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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目前学界对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通史、断
代史论著和农业专题对问题的涉猎以及四川区域史的研究三个方
面。这种以感性层面陈述式的具体性解释虽然能够反映出唐代四川
地区农业发展的概貌，却不能准确地说明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农业自
身发展衍变及其促进社会变迁的客体性实践进程中所折射出的内
在合理性。本书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从理性层面阐释唐代四川地
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辩证命
题。
|
| 內容簡介： |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在阐
述唐代四川地区行政区划演变、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农业历史发展的
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探讨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
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本书首先从农业物质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
农业生产技术资源三个层面，着力解析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内
在动力；其次，选取历代文献着重记载的“扬一益二”“别籍异
财”“俗好娱乐”以及“和同为一家”等四川地区特有的社会现
象，全面考察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双重互动下所
折射出的内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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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钊，1972年10月生，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博士，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华大学优秀教师，复
旦大学访问学者，郫都区川西林盘农耕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先
后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获中国史硕士、博士学位，参
与国家社科项目2项，主持省厅级重点项目4项，主持或参与横向
课题32项；主要研究方向：隋唐史、巴蜀文化；出版专著（含编
著）5部，在《西南民族大学》（社科版）、《中华文化论坛》等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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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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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绪?论1
节?问题的提出与学界研究现状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学界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23
第二节?研究目的、理论、方法与创新之处34
一、研究目的34
二、研究理论36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38
四、创新之处40
章?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内在基础与历史起点44
节?唐代四川行政区划的历史演绎45
第二节?自然地理基础：复合的农业发展条件51
一、文献所载四川农业地理环境51
二、土地资源类型及其分布54
三、气候气象资源56
四、水利资源59
五、农林牧畜资源61
第三节?人文地理基础：深厚的农业发展底蕴62
一、古蜀时期：四川农产区的初步形成63
二、秦汉时期：“天府之国”成为成都平原农产区的专称65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区的“三足鼎立”79
本章小结85
第二章?农业物质生产资源的演进86
节?唐代四川农业物质生产资源概述87
一、我国传统社会农业生产资源的界定87
二、唐代四川农业物质生产资源概述89
第二节?农产区的扩展：从平原走向丘陵91
一、官方在籍耕地数量的考察92
二、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耕地面积的扩展98
三、农作物种类的增加与农产区的扩展101
四、畬田的开垦与农产区的扩展102
第三节?粮食生产及其地理分布107
一、水稻108
二、旱地粮食作物（麦类、粟黍类、芋薯、豆类）114
三、粮食产量的考察127
第四节?蔬菜、油料作物的种植及全面发展131
一、蔬菜作物131
二、油料作物137
第五节?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全面发展140
一、桑麻140
二、茶树的栽培与种植145
三、甘蔗的栽培与种植152
第六节?林、牧、副、渔业的发展与变化156
一、林业157
二、牧业164
三、副业168
四、渔业170
本章小结172
第三章?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演变173
节?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劳动力资源概述173
一、人口与农业发展的关系173
二、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劳动力资源概念的界定176
第二节?唐代四川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民族构成与流动178
一、唐代四川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178
二、唐代四川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187
三、唐代四川地区人口的空间流动189
第三节?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劳动力数量的推算与劳动力素养的提高200
一、唐代四川劳动力数量的推算200
二、农业教育与农业劳动力素养的提高205
本章小结211
第四章?农业生产技术资源的推进212
节?四川地区农业发展对水利设施的依赖213
第二节?唐代四川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215
一、唐代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特点216
二、唐代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管理235
三、唐代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作用239
第三节?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247
一、农业生产工具的推广247
二、耕作技术的改进249
三、“合耦相助”提高生产率256
本章小结258
第五章?农业发展与“扬一益二”260
节?文献记载所见“扬一益二”261
一、“扬一益二”的由来261
二、“扬一益二”的形成与衰落263
第二节?唐代四川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与商业都会的出现267
一、我国传统社会农产品商品化的理论基础267
二、唐代四川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271
三、商业都会的出现286
本章小结296
第六章?农业发展与“别籍异财”297
节?“别籍异财”历史考察298
一、“别籍异财”的内涵与演变298
二、“别籍异财”与社会伦理的冲突301
第二节?唐代四川地区“别籍异财”的普遍化305
第三节?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农民家庭结构的分化310
一、个体家庭与农业生产311
二、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农民个体家庭的分化313
本章小结322
第七章?农业发展与“俗好娱乐”323
节?文献记载所见唐代四川地区“俗好娱乐”324
一、文献记载所见唐代四川地区“俗好娱乐”324
二、文人士子眼中唐代四川地区的“俗好娱乐”330
三、唐代四川地区“俗好娱乐”的特点338
第二节?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俗好娱乐”的形成343
一、农业财富的高度集中与外运难度的矛盾考察343
二、农业财富的高度集中与狭小的投资环境之间的矛盾考察348
三、农业财富的消耗与“俗好娱乐”的推升352
本章小结356
第八章?农业发展与“和同为一家”358
节?唐代四川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历史考察359
一、吐蕃359
二、羌族361
三、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362
四、南诏363
第二节?农业发展与唐代西南边境安全的维护365
一、唐代四川地区军事地位：维护唐廷西南边境安全的门户366
二、唐代四川戍边驻军数量与战略装备的考察377
三、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戍边驻军的建设391
本章小结405
结?语406
一、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考察408
二、唐代四川地区社会变迁的考察410
三、课题未来考察空间411
主要参考文献415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415
二、古籍415
三、考古报告419
四、专著421
五、论文429
六、报纸436
后?记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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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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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天府农耕文明的悠久历程和辉煌成就
四川古称巴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文化富有特色、成就卓
越、贡献巨大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四川给予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众多贡献中，四川的农业无疑是其
中值得称道者之一。
翻开中国的地理版图，从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看，巴蜀地区地处秦岭以南，长江上游，地形地貌多样，
土壤种类繁多，据1980年—1985年普查，四川全省土壤就有18类，其中尤以紫色土（水稻土的主要母土）、
水稻土面积，其次为黄壤，再次为石灰（岩）土。前二者适宜农业种植，尤其适宜水稻。其余土壤区，
也有数量可观的耕地。以上土地资源的多样性，为巴蜀地区农业及其多种生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优
越的自然条件。尤其四川盆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平原、丘陵、山区坝子和河流台地土壤肥沃，农业起
源早而发展历程悠久。
就巴蜀农业起源而言，迄今由于学术资料不足，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如前所述，巴蜀地
区具有农业发生发展的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学界早就对此形成共识。国际著名农史学家瓦维洛夫
研究认为，中国是世界八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杰出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根据瓦氏的“经典著作”明确
指出：
瓦维洛夫主张：（上述世界八大农业起源中心中）也是早的中心是中国中部、西部的山区以及
附近的低地。他所指的是湖北西部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附近的低地。
“湖北西部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附近的低地”，正是上古巴蜀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史学大师蒙文通先
生早年论及巴蜀地区农业起源问题时，也引述指出：
近时有研究中国农业史的科学家认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
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
上述诸说所据，虽主要只是植物学及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但所论却有筚路蓝缕的重要开创意义。考
古发掘和研究已经揭示，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之初，原始农业在我国境内南北都开始起源，
进而形成长江中下游的水田农业起源中心和以黄河中游为主的旱地农业起源中心，并逐步发展出主要是南
方的稻作农业体系，和主要是北方的粟作农业体系。同时，东亚大陆南北之间粟作和稻作体系并存过渡的
情形也很早就大范围出现。巴蜀地区尤其四川盆地位于长江上游的青藏高原东侧，既可通过峡江地区与长
江中游地区相联系，也可通过源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岷江、嘉陵江、汉江水系河谷与黄河上、中游广大地区
发生联系，因而有学者指出其史前文化很早就产生了南北中介和交替的两元特点，这就使得粟作农业和稻
作农业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传播影响到巴蜀地区，由此开启了四川或曰巴蜀地区农业文明悠久的
发展历程。
四川农业文明史源远流长，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繁荣期和平缓期。
个繁荣期是先秦的古蜀文明时期。此期的四川盆地尤其成都平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业，继新石
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以来经历长足发展，达到了上古区域文明的高峰，其集中代表即成都平原上的三星
堆—金沙遗址及其大量精美绝伦的金器、铜器、玉器等，号称20世纪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无疑也是
上古世界灿烂的青铜文明之一。
紧随其后的第二个繁荣期是秦汉时期。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之后，一方面用几十年平息了动荡，重
建并稳定了统治秩序；一方面抓紧陆续开展大规模建设，包括在成都、郫、临邛和江州等地大兴土木兴建
城垣，大规模进行修筑蜀道、五尺道等交通建设，尤其是在巴蜀地区普遍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其典型即举
世闻名的都江堰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都江堰大型水利体系的兴建，使得成都平原及其周边浅丘地区至迟
在汉代就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促进了古代农耕文明的极大发展和繁荣。
第三个繁荣期是隋唐五代两宋时期。隋唐巴蜀地区农耕文明继魏晋南北朝动荡分裂的低谷之后，在大
一统格局下重新走向复兴，并在入唐以后长期较为安稳的社会环境中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趋于繁荣。
唐代巴蜀大兴水利，不仅旧有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灌溉体系得到修缮和进一步的提升扩展，而且增加了若
干新的水利设施，以至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享有“人富粟多”“土腴谷羡”之誉，史称“扬一益
二”，这是盆地西部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明证。到宋代，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更上层楼，人口
迅速增加，到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越过千万大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耕文明时代区域经济
社会的空前昌盛。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巴蜀农业尤其是农田水利事业继续发展。由于岁修制度进一步完
善，影响整个川西平原以至周邻浅丘地区的大型综合性水利都江堰工程体系，不仅功能继续维持，而且效
益提升，农业经济迅速高涨。农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
除了以上三个繁荣期外，魏晋南北朝和元明清时期是巴蜀农耕文明的低谷或平缓期。但即使处于相对
低缓时期，巴蜀作为重要农业区，仍然在全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影响。即使在遭受严重的天灾人祸之后，
农业和整个农耕文明仍然循曲折的路径顽强地恢复发展起来，在全国格局中基本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关中、蜀中等几个地方号称“天府”，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桂冠，但中古以后终只
有巴蜀地区保留了这一美誉，并非偶然。由此提示我们，古代四川或曰巴蜀的农业和农耕文明，无论从区
域还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着眼，都是极有学术意义的研究课题。
李钊博士的《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一书，正是这一研究领域中颇为厚重的成果之一；
而从区域农业与社会的互动展开探索，亦正好切中农耕文明研究的特质，可谓非常有学术意义的视角。李
钊硕士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有渊源，师从著名隋唐史和经济史研究学者谢元鲁先生。在其
考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建议他将隋唐史和巴蜀文化相结合，探究唐代巴蜀
经济文化的地域特质及其自身演变的内在机理，后形成了《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这一博
士学位论文选题。该选题立足于巴蜀农耕文明第三个繁荣期的上升阶段——唐代，探究其农业发展与社会
变迁的内在关系，颇具学术价值和史鉴意义。
在以农立国的我国传统社会，农业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由于自然地理环境
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国家统一的农业政策和近乎相同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的农业生产区并不必然
形成等同的农业发展水平，这就造成了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和社会变迁虽然总体上呈现出共时性，但区
域发展却颇为不平衡的显著特征。有唐一代，从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来看，除却统一的农业政策和近乎相
同的农业生产技术，四川地区农业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无法与地理范围更为广阔、人口数量更为众多
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两大区域相比，但四川地区却能发展成为与上述两大区域并列的全国三大农业
生产区之一，并成为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后方和“王业之基”。探讨这一引人瞩目的历史表象及其
原因，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问题的关注，见于一些通史、
断代史论著和农业史专论以及巴蜀区域史研究之中，虽然能够反映出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概貌，但还
不能准确地说明此期四川农业自身发展演变及其促进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所折射出的内在合理性。唯有
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才能从理性和史实层面阐释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
相统一的辩证命题。
另外，课题的选择具有学术和时代意义上的双重价值。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必须着力解决好中西部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中西部地域构成中，成渝两地是西部尤其大西南区域
发展的龙头所在。2020年初，国家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列为继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
之后第四个区域经济增长极，以此引领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拓展全国经济增长新空间。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作为“第四极”与其他三个区域增长极相比，在经济总量占比、科技创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程度
等方面，都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从历史中，尤其是从农业发展对于促进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汲取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历史上的借鉴、学术上的支持和
理论上的思考。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以“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为个案，试图从历史视角来
分析我国传统社会区域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演变机理，既具有学术创新的典型意义，也可以较为系统地
总结有关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完成上述历史使命提供参考。
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首先从农业物质生
产资源、劳动力资源、农业生产技术资源三个层面，着力解析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
以唐代时人及后世文献不吝笔墨广为记载的“扬一益二”“别籍异财”“俗好娱乐”以及“和同为一家”等
唐代四川地区特有的历史现象为例，从社会经济结构、家庭组织结构、社会生活及民族交融等诸领域，全
面考察了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双重互动下所折射出的内在合理性。
李钊随我就学四年，身荷在职攻读学位的双重压力，但始终保持坚定的向学之志、强烈的问题意识和
饱满的职业热忱，学业、工作两不误，可谓天道酬勤。作为西华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的系主任，他工作繁
忙，与同事一道兢兢业业，辛勤教书育人，历年已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输送了近百名
硕士、博士生，桃李丰硕，敬业与奉献精神令人感佩。
《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由李钊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通观全书，
其主要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其基本论证体系既有精心设计、严密周延的逻辑脉络，也大体合乎研究
对象的社会历史实际，成绩可喜。本书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唐代四川地区农业研究的不足，为
考察我国传统社会区域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提供一个有新意的学术个案，同时亦可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思考。当然，学术没有止境，书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若干不足，尚祈读者批评指
正。
彭邦本
2021年6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绪?论
节?问题的提出与学界研究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一）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的起点
社会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变迁态势之中，变迁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美国社会学家莫
尔（Wilbert.E.Moore）说：“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或大或小的变迁。”可以说，
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因此，有学者指出，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任
何学术研究无论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都不可能规避这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他经常被引
用的命题中亦指明了这一点，即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史蒂文·瓦戈在其代表性
著作《社会变迁》一书中对社会变迁的内涵进行了着重解读，他认为，无论在何处，变迁都已成为人们注
意的中心，而且人们相信变迁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与不可消除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技术变迁、人
口变迁、快速的生态变迁以及有经济、政治模式在内的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变迁。正是
基于这样的考虑，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将他们自身的学术规范带入了社会变迁的研究范畴中，提出了多
种关于社会变迁概念表述的观点。史蒂文·瓦戈列举了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如汉斯·格兹认为，社会
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模式网络，社会变迁是指一段时间内，角色、制度或组成一个社会结构的秩序的出现、
发展和衰落方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莫里斯·金斯伯格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约翰·马西奥
尼斯将社会变迁归结为“文化和社会制度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转型”；贾德森·兰迪斯则认为，社会变迁
是指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功能运行中的变迁等。
较之西方，国内社会变迁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有：
于真认为“社会变迁的过程，从一个社会形态转到另一个社会形态，是全社会文化特质和人的社会本质发
生变化的全过程”；王其俊按照现代社会学的理解，认为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思想
文化生活现象的发展和变化，是一个包括众多内容的概念，既指不同社会形态的代替和发展，又指同一社
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台湾学者张玉法认为社会变迁“是由一个旧的安定、和谐的社会，转变到一个
新的安定、和谐而整合的社会，这期间会遇到内外环境的挑战。社会产生改变，由一种改变产生一连串的
改变，由于改变太多，产生社会的紧张与混乱，然后有一种新的方法稳定了改变后的社会秩序，变成一个
新的安定、和谐而整合的社会”；另一位中国台湾学者柳立言则指出，社会变迁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
与文化等诸领域的新变化之中，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变革期等。这些富有价值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社
会变迁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细细研读，不难看出，这些解释尽管讨论的角度各有不同，但都一致把社会变迁视作进行问题研究的
起点。综合学界中外学者的研究观点，本书认为，变迁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属性，只要有社会存在就会有变
迁现象的发生，变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的内容极其广泛，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等构成社会发展的各个系统，它既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表象特征
之一。由此，我们对于社会变迁的探究而言，根本问题就牵涉到：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
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哪些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变迁意义的特征？社会变迁以何种方式发生？其变迁的程度
和范围是什么？又有哪些因素促使了社会变迁？在这些因素中，哪个或哪些在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发挥了根
本性的作用？社会变迁的历史性与区域性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规律？我们应当如何在宽泛的社会系统中确
定研究单位？等等。
毫无疑问，在动态发展的社会变迁进程中，从其所涉及的宽泛领域内，如何判定变迁对社会发展的影
响，是件极其复杂的事情。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社会变迁总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借助某种或某
几种表现突出的社会现象表现出来。诚如王学典先生指出，为了确切地显示历史的变迁，必须将这种变迁
置于一定的时间和区域框架内予以考察，因为：“历史”与“时间”和“空间”便在这里发生了关联。因
此，考察社会变迁首先必须要借助衡量变迁的两个维度，即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二者对社会变迁在什么
地方发生、持续多长时间、哪些因素促使了社会变迁以及变迁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应等诸多问题提供了
基本的解释和考量。
就时间而言，李大钊先生认为“历史”一词本身就包含着社会变迁的内涵：“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
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
历史是社会的变革……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
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绝不是那生活的历史……历史的研究，即是明其变迁沿革的经过……历史学
就是研究社会变革的学问。”《中国通史论文选》开篇亦言：“历史的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
明了它的变化情形”，并强调可以从历史的分期中研究历史的变迁，“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
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王学典先生在其史学名著《史学引
论》一文中也指出：“‘历史’的本质就是‘变迁’和发展。”波兰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认为：“时
间不仅是变迁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变迁的核心和基本构成要素，任何统一的社会实体都不存在两个时间
上截然相同的状态。”
就区域空间而言，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迁总是呈现出共时性和区域性并行发展，但区域性特征更
为显著的特质。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把我国传统社会作为研究社会变迁的考察对象，那么，空间和时间对
于我们理解某一特定区域在某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变迁就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二）农业：我国传统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动力
确定了考量社会变迁的空间和时间两个基本维度之后，另一个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就牵涉到什么是
推动社会变迁的原动力这一核心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历史在发展嬗变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换句话说，历史发展就是诸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研究不仅要重视这
些诸多因素所产生的交互复杂的作用，而且还要注意，在这些诸多要素中，其中一个要素的变迁，往往会
催发另外一些要素，甚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变迁。那么，在众多要素中，哪个或哪些要素是推动或者促使社
会产生变迁的原始推动力呢？对此，西方学者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解释。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弗里曼认
为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帕森斯则运用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社会变迁；德国社会学家马克
斯·韦伯指出意识形态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则认为竞争既是社会变
迁的原因，也是其后果；美国学者史蒂文·瓦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技
术、竞争、冲突等诸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社会变迁的产生。在众多因素中，单独挑出一个“推动力”、
一个因素、一个解释，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形态加以判断和使用。
毫无疑问，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但究竟哪一种是基础的、初始的因素，认定起来却颇
为困难。所以，应当承认，上述这些对导致社会产生变迁的各种不同的因素相对重要性的见解都具有一定
合理性和可取性，但做出经典解释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
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
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
找”。王学典进一步将这一观点明确化：“从经济因素的作用中找到了对一切历史事件的终解释，在作用
于历史事件的所有因素中，强调经济因素是事变的后之因。”这种把某一社会形态在某一特定历史发展
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看作社会发展的助推器，进而利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去解析社会发
展的形态和演变轨迹的唯物史论，已经被多种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证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观察社会变迁的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因此，观察我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原动力问题，就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理论。而要借助这一科学方法论体系，重要的就是要立足于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然后从某一特
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更中予以考量。这种研究范式，实际上，前辈学者已经做出尝
试，并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见解。如蒙文通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人类社会始终处在不断向前发
展、向前运动的过程中。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运动的泉源，归根结底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秦以
来二千多年，我国历史上生产领域占主要地位的是农业生产。显然，蒙先生已经将我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原
始推动力归结为农业生产力。其后，李根蟠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我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业已证明，社会的存
在、文化的发展，都有赖于农业基础的稳固。如果农业衰落或中断了，文化和历史就难以为继。李伯重先
生则更为直接地点明：“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必须从农业发展中去探求。”
由此看来，关于我国传统社会变迁原动力问题的争论，学界尚有不同观点，但是认为农业是我国传统
社会变迁原动力的观点正日益受到支持。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把农业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来对
待，而忽略了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其自身所必然带有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多重价值。被大家所熟悉
的“农业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或者更进一步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及类似的表述就是
代表性的判断；另一种讨论社会变迁的观点认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
一是周期性的治乱兴衰；其二是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其三是传统社会转型，它与周期性的治乱
兴衰相交叉，变化更为复杂与深刻”。给出这种解释的理由至少是把我国传统农业看作是一种生产方式长
期没有变动，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这两种关于农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变迁中所扮
演的角色和历史作用的认识反过来又影响到我们对促使我国传统社会发生变迁的深层因素的考察和理解。
而实际上，农业是我国历史发展所呈现的基本现象之一，是自然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统一，为社会发
展提供重要物资支撑的同时，也渗透在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变迁方向的速率与
性质。诚如许悼云先生所言：“中国人好像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过。进步和变革时有发生，
但是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应该说，从单纯学术意义上讲，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又是两个独立具有自我发展需求要素的不同系统。
因此，对二者学术考察的思维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我国传统社会的实际发展历程又证明了二者互为因果，
相互融合：农业发展是我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原始推动力，同时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又深刻影响着农业发
展的方向、程度和方式。可以说，农业发展为社会变迁创造条件，社会变迁又为农业发展提供政策调整、
生产资源的优化组合、劳动力资源的支撑及科学技术的智力支持等，而总趋势则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即社会变迁是农业发展所结之果。这是因为：在以农业立国的我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经
济发展的主体，农业不仅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收成的好坏往往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否，甚至
对王权的兴衰更替在某种程度上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历代王朝统治集团将追求政权的稳固与
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终极目标，并在具体的政权运作过程中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民族、外交等诸领域相应的政策或法令作为常备性的国家治理手段之外，那么，毫无疑问，
如何推动农业发展，使民安居乐业，从而稳固国家政权，便是他们从建立政权伊始就要考虑，且贯穿政权
存在始终的无法规避的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周礼·燧人》所倡导的“凡治野……以土宜教氓稼穑……
以时器劝氓”的治国理念向他们开启了一个治国方略；《管子·治国》篇所推崇的“民事农则田垦，田垦
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治国逻辑则向
他们传授了一个国家治理的“公式”或者说是“定理”。此后，这种依靠发展农业稳固国家政权的治国理
念又经吕不韦、贾谊以及生活在各自时代的统治集团不断地注入和补充重农思想，逐渐汇集成一条日臻完
善的治理国家和寻求社会稳定的公理。发展农业，不仅仅是稳固国家政权的手段和关键所在，而且也是他
们践行唐虞之道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在治理国家的具体过程中，他们将抽象的王道、帝道落实为
具体的农业发展方略，并由此推拓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传统社会变迁的方式、
程度和范畴。
由此看来，农业是我国整个传统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总根源。我国传统社会“只有在其本身农业保持长
盛不衰，或者能够从外部取得农产品可靠供应时，其文化和历史才能持续发展”。农业发展体现了社会复
杂化程度和社会形态演进的水平，是社会变迁的外在表现形式。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所结合的黏度以及由
此而表现出的历史演变的复杂程度均为世界所罕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业发展史即是我国传
统社会的发展“剪影”。
综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农业是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能动作用的复杂产物，集中反映了人类利
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并通过一定的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组织实行社会管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
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
作用，而是复杂的双向关系。概而言之，农业既是推动我国传统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动力，也是传统社会变
迁的结果。所以，忽略农业这个意义深远的特质，就等于没有看到我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实质所在，历史的
逻辑往往如此！因此，农业研究，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我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础。
（三）土富人繁：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矛盾运动的历史写照
既然农业是推动我国传统社会产生变迁的原动力，那么我们若要从空间和时间这两个考量社会变迁的
基本维度上来讨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双向互动问题，就必须需要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确定一个研
究样本予以详细解读。但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时期农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不
仅一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呈现出波动性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
进程中，尽管社会性质和政治意义上的上层建筑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国家统一的农业政策和近乎
相同的农业生产技术受限于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在不同的农业生产区并不必然形成完全等同的
农业发展水平。这就造成了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虽然总体呈现共时性的特点，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更为
明显，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变迁的内容、程度与方式亦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因此，研究我国传统社会
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双重互动关系的重点任务，就落在了区域农业发展的问题上。另外，在我国传统社会
农业发展史上，也应当说是我国古代史发展的一个重大关键问题，是农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在魏晋南北朝
之后，由北向南、由黄河流域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那幅更为壮阔的历史图像。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区
域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双重互动关系，抽取哪一时间段、哪一区域作为研究样本就必须根据历史时期该
区域农业发展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促进社会变迁所起到的典型作用而定。
四川地区西邻青藏高原，北拥秦巴山地，东据长江三峡，南依云贵高原。历史时期，因其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高度发展的农业而对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从地理位置因素上分析，童恩正
先生有着精彩的论述：
四川所处的环境也是很有特点的：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指中国
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
方向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游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
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就使四川自古就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童先生认为，四川地处黄河与长江两大文明的交汇处，同时又是青藏高原游牧文明与平原农耕文明的
交融地带，呈现出独特的农耕亚文化气质，注定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一观点已
得到四川区域自身发展史实和学界研究成果的双重证实。
其次，从农业高度发展的作用上看，清人顾祖禹则以史家的眼光予以了详细解读：
成都府山川重阻，地大而要。战国时，司马错说秦惠王伐蜀曰：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
富民缮兵。诸葛武侯亦云：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是也。自秦取蜀，因蜀攻楚，楚繇以亡。汉
高资巴蜀之力，战胜荥阳、成皋间，卒有天下。故取天下之规，常在巴蜀。公孙述之据蜀也，北连秦陇，
东逼荆州，号为盛强。诸葛武侯用巴蜀，北出秦川，魏人骚动。晋季雄窃成都，亦能北收汉中，东取夔峡，
南并宁州。是故蜀之险，弱则足以自固，强则足以伐人。晋人借之以并吴，隋人资之以亡陈。唐亦繇此以
平萧铣，其与秦之攻楚同一揆也。王建之据蜀，号为完固，孟氏因其辙，亦足以自守。元末，明玉珍有蜀。
在顾氏看来，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凭借高度发展的农业以及“山川重阻”的自然地理特点，“弱则足以
自固，强则足以伐人”，在为促进国家统一做出重要历史贡献的同时，也成为地方割据政权成就霸业的理
想之地。顾氏这一观点亦可在其他文献记载和征引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和诠释。来自正史类的记载则强调了
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农业发展在国家统一之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作的历史贡献，如《汉书》卷1《高帝
纪》载：
高祖二年（前205）六月，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宋人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汉纪卷》、元人马端临编著《文献通考·国用考·赈恤》时都对该条史
料未做任何修改，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代史学家司马光、马端临已经用史学的理念高度认可了四川地区农业
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现代论者经过深入研究，又进一步认为，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四川农业区，
自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由秦移民至巴蜀之后直至元代，发展水平一直居于我国领先
地位，是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域，是我国开发西南边疆、促进国家统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地。
再次，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是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发展高峰。有唐一代（公元618年—907年），经过
四川人民的辛勤开发与经营，四川地区农业迎来了新的突破与发展，突出表现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农产区的扩展、农作物种类的增加以及水稻产量的显著提高等方面，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如冀朝鼎先
生认为，四川地区在战国兴修水利1项，汉及魏晋南北朝未见文献记载，而唐代则增至15项；李敬洵先
生则认为唐代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至少是18项。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该地区灌溉发达，改善了农业
生产条件，为显著的成果就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产量的提高。尽管目前现有资料还无法给出唐代四川
地区耕地面积的具体数目，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参考数据，但诸多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农产区从
平原走向盆地中部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即是耕地面积扩大的有力证据。至于农产量，据蒙文通先生的研究，
唐代成都平原水稻亩产量是汉代的两倍之多。中唐以后，四川地区成为全国农业发展速度快，同时也是
稳定的农业区。因此，学界在评述这一现象时，一般将其归位于经济范畴而有与黄河流域、长江下游流
域并称的全国三大基本经济区说，以及与江淮流域并列的全国经济为发达的两个地区说两种观点。之所
以做出这样的学术判断，主要是基于唐代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的基本史实及其对我国历史发展进程所作
出的突出历史贡献的考量。
农业的高度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唐代四川在促进国家统一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职能。隋炀帝大业十三
年（617年）二月，李渊太原起兵，进军长安之后，适逢“东都米斗三钱，人饿死者十二三”。在这种情况
下，为了及时充实起兵之后的军备物资保障，是年十二月，李渊立即“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袞徇
巴、蜀”。之所以做出这样迅速的决策，应是基于关中对于巴蜀地区粮食供应依赖性的考虑。这也反映了
唐初统治集团是把控制四川地区作为进行统一战争的首要基地来看待的。宋人王钦若《册府元龟》卷486
《邦计部·迁徙》载：
唐高祖初为唐王下令曰：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今岷嶓款服，蜀汉沃饶，闾
里富于猗陶，菽粟同于水火。曩者储蓄，徵敛实繁，帑藏犹殷，宜垂拯济。木牛流马，非可转输……下官
部领，就食剑南诸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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