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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论 问题奶粉事件辨析：一个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 第 五 论 跨界与共生：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人类学回应 第二部分 第 六 论 医学人类学研究的“沃土”：生育 第 七 论 赛博女权主义理论和生殖技术的民族志研究 第 八 论 新技术下的选择性生育：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生殖领域基因检测 第 九 论 “潜在性”的预测：人口质量监控与产前检测技术的民族志研究／ 第三部分 第 十 论 当代人类学视角中的性别医学 第十一论 记忆、识别与照料政治：失智老人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启示 第十二论 “管”：照护还是控制？——对上海城市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照护的民族志研究  內容試閱： 每当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潘天舒老师一次次的催促，希望我写一 本有关医学人类学的著作时，我总是诚惶诚恐，心境忐忑，迟迟不敢落笔。 虽然自２００１年正式步入医学人类学的领域至今也有二十余年时间了，但是在博大精深的医学人类学面前，我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学生，每天都在吮吸着她的营养，并不断丰富着日新月异的民族志数据。这种体验是奇妙的，这也是我坚定自己学术道路的激情所在。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把自己研究的点滴心得和感悟与读者分享。 当我把自己的“十二论”放在一起，试图用什么主线穿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结构主义”者，这大概是因为我研究生修习过程中受了德勒兹块茎比喻的影响。“十二论”的组合很难找出明显的组织结构，也难以用线性发展、树形导图去框架，更无法追根溯源。或许我在潜意识中就一直贯彻着“生成中”的哲学实践吧。为了使那些对“系统”“结构”痴迷的读者不轻易放弃本书的阅读，也应我的编辑储德天老师的要求，我还是决定稍微梳理一下自己这十二论的一个内在联系。每一论的初稿都是按照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进行的，所以读者可以自行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切入，无需按部就班，依序而行。 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其中部分是对于医学人类学和日常生活关联、重要概念和相关理论前沿的一些综述。医学人类学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贯穿生命历程生、老、病、死各个阶段，因此，它中间任何一个课题都和我们息息相关。正是它接地气的研究风格，才使得我的学习研究兴趣从未消退，因此我在论就提出了医学人类学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希望能够用生命历程简单概括医学人类学中大的主题。如果说医学人类学事关我们每一个人，那它对医疗健康领域的知识生产同样是重要的。在欧美国家，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顺应了医学教育的需求。大多数临床医生和从事医学教育的学者都明白仅仅培养技术性而缺乏文化素养的医生是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和“文化能力”这两个概念能够被国际一流大学医学院迅速捕捉，并列入专业培养方案的原因，这也同样给予医学人类学进入医疗健康领域一个契机。然而作为人类学专业的训练，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同样有自己的学科背景；对于其他专业的理解，我们会从自己专业的层面进行批判的分析。本书的第二论就是我以自己作为人类学授课老师的经历，从理论上探讨目前医学人 文教育中对“文化素养”和“文化能力”培养实践中所映射出的文化预设。医学专业学生培养，是其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反思在医学教育领域中对“文化”的融入，是医学人类学对医学不可或缺的贡献。 同时这种从一线教学中获得的经验性数据也丰富并挑战了人类学领域中相关的“文化”理论。大数据时代下，大家普遍会对经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产生怀疑，因为民族志田野研究耗时耗力，“样本”少，好像很难和大样本量的研究抗衡。但是医学人类学并没有灭亡，相反呈现出越加暗自繁荣迹象，很多医学人类学者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政府、国际组织的项目中去，和卫生领域专家进行合作，那么人类学者到底能够如何在这些合作研究中贡献到医学健康领域的知识生产，并解决现实的问题呢？本书第三论，我就是以自己前些年参与的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领域中一些政府项目为例，来详细解答这个疑问。这也是我多年在复旦大学从事研究始终被困扰的一个问题。 这一论的学理基础是探讨“纯理论”和“应用”，“研究者”和“应用者” 的二元两分的历史和局限性。从知识生产的角度上讲，作为人类学 者我们在田野里的站位是什么？如何处理自己和被研究对象、其他 合作研究者的关系？合作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什么？当然直接的，我还是想看到自己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不能说通过这一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仅仅为了理顺自己的思路，并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未来做更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研究。如果说部分的前三论，围绕的是人类学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概念和方法论的问题，那么部分的后两论则是我自己在研究生求学期间关注和所受训练的重点，即科学技术研究（ＳＴＳ）与医学人类学的交叉领域。第四论的写作初稿成文于２００８年“三聚氰胺 奶粉事件”突发之际，那个时候的我刚刚从母校明尼苏达大学毕业， 来到复旦大学，我立刻想到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ＡＮＴ）完全可以探讨不同的行动者，而且三聚氰胺的行动力充分证明任何科学都是一种实践，没有任何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体存在。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开展充分的民族志研究，所幸的是我自己的父亲就是在河南省化学研究所长年从事分析测试的专家，他立刻帮我解开了这个过程中的测试“黑箱”，我才明白蛋白检测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借助这些天然优势，我撰写了第四论的内容（当年我邀请他作为论文第二作者的合作形式被他婉拒了）。时至今日，父亲已经退休多年，当时所用的国家标准也已经改变，拉图尔的理论也从完全陌生变成当下流行的热议。再读此文，我知道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果借助当代人类学的另一个概念——突现，我想用这种看上去并非经典民族志研究的论文来邀请读者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研究这些类似的、由于技术革新介入而产生的突现事件和突现的生命形态。部分后一论是我预判未来人类学的热点——多物种民族志。可能是我不停地从事跨界研究的结果，我从不喜欢学科的“边界”，更加不解所谓的从法学到人类学，从政治人类学到医学人类学，从医学人类学到性别研究、科学技术研究。或许是我很容易对新东西抱有好奇心，我总是会批判地看待一个所谓的“领域”边界， 也总不遗余力地对习以为常的“边界”进行解构，并沿着历史的建构路径进行批判性分析，然后探讨新的可能性。医学人类学有跨界的潜力，因为对健康和疾病的研究，注定了如果只看社会性、文化性而忽视生物性将必然失败。近年来国际人类学界里“本体论转向” 也是一部分人类学者对文化与自然分割困境的一种回应。但我不认 为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反思只有“本体论转向”一条路径，它也只是人类学多样理论中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的学术谱系和社会关怀。而我深受以哈拉维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影响，对看似高大上的抽象理论总要敬而远之，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理论，没有什么普世的真理，理论必须还原到具体的情境中去讨论才有意义。这也是我之所以要倡导民族志而非直接去讨论“本体论转向”的初衷。本体论是抽象的，而民族志是具体的、鲜活的，是情景化的，是可以对世界的复杂性进行阐述的，当然更是人类学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选择了几乎是与“本体论转向”同时兴起的“多物种民族志”参与讨论。与此同时，近年来一次次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从非典、禽流感，到埃博拉出血热，再到当下的新型冠状肺炎，非人类的主体一次次闯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生命、健康紧密相连，这就需要医学人类学能够更加关注自我和“他者”的“共存关系”，而不是将之简单割裂，这就是多物种民族志开启的研究路径。第五论中，我将多物种民族志的兴起脉络进行了梳理，特别把我钟爱的哈拉维的近作《与麻烦同在》和为数不多的多物种民族志结合起来进行解析。我衷心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有更多优秀的多物种民族志产生。 多物种民族志的从事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要有敢于探索的勇气， 更要和自己所研究的物种具有专业对话的底气。跨界的生物学训练我认为是当代人类学者必需的。丰富自己的生物学知识是开展多物种民族志研究的前提。所以也请各位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做“多物 种”声明之前，先让自己具备与研究对象进行专业交流的底气。其实不仅仅是多物种民族志研究，我们做医学人类学的如果对自己研究的医学知识和医学技术一无所知，又怎么能顺利进入田野，成为“民族志工作者”呢？ 尽管我主张在研究室保持开放的心态和跨界合作的思维，我仍然认为专注一个相对聚焦的主题和领域是必须的，因为医学本身涉及范围就广。作为一个人类学者，要想拥有与医学同行进行交流的底气，必须钻研医学知识，阅读医学杂志相关论文。我的学术谱系将我定位于生殖和生殖技术的研究中。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聚焦 自己熟悉的领域，分四论来向读者展现生殖和生殖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累累硕果。第六论是一个有关生殖和生殖技术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发展的综述。对生殖的研究是人类学传统的命题之一，对生殖文化的研究会贡献于仪式、亲属制度研究这些理论领域，但在很多老一代人类学者眼里，它始终不是能够产生“大思想”的地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一批女权主义学者的推动下，生殖领域成为包括人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中心。生殖不仅成为研究社会生活的切入点，而且和生物权力紧密相连，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同时新生殖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对生殖进行研究的传统人类学思路，使其与前沿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线交叉，成为当下 医学人类学界名副其实的一片“沃土”。本论主要梳理了生殖及生殖技术研究的理论路径和发展，也特别提出了该主题的未来发展方向。紧接着的两论中，我进一步聚焦两种生殖技术，辅助生殖技术（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试管婴儿技术）和选择性生殖技术（也就是通过产前或胚胎植入前的基因检测对母体体内的胎儿进行筛选的技术）。其中第七论，我还特别引入哈拉维的赛博概念和由此而衍生出的赛博女权主义理论，这也是多年来我学术灵感的来源之一。我对哈拉维著作的阅读和热爱是我研究生时代被当时我的导师卡兰 苏·陶西格和同学们带动的，作为当时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的中国留学生，我时常会迷失在当时很多美国同学讨论时所涉及的文化符号中，其中让我头疼的就是哈拉维的著作。她不仅仅生物学出身，而且她是科幻小说迷，所以她的论文中 涉及非常多的科幻小说。正如她自己在一次采访的时候所说，科幻小说是她灵感的来源。但是对于一个生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学生想要弄明白这里的前因后果、所指向的比喻，谈何容易。在我导 师和同学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开启了恶补美国科幻文化的旅程。多年后，当我一遍遍阅读哈拉维的理论，我越来越意识到她的哲学思想 在探讨当代科学、技术和生命中的精妙之处，是哈拉维让我迷恋上了科学技术研究，也是哈拉维让我领略到赛博女权主义革命性的批判力量，并时刻提醒自己要用包容之心从事有责任感的研究。因此在第七论中我重点推介了她的《赛博宣言》，这不仅仅是她早期对当时女权主义理论的反思和发展，更是她后期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基石。 在这一论中我把使用新生殖技术产生的试管婴儿对传统亲属关系的挑战，对自然／文化二分的挑战从赛博的角度加以解读，希望通过对这种类似杂交体的主体存在的讨论批判身份政治以及既有边界。在此，我特别想指出的是，医学人类学不是医学的从属，尽管流派甚多， 它终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类学很多经典论题，比如主体性、亲属制度、权力关系。生殖和生殖技术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不是简单探讨一 些伦理和法律问题，这些研究也必须贡献于人类学自己的学科关怀。 第八论的产前基因检测属于选择性生殖技术，就是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对尚在母体中的胎儿进行各种监护，一旦发现有“不正常”或者 “不健康”的情况出现，可以通过宫内干预或者流产各种手段对于胎 儿进行选择。这种对胎儿“质量”的检测，随着各种基因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方便。但是因为各种检测的不确定性，给很多父母带来了焦虑和紧张。不仅如此，这些技术使用的常规化也使 得生命的“正常”和“不正常”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整个过程 中，准父母和临床医生都时时刻刻要做出“选择”并合理化选择的依据。如何解读这些已经被日常化、程式化的选择性生殖技术，在第八论中，我评述了近年出现的比较优秀的民族志研究，并希望对我国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下很多人都认为高科技将成为现代化医学未来的走向，社会科学家更有责任用自己的研究时刻提 醒读者，高科技不是一个简单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和工具。科技和社会的关系不是割裂的，科技的行动力不仅可以适应所处的文化，也同时能够和其他行动者一起创造新的文化。只有共存的生态得以形成，科技才能真正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网络之中。本书第二部分后一论，我就用自己２０１４年发表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的论文中译，意在展示给大家如何使用自己的民族志研究数据贡献到对医学人类学理论框架和重点概念“潜力”的学术讨论之中。这一论的原始英文稿是我博士论文的一章内容，后应 导师之邀，参加了温纳格伦基金会赞助的写作工作坊。我记得那是２０１１年的秋天，１０月的我已有四个多月的身孕，导师还是鼓励我参加这次难得的医学人类学工作坊。大概因为我是研究生殖的女性医学人类学者，非常相信自己对身体的感觉，只身飞了１０多个小时，经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工作坊所在的山中。虽然长 途跋涉让我身心疲惫，但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次近距 离接触这么多生殖医学人类学和医学技术人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艾米莉·马丁、林恩·摩根、莎朗·考夫曼、蒂内·加梅尔 托夫特，还有物种民族志的奠基者和倡导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类学教授斯特凡·赫尔姆莱希，我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 和兴奋，很快就全身心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坊活动中。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从此成为激励和启发着我在生殖、生殖技术领域中进行坚持不懈的动力。学术思想激荡，讨论写作活动密集，颇有挑战性的１０ 天工作坊对于我就像重新回到了研究生时期。是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热情鼓励才使得我的论文终得以顺利生产。当我后交付终稿的时候也正值儿子出生百天。时至今日，他们还经常来信问 候我的家庭和孩子，尤其是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初起，大家彼此遥祝平安康健。这种归属感是每个学者都渴望拥有的，我也非常幸运能够找到这个温馨的学术小家庭。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给了我更多和国际其他同行进行交流的机会，所以在每一论中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些名字频繁出现，因为不仅仅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人格魅力对我来说都影响深远。这篇文章的中译初稿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医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刘斌娟协助翻译的，她在复旦硕士学习三年，全程参与我第二个有关产前基因检测的研究项目，也是我为得力的研究助手。我也衷心希望她能和我一样幸运，找到自己的学术家庭。 本书第三大部分由三论组成，分别探讨了对女性、老年人和精神疾病患者的照料问题。第十论集中介绍了女权主义理论和作品对医学的贡献。因为生物医学中基本的“身体”概念的文化预设是男性白人，认为所有的身体都是一样的，女性只有生殖系统不同，其他部分都是一样的。但这种文化预设在医疗实践的弊端就是直接导致了很多诊断治疗上的“盲点”。因为女性和男性同样疾病的临床表现可能是不同的，他们也有不同的疾痛陈述方法。缺少性别视角的医学是不够的，甚至会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也不仅仅针对女性，对于男性也同样会有“盲点”（比如男性的骨质疏松问题）。这一论我希望在倡导性别医学的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对于性别理论有更深层的理解，不要将其庸俗化。与此相反，第十一论转向另一个近几年来受到高度重视的群体——老年失智症患者。如何对这群老年人进行照料？很多领域的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来解决一些实际操作问题。医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不仅仅从自身经验出发来讲述“照料”的 故事，而且也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主体性的问题和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如何研究那些无法与外界进行沟通的主体的方法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除了老年失智症患者，还有许多这样的群体，比如自闭症患者、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医学人类学主张从局内人的观点来理解研究对象身处的日常生活世界，但以往传统的访谈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用不断反思自己对正常认知的预设和其局限性，探索其他潜在的沟通方式与照料“空间”，这也是医学人类学在认知领域的重要课题。后一论，是２０１３年，我的同事于海老 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实施之际，接受上海某区政府的委托，调查社区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情况并帮助政府解决一 些照管的难题，我和潘天舒老师也有幸应邀参与调研团队。这是我 次从政府的视角来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照料问题，我发现了 “管”的文化在所涉各方都有体现。政府的“管”、家庭的“管”，包括精神疾病患者本人，因此这种兼具照护和控制为一身的“管”渗透在我们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医学人类学的训练让我对语言有着特别的敏感度，在整理数据的过程中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相关信息，并以此为轴心，开展论述。我的初衷是想用批判的视角分析上海现行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办法，虽然设计者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患者家 庭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和安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因为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而显得力不从心。精神疾病患者的主体性是缺失的，但是我也描述了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策略来保护患者的隐私，同时兼 顾接受政府监管和享受各种社会支持服务。这篇文章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尽管后我执笔写了论文，但是在整个项目的过程中，潘天舒老师、于海老师都走在调查田野的线。我还记得那个夏天上海热得出奇，有十几个４０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我们和研究生们一起穿梭在几个街道的数个小区，进行访谈。写作过程中，我有数次想撂笔，但是想到各位老师的研究热情和付出，我坚持写完了英文稿件，后发表在《文化、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上。这次翻译书稿的过程中，我仿佛回到了当时，一场场焦点小组访谈历历在目，一个个病患家庭故事仍旧鲜活如初。我用这一论结束了这本书，意在倡导年轻学者们不要急于上升到所谓的“理论抽象”，也不要有“理论焦虑”，更不要进行无谓的爆炸式的“理论包装”， 而是必须根植于扎实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尤其不应该脱离田野的情景，而是源于经验数据，用我们擅长的深描丰富大家对习以为常的世界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出实实在在有意义的理论。 医学人类学色彩纷呈，流派众多，它的学术活力在于开放性、包 容性和反思性。仓促成书，只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读者关注 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和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我特别感谢潘天舒老师 和储德天老师给予的这个机会让我将自己前一段学术思考进行回顾、梳理和总结。同时谨以此书献给学界各位一直支持鼓励我前行的同行师友。也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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