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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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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霍布豪斯于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系教授会上的演讲集。在书中他澄清了“进步”和“进化”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社会进步是指人类获得价值的社会生活的发展，从而把伦理学和社会哲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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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社会进化与政治学说》一书的主旨是提供一套清晰阐述的社会哲学，以作为解决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指导。
作者霍布豪斯以进化与进步的区分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极力抵御19世纪中后期在生物学理论影响下产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他驳斥了优生学论者将社会进步等同于人种改良的观点，主张社会进步应该被界定为伦理秩序的实现，其根基是人类幸福、精神发展以及社会合作的观念。依据一种有机的社会观念，霍布豪斯把社会发展理解为社会成员的和谐发展，而和谐发展取决于社会精神的发展及其对生活条件的控制。他继而借助社会形态学这一分析工具，梳理了从古至今的社会组织形态，认为以公民身份为主要社会纽带的现代国家能够实现人类生活的和谐发展。由于这套社会哲学必然意味着集体行动的扩展，国家开始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大部分风险承担责任，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后，霍布豪斯重申国家与个人之间不是一种抽象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正是通过国家与个人的合作互助才能实现社会的普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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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霍布豪斯（1864-1929），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进步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执教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离开牛津后，并担任《曼彻斯特卫报》《论坛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其一生论著颇丰，其代表作包括：《论劳工运动》《自由主义》《社会进化与政治学说》《形而上学的国家理论》《社会正义纲要》等。他的著作是了解英国自由主义的现代转型、英国福利国家的伦理基础、英国进步主义的政治主张的重要媒介。
译者简介：
曾一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访问英国牛津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英国福利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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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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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致谢
章 进步的含义
第二章 进步与生存竞争
第三章 优生学的价值与局限
第四章 社会和谐与社会精神
第五章 社会形态学
第六章 国家的发展
第七章 进化与进步
第八章 社会哲学与现代问题
第九章 个体与国家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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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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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一直以来都与人自身的存在息息相关。在古典时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人们对于人类生活的原初体验中，政治都占据着核心位置。政治生活被看成是一种的生活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该去追求的生活。政治与个人的正当生活（古希腊）或人自身的修养（中国）是贯通的。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逐渐明白在由诸多人构成的共同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对待自身和对待他人。
在过往这十多年内，国人一直在谈论“政治成熟”。这在某种意义上根源于对过去几十年内人们抱持的基本政治理想的省思。但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在根本意义上不在于它在力量上的强大甚或对现实处境的敏锐意识，而在于它可以给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只有在人们不仅认识到残酷的人类现实，而且认识到我们可以根据一种正当的、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现实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政治上”变得“成熟”。
这一克服和摆脱野蛮状态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开始逐渐运用他自身的理智去辨识什么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该去追求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一种政治启蒙的态度就尤为重要，无论是古典路向的政治哲学，还是以自由民主制国家为典范的现代政治思想都必须首先予以检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此套丛书的基本旨趣之所在。希望通过译介一些基本的政治和法律著作而使国人能够在一个更为开阔和更为基本的视域内思考我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社会进化与政治学说/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和人类社会的每个时代和每个状态一样，我们的生活时代也有其优点和缺点，有其成功和失败的因素。坦诚的当代批评家可能更在意失败的因素，因而如今的文学作品都充斥着悲观主义的论调。不过，对现状的批判、对未来的悲忧以及对过去的美化，是文学批评的共同特征。若以文学作为证据的话，便能形成一条证据链，证明人类从赫西奥德时代至今一直在退化。当我们回首过去时，它总是笼罩着浪漫的光环。在我们的个人记忆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极不愿再次经历的，但它们在回忆的芳醇中却变得着实令人愉快，因为在过去艰难困苦的反衬下，目前的舒适生活会显得令人满意。同样，在人类的记忆中，有许多事情若真的再次发生肯定会令人感到遗憾，但很久以后再回看的话，它们却会带上一丝浪漫。我们被现2在的痛苦、丑恶和肮脏折磨着，所以固执地认为现实是残酷的，而过去的痛苦、丑恶和肮脏要么被遗忘了，要么被时间的薄雾软化变形了。因此，在悲观主义的主宰下，我们对历史变化的看法往往被扭曲。在尝试对社会进步进行科学评估时，我们必须警惕社会记忆的这种偏见，即热衷于社会改良的人实际上没有可能把现有的弊病减轻到程度。不过，若不被这种偏见所左右，我认为悲观批评的流行本身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时代也有成功的因素。可能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各个文明民族对任何社会弊病都如此敏感。若要为我们的时代辩护的话，我们的立场肯定不是这个时代的弊病很少或很小，而是每种弊病都激发了巨大而持久的努力来解决它。诚然，这种努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可以颇为肯定地说，它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有分量和严肃；它调动了越来越多人的努力和能力；随着实力的积累，它不再满足于病症和结果的处理，而是更专注于原因的发现和根除。每个文明国家都有一支大军在行动，其中有些人相信自愿的努力和互助，有些人寄希望于政府并鼓动立法改革，有些人目前满足于调查事实和探究原因，从而为未来的更明确进步铺平道路。悲观主义的作家不会否认各种社会努力的真诚，但会质疑其成效。这一点有很多可以谈的。我认为，至少就英国而言，如果对工业革命早期的人民境况和目前的人民境况进行一系列对比，就有可能表明改革者的努力没有白费。不过，目前我不打算进行对比，因为我认为那些努力确实没有白费。如果一个假想的批评者仔细审视我在描述改革者的努力时的用词，那他可能会注意到其中一个词。我提到“一个大军”。他可能回答：“什么大军？”他可能说：“我很清楚许多人对公共问题感兴趣。可是，大军是指训练有素、组织精良、向明确目标前进的部队，而这正是热衷于社会改革的人所缺少的。他们更像一群乌合之众；或者继续用军事作比喻的话，他们像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其行动没有协调一致，其目标常常存在分歧，有时会发生暴力冲突，在好的情况下，对共同事业没有清晰意识。你可以说，有些个人和有组织团体专注于禁酒问题，但他们完全专注于禁酒，以至于对其他事情毫不在意。有些人反对贫民救济，宣扬节俭。有些热衷于社会改革的人认为，土地问题是一切善恶的根源。有些人倡导住房和卫生改革。有些人是‘关税改革者’——这个表述在英国和美国可以说有截然相反的含义。还有工会成员、合作社员、社会主义者以及优生论者当中的顽固派。这个顽固派认为一切社会改革都只是次要的环境变革，坚持主张唯有通过选择来改变人种才是至关重要的。简言之，成千上万的人对社会进步有模糊的兴趣，而且对他们特殊经验范围内的问题或引起他们个人注意的特殊问题有强烈的兴趣。虽然偶尔可以看到几个思维开阔、具备整体意识的人，但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大。推动社会改革的完全是一些缺少整体意识的人，而这就是为何社会没有取得多少整体进步，或根本没有取得任何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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