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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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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近代部分是一段人类从传统社会向近代文明过渡的历史，是各专门史、诸国别史在世界范围内交流、碰撞并融为一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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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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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赋予通史教材以文明进化的学术内涵。读者可以从近代国家、近代市场与金融、近代科学与哲学、近代欧洲文学、近代工业与工人运动、近代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近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与演变中，把握近代文明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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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跃发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1941年生于陕西宝鸡，1961年毕业于青海化工学校，1961—1968年服兵役，1968—1978年在工厂当铣工，并在部队和地方机关以工代干兼职文字工作。响应号召，在学习经典著作的过程中，系统学习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以便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1973年自学英语，1978年以大学同等学力身份被青海师范学院录取为世界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调入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从事世界近代史教研工作。曾赴南开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杨生茂。先后在《世界历史》等刊物发文60余篇，著有《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999年，时事出版社）。
景晓强 陆军航空兵学院基础部政治工作教研室副教授。1979年生于山西闻喜，先后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外交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历史教学问题》《外交评论》等报刊发表论文10余篇，关于国家本体安全的研究论文曾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2017年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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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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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近代史开端与资本主义（）
节历史分期中的社会形态陷阱（）
第二节欧洲经济市场化（）
第三节商人资本与资本主义（）
第四节国际金融市场（）
第二章民族国家与近代民族主义（）
节民族国家是天主教世界的对立物（）
第二节西欧民族国家向近代国家的演变（）
第三节民族感情与近代民族主义（）
第四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
第三章近代文明的精神家园（）
节人自身的解放（）
第二节文艺复兴（）
第三节宗教改革（）
第四节启蒙时代（）
第四章西班牙的兴衰（）
节收复失地运动与国家统一（）
第二节西班牙的黄金时代（）
第三节殖民帝国崩溃（）
第五章英国的社会变革与政治革命（）
节都铎王朝：有限的君主专制和转型时期的
社会（1485—1603）（）
第二节向市场经济过渡（）
第三节英国革命（1640—1688）（）
第四节英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成果（）
第六章英国工业革命（）
节工业革命的前提（）
第二节工业革命的过程与后果（）
第三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七章美利坚革命（）
节殖民地年代（）
第二节独立战争（）
第三节对美利坚革命的评价（）
第八章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
节法国的旧制度（）
第二节法国大革命（）
第三节拿破仑时代（）
第九章1815—1847年的欧洲（）
节维也纳会议与19世纪20年代的革命（）
第二节法国（）
第三节英国（）
第四节四分五裂的德意志（）
第五节空想社会主义（）
第六节近代欧洲文学（）
第十章马克思主义诞生与国际（）
节历史背景（）
第二节马克思、恩格斯简介（）
第三节《共产党宣言》（）
第四节国际（1864—1876）（）
（下册）
第十一章1848年欧洲革命（）
节1848—1852年的法国（）
第二节德国革命（）
第三节奥地利革命（）
第四节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
第五节波兰民族解放战争（）
第六节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总结（）
第十二章俄罗斯帝国的兴起（）
节农奴制度的形成与沙皇集权（）
第二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
第三节改革前的俄国社会（）
第四节克里米亚战争（）
第五节俄国废除农奴制（）
第十三章日本明治维新（）
节德川幕府（）
第二节开国与倒幕（）
第三节明治维新（）
第十四章美国的成长（）
节领土扩张（）
第二节工业革命（）
第三节黑人奴隶制度及其危机（）
第四节南北内战（）
第十五章意大利和德国分别统一（）
节1848年意大利革命（）
第二节革命后的意大利（）
第三节领导统一事业的两大派别（）
第四节对奥战争与完成统一（）
第五节五六十年代的德国（）
第六节三次王朝战争（）
第十六章19世纪晚期的世界经济（）
节世界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
第二节工业革命与新技术革命的关系（）
第三节国际贸易（）
第四节资本输出（）
第五节垄断资本（）
第六节开创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七章19世纪晚期的几个世界强国（）
节法国（）
第二节英国（）
第三节德国（）
第四节美国（）
第五节日本（）
第六节俄国（）
第七节1871—1914年的国际关系（）
第十八章近代文明的边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节概论（）
第二节非洲（）
第三节拉丁美洲（）
第四节亚洲（）
附录一书评（）
杨鹏飞：评《近代文明史》（）
王宝龙：世界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及其形态特征（）
附录二主题索引（）
附录三译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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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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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开端与资本主义
历史如大河奔流不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历史轨迹有时如密西西比河，河面木筏上的船工顺流而下时，只见这条母亲河笔直宽阔，水流平缓，无声无息，两岸景观在几天几夜行程中也没有变化；但有时却如黄河九曲十八弯，如长江“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一位参加过1640年11月3日议会（史称长期议会次会议）的英格兰下院议员，或一名生活在1500年元旦的西班牙海上冒险家，清晨起床后决不会像先知一样向别人宣称：“啊，中世纪已经结束了，近代社会从今天正式开始!”可见，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是人为的。然而历史本来就是人自己创造的，“而且人类天性到处都是相同的”。［美］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孙秉莹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7页。历史学家有责任也有资格对历史进行记录、整理和编纂，而在历史课本、通史、专著的编纂、写作和课堂教学中，都需要把年代久远、包罗万象的史料和层出不穷的科研成果加以鉴别和取舍，按年代顺序划分章节、标出题目，借以区分不同的历史时期，首先是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人类文明史已经有6000多年，其间的变化莫过于从“黑暗的中世纪”向近代文明过渡。那么，中世纪与近代史的分界线又在何处?其本质特征又是什么？这是学术界多年来热烈争论的重大课题。
节历史分期中的社会形态陷阱
中学生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多年来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苏联和新中国的大学历史教材，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是这样。但从1992年起，由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任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编》（以下简称吴齐本。古代史和现代史编于1994年出版）却把1500年作为近代史开端，中学历史教材也做了类似调整。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事历史分期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见吴齐本《世界通史·总序》）。
吴齐本否定了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体系和吴老自己于20世纪60年代初主编的世界通史中用重大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无疑体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新探索，不过这一做法在西方并不新鲜，《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小标题就是《文艺复兴》（1493—1520），实际上与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500年一样。差别在于吴齐本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发展并向整个世界扩张的……历史”（《世界史·近代史编·前言》），而西方学者很少有人认同这种社会形态划分。换句话说，吴齐本的1500年开端说，只是把西欧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期，从原来的1640年提前到1500年而已。这同苏联的世界通史体系以及我国周一良、吴于廑、李纯武、王荣堂、刘祚昌、刘宗绪、彭树智等名家在其主编的近代史教材中所持的“社会经济形态”开端说是相同的。这些教材的前言、导言都把近代史定义为一部资本主义产生、确立（刘宗绪）、发展或局部衰落（王荣堂）的历史。然而明白无误的经济理论和确凿无疑的史实都告诉我们：从1640年直到整个18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均未达到马克思在《资本论》 （该书涉及的事实及背景，几乎都立足于英国）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标准。只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经济形态，才呈现出与其以往、与同期其他所有国家迥然不同的本质差别。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吴齐本的1500年近代史开端说从中世纪结束的含义来看是正确的，但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从1640年提前到1500年，却值得商榷。以英国为例，该国的儿童都知道：从1485年都铎王朝算起，中世纪史在英国就结束了。来安年：《英美概况》(英文)，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蒋孟引：《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恩格斯也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结束了中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苏联历史课本中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原先采用列宁的1789年开端说。1934年8月9日，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三人下达的关于《近代史》教科书大纲的意见，还遵循这一分期。但1940年，在几位院士的建议下，斯大林以行政命令的口吻把近代史提前到1640年，却未解释为什么要从1789年提前到1640年。《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我国有的学者曾主张把近代史开端放在1566年。郑昌发：《16世纪尼德兰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世界历史》1980年第4期。这三种开端说同现行教材中把近、现代史分期划在1917年一样，都以政治革命为标准。吴齐本虽然声称放弃了“政治兴替”，实际上并未摆脱社会形态是否发生质变，取决于政治革命成功与否的传统模式。其实，在近代史分期问题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使史学家感到困惑的，不仅在于是否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吴齐本《总序》）作为划分标准，更值得深思的是“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史”这个命题本身。
30多年前，钟国发先生就提出过这个疑问：“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史吗?”钟国发:《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史吗——世界史编撰问题异想》，《新疆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他认为，在1640—1917年大部分年代里，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地区和人口在世界上只占很小的比例，它有什么资格代表这一时期的人类历史呢?显然，钟先生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15世纪以来，在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和世界上，城市支配农村、国家支配城市（这同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不同），并由这些西欧民族国家支配世界，已成为15—19世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人类历史的社会属性，总是由代表时代中心的那个阶级及其发展方向决定的。《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如果说钟国发先生这篇文章因为其中有含混不清的信号而被国内同行所忽视，那么，曾经分别担任西方和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的华盛顿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道格拉斯·C诺思在他的主要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上提出的如下挑战却不容回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17世纪是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封建主义似乎到1500年已经灭亡，而在传统上与工业革命有关的资本主义，在几乎三个世纪中并没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导致新阶级出现的技术变革既然是外生变量，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有三个世纪的空白。他们的解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用了几乎三个世纪来发展政治权力和创立基本的所有权，而后才引起工业革命。英国和法国革命是打开现代资本主义大门的突破口。”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更值得注意的是吴齐本《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主编是刘家和、王敦书；下卷主编是朱寰、马克垚）的《前言》中这一段话：“……在原始公社瓦解后，……有一些民族、国家未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连续发展过程。各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具特点。本书上、下卷的划分只能说明是世界上古、中古史的分界，而不是世界史上的奴隶制时代与封建制时代的分界。”在同一套教材中，《前言》作者们不但否定了《总序》中关于“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的论断，而且对这一社会分期理论的普遍性予以否定。换句话说，从上古到现代的全部世界通史，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的、无差别的一一对应关系。“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以后，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革命道路、它的经济体制和种种具体措施，就被斯大林和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当作正统的经典和样板强加给其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所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一点点背离都受到斯大林的怀疑和惩处。本来，社会形态演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生前却以领导人的身份公开宣布，苏联从某一年起已建成了社会主义，或预言20年后苏联将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云云。这种理论上的僵化和政治上的“左”倾给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害，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不过这里要强调：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而仅仅证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无论对苏联、中国，还是越南、古巴，固守下去都是行不通的，结合国情采取改革开放政策，才是出路。
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谈到“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是抱着学术研究的态度在和读者平等地讨论问题，这一命题无疑是正确的。而斯大林在1938年却用肯定的句式写道：“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对这五种生产关系分别加以论证后他总结道：“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后得出结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449、454页。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例，说古希腊、古罗马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学术界是认同的。但一定要说古代中国、印度、日本或其他地方存在过奴隶社会的话，人们就不一定认同了。为什么?，古希腊，尤其是罗马法对人权（自由人）和物权（奴隶以及物件、财富）的规定与实施十分严谨、不容混淆；第二，在繁荣时期的雅典等城邦国家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本土，奴隶制度已成为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又同当时当地发达的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依赖于法律约束与规范）。这两点是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不同于古代世界其他地方“奴隶社会”的显著特征。因此，古希腊、古罗马是典型的奴隶社会，而其他地方多只能说程度不同地存在过奴隶制，但很难说在多大范围、多长年代里已经居于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典型的古典奴隶制社会是特例而非人类历史的常规。既然并非每个国家都经历过前四种社会形态。每种形态并无一个固定、统一的既定模式，而且早晚不同、长短不一（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亚细亚方式的争论至今难有定论即为一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道：“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他在1857—1858年又指出，在亚细亚形态里，公社共同占有土地，分给其成员耕种；专制君主作为的或的土地所有者高居于所有公社之上，以贡赋形式获取剩余产品，并主管灌溉、交通等共同事务；在公社内部，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手工业和农业结合为一，因而亚细亚形态必然保持得牢固，也长久。这种生产方式被看作东方奴隶社会，还是看作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形态，国内外学术界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进行过多次讨论，迄今仍然没有定论。封建社会同样展现出丰富的多样性。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村的庄园制度、城镇的行会制度、贵族等级制度（如法国特权等级内部不同级别）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普遍权力。教权与王权并立，世俗法与教会法并存，农业自然经济与工商业市场经济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从13世纪开始，这些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动摇。但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经历了几个世纪，决定性的变革发生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是两大主要标志。而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发展则与西方不尽相同。中国古代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西周及其之前实行土地公有制，天子把天下土地分封给各诸侯国，或承认原诸侯的宗主权，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类似。秦汉以后的发展与西方不同。秦汉以后土地私有，形成以自耕农为主体、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社会，其上层建筑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科举取士是国家官僚机器的组织保证，儒家学派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也是全社会认同的行为规范之依据。虽然“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但是中华文明却绵延两千年而不息。在近代殖民主义世界潮流的冲击下，不曾沦为非洲或者印度，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后也不会像日本那样“脱亚入欧”：恃强凌弱，争夺世界霸权。文明发展形态各异，把古代世界各地的文明硬塞到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理论框架中，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多元发展的历史事实，近代史同样如此。如果史学家把世界历史分期简单置于这样一个主观的历史框架之中，岂不是削足适履、自投陷阱?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1500年前后是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的主要依据是欧洲诸国国民经济市场化。
第二节欧洲经济市场化
欧洲是一块被第四纪冰川切割得深、为支离破碎的大陆。严格地说，它只能算是亚洲大陆伸进海洋深处的一个不规则半岛，一块世界岛屿上的次大陆。作为亚洲的天然延伸和亚、非两大洲之间的过渡带或接合部，欧洲东南部同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谷的距离，比这三大古代文明与亚非腹地的距离近得多，尤其是交通方便得多。于是，在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地区孕育出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一开始就具有多种族、跨地域、沿海上通道向境外扩散的特点。古希腊在地中海、黑海的众多殖民地和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希腊化世界就是证据。
从欧洲的海岸轮廓线和立体模型图来看，这里排列着世界上多的半岛、海岛、群岛、海峡、海湾、内海和天然良港，给海上交通提供了方便。陆地上有穿越欧洲东、西两端，从比斯开湾直到乌拉尔山麓的完整平原。在这块平原的临海一侧，如从汉堡到的里雅斯特画一条线，那么这条线以西的欧洲内陆各地到海边直线距离，很少超过400公里。加上这里还有几条水流平缓、水量充沛的平行河流，从阿尔卑斯山麓可以直达北海（铁路出现以前，水运成本只及陆运的1/10）。阿尔卑斯虽然同喜马拉雅一样构成欧亚大陆的地理屏障，但从未成为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汉尼拔和拿破仑的大军，几乎从同一个关隘越过并出奇制胜；富格尔和美第奇家族遍及欧洲的商业和银行网点，从多处穿越这些关隘伸向中欧腹地。腓尼基、汉撒同盟和威尼斯、热那亚的商船队，其足迹更遍及直布罗陀内外的遥远海域。这些自然地理条件构成了欧洲经济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基础。
十字军东征以前，欧洲到处是以庄园为独立单位的自然经济，庄园里自给自足，各地之间极少交往。那时，欧洲只有一个宗教中心，即罗马教廷。十字军东征XE”十字军东征”（1096—1291）本来是一场十字对新月的宗教圣战，当年西欧封建主和广大信徒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试图通过战争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却在威尼斯商人的后勤支援下放弃埃及改而进攻君士坦丁堡，事后获得贸易特权并获得拜占庭3/8领土。威尼斯商人的资助使宗教战争变成了商业战争，威尼斯商人为什么不让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取而代之?这些商人不愿意承担在政治上统治帝国的负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此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逐渐成长为欧洲与东方贸易的国际中心。当时在威尼斯与利凡特之间经商的大帆船，一个来回可获利十倍。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页。威尼斯的玻璃制品、佛罗伦萨的优质呢绒、卢卡的丝绸都闻名全欧市场。不过这些城市的支柱产业并非加工业而是贸易和金融业。1252年，佛罗伦萨出现了中世纪以来枚金币——弗罗林。威尼斯的杜卡特和后来荷兰的古尔登（又译荷兰盾），都曾经是欧洲的通用货币（金币）。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都拥有遍布全欧洲的商业和金融网点，以及巨大的矿山和手工工场。早在14世纪就孕育出马克思提及的“资本主义的初萌芽”。所谓资本主义萌芽XE”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指以国际转口贸易和国际金融业务为主要特征的商业资本。富裕而优雅的市民阶层已不那么看重王公诸侯的地位和权势，而对米开朗基罗这些艺术家和学者奉若神明。阿克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张文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页。柯西莫·美第奇正是文艺与学术的赞助者和保护人。早期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沿海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等地。
13—14世纪以来，西欧、中欧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城镇明显增加，这同广大农村的商品化农业息息相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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