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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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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试图深描上海东方卫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产实践活动，并将这一过程放置在国际都市的历史机缘和海派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考察，进而探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场域对电视场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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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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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媌婧，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短片短视频艺术委员会委员、 国际传播协会ICA成员、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上海电影家协会员。先后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音像导演专业、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广播专业和上海大学国际传播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担任总编剧的节目包括《二十四小时》《青春环游记》《演技派》等二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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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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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节问题的缘起和提出
一、省级卫视在中国电视产业格局中的发展及地位
二、上海东方卫视在省级卫视产业格局中的代表性
三、“场域”——电视生产的社会控制语境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对媒介生产相关理论的研究
二、国内学者对省级卫视的研究
三、国内学者对媒介内容生产的相关研究
第三节研究视野与方法
一、经验式实地观察
二、文本分析
三、深度访谈
章东方卫视的演进历程
节“保守上星”的初始期（1998—2002年）
一、频道诞生的时代背景
二、体制运作的独特架构
三、行政导向下的频道定位
四、节目编排的地域标签
第二节“革故鼎新”的转型期（2003—2008年）
一、公司化运作的尝试
二、事业属性的回归
三、频道角色定位的重塑
四、综合实力的对外扩张
第三节“深化布局”的调整期（2009—2014年）
一、“制播分离”体制的深化
二、广电集团内部的卫视格局
第二章文化权力的实施：政治场作用下的电视生产
节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
第二节宏观调控的非制度性
第三节缺失体制优势的“新闻立台”
一、“温和节制”的党管媒体
二、“凤凰”“深圳”的新闻生产经验
第三章市场逻辑的主导：经济场作用下的电视生产
节“新闻立台”的市场化转向
一、软性题材的选择
二、频道重心的偏移
三、新闻资源的集团化整合
第三节“综艺兴台”的本土与创新
一、本土自制节目的养成
二、外来模式节目的本土化路径
三、节目研发保障和激励机制的设立
第三节影视强台的实现
一、市场竞争的流变
二、平台性产业链的形成
第四章文化资本的运作：专业主义的实践
节专业场独立性的缺失
一、基于科学逻辑的评价系统
二、隐而不宣的干预机制
三、丧失自律性的专业场
第二节群体的社会区分
一、社会分化结构的同源性
二、业者的精英主义趣味
三、“三高”定位的得与失
第三节专业成名职业理想的实践
一、电视生产者职业权力的实现
二、团队业务能力的打造
第五章电视符号的现代性构建
节上海现代性在电视中的重构
一、消费化的日常生活
二、私人化的公共空间
三、工具理性化的操作
第二节海派电视的文化呈现
一、海派文化的异质性
二、海派电视的全球化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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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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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伊始，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近四十年间，经济、政治、法制、科教等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西方诸多国家历经数百年方才达成的目标。如此巨大的变革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身处其中的民众切身地感受到变革对自身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变化。但与此同时，每一次的社会发展带来的不仅有正面的成果，亦会伴随着一些负面的代价，中国亦是如此。经济水平持续快速增长的代价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在追求市场化、提高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也有所改变，诸如过于追求物质条件所带来的道德迷失和困惑，消费文化的大肆侵袭等。无论是积极的成果，还是消极的代价，都是每个国家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
作为社会现实的描述者和建构者之一的大众传媒，是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社会公器。相较于其他社会组成，大众传媒更能敏感地获取社会转型的信息，捕捉改革开放进程的片段，参与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建设，助推社会生产并且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其影响力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社会领域存在着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换关系。”
Denis Mcquail，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London:Saga，1987:58消费文化的兴起，恰恰离不开大众传媒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传媒自身就是消费文化的典型代表，它直接指向日常生活空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文化认同。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明显的几个标志，两者所勾勒出的“一幅文化地图”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是以城市物理空间为背景的。同时，二者为现代文化的诞生提供了组织化的空间。相比于传统乡村文化由信仰、血缘、礼仪等集体良知与道德所构建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
涂尔干举《赫尔墨斯十书》《摩西五经》等为例，论证以“压制法”为基本要素的机械团结是存在的。他认为古罗马、古埃及时期“同一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具有某些同样的意识……意识越是能够使行为感受到各种不同的关系，它就越是能够把个人紧密地系属到群体中去”。引自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4—71页。，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的社会以复杂的社会分工形成了新型秩序和关系——“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
涂尔干认为与有机团结相对应的恢复法是“物权的总合”，与压制法不同，“协作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所规定的关系以及它所体现的团结，都是从社会分工中产生出来的”，使得专职职能“摆脱了集体意识的影响……越来越游离于共同意识之外”。“社会能够更加有效地采取一致的行动，而它的元素也可以更加特殊地进行自我运动”。引自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9—92页。——这种相对不稳定的关系所造成的世俗、理性、社会分化、变化等被认为是现代城市文化的特征。报纸、电影、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媒介的运作和生产基本集中在城市之中，它们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形成汇流，经由大众传播再次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因此，中国当下社会转型的过程，亦是大众传播媒介在城市中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两者如影随形，相互影响着。“大众媒介与城市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了一个都市文化的‘现代中国’图景。”
曾一果：《想象城市：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城市叙事”》，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所以，我们通过透视大众传媒的变迁发展，可以窥视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轮廓。
虽然电视出现的时间晚于报纸、电台、电影等媒介，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渐进入中国普通家庭。但是它以满足人们消费需求为前提，以“深刻介入一种情景”“强调参与性”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417页。为特色，成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为重要的影像媒体。而且相较于电影，观看电视的过程更多是在如家庭这类的私密空间中进行的，内容更加接近日常生活的现实，触及了生活神经的每个末梢，参与了城市空间想象的呈现和构建的过程。将电视生产组织行为与社会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勾连起来，可以勾勒出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的一幅侧面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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