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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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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断断续续记录了六十年的日记，以视角复述大半个世纪的变迁，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从中国到美国，这本日记对于历史研究、时代生活考究、华侨文化研究以及中国儿童教养院历史研究都有其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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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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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一部罕见的跨越六十余载的中国女性日记手稿，分为“抗日艰辛、救养难童”“初到美国、考察欧美”“美国立足、餐馆起步”“国泰餐馆、卅年风雨”“退而不休、痛失挚爱”“热爱生活、尽享天伦”六个部分。作者吴菊芳是抗战时期爱国将领、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将军夫人，她创办广东儿童教养院，组织抢救、收养3万多在日寇铁蹄下逃生的难童。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广东抗战史料，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史料，具有性、不可代替性。吴菊芳也是一位在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中始终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华侨，她的海外创业史是海外华人勤劳勇敢智慧的代表。吴菊芳女士精明能干、敢于奉献的精神，其日记内容是对历史的直接记录，日记主要以白话文言文来书写，简洁明了，经过吴菊芳女儿李浈教授、罗媛女士以及邓启耀教授的整理，系统全面地划分了主要时期的主要内容，保留了日志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这本日记浓缩了吴菊芳传奇的一生，讲述了一位在美国土地上奋斗、自强不息的新移民的故事。对于研究华侨史、中国妇女史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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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菊芳（1911—1999）
祖籍安徽泾县，生于湖北宜昌市，中国现代杰出女性，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1947年移居美国。抗日战争时期，吴菊芳全心投入妇女解放和抗日救亡运动，在韶关创办了广东儿童教养院，收容两万多名难童和军人遗孤，“万童”之母是世人对她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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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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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我的母亲吴菊芳? 李浈
序言二? 历史大变局中的女性纪事? 邓启耀
序言三? 六十载日记里的中国女性史诗? 罗媛
人物关系表
章? 1937—1946——抗日艰辛、救养难童
第二章? 1947—1949——初到美国、考察欧美
第三章? 1950—1960——美国立足、餐馆起步李浈述罗媛整理
第四章? 1961—1979——国泰餐馆、卅年风雨
第五章? 1980—1987——退而不休、痛失挚爱
第六章? 1988—1998——热爱生活、尽享天伦
年表? 吴菊芳生平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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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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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吴菊芳
李浈
我的母亲吴菊芳，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虽然身为家中独女，其童年却受传统的重男轻女陋俗困扰。仅仅14个月大时，她的母亲便自杀身亡，而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则以“女孩不应到外面抛头露面”为由，不让她到学校上学。尽管家里有一屋子的佣人，我外公却命令她在家中伺候他享用鸦片。当年，我母亲的家乡——宜昌，有一家由传教士开办的爱奥那女子学校，她请求我外公为其支付去爱奥那学校上学的费用，但我外公让她在其面前站了一个多小时，才从口袋里掏出银圆扔在地上。我母亲只好双手双膝着地，爬着把地上的银圆捡起。这一幕在学校每学期临近开学的时候都重复上演。
终其一生，我母亲对知识一直充满着渴望，而且也从未停止过学习。母亲虽不能上学但由于她的祖父对她极为宠爱，在家教她诗词，母亲得以有个好的知识基础。曾祖吴廷华定居在湖北宜昌，是吴氏在宜昌的始祖，他住的屋子被称为道台府。道台府是当时宜昌豪华的巨宅，可惜整座宅房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
在母亲18岁那年，前国民革命军四军——北伐时以“铁军”著称，参加武汉战役后改为四师，经沙市到宜昌进行整编和休养以及补充兵员，由此四师的高级官员常常到道台府来聚会，母亲正式结识了我父亲——四师李副师长。我父亲在订婚时问母亲：“做我的妻子，你有什么期望或要求？”“帮助我进大学读书。”她回答。
在结婚早年，我父亲担任广东西北区绥靖委员，我母亲则在韶关组织军官家属进行成人教育。当日本入侵东北，抗日战争爆发时，我父亲在中原抗战，我母亲则在后方组织军官家属为军队筹款并到前线医院慰问士兵。1939年广州沦陷后，我父亲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我母亲则承担起从沦陷区抢救难童和妇女的任务，当时她才28岁。她必须快速学习如何组织救援任务、如何招募并且培训工作人员，如何为分别接收了一千多名难童的七所儿童教养院筹款。此外，她还要为儿教院那些年纪较大的儿童设立安身以及接受教育的职业学校，满18岁的学生被安排到工厂工作或者安排他们进入其他行业进行服务；她还为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设立了供其安身以及提供职业培训的妇女生产工作团。不管是在敌人投放炸弹的危险时刻，还是紧急疏散的过程中，以上所有这些机构的运营都需要提供足够的食物、衣物以及医疗服务，她必须想方设法满足各种需求。她通过招募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指导以及合作伙伴，学会了如何计划、组织以及执行各项艰巨任务。我曾问她，您那么年轻，哪儿来的勇气去承担这个任务？她说国家有难，应当做的事情就该果断、尽力去做。
我母亲不仅在学习上拥有无限的能量，而且这种能量也体现在爱、给予和宽容之上。她1935年进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学习时，是当时录取的八个女生之一，而且她那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肚子里怀着第三个孩子。虽然她的工作成绩越来越显著，并且被政府所认可，但批评的声音也日渐增多。有人说她背离了中国女性的传统角色；有人说她野心勃勃，对其丈夫产生了负面影响；还有人说她不是妇女们值得学习的榜样，因为她不待在家里，而是老在外面跑。这些批评来自高层以及她的朋友，甚至来自省政府的军政同事。在一片批评声中，我父亲给予了她热忱和坚定的支持。在我父亲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我母亲受到“国防部长”的严厉指责。事后，她考虑辞退她所担任的众多职务，但是我父亲劝她说：“这里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你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那么就必须承受住这种打击。”
我母亲在抗日战争期间救助难童和妇女所体现出来的工作精神于1950年在美国再次发挥出来，这次她是为了全家生计和子女教育，在纽约开了一家中餐馆。对她而言，美国的生活与中国的生活截然不同，这不仅仅是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也因为来美国之后资金短缺，全家生活捉襟见肘，这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餐饮业对我母亲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餐馆开张时一共有七位合伙人，其中两位是厨师，她在餐馆开张后不知疲倦地穿梭于不同的包间为客人服务，而且她还在吧台调酒，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与厨师、服务员一起工作。当时针对我母亲开餐馆出现很多流言蜚语以及嘲讽批评，有人说餐馆工作很低贱，贬低了她的身份；有人说她开餐馆是抢了那些偷渡来美讨生计的中国劳工的饭碗；还有人说她开餐馆只是遮人耳目，目的是为了隐瞒自己的财产。即便谣言满天飞，她还是用她当年在战场上抢救难童和妇女，以及她当年作为广东省夫人一样的尊严和毅力经营着餐馆事业。杂碎和炒面是当年美国中餐馆的主要菜品，我母亲从杂碎和炒面开始，慢慢引进高档以及富有文化底蕴的中国菜肴，把中国菜提升到与档西方菜相同的档次。她的目的是想让我们自强自立，能使儿女升学有成就。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与儿女们未来的成就与幸福，她决定不顾一切，背水一战。
我和妹妹李淇在抗日战争时期长大，我们常常和母亲一起参观儿童教养院以及妇女生产工作团。在饭桌上，我们常常听到父母与客人讨论当天发生的大事，讨论各种紧急措施计划。我们也同样目睹了其在美国国泰餐馆的辛勤工作，这与她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为难童和妇女所做的工作相比，同样伟大和勇敢。
我母亲一生中，有三件事给她带来永远的痛苦和折磨。件是幼年丧母，从未得到过母爱。第二件是我六岁弟弟李韶的夭折。韶弟生病期间，母亲正在重庆为儿童教养院募款。回家后，她一直忙于难童的各项事宜，这些难童刚刚从前线被抢救出来并抵达沙园总部。韶弟得的是肺水肿，却被庸医诊断为肺炎，几周后，韶弟不幸去世。第三件事发生在1954年，我父亲在打扫卫生之后，手里还拿着拖把和水桶，不慎从潮湿的楼梯滑倒摔到地下室，头部撞击水泥地面，严重受伤。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父母的生活。急救手术后，父亲在医院里还昏迷了八天八夜，这严重影响了我父亲的记忆和情绪控制，使他在过去九年时间里通过努力学习所获得的英语能力也完全丧失。我父亲曾经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受伤后，他在异国他乡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和痛苦如同打开阀门的水一样爆发出来。我父亲无法与我母亲一起承担经营餐馆的重任，所以他开始变得不耐烦，而且当他自己的要求不能立刻得到满足时，我父亲往往难以自控。这一切对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2小时的我母亲而言，显得特别艰难。
我父母的婚姻是爱情、浪漫以及自由选择的结合。直到我父亲摔跤事件发生之前，他们的婚姻关系和伙伴关系非常幸福、真挚、坚定、和睦。即便是摔跤事件发生后，我父亲依然习惯于每天早上为我母亲亲手挤一杯橙汁，这个举动是我父亲对母亲的爱和欣赏的一个体现。他们两人一起走过金婚，相伴一生。
我父亲于1987年逝世，母亲则于1999年逝世，他们去世后，我对他们两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拜访的时候，很多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儿童教养院学生，以前的熟人甚至陌生人会跟我讲我父母当年在他们遭遇疾病和困境时是如何向他们伸出援手，为他们提供资助，为他们写一封介绍信，或者仅仅只是送出一句鼓励的话语。而这些善举，我父母很少记录下来，也很少对我们提起，正如佛教中所说的“无相功德”。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常常邀请大学同事、学术界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并跟他们提到我母亲所记录的这部跨越60年的日记。很多友人在我家中翻看部分日记后，纷纷表示这是一部很难得也很罕见的手稿资料，把它编辑成书出版将非常有价值：一位在传统中国成长的女性，从中国到美国，不管是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抢救难童的事业，还是在美国的土地上从零开始创业开办餐馆，这60年的日记所记录的既是一位中国传统妇女成长为事业女性的故事，也是一位在美国土地上奋斗的新移民的故事。他们的意见与我不谋而合，我也希望可以把我母亲的这部日记编辑出版。
该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邓启耀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与邓教授是多年的好友，长年以来，邓教授一直对我母亲的那段儿童教养院历史非常关注。每次我回到广州，都会组织儿童教养院的昔日同学进行聚会，并且邀请邓教授一同参加。我们一起聆听昔日的难童回忆当年在儿童教养院的生活，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邓教授现在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广东儿童教养院历史的书。没有邓教授的宝贵意见、热心联络和大力支持，该书将无法顺利出版。
在编辑我母亲日记的过程中，我要对我年轻的朋友罗媛表示感谢。她从我母亲跨度60余年，上千页的日记中编辑挑选出上千条日记内容编成此书，该书呈现了我母亲的一生，也反映了她所跨越的不同时代、所生活的不同地域。我母亲吴菊芳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女性，她对我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把这本属于她自己的日记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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