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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陈正祥在国际地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是英制大学首位中国籍讲座教授，也是中国学术界数据可视化的先驱。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展现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时代变迁及相互影响，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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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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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是享誉国际的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的代表作，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作者学识广博，研究角度独特，重视从正史、方志、游记等各类传统典籍中汲取素材，纵论中国大地上的大江大河、名城古迹，展现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时代变迁及相互影响，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塑造。作者见识深邃，论证细密，并且非常重视数据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制作了大量精致图表，化繁为简，堪称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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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正祥（1922—2003），国际著名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祖籍浙江海宁。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1945年之后，留学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获地理学博士学位。曾在台湾大学任教，并创办敷明产业地理研究所和“国际研究中国之家”，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地理学讲座教授（位被任命为英制大学讲座讲授的中国人）、东京大学特级教授等。
陈正祥教授研究领域广泛，著述丰富。据统计，1932—1992年间，他撰写了中、英、德、日等4种文字的著述共计624种，其中专著和专刊256种、论文368篇，这在国际地理学界，其早期关于祖国西南、西北、海南岛等地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这些地区的宝贵历史文献。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会长卡尔·特罗尔（Carl Troll）称其为“中国地理学界人”，并推崇其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冯·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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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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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 001
一、汉文化的原始中心 003
二、逼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 006
三、南北地位的转换 010
四、江南的开发 036
五、“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 044
第二篇?中国的城 061
一、引?言 063
二、城的发展 065
三、城的功用 080
四、城的规模和形制 091
五、城的年龄 109
六、名城举例 121
七、沙漠中的古城 134
八、连城和复城 143
第三篇?北京的城市发展 153
一、自然环境 155
二、城市的初期发展 162
三、元代大都的规划 174
四、明代北京城的重建与改建 189
五、清代的园林营造 200
第四篇?北魏洛阳的繁盛 219
第五篇?水城扬州 247
一、扬州城的发展 251
二、广陵王玺 259
三、河港兼海港 266
四、瘦西湖 274
五、大明寺 279
六、鉴真纪念堂 283
第六篇?黄土、黄土高原和黄河 289
一、引?言 291
二、黄土的形成和分布 292
三、黄土的特性 301
四、黄土高原 304
五、汉族农耕文化的发展 310
六、黄?河 318
第七篇?长城和大运河 333
一、引?言 335
二、长城的发展 335
三、明代修筑长城 347
四、大运河 365
五、汴 河 380
第八篇?明代的户口
—— 中国古代好的一次户口普查 395
第九篇?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 435
一、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 437
二、古籍中关于地图的记载 441
三、裴秀与制图六体 446
四、贾耽及其《海内华夷图》 452
五、宋代的地图 459
六、《舆地图》和《广舆图》 467
七、余论 473
第十篇?论游记 497
一、引?言 499
二、游记的种类 502
三、游记中的游记 508
四、史传中的游记 511
五、游记的地理学记录价值 514
六、风土记和游记 517
七、从《东番记》说到《裨海纪游》 521
八、古游记的整理和注释 526
九、日记式游记及其举例 530
十、余论 535
第十一篇?方志的地理学价值 543
一、方志的特性、种类和分布 545
二、方志的渊源和发展 548
三、方志所包含的自然地理资料 560
四、方志所包含的人文地理资料 578
五、八蜡庙之例 593
六、结论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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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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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延续久、影响的文化，它发源于黄土地带，然后向周边扩散，波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并向西伸入西域。在秦汉和唐宋时代，中国文化曾放发无比的光辉。自北宋王朝灭亡，中国文化开始失落；但在广阔的汉文化圈内，经济开拓继续向南方发展，生产技术仍不断有所改进。
汉文化基本上是农耕文化，特别是水稻的栽培。稻米是人类好的粮食。汉文化爱好和平，努力建造城池来抵御侵略。大批城池成为中国特有的地理景观。
农业的高度发展，需要适当的水热条件。中国文化中心的从西北移向东南，一方面固然是不断受到游牧民族的压力，但也受到东南地区较佳生产条件的吸引。科学实验知识告诉我们，在同样的耕作技术下，愈炎热湿润的地方，农业生产的效果愈好，但当然也有限制。从华南而南洋，乃至澳洲的北部，都很适宜汉文化的发展；又因为汉文化是缓进的、和平的，它的自然发展会给各地的原居民带来安定和繁荣。唯此项自然发展，受到了欧洲侵略势力的阻挠。
十五世纪初叶明王朝伟大航海事业的中止，是汉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中国的势力从印度洋和非洲东部退缩，给欧洲人以机会，让他们纷纷抢夺新世界。明代中后期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长城内外，倭寇的不断袭击东南沿海，两面夹攻，更削弱了中国的势力。亚洲人内争方殷，欧洲人倾巢而出，侵占了全部所谓新土地。这是汉文化和欧西文明发生差距乃至优劣倒置的基本原因。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欧洲的残暴势力终于侵入亚洲。
欧洲人要掠夺亚洲的资源，并确保新侵占的土地，关键在乎能否阻挡中国势力的南下。因为当时在力量的对比上，可能抵抗他们邪恶势力的便只剩下古老的汉文化。于是他们首先残酷地屠杀汉文化前哨城市像马尼剌［拉］、巴达维亚［雅加达］等地的华侨，后来又想出利用鸦片毒害中国的狠办法。英国人大做鸦片生意，先摧毁中国人的健康，再麻痹中国人的意志，然后以真刀真枪，劫掠中华大地美好文物，并且破坏不能搬走的！
鸦片战争对汉文化的打击是空前的，它揭穿了当时中国人的虚弱，破坏了汉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传统突出形象；科学和技术的相形见绌，使有烟毒后遗症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从此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无法继续向南扩张。中国过剩的大量人口无法向外移殖，接着连汉文化本身，也受到了可怕的腐蚀，直到今天！汉文化圈的外围，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一向崇尚汉文化的，都遭遇极大的震荡，开始怀疑这古老文化的优越性，争相摆脱汉文化的影响，转而接受欧西的文明。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稍后的所谓日英同盟，都是鸦片战争的附属产品。
优美中国文化的如此失落，好似美满家庭因不肖子弟吸食鸦片而突然破产，曾长期令人迷惘！中国文化经受这恶毒的打击，难道永远不得翻身？我不相信。中国文化如果真的不能复兴，中国人就要永远做世界的二等公民！于是我发奋努力，多多旅行，用功读书，一直使自己在地理学研究上遥遥领先，后主持了包括各国专家学者的世界农业地理委员会。我在北非各国考察并指导沙漠灌溉，首先把中国人的影响力带回非洲！
据说我还是个直接选任英制大学讲座教授的人，但我从来不讲求这些！我只做每一个知耻中国人应做的事。1952年美国地理学会庆祝创会招请的地理学家中，我是亚洲的四人之一；1957年日本承担召开国际地理学会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区域会议，因其时未脱穷困，举办方发表的邀请名单仅有十一人，我是亚洲的两人之一；1959年是现代地理学之父洪包德［堡］逝世一百周年，柏林地理学会联同国际地理学会邀请的亚洲学者，我是三人之一，并且是全体一百人中年轻的一人。这些我做到了，其他只会空喊复兴汉文化的人，又做出了一些什么贡献？
我从台北转职到了香港，很想对鸦片战争的发源地做一番实地考察。英国人以香港作基地，对中国欺辱搜括了一百多年，我误认他们已知罪疚深重，要从事忏悔，想做点善事，才创办这所新大学，我可能对此做出贡献。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到香港后不久，便发觉鸦片战争的邪恶意识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
要挽救中国文化的沉沦，阻止它的继续被腐蚀，进而恢复它固有的光辉，我想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应负担较多的责任。为达成此项目标，首先要认识中国文化，而我愿以身作则。我一直是念理科的，有了这个信念之后，就得改变我的研究方向，用文史哲的知识代替脑海里的符号同公式。有几段颇长的时期，我只读中国的古书，乐而忘倦；所订购的科学书刊，任其尘封。终因文史的根基不够好，进步甚为缓慢。所写的有关论文，多数属于尝试性质。
本书所收的文章，大部分发表过，但不见得都很成熟。《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是1979年在日本广岛大学和国土地理院的讲稿，稍后又刊载广岛大学《地理科学》季刊第32期。《方志的地理学价值》是1964年我就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时的就职演说，也就是英国制大学的所谓Inaugural Address，曾经由该大学印刷发行。上述文章，皆或多或少经过了修订。《北京的城市发展》，是国际研究中国之家于1977年出版《中国研究丛书》第三号《北京》一书的摘要。《长城和大运河》是残卷。我在过去三十年间，对长城和大运河曾收集大批资料，包括地图和照片，两者皆可单独成书；但1977年底离开中文大学时，大部分稿子都不见了。大运河的因为摘要油印过，部分赖以保存。
在学习过程中，我体会到文化地理和历史地理实难以严格划分；譬如地名，它是文化地理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却追随历史而不断改变。我近所写的另外七八篇论文，体系倒比较完整，有朋友劝我应先发表《中国历史地理》一书。但我总觉得中国靠历史吃饭的人太多，对此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同时内地近年从地下发掘出了许多古文物，必定有一些可充实我的历史地理著作，不妨再等待数年。因此才决定先出版这一本书。我知道应该提到而未能触及之处尚多，可是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实在太忙，无法面面顾到；若有缺失或不妥当，希望读者指点和批评。
我的研究考察旅行，尤其是在东亚，使我深信汉文化并非单独属于中国人，而是为整个东亚人民所共有。我和我的许多日本朋友，都认定汉文化是很优美的文化，特别是在精神感召方面，否则它不可能延续得这么长久；汉文化圈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单元，否则它不可能养活十二亿人口。
放眼世界，局势激荡。我呼吁广大汉文化圈人民的大团结，用较大的经济、文化联合力量，迎接非常艰难但也可能转运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忘却过去的是是非非，而努力争取将来。日本人应该放荡胸怀，尽量消除因狭窄生存空间所产生的偏激。我们应该互相了解，加强合作。我一直就想通过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化地理的研究，能对促进汉文化圈人民的了解和合作有所贡献。或许也就是这个心愿，才引导我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努力工作。
1980年9月25日于日本广岛
《中国的城》节选
中国自古为农业社会，初期所发展的城市主要是农产品集散中心。农民把产品运送到市集去，回程要购买一些日用品或补充农具和陶器。这就使市集出现制陶和冶炼等手工业。在边界地区，还产生实物交换的贸易，例如以丝和茶交换马匹及毛皮之类。这也会产生市集。市集的人口增多，生活的需要也随之增加，而以商贩和手工业为生的，也渐向城市集中，于是城市的范围日益扩大。城市愈扩大，商业和手工业愈兴盛；这是互为因果、循环影响的事。
中国城的规模，尤其是城墙所包围的土地面积，远较欧洲及日本的城堡为大。中国城不但包括民居，还有农田、园圃、山林、川泉。这并非完全为了保护老百姓，也是为持久性的防御设想。城中有农田和水利，围城的威胁可以减少。若干大城，其内有大片空地；配合水源，开关为公园或游玩地区。古代长安的曲江，洛阳的天渊池，开封的龙池，南京的玄武湖，北京的三海以及济南的大明湖等，都是佳例。只有这样的格局，人民心目中才会起“大乱在城，小乱在乡”的念头。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苏州城图，显示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参阅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附图，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出版）
中国较大的城，特别是在北方的，给水每有困难，常须从城外远处引河水入城。我在《北京》一书中，已做出了详细的论述。现再以洛阳为例，说明引水对于城内土地利用的影响。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
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1081），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
中国的城，多数造得很高大。根据方志的记载，低的也有5米，高的则达18米，防御的功用显著。用军队冲杀，很难越过城池。比较有效的攻城办法，是挖地道、架云梯或用水淹。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和这些行动有关的无数故事！历史小说对这些故事的描写有声有色，非常生动精彩。
周文王征伐商朝西部主要同姓诸侯崇国，就是利用钩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攻陷崇城，一举灭掉崇国。
西汉景帝三年（前154），以吴王刘濞为首、包括邯郸的赵王刘遂在内的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王朝为维护统一，坚决出兵打击。《汉书·高五王传》关于出兵赵国，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栾布自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国除。
《明史·庄烈帝本纪》（卷二四）：
崇祯十五年（1642）夏四月癸亥，李自成复围开封。……九月壬午，贼决河灌开封。癸未，城圮，士民溺死者数十万人。
在金朝末年，也就是灭亡前两年，蒙古兵围攻河南归德城，久攻不下，曾经发生过如下的一件弄巧成拙的趣事。
《金史·石盏女鲁欢传》（卷一一六）：
正大九年（1232）二月，以行枢密院事守归德。……方大兵围城，议决凤池大桥水以护城。都水官言，去岁河决敖游堌时，曾以水平量之，其地与城中龙兴塔平，果决此口则无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抚陈贵往决之，才出门，为游骑所钞，无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军中有献决河之策者，主将从之。河既决，水从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为固。求献策者欲杀之，而不知所在。……五月，围城稍缓，颇迁民出城就食。
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编按）的宁城，曾是辽代的中京，1958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这座城经过辽、金、元、明四个朝代利用，也有外城、内城和皇城；城门、道路、宫殿、官署的布局，明显模仿了中原的都城制度，是契丹族接受汉文化的一种表现。从辽穆宗开始，契丹受汉族的影响逐渐加深，辽代墓葬中反映了此项演变；在兴宗重熙以后的辽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东北地区在草原和森林交接地带，也很早就建筑城堡了。黑龙江肇东县（今肇东市。编按）八里城的金代城堡遗址，曾经正式发掘，城周4公里，开有四门；门外有瓮城；城外壁布置马面，环绕壕沟。从城的建筑和出土的许多武器观察，这里可能是一处屯军的城堡，但同时又出土了大批的铁农具，而且种类繁多，形制和中原地区相似，表明农耕已到达这一带。牛、羊、猪骨和三股倒刺鱼叉的发现，证明居民兼营家畜饲养和捕鱼。就当时的政治情势说，这些农民可能大部分是金人从中原掳掠来的。类似八里城的屯军城堡，在松花江流域尚有不少。
中国所有的城，并非完全为汉人所筑。古代和汉族交错杂处的少数民族，稍后也学会了筑城，用以防范汉族的进侵。例如分布在陕西泾河和漆河以北的义渠，就曾经建造了许多城。《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水经注》引《晋书》：“凉州城有龙形，故名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
云南洱海地区南诏早期所建的城，一般都很小。例如剑川县邓川旧城东北1公里的城址，建在背依大山、西凭深堑、东临弥苴河的山冈上，用夯土筑成，面积仅3，000平方米，显然是南诏学习汉人筑城，用来防御汉人的。大理的太和城、羊苴咩城以及剑川的罗鲁城，面积也都很小。但昆明一带九世纪中期以后所建的城，像拓东城和喜洲的大厘城，却在交通便利的平地上，面积也比以前的城扩大。这反映了南诏晚期政局的比较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西藏的主要寺院，也建有城。例如日喀则西南的萨迦，便有高大的城堡，形制完全模仿中原。萨迦分南寺和北寺，而以南寺为主寺。寺的东、南、西三面俱设街道，隔街建有石砌的多层平顶僧房。南北两寺共收藏三万函藏文书籍，除佛经外还有文学、传记、天文、医药等书籍，大多数是14世纪以前之物。日喀则东南的夏鲁万户府城址，平面作正方形，四隅有角楼基址，四壁各开一门；门外有瓮城，城周掘壕。著名的夏鲁寺在城的东南部，占了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寺外壁的东墙上，镶嵌了以藏民生产为内容的石雕版画，其中有农耕、纺织、制陶、冶铁、营造等图像。寺的大殿使用了重檐歇山屋顶，铺有琉璃瓦；梁架结构也采用汉式，还有小木做装饰。这些表明了西藏文物和中原地区的渊源关系。
帝国声威空前强大，而国都之城非常简陋的，似仅有和林一例。和林亦作哈拉和林，为蒙古初年三帝驻跸之地，到元世祖迁都燕京，尚尊称其地为上都，并建置岭北行中书省以资守护。《元史·地理志》说太祖十五年（1220）建都和林，但当时只有行帐，到太宗七年（1235）才筑城垣。欧洲旅行家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约1215—1270）到达和林时，其地已筑有土墙，位置在和林川的东岸。他描述此土城为庞大蒙古帝国商路的焦点，常有外国商人及使节来到，城内有许多从各国俘虏来的工匠。城四周的土墙，开有四个城门；在每一城门旁边，有一个指定的市场。东门旁边的市场买卖谷物，西门旁边的市场买卖绵羊和山羊，南门旁边的市场买卖牛只和车辆，北门旁边的市场买卖马匹。蒙古人当时建造这座土城，一定是很勉强的——因受到汉文化的传统影响，不得不筑以阻挡牛马骆驼而已。当时蒙古骑兵耀武亚欧大陆，各国使臣奔走和林，不绝于途。其中颇有些人，对和林做了记载。只是和林遗址，不在目前我国境内，暂且不去提它。
中国城市的形态，绝大多数是方形的。在平原地带，特别是较小的城，形状常呈正方形。使用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可在华北平原找到许多例子。正方形的城，包括的面积；中国人筑城，讲究以成本，取得较大的面积，于是正方形便成为中国城的传统形制。试观古代的国都，从西安、洛阳、开封到北京，所有的城都是方形的。北京一地，从战国时代燕国的蓟算起，曾建造过五个大规模的城，但都是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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