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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事：花笺信札及其他》
1、著名文化学者薛冰积四十年收藏、研究之力，解读文人士大夫的花笺信札文化；《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姊妹篇。
笺纸，指一种精美的小幅纸张，供文人墨客写信或题诗之用，俗称信笺、诗笺。有的笺纸上印以汉瓦周壶或铭文，还有的以各种色彩印制山水花鸟等，因此又有花笺、彩笺、锦笺之美誉。自古以来，花笺就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无论是花笺的图案、制作工艺，都发展出雅致多彩的不同品种。本书简述笺纸、书札以至信封的前世今生，上溯渊源，下追变异，是一部关于书札、花笺系统准确的追源析流之作。
2、一本小书，打开一个笺纸的世界；追源析流，精准破译笺纸艺术的文化密码。
本书是一部关于传统笺纸文化的精致小书。文人骚客在笺纸尺牍上一展墨书，或写信，或赠言，或致谢，或贺年，或唱和，或邀宴。更有慕古贤雅意，自制信笺以寄赠友好者，笺纸尺牍因此成为高人雅士之间性情与爱癖、友情与品味的见证，如吴大澂、傅抱石、沙馥、郑逸梅、钱绍武、顾贶予、傅申······。作者对花笺信札分门别类，列举大量实例予以介绍，以笺纸尺牍窥视中国典雅的传统文化及其时代变迁。与笺札相关的杂纸（如旧时手写发票、印拓等），亦不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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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笺事：花笺信札及其他》
近年来，纸品收藏日趋兴盛，花笺、书札是其中的重点，其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都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影印名家书札、花笺图案的出版物不胜枚举，但系统准确的追源析流之作，仍不多见。本书简述笺纸、书札以至信封的前世今生，上溯渊源，下追变异，并以实物为例，对于近代以来的书信载体，分门别类予以介绍，希望对于晚清江南花笺与文人制笺，能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其中对现当代书信及其载体的衍生变化的分析，也能对收藏者有所启发。花笺、信札这一收藏专题，遂成为窥探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新窗口。得闲时手持一纸，品评揣摩，个中滋味，如鱼饮水。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是著名文化学者、藏书家薛冰先生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
全书分为稿本、传统出版、现代出版、装订、版权、装帧和书外之物七辑，囊括368张珍贵的藏书影像，69篇文辞优美的版本杂谈，清晰梳理中国近现代版本常识，提供众多丰富的历史文化细节。
书中列举出大量实例，其目的并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做鉴赏或评价，也无意于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说清近现代时期大致产生了哪些版本形态，各有什么特征，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在鉴赏、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也提供一些参考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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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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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冰，著名文化学者，原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现任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地方志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小说《城》《盛世华年》，书话集《旧书笔谭》《拾叶集》《古稀集》《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文化随笔集《家住六朝烟水间》《饥不择食》《漂泊在故乡》《拈花意》，专著《南京城市史》《格致南京》《读南京》等五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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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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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事：花笺信札及其他》
目录
辑
一 花笺光华／ 001
二 尺牍留真／ 025
三 封缄故事／ 047
第二辑
一 零落江南的晚清花笺／ 071
二 画人文士的闲情逸趣／ 097
三 诗笺唱和见世情／ 113
四 现代笺纸与新制花笺／ 129
五 名纸、拜帖与贺卡／ 161
六 明信片与请柬／ 185
七 杂纸小品／ 201
后记／ 221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
辑 稿本
第二辑 传统出版
第三辑 现代出版
第四辑 装订
第五辑 版权
第六辑 装帧
第七辑 书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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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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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事：花笺信札及其他》
序
淘书年久，养成了个无奈的习惯，见到有字的纸片，都要伸过头去多看一眼——居然也就时有幸遇，诚应了古人的旧话，道是“十步之泽，必有香草”。
记得是一九九六年的初夏，在南京朝天宫的一家小古玩铺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晚清书札，大多是凌乱散页，少量粘贴在苏州观前街利苏印书社一九二八年排印《木渎小志》的宣纸书页上，据店主说，是从苏州旧家流至南京的。随手粗略翻检，计有三百余帧，多系彩纸花笺，图案达一百余种，不觉心勃勃动，视为奇遇。昔年读《鲁迅书简》和《西谛书话》，对于二位前辈苦心搜求旧笺样编印《北平笺谱》的艰辛，深有感触，既得见此，自不会放过。不无遗憾的是，在我见到之前，已有一位年轻人买去一部分，说是送给他在苏州木渎的外公，后来流入上海一位藏家手中。所以这批信笺中，有些已成零页，内容不完整了。
收藏就是这么一回事，藏品达到一定规模，兴趣就会成倍增长。当然，文人搞收藏，与富家翁搞收藏，那气度是不一样的。文人们少有在拍卖场上一掷千万的雄姿，却偏爱沙里淘金、集腋成裘的过程，相信一个缘字，守持着随遇而安的心态，享受的是闲时手持一纸，品评揣摩。个中滋味，如鱼饮水。
文人收藏重要的特征，是不满足于藏品的获得与鉴赏，而孜孜于文化内涵的探求。这一探之下，尤令我欣喜，因为我所定居的南京，竟与花笺有着特别的缘分。一则见于史籍的花笺使用，很可能肇始于南京，再则被视为花笺之作的两部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都诞生于南京。
花笺这一专题，遂成为我研究南京城市文化、探索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新窗口。
鲁迅先生将《十竹斋笺谱》和清末民初的北平花笺视为可贵的民族文化瑰宝，唯恐其消沉，不惜耗费大量精力与财力促其“复活”“回生”。他和郑振铎先生苦心经营的这两种笺谱，当时即成为文人学士喜爱与收藏的对象，而今更是珍如拱璧。然而，正如郑振铎先生所指出，《北平笺谱》中所收集的，多为坊肆之作，至于“诸文士私用之笺纸，每多设计奇诡，绘刻精丽”，因为搜求不易，只能俟以来日。而同在晚清，江南坊肆尤其是文人画士的私用花笺，不乏佳制，亦期待着有人搜集整理。
另一方面，花笺曾是中国书札的重要载体，花笺收藏与书札收藏难以截然区分，花笺研究与书札研究固可兼而为之。书札因涉保密，寄发必用封缄，而既往封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形式，纵览其演变历史，亦是一项值得做的工作。
本书辑的三篇文章，简述笺纸、书札与信封的前世今生，溯渊源，析变异，是我的些许心得。
在传统花笺生产衰落以后，中国的书信文化并没有随之消亡，而是凭借新的载体，焕发辉光。今天收藏者接触较多的，正是繁复多样的现当代书札。以现代机制纸书写的信件，同样在拍卖会上屡创佳绩。亦如藏书不能局限于雕版印刷，书札收藏显然也不应止步于花笺。然而，除了名家书信或有人出版研究之外，对于书信载体的现代流衍，同样少有人归纳梳理。
本书第二辑的七篇文章，即以实物为例，将近代以来的书札载体，分门别类予以介绍。于晚清江南坊肆花笺及文人制笺，或可窥此一斑而知全貌。现当代书札与相类纸品衍生变化的析解，也会对收藏者有所启发。
旧时纯粹出于欣赏与珍爱的收藏家，今天已经很少。对物的占有、对钱的崇拜，都使收藏中的投资成分日甚一日。即此而言，书札收藏蜕化为名家书札收藏也就不足为奇。如学者书札为当世所重，其人、其文、其字俱臻佳境者，尤为难得。名家书札固有其特殊意义，然而实物不可多得，除了不算少见的代笔情况外，且不断有人伪造古今名家书札以牟利。附庸风雅之人，往往落入圈套。财力雄厚者能在拍卖场上奋勇一搏，固是快事，但对于更多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不妨另辟蹊径，在个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得到收藏的乐趣。
即如集邮有专题集邮，收藏书札亦可有专题。这专题可以预先设定，如专收某一类人所写的书札，或专收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某一内容的书札。这就需要长期坚守的耐心和韧性。当然，根据自己的便利条件设定专题，较易见成效。我在杂志社做编辑时，就保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学者、作家来信。不过我生性疏懒，从未刻意搜求，对于当代文人，即有交往，亦不曾专门写了信去，以图换取对方的回信。
更多的时候，则是顺应机缘，尤其是碰上成批流出的书信，总以尽量完整收下为好，不应只选名家而轻弃其余。这些年里，我收到过民国年间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校务函件，抗战期间南京同仁堂与北京总号的往来信件，一九四九年春普丰面粉公司南京总公司致青岛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复写信稿，江苏医学院推荐、聘用教授的往来函件等，以及数十个家庭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家书。平民百姓的家书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时间持续越长，文献价值就越高。这每一批信件，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也即文人收藏所注重的人文内涵，都可以形成一个颇富意趣的小专题。
清人洪亮吉曾将藏书家析为数等，以“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者为收藏家，这一标准似也可移用于书札和纸品收藏。
感谢出版社提供这个平台，让我可以用这一本小书的形式，对书信文化与书札类纸品收藏，做一回系统梳理，与朋友们分享。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序
文 / 薛冰
十年藏书热，故纸赛黄金。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奋身投入藏书大潮，上九天，下五洋，淘书觅纸。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高潮的兴起，古旧书潜在的经济价值浮出水面，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其收藏地位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历史上前三次收藏高潮不同，这一次的收藏主体，不再是皇室官僚，也不仅是专家学者，而更多的是平头百姓。民间收藏的蓬勃兴盛，预示着收藏活动正在由小众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引见中国收藏的前景，将是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
就藏书领域而言，现在的藏书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方面，原先的爱书人，因为所选对象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激起更大的收藏热情；另一方面，书价连年大幅攀升的趋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包括企业财团，时出大手笔；再一方面，一些初涉收藏圈的新手，以为旧书易得，投入不高，赝品尤少，也就放心地由此入门。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古旧书市场上，真是什么书都有人去买、什么价都有人敢出。
图书收藏，与其他收藏领域一样，在摸索下海的阶段，有盲目性自是在所难免。有的人跟着兴趣走，有的人跟着市场走，有的人跟着传媒走，有的人跟着感觉走，只要能够自得其乐，也就无可非议。不过，一个人倘若真正有志在藏书领域中大显身手，那就或迟或早，总会去叩版本学的大门。
版本学这门学问，并不玄虚，简单地说，就是弄清世界上大致有些什么图书，它们各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在出版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并从中探究其特点与规律，以求对图书版本给予正确评价。由此自然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某些书令人喜爱，某些书却让人不屑一顾；为什么有的书迟早会成为藏界的宠儿，有的书却永远难登大雅之堂。
传统的版本学，都是从图书的“人之初”开始说起，重点在宋、元，而延及明、清，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往往以“衰退”二字一笔带过。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即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然而，今天的读者与藏书者有可能接触到的古旧书，基本上是近现代出版物。就是在拍卖场上，近现代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且多有不俗的表现。当代的民间藏书活动，迫切需要的，就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正统版本学，恰恰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研究上，几乎是空白。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固然有理论必然后于实践的因素，但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可能是更深层的因素。有的人误以为只有古籍才谈得上版本问题，版本学就是以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的；有的人则认定近现代是中国图书版本的“衰退”时期，乏善可陈，自不足论。
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图书出版在近现代的“衰退”，只是一个基于雕版印刷技术的简单判断，并不符合出版史的实际。恰恰相反，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此后一百余年，是中国图书出版品种为丰富、数量空前增加的时期，也是版本形态变化为繁复、进步为迅速的时期。
然而，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讨论，多仍局限于具体与微观的角度，除了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版本》外，至今尚未见有人对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作宏观、系统、全面、规范的研究，未见有够分量的近现代图书版本论著问世，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
有鉴于此，笔者才不揣浅陋，下决心来撰写这一本讨论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的小书。
近现代一百年，是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中国的出版业，同样也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西方现代印刷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与新技术有一段并存的时期，但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急剧衰退，终至完全退出出版产业。照相石印和铅字排印成为中国图书出版印制的主流，西式的平装和精装也取代了传统的线装形式。这一变化对于中国文化启蒙、思想进步、社会发展的意义，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范畴，这里只强调一点，即图书版本形式的变化，是社会文明变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无视这种变化，轻视这种变化，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时，这一阶段中不断革新的制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的图书装帧艺术，不断完善的版权保护办法，帮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图书版本形态。只要看一看本书的目录，就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一百花齐放图景的轮廓。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脑激光照排技术的普及与提高，印刷技艺又渐趋统一。出版史上这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暂时告一段落。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梳理这一切，都是相当严峻的课题。至于普通的读者和收藏者，面对这些问题，自然会有更大的困惑。
所以，本书试图还版本学以实践学问的本相，希望它能成为一种普及性的具有直接参考意义的工具书，当然，也希望它能成为近现代图书版本学建设的一方引玉之砖、铺路之石。
在这本小书中，笔者尝试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虽然书中列举出大量实例，其目的并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做鉴赏或评价，也无意于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说清楚近现代时期，大致产生了哪些版本形态，各有什么特征，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在鉴赏、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朋友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也提供一些参照的样本。
读书做学问需要了解版本，收藏图书同样需要了解版本，两者既有共通之处，各自的侧重点也有不同。本书虽侧重于图书的外在形式，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不涉及图书内容与评价，以及著作者生平、出版者情况、流传与收藏等书前书后的故事。叙述的顺序，则大体依照图书生产的客观过程，即成稿、制版、印刷、装订、版权、装帧，后是“书外之物”，据此分为七辑。凡前人论述较多的方面从简，反之则尽可能详备。
笔者不是版本学专家，写作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探索的过程。
首先，由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形态的丰富，远超出了传统版本学的旧有范畴，不但对原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时有突破，也必然需要引入一批新的名词术语。好在版本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原本就是从图书存在与发展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故而笔者可以借助于约定俗成的概念，并试图对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较规范的界定。至于这些概念的选择是否合适，阐释是否准确，都有待书友，尤其是专家的评判。
其次，笔者由所知所见的近现代出版物出发，分类归并，梳出头绪，理顺脉络，从而确定篇目，这一结构框架是否能够完整、科学地体现近现代出版的全景，也有待检验。
第三，所论及的每一种版本形态，主要从寒舍所藏中提供具体的图书样本，所以未必就是典型的例证。
不过，本书毕竟源出于笔者淘书、读书三十年经验，对于在版本学实践中，哪些地方会发生疑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可以说比较了解。因此，无论这本书在理论上如何生涩，对于爱书、藏书的读者，或许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笺事：花笺信札及其他》
辑
一 花笺光华
笺的本意，指狭而小的竹片。在纸张出现之前，人们以竹简作为书写载体，遇到需要标识的地方，就用这种小竹笺系在简策上，以后被借指一种精美的小幅纸张，供文人墨客写信或题诗之用，俗称信笺、诗笺。由于笺纸多印制精美，又有花笺、彩笺、锦笺之美誉。本书旨在介绍书札的收藏与欣赏，所以先从古代书信富于特色的载体——花笺说起。
花笺很可能肇始于南朝。南朝文学家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曾提到以“河北胶东之纸”制作的“五色花笺”。梁江洪有《为传建康咏红笺诗》：“杂彩何足奇，唯红偏作可。灼烁类蕖开，轻明似霞破。镂质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且传别离心，复是相思里。不值情牵人，岂识风流座。”于彩笺中尤推重红笺。《南史·后主纪》载，陈后主君臣宴会，先命张丽华等八妃嫔“襞彩笺制五言诗”。只是没有实物可供验证。也有人认为笺纸的出现可能早到东晋，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桓玄伪事》曰：玄令平淮作青赤缥桃花纸。又石季龙写诏用五色纸。盖笺纸之制也，此疑其起也。”桓玄是东晋后期将领，篡晋自立，石季龙是十六国后赵皇帝，更早于桓玄几十年。不过当时尚没有花笺之名。
到唐代，花笺已在诗人墨客中流行。“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欧阳询），“应笑病来惭满愿，花笺好作断肠文”（皮日休），“金屋瑶筐开宝胜，花笺彩笔颂春椒”（崔日用），“花笺制叶寄郎边，的的寻鱼为妾传”（晁采），《全唐诗》中涉及花笺的诗句甚多。近人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花笺：“至唐始粲然大备，段成式自制云蓝纸以赠温飞卿。韦陟以五彩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李峤咏纸诗：‘云飞锦绮落，花发缥红披。’杨巨源酬崔驸马惠笺诗：‘浮碧空从天上得，殷红应自日边来。’皆是唐人尚杂色彩笺之证。”
唐代女诗人薛涛晚年隐居成都浣花溪畔，溪水宜造纸，当地人多以此为业。薛涛因喜写小诗，嫌市间笺纸面幅过大，又生性爱红，乃请工匠专门制作“深红小彩笺”，“裁书共吟，献酬贤杰”，遂风行一时，流传后世，人称“薛涛笺”。（图? 成都望江楼公园雕印薛涛笺）薛涛所制深红彩笺，为人所喜，传说纷纭，后世仿制不断。五代十国时的前蜀皇帝王衍，曾以霞光笺赏赐臣下，后人以为即薛涛笺一类。南宋范成大也颇爱并看重这种红笺，但因它是用胭脂染色，虽然靡丽，却难以持久，尤其经过梅雨季节的湿热，便“色败萎黄”，使范公引为恨事。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薛涛“好制松花小笺”，或者就因为所见是这种褪了色的薛涛笺。至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指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恐怕未必是唐代的本事了。
彩笺之外，还有一种鱼子笺。陆龟蒙、皮日休都有谢人赠鱼笺诗，形容它“捣成霜粒细鳞鳞”“指下冰蚕子欲飞”，大约是白纸经砑压而形成鱼子纹。北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记载，“又以绢布，先以面浆胶令劲，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鱼卵笺”，或者就是用这浆硬的绢布作为砑板。王稼句先生《看书琐记二集》中有一篇《苏州粉笺美如花》，记唐、宋花笺掌故甚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读。
宋人米芾《评纸帖》中，赞扬“纸细无如川纸”。元人费著专门写了一部《蜀笺谱》，说到蜀中的笺纸名目，“有玉板，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所用原料各不相同。笺纸“以人得名”的，除薛涛笺之外，还有谢公笺，为黄庭坚的岳父谢景初所创制，“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其实唐人韩浦已有诗写道“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看来谢氏“十色笺”当是有所本的。一九八〇年成都望江楼公园曾雕印《薛涛笺》函一种，多取花鸟图案。（图?成都望江楼公园制《薛涛笺》函）近年西泠印社印制有《十色薛涛笺》。
与米芾同时代的苏轼、黄庭坚、梅尧臣、陈师道等人诗集中，多有向人索纸、谢人赠笺之作，足见讲究诗笺成为文人时尚。而笺纸名色，又有碧云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等。周邦彦词中有句“更花管云笺，犹写寄情旧曲”，后人释为云状花纹的笺纸。不过这种种印花，很可能并非色印，而是砑印。宋陶穀《清异录》中记载：“姚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板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姚是五代时长安人，历事后梁、后唐、后晋三朝，居官碌碌无为，而子侄辈乃有财力为此新奇。砑花之法，是先在木版上雕出阴线图案，覆以薄而韧的彩色笺纸，然后以木棍或石蜡在纸背磨砑，使纸上产生凸出花纹。砑纸版用沉香木，取其坚硬，不易变形。
这种砑花之法，实为后世拱花工艺的先声，而且直到晚清仍有应用。
元代流行的蜀笺，还有百韵笺，面幅较常见笺纸宽得多，“可以写诗百韵”，常见二百句，至少是一千字；青白笺，“背青面白”；“学士笺，长不满尺；小学士笺，又半之”。薛涛笺大约要算小巧的一种。蜀笺似都是单色彩笺，只有“仿姑苏杂色粉纸”的假苏笺，则“印金银花于上”。 明人屠隆《纸墨笔砚笺》中，也说到江南的绍兴在元代除生产彩色粉笺、蜡笺、黄笺、罗纹笺外，还有“花笺”。由此揣想，印花于笺之法，或先已流行于江南，方又传入四川。
总体而言，直到明代中叶，笺纸的制作还是比较朴素的。（图?朴素笺）爱别出心裁的文人，往往在笺纸形状上做文章，如屠隆在《游具笺》中提到的一种叶笺，取自苏州产的罗纹笺纸，以蜡板砑出树叶纹，再剪成树叶形状，红色的剪为枫叶，绿色的剪为蕉叶，黄色的剪为贝叶，旅游时忽发诗兴，便写在这种叶笺上，让它随风飘扬，逐水浮沉，以为雅事。万历年间，宫廷内使用的是“细密洒金五色粉笺”，市面上则出现了“印金五色花笺”，而以“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又有松江潭笺，“以荆川连纸，褙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屠隆认真记录下了造金银印花笺和松花笺的方法，想必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这些笺纸，虽然富丽华贵，却谈不上典雅俊逸，流行也不算广。
万历年间进士谢肇淛在《五杂俎》中，颇感慨“今世苦无佳纸”，“柬帖腐烂不必言，绵料白纸颇耐，然涩而滞笔。古人笺多砑光，取其不留也”。砑光，是用平滑的石头碾磨纸张，使其密实光亮，书写流畅。砑纸的工具不限于石，宋陶穀《清异录》中记载了一段南唐轶事：“舒雅才韵不在人下，以戏狎得韩熙载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纸，以简献于熙载云：海中有无心斑道人往诣门下，若书材糙涩逆意，可使道人训之，即证发光地菩萨。熙载喜受之。”这封短信，固是书札趣闻，更重要的是见证了古人砑纸以便书写的史实。谢氏认为薛涛笺较佳，“但价太高，寻常岂能多得”，高丽茧纸可用，比薛涛笺便宜，问题是“岁久则蛀”。至于当时流行的毛边纸，“稍湿即腐，稍藏即蠹”，是“纸中劣品”，但因为光滑宜书，价格又便宜，所以为世人所喜用。谢氏曾试用过一种改良的毛边纸，“是毛边之极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极紧滑，书不留手，甚觉可喜，但未知耐藏否耳”。如此斤斤计较于用纸的谢氏，倘能得见此后花笺发展的，不知会作何感想。
明人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首卷的序言中，对花笺的发展有一个简要的概括，说嘉靖、隆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清人缪荃孙在《云自在龛随笔》中引明末孙燕贻的话，也说万历二十九、三十年间（1601—1602），“多新安人贸易于白门，遂名笺简，加以藻绘。始而打蜡，继而揩花，再而五彩，此家欲穷工极妍，他户即争奇竞巧，互相角胜，则花卉鸟兽，又进而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纬、服物、彩章，以及鼎彝珍玩，穷极荒唐幽怪，无不搜剔殆尽，以为新奇，月异而岁不同，无非炫耳目以求售”。
徽州出版商在南京开打的一场“花笺市场争夺战”，促成了天启、崇祯年间的花笺“愈盛”，其标志就是两部集大成的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的问世。
《萝轩变古笺谱》是我国现存早的一部笺谱，由江宁人吴发祥在天启六年（1626）于南京刊成。（图?萝轩笺）
以萝轩为号的吴发祥，住在南京南郊牛首山下秦淮河畔，活到八十岁以上，是位博学长者。据颜继祖《笺谱小引》所述，笺谱的绘、刻、印，均出于吴发祥之手，他“刻意标新，颛精集雅。删诗而作绘事，点缀生情，触景而摹简端，雕镂极巧。尺幅尽月露风云之态，连篇备禽虫花卉之名。大如楼阁关津，万千难穷其气象，细至盘盂剑佩，毫发倍见其精神。少许丹青，尽是匠心锦绣，若干曲折，却非依样葫芦”，所以这部笺谱“固翰苑之奇观，实文房之至宝”。然而，当年作者或乏于财力，印制不多，身居郊野，流传有限，故从未见于前人著录。如今全谱仅存孤本，珍藏于上海博物馆，残本亦只日本藏有半部。
《萝轩变古笺谱》分上下二册，版心框高二百一十毫米，宽一百四十五毫米，白口，四周单阑。上册存四十九叶，计颜继祖《笺谱小引》三叶、目录一叶，画诗十叶、筠篮六叶、飞白四叶、博物四叶、折赠六叶、琱玉六叶、斗草八叶、杂稿一叶；下册存四十五叶，计目录一叶，选石六叶、遗赠四叶、仙灵四叶、代步四叶、搜奇十二叶、龙种四叶半、择栖五叶半、杂稿四叶。有人猜测笺谱的原貌或是一百叶。其画面取材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此前洒金印花的单调，而且针对旧笺“支离入俗”之弊，力求符合文人墨客的逸情雅致。吴发祥在为笺谱命名时，特别突出了“变古”，明确提出“我辈无趋今而畔古，亦不必是古而非今。今所有余，雕琢期返于朴，古所不足，神明总存乎人”，敢于在继承传统“神明”的同时，对“古所不足”有所弥补。具体而言，就是摒弃前人的“藻绘争工”，以清新淡雅的象征手法来表现内蕴丰厚的典故。如以一只装载书画的小船，暗喻米芾的酷嗜书画、行止不离。民间工艺中早有以八仙所持之物代人的“暗八仙”，吴发祥的“变古”可谓异曲同工。
《萝轩变古笺谱》重要的贡献，则是在花笺制作工艺上，彩色套印的“饾版”和具有“凹凸”效果的“拱花”两种技法的运用。
饾版是彩印版画技艺中的一大飞跃（图?萝轩饾版笺），也是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世界上早的套版彩印技术。早期的彩印版画，如《程氏墨苑》，是在同一块雕版上，对不同的图案涂以不同的颜料，然后铺纸一次刷印而成，不同色彩往往相互混淆，印刷效果不理想。饾版则是为每一种颜色的图案专刻一块版，甚至每一种颜色还要分成从浅到深的若干块版，然后从淡色到深色逐次套印或叠印，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彩色套印。《中国印刷史》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很细致复杂的工作”：“先勾描全画，然后依画的本身，分成几部，称为‘摘套’。一幅图画往往要刻三四十块板子，先后轻重印六七十次。把一朵花或一片叶，要分出颜色的深浅，阴阳向背，看起来好似北宋人的没骨画法。这样复制出来的画，善于保持中国绘画的本色和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绘、刻、印三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哪一方面稍弱，都会影响到作品的成功。
拱花是在木版上雕成图案纹线凹陷的“阴版”，经砑印使纸面拱起而富有立体感的技艺，不但雕工艰难，印工要求也极高。砑印之法，是将宣纸拉到雕成的阴版上，覆以较薄的羊毛毡，再以木制拱花锤用力旋转挤砑，使形成的图形高出纸面。（图?拱花笺）此法虽在宋代已见于记载，但工艺到此时更为成熟。成功的拱花作品，不用色彩，就能以浅浮雕的效果表现出生动的图案。《萝轩变古笺谱》中的飞白、琱玉，即属此类。笺谱木刻气息厚重，色彩沉穆淡雅，多用线条勾勒，几乎没有使用渲染、烘托的画法。尽管从饾版、拱花技艺的成熟程度来看，它们的产生应该更早，但在没有发现实证之前，我们只能承认吴发祥的发明权。
与吴发祥的类乎创作自娱不同，十竹斋主人胡正言是先陆续印行花笺，然后才汇印为《十竹斋笺谱》。
胡正言原籍安徽休宁，定居南京鸡笼山下，宅院中种竹十余竿，遂以为斋名。他能诗会画，制墨造纸，以出版为业，又精于篆刻，曾为南明弘光政权镌刻玉玺。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开始刊刻《十竹斋书画谱》，到康熙十三年（1674）九十一岁去世，胡氏在金陵出版界的活动时间长达数十年，身边常年聚集着众多书画名家和刻印名匠，切磋琢磨，相互浸染，不但雕印出了著名的画谱，对于金陵派雕版彩印技艺的成熟，也有积极的影响。
胡正言很喜欢花笺这种形式，每见绘画佳作，便刻印为花笺，流通于市，颇受好评，并先后印行过多种分类笺谱。明崇祯十七年（1644），他开始汇印全谱，次年完成。可能正是因为国破世乱，前途未卜，他才想到要做这样的总结积累工作。（图?十竹斋笺）
《十竹斋笺谱》四卷四册，版心框高二百一十毫米，宽一百三十五毫米，白口，四周单边。卷一含清供、花石、博古、画诗等七类六十二种，卷二含龙种、胜览、无华、雅玩等九类七十七种，卷三含孺慕、棣华、应求、尚志等九类七十二种，卷四含寿征、灵瑞、宝素、杂稿等八类七十二种，共二百八十三图。博古、雅玩等类，于饾版彩印之外，又多加拱花衬托。无华、宝素等类则纯用拱花，不加色彩。全谱中有拱花作品七十余幅。
《十竹斋笺谱》画幅虽不大，但结构谨严，匀称工整，细腻而不烦琐，明快而多变化。特别是充分运用象征手法和简明形象来表达传统人文典故，如“融梨”画盘中梨果以喻孔融让梨，“周莲”画莲花以喻周敦颐之爱莲，“举案”画几案以喻孟光、梁鸿举案齐眉，均不出现人物。在刻工、印工上比《十竹斋书画谱》有进步，饾版、拱花技艺的运用，也比《萝轩变古笺谱》成熟，且增加了“掸”的手法，更丰富了墨色深、浅、干、湿的变化，逼近绘画效果，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同时人称其“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不但可作文人案头清玩，而且可供初学绘画者作范本临摹，因之“销于大江南北，时人争购”，不计工价，其影响远远超过了《萝轩变古笺谱》。（图? 南京十竹斋复刻《十竹斋笺谱》）
《十竹斋笺谱》既装订成册，显然是为了便于保存而非使用。尽管胡正言的本意，或只是展示笺纸制作的精湛工艺，但笺纸从书写的载体转而成为收藏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兴盛于此时。郑振铎先生在高度评价此谱“臻往古美术图案之绝诣”的同时，也指出它“集当世文士清玩之大成”。
这两部登峰造极的笺谱都产生于南京，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明代南京长期作为陪都，是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集着大批官僚商绅，笺简应酬自然就多。江南士子科场应试，人文荟萃，笔墨交往更是不断。社会需求推动了笺纸生产的发展，而市场竞争促使出版商重视提高花笺的质量。前引孙燕贻的话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于通俗读物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图书市场，而南京宽松的文化环境，又吸引了当时版刻水平的新安派刻工、印工以至出版家，金陵派与新安派版刻技艺交融，遂成一时之冠，为花笺创新提供了技术基础。（图?十竹斋笺）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印刷品，又引起了南京出版界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思考。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吴发祥、胡正言受到西洋画“凹凸相”的启发，但时势世风所在，这种影响是可能存在的。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文摘
名家手迹影印本
近现代影印本中，名家手迹影印本是为人所喜爱的一大类别。除了文献意义之外，影印逼真的名家手迹，也是一种可供欣赏的艺术品。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徐良在北京以石版影印《康南海先生戊戌轮舟中与徐君勉书及丁巳跋后》（图1），书高二百九十六毫米，宽一百七十六毫米。此信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八月九日，康有为出走途中所写绝笔。时康有为乘重庆轮抵吴淞江外，英国吏员持清廷所发通缉令，其中有“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的内容。康有为以为光绪皇帝一定已被谋害，决意殉君，遂在由重庆号转渡英国兵舰的小轮舟中，索得“恶纸劣笔”，写信给时在日本横滨主持大同学校的弟子徐君勉，以老母家人相托。徐君勉保存此信二十年，后交给儿子徐良。丁巳（一九一七）二月，徐良赴上海贺康有为六十大寿，将此信带去，请康有为题跋，康有为写下了一千多字的长跋，重述当年政变、出走及写此绝笔的经过。书后又有铅字排印的徐良跋，述石印缘由，并在书尾另装白纸三页，请“海内耆硕题咏其事，以广其传”。这无疑是关于戊戌变法的一件重要史料。康有为的书法，史有定评，而此信写于悲痛仓促之际，另有一种意境。顺便说到，大同学校是孙中山倡议、横滨兴中会推动、康有为与梁启超参与创办的华侨学校，是革命派与维新派协同合作的产物。
《康南海先生戊戌轮舟中与徐君勉书及丁巳跋后》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上海神州国光社珂罗版影印《包慎伯手书女子白真真诗册》（图2），展现的则是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事起于嘉庆八年（一八〇三）七月，包世臣途经芜湖留仙亭，见壁上有“吴门女白真真”所题诗五首并小序，两年后写成手卷；道光甲申（一八二四）题短跋，并补录书后；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又作一跋，述事情经过，兼论书法。但末后一跋中，说到“后二年董晋卿自九江逆旅购得白真真自写小像，携至邗江见示，则似世间真有此人”，据此则所谓白真真并无此人，不过是包世臣的故弄玄虚。卷后有包氏弟子吴熙载、王僧保所书唱和诗。此卷在辛亥革命期间被毕登瀛廉价购得。毕氏字先筹，常州人，寄居合肥，在辛亥军中任参谋，书法宗包世臣。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因沈敬仲酷爱包氏法书而久觅不得，毕氏遂举此以相赠。沈先生亦系有名学者，后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兴办复性书院，即聘沈氏任副院长。所以此卷后有谢无量、叶中泠、马一浮、李鄂楼、陈蘷等先生的题跋，而书前又有黄宾虹先生所绘《于湖留仙亭图》，珂罗版印成双折页。神州国光社也是当时珂罗版印刷水平较好的出版社。此书高二百九十六毫米，宽一百八十米，前半包世臣及吴熙载、王僧保法书以珂罗版印，此后诸人题跋则以石印。这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其目的自是为了降低些印刷成本。
《包慎伯手书女子白真真诗册》
鉴赏名家手迹影印本，常会遇到的困难，是书中相关人物，多用字号，不易弄清其真实身份，也就影响到对版本价值的判断。如民国十五（一九二六）年套色石印本《安酒意斋尺牍》（图3），书衣朱孝臧题签，书名页王乃徵题签，书尾有王秉恩长跋，牌记作“华阳王氏菊饮轩印”，而版权页所标书名为《塞向翁书札》，王三好堂发行，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这里牵涉到的几个人，一是作书人，塞向翁、安酒意斋都是成都诗人、书法家顾印愚的号，顾氏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举人，张之洞的入室弟子，曾在其幕府多年，张氏谓顾诗为近时蜀人，辛亥革命后隐居，“塞向”即闭门之意。他十三岁时书法已闻名于时，有晋唐风范，片纸寸缣，为人所贵。二是受书人菊饮轩，亦号菊存，是顾氏姻亲，亦是其辛亥前湖北同僚。王三好堂则是王秉恩的堂号，他也就是这批信札中屡屡提及的“息公”，字雪澄，与顾、王是同乡、同僚兼文友，有诗名，善书法，精校勘，黄士陵为其刻有“三好堂”“三好堂藏书”“华阳王三好堂所收金石”等印。刘承干嘉业堂一九二七年刊印《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和《王荆公文集注》，底本为沈钦韩手稿，蝇头行草，不易辨认，即经王秉恩据《宋史》及嘉靖本《临川集》精心校勘，并撰写多条按语，纠正原稿之误。此书所收尺牍，为辛亥（一九一一年）至癸丑（一九一三年）间所作，辛亥革命前，所言多官场奔竞事，其后顾印愚留武汉，王菊饮居上海，王秉恩则在北京，所言多离情别绪，诗酒往还，恰可为这一批文人的遗老生涯，作一注脚。此书高二百九十四毫米，宽一百七十六毫米，少量为单色，多为朱墨两色，也有几幅是三色的。套色石印的技术，光绪末年始传入，因每一色须专制一版，然后由浅到深，依次印刷，所以相当复杂，代价自也比单色印本要高。
《安酒意斋尺牍》
还有一种名人手迹，写者并非书法家，但有着特殊意义。如辛未（一九三一）七月程艳秋先生书写并自费印刷的《苦兵集》（图4）。《苦兵集》的内容，是金兆棪所选三代以降讽刺战乱的诗歌集，程艳秋先生“读而感焉，爰摘其中之警策动人者，手写一帙，聊备展诵”。李石曾先生看到后，认为“足以启发人心，为呼吁和平之一助，督令付印，售款赈灾”。于是程先生又写了一篇自叙，述其缘起，以粉连纸石印，线装一册，高二百六十一毫米，宽一百五十二毫米。按程艳秋先生改名砚秋，是此后一年的事情。程先生在京剧艺术上与梅兰芳先生齐名，虽梅先生书画俱佳，为程氏所不及，但此本的价值，自不在书艺的精粗。
《苦兵集》 《郭天锡手写日记》
一九五八年六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郭天锡手写日记》（图5），以为其内容多涉元代文人生活，郭氏书法亦佳，其所记当时异常天气状况，成为现代气象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不过，这部日记手稿在中国日记史上更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在现存较为完整的日记手稿中，是时代早的一件。此书以毛边纸胶印，高二百七十九毫米，宽一百七十二毫米，线装成册，当时仅印九百部，如今也不可多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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