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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袒露中国科学家心路历程的口述史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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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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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的口述史。采写者历时三年，通过对传主细致、全方位的采访，掌握了珍贵的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结构全书，并反复修改，遂成这个仅有八万字的定本。这是经口述者修订并最后认可的文本，可作为信史来读。作者将主脉放在传主的生命体验上，试图通过其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展示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图景。讲述情绪饱满，细节丰富，读来有深水静流之感，是读者了解科学家生命历程的别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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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口述者金国藩先生，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精密光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张力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在BBC、英国金融时报工作二十多年。曾任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亚洲新闻奖得主。著述有《黑白灰》《历史的底稿》《牛津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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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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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金国藩
这部自述的出版，已在我九十岁之后。按中国的老话，我已到风烛残年，但身体尚可，还在尽力做点事情。我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将近七十年，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有些想法和关注的问题，在此与读者分享，就当作序。
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是钱伟长先生1956年在清华大学“红专大辩论”时说的。他的“白专”观点遭到批判，他也随之被扣上“右派”的帽子。钱先生当时没提到学生应首先树立良好的人生观，或有过错，但他强调数理化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数理化是科学的基础。一个学科学技术的人打好了坚实基础，即便以后改行，或改变研究方向，都不用惧怕。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二、我1956年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个口号叫“革命战士一块砖，哪儿需要哪儿搬”，一切服从国家需要。我这辈子改行多次，从机械制图到机械制造，从陀螺与导航仪器，最后到光学仪器。每回改行，几乎都是从头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中国一直处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家急需开发科技，我的改行经历，在我同辈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中并不陌生。
三、我从事的是工科研究。我一直认为，工科的价值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当下中国大学论文至上，我对这种政策倾向与评价机制向来持反对态度。我曾与清华的党委书记谈及，论文的重要性要因学科而异，不可一刀切。对于理科，可以多看论文及其水平。但对工科，除了论文，更应看重做出了什么实际成果，是否转化为产品、产业或应用，是否真正推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
四、当下的工科教育，实践环节越来越弱。“文革”前，我们有三次实习：一是认识实习，一个月；二是生产实习，一个半月；三是毕业实习，一个月。而现在只剩下一个所谓的“社会实践”，到工厂或农村转上两周就完了。关于设计，以前我们有机械设计、仪器设计、光学设计，现在只有简单的光学设计。以前还有一门光学工艺的课，讲光学元件的加工，包括镀膜、光学装调等，现在学光学的学生，几乎都不知道光学镜片是怎么磨出来的，更没动手磨过一个镜片。遗憾的是，在设有光学仪器专业的中国高等学府，除了长春理工大学，原有的光学工艺实验室都已拆除，被迫关闭。工科学生，必须培养动手能力。没有能力的训练，就难以解决工程或技术的实际问题。
五、科研最重要的是创新。唯有创新，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我们的科研可以先向他人学习，而后创新。没有创新的科研，我们充其量是在做习题。一个国家，没有科技创新，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
六、我还在带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思维和能力的训练。具体做什么课题，其实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健全的能力，包括自学能力、表达能力、英语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等。
七、我的座右铭是：抱负、自信、刻苦、包容。供年轻一代参考。
回想我的一生，经历过各种艰辛和挑战，最后能不断进步、有所突破，在于几个因素：一是我不甘落后；二是我一直在补充新知识、接触新的前沿领域。科学昌明，发展飞速，如果我不紧紧跟上，我带研究生就会有很大压力。另外，我的天性里有好胜的一面，努力要把事情做好，我很享受成就感。每当学懂了新东西或做出成果时，我自感很有意义和满足。
力奋给此书取名《追光者》，我很赞成。应该包含两层意思：我一生中改行多次，好事多磨，最后落在光学领域，研究的时间也最长，与光打交道有半个世纪；另一个意思，我九十载的人生中，虽历经风雨，但的确一直在追求光明。
2020年4月11日
【内容节选】
开放初期（1977—1988）
“四人帮”倒台后，大家一下子轻松了很多，我觉得有点希望了。1977年邓小平复出。1978年，中国派出了一个重要的政府代表团，由谷牧副总理率领，在西德和欧洲考察了五个礼拜，主要考察西方的科技和工业。因为闭关锁国，中国科技已远远落后。我是有些自卑的，觉得自己在研究上就是一张白纸。
1977年，停止十年的高考恢复了。1978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郭沫若演讲《科学的春天来了》。那年，我因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三坐标光栅测量机，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1978年，是西德DAAD（德国科技交换中心）邀请的。那时，出国的机会很少。“文革”结束后，西德政府最早表示愿意跟中国科学界交往，并通过教育部邀请中国科学家访学。1978年，第一次试点。因申报的时间太紧迫，在全国高校遴选来不及，索性把全部名额给了清华。我们这批共六人，除了一位讲师，都是教授、副教授。两位教授是汪家鼎，化工专家，还有杨津基，研究高压的。副教授是潘际銮、冯俊凯，还有我。讲师是史斌星。除了杨津基在德国留过学，其他人只会一些英语。当时，是校党委跟校长一起定的名单。那时我还不是系主任，幸运地给选上了。访学期限三个月，可以选择去西德任何一所大学。第一次出国，兴奋和惶恐，对西方一无所知。也不知带啥礼物送给同行。最后，我带了些剪纸、琉璃。我们六人坐同一个航班，从北京出发。
那时，国门初开。出国前，从政审到着装，从外事纪律教育到借外汇、订机票，一大堆事情，消耗了很多精力。我们先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培训，一礼拜。外事纪律教育时，提醒我们要有保密意识，保密部门的事绝对不能外传。从通知出国到成行大概有两个月。德语培训班教了些日常用语，起码买东西、问个路能明白。
我选择了埃尔兰根大学的罗曼教授实验室，以计算全息图研究闻名。该校在拜因州的北部，一所古老的大学，1743年建校。访学的三个月时间很短，外面眼花缭乱，有太多的事想了解。我决定不分心，攻其一点，聚焦计算全息图。
碰巧有位美国教授也在那里访学，跟我住在一个宿舍楼。我们彼此讲英语。他夫人、小孩陪读。他租了一辆车，每天开车去学校，我搭便车。后来我提出由我支付汽油钱，公平交易。周末，他经常开车去周边的教堂，去啤酒节，都带上我。
开放初期，中国外事纪律有严格规定，到国外后不能随便给家里写信。若写信回国，必须通过中国大使馆转寄，手续极其麻烦。国内来信，也得先寄给中国大使馆，再转交给你本人。实际上，不鼓励通信。通信必须经过使馆，很不方便，我跟家里也很少联系。
我们的奖学金、生活费全部由DAAD资助，每月一千六百西德马克，当时是笔巨款。不过我们不能自由支配，一律由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管理。大使馆告诉我们，你们随便吃，多交德国朋友，请客吃饭都可以报账。我交了很多德国朋友，与这个吃饭可报销的政策有关。有些朋友直到现在还有联络。除了吃住，其他消费，使馆有严格限制，不能随便买东西。买一本字典，也得打电话跟大使馆商量。日常开支，先从大使馆预支一笔钱，买蔬菜水果、买食品。每个月，我们都要去波恩中国大使馆，报销、汇报工作，吃一顿中餐。我们六个人，通常集体行动，约好一块儿去，坐高铁过去，大家见个面。理发很贵，我们都想省钱，肥水不外流，就在使馆聚会时一起解决了。你给我理，我给你理，每月一次。
我们每个月都要到大使馆汇报学习情况。进去后，都得到使馆的一个地下室，地下室是屏蔽信号的，可防窃听，交谈时不会泄露，弄得有点神秘。另一个规定是，外出必须两人同行。这个规定，执行时就很麻烦。我们六个人来自不同专业，不在同一个城市或学校。最后，使馆不得不让我们破了规矩。
到埃尔兰根大学不久，我有机会去了一次西柏林。埃尔兰根有位教授，西柏林工业大学毕业，给那边研究室主任打电话介绍了我，特别提到我是中国开放后第一批访问学者。西柏林工业大学对我很有兴趣，邀我访问。但这事我决定不了，赶紧向大使馆电话请示。使馆说，去西柏林？中国官员一律不能去。去了西柏林，就等于承认西柏林是西德领土。二战后，东西德分治，柏林也一分为二。不过，使馆很通融，说学者可以例外。飞西柏林时，还必须买美国航空公司。这个空中走廊，只有美国航班可飞越东德。
一到柏林，每个人的护照都得复印留存。学校派了一个西德研究生开车接我，前往一个家庭旅馆，有早餐。他在车上跟我聊天，问我是否来自共产党中国。我说是。他说，他和一些学生对共产主义很感兴趣，有个学生组织，经常一块讨论共产主义，还过境到东德使馆索要中国的报纸、宣传刊物。他接着问：今晚有空吗？我们很愿意了解中国的现状。我说，晚上没安排。晚餐后，他来接我。车走了很远，又是夜里，我有点紧张，心想会不会被他劫走。真要出了事，就麻烦了。一路上，我提心吊胆。车开到会面地点，是栋很破旧的楼。我们跑到二楼，那里约有二十几个学生，男男女女，没地方坐，有的躺地上。有学生问，你为什么来德国？我答：这里有个教授是我们领域的开拓者，我来学习。另一个问，你们为什么清算了“四人帮”？我举了很多“四人帮”胡搞的例子，他们听了颇不以为然。末了，有人问我，你出身什么阶级？我说我是教授，父亲也是教授。听罢，全场哄堂大笑。他们告诉我，“四人帮”要知识分子下放劳动，这个政策非常好。那晚，所有的交流，我只能用英文，因为我的德语只够在超市买东西。聊了很久，他们说太晚了，要送我回去。他们肯定很纳闷，怎么来了一个修正主义者。那晚，搞得挺累，也有点惊险。回想起来，我胆子很大，居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在西德期间，我一般不穿中山装，就怕那些思想激进的学生找我聊天。所到之处，大家对中国都有神秘感。因我是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埃尔兰根大学校长对我礼遇有加。一天，他邀请我与汉语系的师生见面，并陪我同往。一见面，一个学生就说“坐请、坐请”，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想说“请坐”。
三个月的访学即将结束，我去向校长辞行。他问，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我说很不错，学到很多东西。他说愿不愿意多留一段时间？我说那太好了。校长是西门子董事会成员，答应帮我找经费，让西门子公司出钱资助。他问我延长多久？我头一回出国，不敢说多，说延长两个月吧。他很快就把延期办好。我给清华写了封信，希望校方同意。学校说可以。那时，清华有严格规定，教师出国一律不能读学位。出国进修，一般最长一年，生怕大家不回来。
在西德期间，一位知名的中国物理学家正巧到埃尔兰根，我请他给北京家里带了一个小计算器。那时，计算器在中国还非常稀罕，还不会生产。
在埃尔兰根的五个月，我一心用在计算全息图（computer generated hologram）领域知识的学习上。这在中国是个空白。去德国前，我已初学了全息图。访问学者，时间短，容易蜻蜓点水，什么都感兴趣。我不想做太泛的，就专攻这一领域。
全息图的发明人是阿道夫·罗曼（Adolf Lohmann）教授，就在埃尔兰根大学。我就是投奔他而去的。当时他还是国际光学学会（ICO）的主席。我跟着他的博士生和助理，他们做实验时，我就观摩。跟他们混得很熟，把基础学到了。当时，我把所有精力投入计算全息领域，同时学习编程。在国内，我没接触过计算机，只有抓紧补课。所谓全息图，简单地说，就是以激光为光源，用全景照相机将被摄体记录在高分辨率的全息胶片上；它所形成的影像，以干涉条纹形式存在。当你用同一种激光照射时，胶片前后才出现原景物的虚实两个立体影像。视角不同，所见影像也不同。全息图是三维图像，它与传统照片有很大区别。传统照片呈现的是真实的物理图像，而全息图则包含了被记录物体的尺寸、形状、亮度和对比度等信息。这些信息储存在一个微小、复杂的干涉模式中，由激光产生。计算全息和光学全息不同，光学全息是物光和参考光相干涉形成的，而计算全息是由计算机生成的，没有物体也能做出全息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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