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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探讨了设计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的演变以及它们在商业和组织机构领域的融合,聚焦跨学科领域的设计人类学,分析了促使其诞生的各种力量及条件,介绍了为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以及可能塑造其未来的人们。作者还谈及了新实践的发明与传播,设计中民族论研究的再语境化以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应用的创新。她思考了人类学和“以设计师为主的”实践的相遇会如何影响这两门学科的发展。本书为学生、学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帮助他们了解设计人类学这一新兴领域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并预测了在各种力量对设计学、人类学产生持续影响的语境下,未来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走向。
關於作者:
本书作者克里斯汀·米勒,执教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斯图尔特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有专业创新设计和相关理论研究。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性和文化如何影响新产品、工艺和技术的设计与传播,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涉及以科技为媒介的交流、在多学科小组或团队及网络中知识的传递以及协作创新网络(COINs)的产生等。
目錄 :
引 言
混乱,纯粹与危险
本书内容
目标人群
本书结构
第1章 使陌生的熟悉化,使熟悉的陌生化
概述
设计人类学中的人类学根源
追寻线索
我们的历史:20 世纪60 年代到80 年代的遗产
《当代人类学设计》
第二章 设计的根源
概述
人类学的意义与启示
人工科学:理性与设计科学
赫伯特·西蒙
人类学的启示何在?
认识人工制品和系统:内外环境的二分法
专业设计的兴起
人工政治学:设计和设计研究的论文集
揭示政治学的含义:对人工的批判
科学的真理:模糊自然与人工的界限
当代设计批评
社会转型:为其他90% 的人设计
人道主义设计是新帝国主义吗?
布兰齐的困境:当代文化中的设计意识
21 世纪的设计:一门综合性学科
设计教育宣言
与其设计,而不是为其设计:参与式设计与协同创作
设计领域的民族志
设计学 人类学:人类学和设计学的汇聚之路
第三章 实施设计人类学
概述
学科演变:适应变化
颠覆性变革需要多元学科合作
设计人类学:“可能的民族志”
事件与情境实践
人类学实践中事件和情境的重要性
框架结构
一套新原则
面向创造未来:文化生产与变革中的情境片段
情境片段1:设计人类学未来会议
情境片段2:BarnRaise 活动
第四章 绘制设计人类学地图
概述
设计人类学:学科、学科领域,还是研究策略?
设计人类学事件及其贡献者的社会网络分析
数据描述
社会网络分析
谷歌网站搜索
关于调查结果的讨论
设计人类学的COINs 和CoPs
追踪创新的传播
结语
第五章 后记
结语……暂时的
混乱和新兴秩序
它本身就是一个研究领域
不要将它与设计民族志混淆
平行轨迹
技术的挑战
本书人名检索
內容試閱 :
设计更合理的人类学:打造更具启发性的创新过程
商业人类学是一门尚在形成中的(Ingold,2013)a新兴交叉融合学科(Baba,2006)。这门交叉融合学科正在快速发展,部分原因是由于设计人类学的不断壮大,而设计人类学正是市场创新的一个主要源头。从克里斯汀·米勒这本颇具启发性的书中,我们了解到设计人类学将人类学的关注点与设计研究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利用人类学家的特殊本领来“看穿”消费者行为,揭示更深层次的动机,再反过来将这些洞察用于促进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互动。作为两门独立学科,设计学和人类学的融合激活了设计人类学的发展,因为这两门学科能相互促进,用英戈尔德(Ingold)的话来说,是“相互契合”的(Ingold,2013)。克里斯汀·米勒的这本新作全面追溯了设计人类学诞生过程中的历史纠葛及其未来潜力。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一跨界融合的汇聚之路的出现,是得益于人类学、设计学以及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下面我将简要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些变革时期,设计人类学是如何为各类?业、以及在其中工作的商业人类学家们提供创新机会的。
正如米勒在书中提到的,人类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转折。那时的人们不再将关于商品和服务的文化与消费研究视为对文化的威胁,而是认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新的调查认为,消费是消费者表达创造性和多样性的有效手段(Baba,2006)。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1995,1997,2005)认为,关于消费与物质的文化是一种当代手段,人们用它来展示文化认知以及相互关联。与早期研究所担忧的,由大众市场的胁迫和资本主义的操纵所引发的威胁相反(Horkheimer & Adorno,1969;Klein,2000),新的人类学研究认为消费者是某种“主动阐释者”(interpretive agents),他们努力创建新的生活方式,这些方式推翻了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规范、或者说是公然挑战了企业权力(Arnould & Thompson,2005)。消费者不再被视为“被动受骗者”(passive dupes)(Sherry,2009:90),而是被重塑为主动参与者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在变革发生的转折时期,许多企业的营销模式从以产品为导向转为以消费者为导向,将消费者作为主体置于营销的中心(Kotler & Armstrong,2016)。在这一语境中,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的角色也从社会结构的被动观察者和阐释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并积极推动了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设计学经历了重生并逐渐获得认可,它从之前以物为中心的“形态赋予者”(form givers)、单纯的产品“制造者”(makers)(Owen,2006)变成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介入者(interventionists)。从事品牌、产品、服务的设计师成为了新资本主义关于创新和未来发展的议题中的头号玩家(Thrift,2005)。如米勒所说,参与式设计不仅“需要创造新的方式来提取和凝练出‘可能性 ’ 的概念,还需要探索新的途径来促进并引导动态变化”。设计师们正在介入日益复杂的多维语境,涉及社会、文化、环境、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米勒进一步介绍了设计实践现在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讨论如何帮助年轻设计师去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这不仅包括关系到某项产品或服务的“用户”(即以人为本的设计),还包括从系统层面去思考设计产品对人类、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关注这些前沿问题的设计人类学家善用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乐于接受并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技术变革、创新变革和环境变革。设计创新和消费者参与成为了设计人类学家实施改变的方式,这些方式会影响到资本主义实践和消费者市场。下面,我从接受新科技、创新的必要性以及消费者协作这三方面来分析设计人类学家的做法。
首先,设计人类学家在消费者市场尝试融入新科技,比如大数据的引入,传感器、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应用等,都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更好的服务。“日常生活美学”已发展到了越来越看重事物“外观和感觉”的阶段(Featherstone ,2007)。情感化设计随处可见,“……它们正愈发地个性化且程度日益加剧”(Postrel,2003:5)。三星公司和其他企业已通过重新设计家用电视的方式在市场大获成功,他们将其定义为美学意义上“有设计感的家具”,而不再是简单的智能电子设备(Madsbjerg & Rasmussen,2014:155~157)。设计人类学家还帮助数据分析员搭建起大数据之间的关联,不是因为大数据具有不可思议的运算能力,而是因为它可以通过转化客观性的数据来解读消费者主观性的认知。大数据“在混乱中创造意义,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并预言未来”,从而给现代性增添了“魅力”(Malefyt,2017:2)。微软分析员使用技术手段来分析,不是因为它的速度和规模,而是因为技术手段可以揭示出与其他数据和人员的关联性。商业人类学家达娜·博伊德(Dana Boyd)和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指出,“大数据,从科学层面上来说似乎给人以一种客观、理性的印象,但事实上它具有高度的社会性”(Dana Boyd & Kate Crawford,2011:1)。这是设计师和人类学家合作的另一种方式,他们在数据、人群或信息结构间建立经验联系,以此来帮助理解社会模式并进行创新。
其次,在全球商业化盛行的时代,设计人类学家亦处于创新的前列。他们在实地研究中不断尝试新的视角,提出新的方法和分析框架,并根据原始数据梳理出新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寻求不断变化的发展网络时,创新被视为企业成长、经济繁荣甚至社会幸福感的关键(Ingold &Hallam,2007:1)。创意产品设计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如果他们不能持续更新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改革创造方式或者交付手段,他们就可能被其他尝试改革的企业取代(Tidd & Bessant,2009)。创新成为了设计的当务之急,因为作为商业来源的“知识”不再是“被动存储的”,或被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而是随时准备着激活“技术-艺术”的生活变革(Thrift,2006:281)。创新设计和设计人类学学者创造的主动式知识成为了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手段,因为创新不仅仅是为了资本积累,更是一个持续的、不枯竭的过程。
“设计师与消费者合作主导创新”这一新模式的出现,不仅帮助商业提高了全球市场竞争力,还解决了尖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源自“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的创新通常会引领社会幸福感提高。“通过参与各种集体的创造意义的活动,包括收集、订阅、体验”(Thrift,2005:7),消费者有望更多地投入到消费行为本身。在“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实践中,各种机构能更好地利用商业活动中的用户参与,和基于用户的商业产品服务社区的理念,来帮助企业根据客户的需求及愿望对产品进行调整,并占据市场的有利地位。 如埃里克·冯·希佩尔(Eric von Hippel)所说:以制造商为中心的开发系统近百年来一直是商业的支柱,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过程为其提供了巨大优势。创新的用户能够准确开发出他们想要的产品,而不是依赖制造商(他们通常表现得都不完美)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此外,用户并不需要事事亲力亲为:他们可以从其他人开发并免费分享的创新中受益。
因此企业更喜欢激发消费者的想法(例如星巴克的星享俱乐部)。作为奖励,他们会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基础服务和更多的服务创新。比如,谷歌向程序员和黑客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渗透其软件,这帮助了谷歌改进他们的产品。适应型(Miller,1997)和实验型(Thrift,2006)企业都呼吁更多的创新和互动实践,鼓励设计人类学家介入,以推动全球资本新格局的形成。
米勒在其富有说服力且透彻的研究中,论及了个人的、社会的、科技的、环境的变化,她将这些和其他结构以及近年来适应性的变化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人类学和设计学之间千变万化的关系。她还进一步提出了另一种设计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一种开放的新兴的民族志,融合了关于产品、社会和人类的各种创新分析。她的研究为创新和实践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一种精心设计的人类学模式怎样更好地介入消费、消费者干预和企业责任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