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的高等教育，必须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外语学科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寻求新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这是外语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提出开展外语界面研究的出发点。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我国高校外语学科专业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绝大部分高校都设置了外语专业（主要是英语专业）本科，且其中有几百所高校设有英语专业硕士点，50 余所高校设有英语专业博士点；在几乎所有的一本和二本院校中，外语院系基本上均为各校内教师人数多的教学单位。依据传统理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某种语言的文学与文化，而以其下属的二级学科所设的硕士、博士点主要也是以研究文学、语言、翻译和文化为主，譬如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下常设有英语语言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英语国家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英语教学等方向，故而开展学术研究便也主要以上述方向为“界”。由此，国内就有了以其中某一方向为研究中心的学术团体，譬如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全国英国文学研究会、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语用学研究会、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等，多数教师也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参与其中的学术活动。毫无疑问，这种专业方向的划分为培养某一方面的专精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组织为推动我国外语学科发展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意义不言自明。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本是权宜之计的专业方向的划分和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的不断壮大，外语学科（外语学科在内涵上不似汉语言文学学科那般边界明确）内部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割裂。因而，近年来，不少学者积极倡导打破人为造成的学科内部壁垒、展开“跨界研究”，还原学科整一性的本真，深入推进外语学科的学术研究。鉴于此，我们于2012 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组织成立外语学科的“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组织，隶属于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外语界对界面研究呼声的一种回应，其力图通过学会搭建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沟通平台，加强外语界面研究的成果交流，寻找外语学科研究的学术增长点。
从英美学者研究成果来看，“界面研究”更多是指语言、文学、文化领域内的“接口”研究，譬如“小说的语言”“诗歌的语言”“广告的语言”等，本书将就相关内容进行论述。但是，我们希望在更宽泛的层面界定外语学科的“界面研究”，即，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学领域内不同研究分支的“接口”研究，也就是研究不同分支学科的交叉重叠部分，也包括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学术研究史上，“跨界研究”并非新鲜事物。众所周知，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20 世纪30—40 年代提出的“平行研究”范式中就包括了跨学科研究，譬如研究文学与建筑、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宗教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国外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可谓日渐兴隆。美国早在1979 年就成立了整合学会（AIS），该学会设立的“博尔丁奖”专门奖励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2010 年出版的《牛津跨学科手册》不仅是“跨学科研究”从边缘迈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代表了当代西方跨学科研究的水平。英国Maney 出版公司著名的《跨学科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秉承的宗旨是：两门或者更多自然学科内部的交叉以及社会学领域中的技术科学交叉。该刊物2010 年的主题有三：科学与艺术、音乐与科学、历史与人性。仅2010 年，英美两国就举办了多场大型“跨界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如“审视21 世纪的种族问题：第二届种族跨学科双年会”（美国蒙莫斯大学）、“爱尔兰与现代性：跨学科会议”（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整合伦理学与可持续性的跨学科方法”（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占据空间：跨学科会议”（美国杜克大学）、“跨文化犯罪：跨学科会议”（英国利兹大学），等等。
我国学术大师钱锺书先生素来提倡学术研究的“打通”。依笔者之见，钱先生的“打通”与“跨界研究”不谋而合。其巨著《管锥编》正是“打通”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的典范。当前，国内一些比较文学界和外语界的著名学者如杨周翰、李赋宁、范存忠等前辈也在“跨界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就近而言，2007 年夏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一场“文学与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以《文学与语言的界面研究》为题结集出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其中收录的25 篇论文主要讨论文学与语言互动问题。
19 世纪以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原来同一学科研究的问题被分割在许多不同的学科来探讨，但是，学术界整合学科的呼声和研究实践从未停止。不过，在我国外语界提出“界面研究”并非原创，而仅是对某种立场或研究态度的强化。
“界面研究”这一概念译自英文Interface Studies。曾几何时，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内，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探讨一个民族的语言与文学，尤其在18 世纪后期，语言文学的紧密结合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显然与当时民族国家独立的历史事件有关。19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专门以分析语言为主的历史语言学，强调对历史文献进行细致的语言文学调查，但其材料主要还是文学文本。20 世纪初的语言学研究转向口语研究并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分析技巧，但文学文本仍然是重要的语言分析语料，被视为标准语言的表征。20 世纪50 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在语言研究领域的应用，语言与文学研究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分割局面。在英美的高校里，语言学研究在普通语言学系日益兴旺，而文学研究则仅是国别文学系的工作，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这两个“界”之“鸿沟”愈发难以逾越。近20 年来，部分英美学者开始考虑如何融合语言与文学两个领域的研究，提出文学与语言的“界面研究”命题。20 世纪90 年代，英国诺丁汉大学英文系的资深教授Ronald Carter 领衔主编了一套由著名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的“界面研究丛书”（The Interface Series）。该丛书包括：The Discourse of Advertising (Guy Cook)、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Practice (David Birch)、Language in Popular Fiction (Walter Nash)、Language， Text and Context (ed.， Michael J.Toolan)、A Linguistic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Richard Bradford)、Patterns in Language (Joanna Thornborrow and Shan Wareing)、Literature About Language (Valerie Shepherd)、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Paul Simpson)、Feminist Stylistics (Sara Mills)、Textual Intervention:Critical and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Literary Studies (Rob Pope) 等。卡特教授引用了雅克布森的说法，认为一个语言学家，若对语言的诗意功能视而不见，或者一个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及语言学方法不屑一顾，同样是的落伍分子。同时他还指出，这套界面研究丛书的目的是从‘界面’视角考察语言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话题，且希望以此在这两个传统上分离的学科之间搭建桥梁。据冉永平教授所述，英美语言学界也在近10 年大力推行语言学内部各分支学科或者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与界面研究。显然，英美语言与文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及方法，对我国外语学科展开界面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近10 年来，我们主办了多届“外语界面研究”论坛，旨在搭建一个对话平台，邀请国内外语界在文学、语言学、翻译等方面有造诣的专家共同交流切磋。其实质是让不同的“界”在话题与研究方法上碰撞与沟通。那么，我们应如何进一步在外语学科开展“界面研究”？答案见仁见智，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外语学科的“界面研究”至少应该包含两个重要的向度：一是外语学科内部的“界面研究”，即在外语（大多情况下是一种外语）学科的不同领域之间展开“跨界研究”，譬如语言与文学、语言与翻译、语言与文化、文学与翻译等；二是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跨界研究”，譬如语言与认知科学、语言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科学、语言与科学、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环境学，等等。而这两个“向度”的“界面研究”又都应该紧密围绕外语学科的具体问题来展开。换言之，外语学科的“界面研究”是以深入推进外语学科研究和发展为核心基点的。基于上述考量，我们认为，推动外语学科研究，强化外语学科研究中的创新性，“界面研究”不啻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
《外语界面新发展研究》一书由董洪川、刘丽芬、胡安江拟定撰写大纲，并邀请黄国文、刘世生、廖光蓉、吴霞、赵永峰、王仁强、朱文清、蒋勇军、南宫梅芳、王文惠、余承法、胡文飞、高育松、刘立华、宫磊、罗杨、田园、潘琳琳、李寐竹、梁萍、梁玮珊等专家学者共同撰写，是一部介绍新时代外语界面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著作。本书由3 章构成:第1 章介绍了“界面研究”的内涵与研究范式；第2 章是重点，分别从语言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教学研究、词典研究等外语学科研究的几大领域探讨外语界面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3 章则结合当前研究前沿与热点，主要探讨了“外语多模态界面研究”“大数据时代的外语界面研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外语界面研究”和“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学科”等话题，力图凸显外语界面研究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罗选民会长和庄智象副会长，他们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和全力支持；也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郝建华、刘细珍两位老师，她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鉴于本书为系统综观性介绍著作，部分内容作者曾正式发表，特此说明。由于界面研究尚属新兴研究领域，其理论与方法方兴未艾，加之笔者认识水平有限，纰缪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董洪川 刘丽芬 胡安江
2021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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