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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均衡不充分发展所带来的诸问题会在社会生活中显现,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构建和谐美好社会,需要正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并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考察和科学研究。
本书从法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动态监测和个案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及其治理问题,并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讨了纠纷风险的防范与和谐社会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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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陆益龙,安徽枞阳人,200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博士,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有两部学术著作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农村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户籍制度研究、水资源与社会研究等。已出版学术著作有:《农村社会学》(2019)、《后乡土中国》(2017)、《转型中国的纠纷与秩序:法社会学的经验研究》(2015)、《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发展》(2013)、《定性社会研究方法》(2011)、《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2010)、《嵌入性政治与村落经济的变迁:安徽小岗村调查》(2007)、《嵌入性适应模式:韩国华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2006)、《流动产权的界定:水资源保护的社会理论》(2004)、《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2004)、《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2003)。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学研究》《人口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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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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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纠纷
一、纠纷监测与化解机制问题
二、冲突、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理论
三、法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
四、调查、数据及个案
章 乡村纠纷的发生及其解决状况
一、乡村社会的纠纷发生状况
二、乡村主要纠纷的结构及特征
三、乡村纠纷解决方式与纠纷管理
四、乡村纠纷解决中的暴力风险
五、小结
第二章 城市矛盾纠纷的动态监测状况
一、城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机制问题
二、城市社会矛盾纠纷的动态监测方法
三、北京市矛盾纠纷监测的基本状况
四、五城市矛盾纠纷监测的基本状况
五、小结
第三章 基层纠纷及其社会风险的动态监测
一、基层纠纷与社会风险问题及相关理论
二、基于纠纷调查对风险进行动态监测的原理
三、基层纠纷和社会风险动态监测的实践
四、小结
第四章 基层民众心态与“安全阀”机制建设
一、基层民众的社会态度
二、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
三、社会“压力场”与“安全阀”机制
四、小结
第五章 礼法机制失灵与乡村家庭纠纷的升级
一、解决机制与纠纷转化升级问题
二、乡村家庭纠纷及冲突升级案例
三、纠纷解决机制为何失灵
四、小结
第六章 征地拆迁纠纷与基层政府的化解实践
一、征地拆迁矛盾纠纷及其化解问题
二、征地拆迁村民的上访事件
三、争利与摆平:乡村群体纠纷及解决实践
四、小结
第七章 乡村民间纠纷的异化及其治理路径
一、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法律性问题
二、一起诉至省人民检察院的乡村民间纠纷案
三、乡村法礼机制的双失灵与民间纠纷异化
四、乡村民间纠纷异化的治理路径
五、小结
第八章 基层调解与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
一、调解、纠纷解决及法律社会性问题
二、一起乡村交通事故及纠纷处理的个案
三、基层调解的纠纷化解功能及机理
四、法礼融合的乡村纠纷化解机制
第九章 民间纠纷解决中的法律运用及其意外效应
一、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及相关理论
二、一起民间纠纷过程的案例
三、民间纠纷解决中法律运用的意外效应
四、法律解决方式意外效应的生成机制
五、小结
第十章 族际社会的基层矛盾化解与维稳机制
一、问题、背景及意义
二、族际社会及其基层矛盾的性质和特征
三、族际社会基层矛盾的动态监测及方法
四、“安全阀”机制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
五、小结
第十一章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基层纠纷的风险
一、大转型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二、主要矛盾对基层纠纷的影响及机制
三、基层纠纷的演变态势和主要风险
四、小结
第十二章 纠纷风险防范的有效路径
一、关注基层纠纷
二、在法治建设中构建共建共治机制
三、风险社会需防范基层纠纷的社会风险
附录一:2010法律与农村居民生活调查问卷
附录二: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封面及相关问题
附录三:城市矛盾纠纷电话调查问卷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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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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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纠纷
中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经济发展将面临新常态,从持续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的效应将逐渐显现出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和冲击,中国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在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出来,这也意味着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多元化在加剧。社会中的分化与多元化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和谐、不一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而社会又要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构建起新的秩序。这一过程及其中的问题和经验,尤为值得关注、记录、分析、总结和探究。为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需要直面社会秩序所面临的矛盾纠纷的挑战,并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的考察和科学的研究。
一、纠纷监测与化解机制问题
随着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现代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现实社会究竟显现出哪些矛盾纠纷呢?这些矛盾纠纷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它们又是通过哪些途径以什么样的方式化解的呢?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纠纷能否监测得到呢?是否有更加有效的机制促进纠纷得以顺利化解呢?矛盾纠纷的化解过程及化解机制,又反映出社会秩序具有何种演变趋势呢?法律在社会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不仅需要有对矛盾纠纷现实状况的经验把握,
而且需要从法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去加以理解和分析。
(一)问题的时代背景
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会给社会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有可能带来诸多新的社会矛盾、纠纷及冲突。
一方面,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触及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将导致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结构和观念的变迁,都有可能在社会关系及社会行动上显现出来,因而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有可能进入高发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变迁,一些阶层群体会从中受益,另一些阶层群体将面临利益受损。例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出现了下岗工人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这一体制调整中就属于利益受损群体。又如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在开发建设中不可避免地要征地拆迁,这一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的调整问题。此外,一些新业态的兴起和发展,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已有的产业运行状况及利益,“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及快速发展,既提供发展新动能和新机遇,同时又会对一些传统的产业和利益群体构成巨大冲击。如城市出租车行业受网络约车这种新业态的冲击,曾引发一些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所有这些都涉及利益或权益的调整问题,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或纠纷冲突,而且有些矛盾纠纷可能激化,甚至演化成影响正常社会生活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纠纷事件或社会动荡。
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可以说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矛盾”或“新生社会问题”。这些新生矛盾纠纷不仅形式新奇多样,而且产生及解决的机制与新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对这些新生矛盾纠纷,如果笼统地按照以往的人民内部矛盾原则去看待和处理,就达不到与时俱进的要求。正确认识转型新时期的新生矛盾,对顺利调和与化解这些矛盾,以及重构新秩序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国际背景下,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形势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因此,输入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成为影响国内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2008年西藏发生的“3·14”事件、2009年新疆发生的“7·5” 事件,这些集群性社会冲突事件虽与民族关系及基层社会矛盾有一定联系,但其中就包含了国际输入的影响因素所发挥的较大作用。再如,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的社会大动荡,起初是由一些小的社会问题引发的,在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压力下,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冲突也随之紧张起来。如果没有合理地处理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再加上国际势力的介入,那么将逐渐酝酿成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性事件和持续的社会运动,从而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终导致社会大动荡乃至战争。
由此看来,转型新时期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已经不单纯受国内的多种因素影响,也与国际复杂因素相关联。正如图海纳所指出的,现今的世界正面临着“重新组合”问题,“在一个不断运动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真正与他种文化隔绝的;……他们在城市的大街上相遇,在电视屏幕上相互看见彼此的形象,在‘世界音乐’的录音带上相互听到彼此的歌声”。所有这些都表明新时期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特征和形成机制已经发生巨大变迁。如果再用传统眼光去看那些新问题,就可能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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