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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

書城自編碼: 3694422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 埃伦·拉佩尔·谢尔[Ellen Ruppel Shell]
國際書號(ISBN): 9787569942514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日期: 2021-09-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NT$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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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聚焦工作议题,作者埃伦·拉佩尔·谢尔从历史、社会、经济、心理、教育等多个角度揭示现代“工作”困境的形成。
◎从历史记录、书本理论、统计数据,到对一线工作者的大量访谈,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提炼理论,用全面的视角审视“工作”难题。
◎运用非凡的叙事技巧,在理论观点和个人故事间无缝切换,让每个关心“工作”的人都可以轻松阅读本书。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劳动收入差距是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工作”问题的分析,直指其背后的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
◎不止于分析现状、提出问题,也不存在说教,给出自己答案的同时,作者抱着开放的态度真诚邀请读者一同思考时代难题。
內容簡介:
工作就像天气,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出了问题,但没人真的会对此做些什么。或许它还不如后者—毕竟近年来,气候问题已是政府之间国际会议上的焦点。
与几十年前相比,我们经受了雇佣关系性质的变化,从管理层和劳工之间曾经的伙伴关系,转向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里,以前的共同目标被强加给员工,并被包装成“机会”,而对其中的安全感下行、失去健康 / 养老保险、随时失业等风险,人们则闭口不谈。我们接受了这些,并通常视它们为积极的变化,直到一切崩溃。
在本书中,作者埃伦·拉佩尔·谢尔从历史、社会、经济、心理、教育等多个角度揭示现代“工作”困境的形成。她令人信服地表明,技术创新、全球竞争和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力量,正在日益削弱许多人寻找展现个人价值的工作的能力;她同时认为,对制度创新的集体想象力和能力,终将证明人们能够应对挑战,为工作创造出光明的未来。
關於作者:
著者简介
[美]埃伦·拉佩尔·谢尔(Ellen Ruppel Shell),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与撰稿人,波士顿大学科学新闻研究生项目的共同指导人。她曾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史密森学会》《斯莱特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科学美国人》和《科学》杂志撰稿。
译者简介
秦 晨,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译有《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吉洛维奇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海啊,大海》(译林出版社)等。
目錄
序? 幕? 坚不可摧……………………………………………………………1
卷? 美国的工作乱局……………………………………………………7
第二卷? 抉? 择…………………………………………………………… 75
第三卷? 学做工……………………………………………………………111
第四卷? 重新思考…………………………………………………………179
致 谢………………………………………………………………………279
索? 引………………………………………………………………………283
內容試閱
前 言
心智健全的测量仪
工作并不仅仅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就其深层意义而言,工作是衡量一个人理智与否的标尺。
——埃利奥特·雅克
我们为工作所主宰。通过工作,我们施展才华、建构身份、融入世界。诚然,我们珍贵的回忆并不总是以工作为中心,但我们对自身未来 —乃至下一代未来—的希望和梦想,大体上都和工作密切相关。
美国人从小就相信工作具有神圣性:无论在家、在学校,还是在教堂听讲道,入耳的赞美莫过于“干得漂亮”(“a job well done”)。政坛的种子选手们对工作总是津津乐道,在政治演说中,“工作”及其同义词被提及的次数超过了“自由”与“公正”二者之和。就修辞而言,即便“自由”的重要性也要屈居“工作”之后。
所以,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战基于这样一个承诺毫不为奇:要把“真正的工作”归还给美国东西海岸,要和“不公平的”贸易条约和“不正当的”移民政策角力,从它们的铁腕中奋力夺回 2500 万个工作机会,将后者像战利品一样陈列在我们脚下。“我将是有史以来伟大的工作提供者,”未来的总统咆哮道,“看着吧,你一定会感到神奇;看着吧,它就要成为现实。”
我们就真的看着了……我们怎会不关注这个?在如此众多的层面上,工作对我们的意义如此重大。 除去睡眠时间,美国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活动都要多,大约是和家人相处时间的6倍。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工作不仅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简直就是我们的续命之血。工作数量的起落形塑着我们的国民心态:这些数字操控金融市场、影响选民抉择、决定选举结果,它们是恐惧和希望之源。然而,尽管数字能够说明许多问题,却无法解释我们之中很多人在当下的一个感受——工作不顶用了。
这个感受千真万确。美国的立国基础就是“关于职业的宏大叙事”: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和群体的齐心合作,几乎所有人都能顺着职业阶梯爬到中产阶层,甚至更高。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人生轨道,但进入这一轨道的人数,足以说明该愿景的合理性。这样的稳定进程让人期许一代更比一代强,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这种期许也大多变成了现实。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进入 21 世纪,工作数量的增长并未导致贫困的显著减少或是中产阶层的壮大。后工业时代的数字经济虽然创造了些许高薪好职,但这只是一股涓涓细流;与之相比,那些乏善可陈的低薪工作才是滔滔洪波。由此,数字经济导致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对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前提 —努力工作会带给我们需要的、想要的结果 —构成极大威胁。
由于当下令人晕眩的不确定性,职业生涯中的进展不再如以往那样是顺着牢固阶梯稳步上升,而是如同在光滑的冰崖上惊心攀爬,一失足就将万劫不复。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已对此了然于心。得克萨斯大学的教育研究员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告诉笔者, 5 岁孩童很快就“学会了他们不该只想着现在,而要担心后面的事——一年级、初中、高中和大学,而这一切都指向他们在未来将要从事的、也就是我所说的‘工作’”。
当然,年轻人被特定职业吸引并非坏事。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孩提时代也曾梦想着成为消防员、教师、芭蕾舞者,或者和我一样,想当一名深海潜水员。但是,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人会在 5 岁时就担心未来能否找到好工作呢?一个是怀有深潜梦的中产阶级儿童,一个是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为未来焦虑的中产阶级儿童,二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事情本不该如此。数据时代赠予我们获得信息、使用网络的无限便利,提供了帮助我们把握自身命运的各类市场。这一切似乎都在承诺,我们的人生将会丰富充裕。当然,对一些人而言,这个承诺兑现了。然而,技术并没有像人们预见的那样打造出平等竞争的平台,相反地,技术的巨轮碾过,在我们的竞技场上轧出了更陡的山峰、更深的沟壑。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个理念:通过正规教育或培训,或二者结合,就能够磨炼本领,成为赢家。而现在我们将看到,这个理念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它忽略了进步的代价。
关于人工智能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有许多对人类轻而易举的任务,对机器则为难关;反之亦然。比如,修剪指甲和将水杯放上餐桌这样的动作,对很多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机器却殊为不易;另一方面,那些涉及高水平推理的工作,如簿记、做账、各类银行操作,还有法律档案的分析和医学扫描,机器做起来更为拿手。由于这点和其他原因,中等薪酬的熟练工作和低薪工作相比,其被削减乃至淘汰的风险更大。“中产”遭遇困境,这对于甜蜜的美国梦而言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曾在底特律和一位 26 岁的企业家聊过。他是这么说的:
互联网掏空了中间部分,提升了高低两极。麻烦的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要在企业层面上理解这一点,想想我们怎么买书就可以了。如果一个古怪老头经营着一家微型书店,互联网会帮助买家追踪到他售卖的稀缺版本,所以这种小市场依然有利可图。另一头,亚马逊那样的超级市场,也是能赚钱的。但是,边界书店这种企业的雇员……面对现实吧,他们的工作没有了。书店如此,其他产业也差不离……实际上,大多数产业都如此。
我们的时代咒语“告别平庸”当中暗含着某种威胁:中间层不复存在 —你不在顶层,就在底层,或即将堕入底层。然而,显而易见不是所有人都能比别人更好。在大多数事情上,人们总是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倒 U 形正态分布。所以,如果说平庸者玩儿完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就玩儿完了。至少,在适合我们需要、能力和性情的工作机会方面,这已成事实。许多专家这么讲,为数不少的公众也开始对此表示赞同。
成就卓越、或至少接近卓越的压力与日俱增,让人们陷入惨烈的你争我夺。在收入方面,大多数人距离顶层如此遥远,以至于所谓的“赢家”似乎居住在另一星球之上: 1600 名美国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后 90% 美国人的财富总和。这种戏剧化的差异使得我们格外渴望通过工作来告别平凡,使得我们更倾向于采用甚至合理化“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手段与政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们丧失了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与意义的能力。
本书固然会涉及国家政策,但我之所以选择一个如此“扎心”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其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是个人的。这个话题令我着迷,作为母亲和教师,我很难绕开它。在为数众多的儿童身上,我看到了深深的困惑和令人无力的焦虑; 我也目睹了芸芸青年积聚着越来越强烈的憎恨和愤怒。我看见那些无耻的托儿在怂恿,让人们及其下一代“为工作做好准备”,而这背后是教育系统的衰败和信念的动摇。我看见,任何“成就”,只要它能够让简历更加光鲜,那么无论其目的多么琐碎无聊,人们都为之鼓掌欢呼;我也看见,许多发自内心的努力,只因不能带来明确的镀金效果,就被人轻视甚至嘲笑。我亲眼看见对工作日积月累的焦虑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变成了生怕走错一步的冒险恐惧者。(我难忘自己的一个学生。他不得不放弃“自私的”文学专业,改学“有实际作用的”商科,即便他承认,对后者他既无天资也无兴趣。)我的个人观察也在整个国民的恐慌中得到了验证: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的人们也在努力跟进日益波诡云谲的全球经济,而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劳动力在这些面目模糊的“外国人”面前节节败退,全体美国人都为此忧心忡忡。
毫无疑问,无论在美国还是全世界,工作都已改变。蓝领和白领工作的外包,还有不断增多的临时性工作,都加剧了我们的不安。曾经,老板和工人签订合同,双方默认的是忠诚服务和安全稳定的交易。这一前提如今已不复存在。技术似乎发展出了自己的思维。这些因素使得工作成为问题,而美国人似乎还不能直面这个问题,更不要说坦诚勇敢地解决它。本书就是向着这个缺口的纵身一跃。笔者不会承诺提供任何轻松的解决方案,我甚至不会劝说你相信这种方案的存在。我写作本书,是为了搅动止水,是为了挑战广为接受的智慧,揭示众多迫在眉睫的艰难真相。毕竟,就其广义而言,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如何工作意味着我们如何融入世界。
有言在先:关于工作及其前景,我们需要一场全民大讨论。这场讨论必要,早该发生。在这点上想者诸君和我意见一致。但诸君恐怕也在怀疑,以我们公众话语的现状,它能否担当这一重任。你们的怀疑不无道理。在当下时代,索然无味的迎合和主观偏颇的言辞被包装成为理性辩论,空洞的修辞被当成诺言(“我们将要夺回采矿工作!”),而承诺则俨然成为已经实现的目标(“新增 2500 万个工作机会!”)。在这样的时代,几乎很难想象任何议题可以产生富有成效的对话,更不要说如此复杂的一个议题。所以,在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得承认存在着两个非常真实的障碍,不过它们也并非不可逾越。
个障碍是如下假设:可量化的效率是进步的首要推手。这个理念已经失去了它的昔日根基。在工业时代,雇主们为提高效率,将工作任务细细拆分并标准化。他们遵循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组织理论,这个坑可以是往炉膛里铲煤,也可以是裁剪布料来做衬衫衣领。在许多项创新背后都是这种使劳动非技术化的逻辑。这项策略在短期内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长久而言对于经济和社会却是好处多多。由于自动化,我们能够以少产多,从而扩大产量、促进增长,同时还能降低售价。在整个工业时代,许多工人——尤其那些属于工会组织的工人——获得了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报偿:稳定增长的薪资和实实在在的福利,更有部分幸运儿赢得了对自身职业生涯更好的掌控。日益高效,日益繁荣;贫困减轻了,民主政体更稳固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然而,进入数字时代,这种逻辑出现了漏洞。我们对效率的追求有时不容置疑,这让我们低估了工作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我们评价农民的依据不是其产品的营养价值或口味,而是价格;评价医生的依据不是他们救活或改善的生命,而是他们治疗病人的数量;评价老师的依据不是他们给予学生的启蒙和鼓励,而是这些学生考出来的分数。过度强调效率让我们高估某些工作的价值,与此同时低估另一些工作的价值。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位原本志在文学的学生,我们被推动着去寻求那些对自身无甚意义、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可疑的工作。有些商品和服务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但效率癖将它们大量生产出来,刺激我们的欲望;而另一些商品和服务确实是我们极度需要的,效率癖却阻碍了它们的充分生产。
另一个让人不安的趋势是,工作者的收入与其付出不成比例。1973 年至今,我们的生产率大幅增长,但我们薪资的增长只有其 1/6。极少数的人夺走了绝大多数人创造的劳动价值,我们无法再依靠增长奔向繁荣,甚至工作本身也不能保证这一点。事实上,美国低收入者的工资越来越难以糊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也在缩小: 1971年, 61% 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近的调查则显示这一比例还不到50%。因此,本书的目标之一,即重新校准以下二者平衡的度量仪:其一为对工作效率和生产力的无尽要求;其二为人自身固有的生产意愿及获得对等报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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