，都是对于品味和美的真的标准。
休谟对于找到这样的评论家并没有过分乐观。他也不认为“联合评判”总是会到来。确实存在一些双方都无可指责的品味和情感的差异，它们导致了品味上的分歧。他举了一个例子：
激情澎湃的年轻人，相比于更年长的人（他们通过经营生活和节制激情进行理智的哲学反思从而获得乐趣），更容易被多情的、温柔的形象所触动。二十岁时，奥维德（Ovid）可能是他喜欢的作家，四十岁时可能是贺拉斯（Horace），而五十岁时可能是塔西多（Tacitus）。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力进入别人的感情，摆脱那些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习性，但这些白费力气。就像选择朋友一样，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是基于74幽默和性情的一致。欢乐或激情，情感或反思，无论哪一个在我们的脾气中占主导地位，它都使我们对与我们相似的作家拥有一种特殊的同情。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抛开个人的主观偏好，接受“共同追求”的事业。威廉·詹姆斯（我们可能还记得）曾谈论我们可以接受、确认、证实和确证的观点，而这使我们的范围可以扩展成多大成了一个有趣的开放性问题。如果我们仍是时空之内的存在，那么，对于提取艺术可能给予我们乐趣的过程而言，此问题无关紧要。“古老而严厉的道义裁决者”，正义的化身，不必介入。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不必与不属于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争论。我们可以举起帽子，礼貌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这是否足以抵挡那些愤世嫉俗者、怀疑论者或相对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de gustibus…”（品味无可争议），在这些领域，不存在真正对真判断的追求，也没有纯粹是欣赏的东西，有的只是自欺欺人、欺诈或虚荣心？我们知道，愤世嫉俗者可能会指出主观偏好的变化以及品味的变革，并且在某些领域（如时尚领域），变革可能是一个紧跟一个，其速度之快以至于看起来对于从一季到下一季的任何两个时尚人士，不可能存在“联合评判”［并且这一点毫无疑问存在商业的以及也许是代际的（generational）原因，如果我们考虑到年轻人想要将自己与前面的群体区分开来］。但是，他几乎无法否认，确实存在着有资质和缺乏资质（disqualifications）的区别。读过英语版的托尔斯泰后，我可以对他的作品发表评论，但我不能评论俄语原版的美，因为我对这门语言一窍不通。此外，我们知道一些相比我们拥有更精致的、训练有素的能力的人。近，我听说斯坦威的一名首席技师去世了。这位技师从几个小节（bars）里不仅能分辨出是哪位著名钢琴家在演奏，而且能分辨出他们使用的是哪一件具体的乐器。就钢琴或表演的质量，我不会反对他的观点。对于那些我们所拥有的，但如果别人不向我们指出我们就会错过的东西，我们常常万分感激。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它增加了加入到追求大家认可的判断，以及发现他人也拥有我们的好恶的乐趣。
然而，尽管这些活动可能令人愉快，愤世嫉俗的人仍然会持续存在。并且，尽管就某件作品的品质以及它的价值与他人达成一致令人开心，但是有什么理由认为你这样就越来越接近某种神秘的美学真理呢？幸运的是，目前为止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首先，紧缩主义可以来拯救我们。我相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是比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更富有想象力和涉猎题材更广的作曲家，虽然伯恩斯坦也很好。所以，我相信这是真的： 贝多芬是比伯恩斯坦更富有想象力、涉猎题材更广的作曲家。如果我说出这一观点并且你同意我的观点，那么，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这一点——“我同意”“对我来说也是如此”“那是对的”“当然”——你可以咕哝式同意，或者（在没有额外的理论压力时）你可以说：“那是真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得更多。我们对于公正的评论家（某个有权威的人，我们可能乐于接受的人）的描述，使我们对这些过程有一个了解。好的评论家可以引导詹姆斯的接受（assimilation）和证实过程，而这就是这一领域中的确认和确证。当我们分享一种观点时，我们已经接受了它；当我们遇到支持它的事物时，我们就证实了它；并且当我们关于某一观点发现了足够的东西，推测它足够强健以至于可以经得住任何可预想的质疑时，我们就确认和确证了这个观点。当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一个好征兆。如果几代人都在莎士比亚、贝多芬、提香（Titian）或荷马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令他钦佩和惊讶的东西，那么一个持异议的评论家展示的更多是关于他自身而非关于这些不朽之物的东西。用皮尔斯的话来说，它们的优点“终会得到所有进行探究的人的同意”，其中探究包括对“强烈的感觉，与细腻的情感相结合，通过实践改进，通过比较完善，并且排除一切偏见”给予应有的关注。
对部分的讨论的这一运用也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皮尔斯建议的要点，即我们不是从无人有过的空想而是从人们以及人们的对话开始（同样地，我们可以把自己描述为，不是去摘星星，而是关注我们脚下的花朵）。如果我们认为“美学真理”是某种抽象的可能性，它脱离并且超越所有人的应答（responses），超越我们所有的满足与享受，是一种散布（谁也不知道是如何散布的）于我们宇宙中的事物之间的了无生机的性质，那么就很难看清区分那些拥有它的事物与那些不拥有它的事物的要点在哪，并且也不可能想出一种这样做的方法，因为我们不能从任何其他地方出发，而只能从我们自己的人类本质以及塑造了人类本质的文化和社会出发。关于这一概念的怀疑主义将是对这一“实在论的”或“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完全自然的回应。然而，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享受和理解，特别是通过赋予人们进入探究或引导他去探究的美德来思考艺术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穷尽这样的探究——我们有一个谦虚且高尚的感觉，即即使我们已经尽了努力，我们依然没有完全理解事物的各个方面。也许还有更多要说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足够小心翼翼、富有想象力，并且已经从拥有共同追求的其他人的好观点中受益，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相信，我们已经就这个话题做了公正的工作。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观点，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断定它们为真（也许是暂时的并且认识到我们可能是错的）。
必须记住，对真理的暂时性判断与对确定性的教条式断言不同。我们可以听从亨利·詹姆斯的警告，不要把古老而严厉的道义裁决者、正义的化身请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这么做了，我们甚至可以承认下述说法有一些真理：“de gustibus…”（品味无可争议）。这也许是对的，在品味问题上，争论没有意义。但是，这不是因为任何观点都与其他观点一样好，而是因为合作与富有想象力的鉴赏，而非争论，赢得了胜利。与其通过与人争辩来达成一致，我们更希望用说服的方式，通过展现事物的不同方面让他们想起那些令人愉快的或激发想象力的类似事物。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引导他人接受我们所认为的恰当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依赖耐心和注意力的过程，就好像教育和学习在其中齐头并进的给予和接受过程一样。正如詹姆斯所说的，我们并不处在神学的统治之下。在美学问题上，如果我们粗心大意，或被错误地教育，或注意力不集中，或天生不敏感，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报应，这正像如果我们在经验问题上有相应的盲点，那么我们会得到相应的报应一样。经验上的无知意味着做很多事情时的无能，但美学上的失明似乎不那么重要。我很谨慎地说，情况似乎是这样的： 可以表明，我们对周遭环境的丑陋熟视无睹，大众娱乐肤浅与煽情，毫无品味、不体面或愚蠢的消遣对我们狂轰滥炸，这些构成了我们享有体面生活的巨大障碍，就如无知在其他领域所构成的障碍一样。一个人可以成为一名活动家（campaigner）。但是，美学对话相比于比其他对话往往不那么迫切，并且相比于更世俗的真理，美学真理不那么具有强制性。
这一节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批评的实践。那么，艺术实践自身中的真理呢？存在一种认为艺术家看事物特别真（especially truly）的传统。有了敏锐的辨别力以及感觉，他们就能察觉事物中某些别人错过的东西，并且只要该艺术是成功的，他们就会设法向别人传达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作为20世纪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哲学家，科林伍德（R.G. Collingwood）仔细区分了旨在具体的、可预见目标的实践和艺术本身的实践。前者包括娱乐，其目的是在观众心中唤起某种特定的愉快感觉，如兴奋或欢乐，以及魔术，其目的是表达并（也许）驱除具体的感觉，例如在面对困扰人们的疾病时的恐惧或无力。这是手艺，不是艺术，其从业者都是工匠，他们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实现什么，并着手实现它。另一种错误观点认为艺术家拥有特定的情感，他寻求在其他人心中唤起这种情感。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再一次把艺术纳入了手艺中。唤起他人的情感是一个具体的目标，而艺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根据科林伍德的观点，这是错的。相反，表达的重点必须是向我们自己，以及潜在的其他人，明确我们的感受。表达首要的是为了我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艺术与增进理解联系在一起。只有当我能够表达这一感觉，或知道关于这一感觉的一种表达，我才能理解我的感受。如果我们听一首舒伯特的歌，那么我们不仅了解了，舒伯特想让我们感受到的失去的爱、希望或悲伤，而且还了解了，关于它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或者关于它我们将感受到什么。这一表达消除了沉重感，一种我们感受到的压抑，而我们的感受本身依然不可名状。
然而，柯林伍德并不满足于用情感表达来描述艺术。还有额外的富有想象力的活动，艺术家必须将其纳入作品中，并且观众、听众或读者可以从中学到一种“总体活动的想象体验（imagined experience of total activity）”——科林伍德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这个短语，但很难说他成功了。它是这样一种意思： 通过伟大的音乐、艺术或文学向我们打开或展示自己的生命感（sense of life）它还指被足够糟糕的艺术侮辱或亵渎的生命感。在他的《自传》中，科林伍德描述了，在他每天上班的途中他不得不经过肯辛顿的阿尔伯特纪念馆时，折磨他的可怕的痛苦。“如跳蚤在背”和“爬行”是他提供的对它仅有的两种描述。。困难仍然是，如果我们认为某种类型的真理已经展示给我们，那么我们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即除非通过听、看或阅读作品本身，否则它无法被具体说明（specified）；艺术抵制包装或解释。也许好承认，与其说艺术作品向我们揭示了难以言喻的真理，不如说艺术作品让我们感到异常清新，就像对自然界中美或卓越的体验一样。如果我们心情好，那么在国家美术馆或音乐厅中待上一小时，或者阅读一本伟大的小说一小时，我们就会精神焕发、充满活力，准备用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去面对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在理解的基础上增加不是进一步的命题知识（即对于p的某个替换，知识p），它是在knowhow方面的增加，而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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