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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论名著，文献学专家刘韶军倾力打造
《宋论》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论著作。王夫之仔细观察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把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这个问题前加以审视评鉴，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文献学专家刘韶军从《宋论》原本中拣选出精彩内容进行全新注译评析，以使现代广大读者都能读懂《宋论》，并由此更深地理解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2.全新译注，标题新创，解读新颖，评析新锐，帮助读者轻松阅读宋代历史
本书是《宋论》的精选本，作者从原书十五卷的内容中精选七十篇并加上标题，通过题解、注释、译文、评析，详尽、细致、准确地呈现了《宋论》的主要内容，对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与读者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帮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宋代历史。
3.更正现行经典版本中的一些知识性差错
本书出版过程中，参考了一些现行经典版本。编辑加工书稿时，发现现行版本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比如：年号“端平”错写为“瑞平”，“元祐党人集”错写为“元祜党人集”，以及古今地名不一致的情形，这些错误在《宋论新绎》中都进行了更正。
4.大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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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清代学者王夫之的史论著作《宋论》，共十五卷，以宋代帝王的顺序分章，通过对每位帝王在位时的人物、事件的功过得失的评述，以及对诸多历史细节的考察，探讨宋王朝由盛转衰终灭亡的原因。《宋论》中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历史评论，值得我们好好阅读，体会其中所分析与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引为鉴戒，使古人的精心之作能为现代中国的发展与兴盛提供有力帮助。
本书从已有的整理本中选择部分内容进行现代式的解读，并作出要旨阐释与精华评析，使广大读者都能读懂此书，并由此更深刻地理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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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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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韶军，男，1954年3月生，山东掖县人，师从文献学大师张舜徽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已退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研究等，出版著作《杨雄与<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太玄集注》（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太玄校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宋元韬略》（崇文书局2018年）、《月印千江——智慧度人<金刚经>》（海燕出版社2014年）、《国学基础教程》（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神秘的星象》（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日本现代老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重订庄子集注》（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纲鉴易知录》（全译主编，中华书局2012年）、《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又完成了《中国老学通史·近现代卷》、《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研究》两部著作，点校了《清经解》中的五经总义部分（共55种），都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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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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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兴起，合乎民心与天意
宋太祖的治国合乎天心
宋太祖无功也能得天下
宋太祖是怎样知天德的
宋太祖的三条铁律
宋太祖功超前人
得士者昌
赵普善辩
六百年衣冠之祸
赵普的机心
省官与增俸
宋太祖的三个基本原则
论宋太宗
赵普的野心
教兵与作战
宋太宗修文
官制的问题
论法家学说
论宋真宗
兴办学院
论宋代的大臣
吏治与法家
国家不能聚财
大臣不可不读书
论仁宗
仁宗的盛治
仁宗的大弊政
朋党的产生
论宋代的科举
对官员的纠察
论英宗
大臣怎样用人
论神宗
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
论了解人的困难
论新法的危害
论以经义取士
论治国的苛政
如何论人
论哲宗
为政的通病
论徽宗
徽宗初期的治国
弊端的产生
论靖康之祸
论李纲对形势的判断
论钦宗
怎样扶危定倾
宋亡而贻中国祸无已
论高宗
高宗惧怕女真而无耻无惭
大臣言论的宗与纲
论南宋的战略失误
宋代州县的戒石铭
论南宋军事失败
论孝宗
论南宋人才的毁坏
论光宗
论宁宗
论南宋的朋党之害
韩侂胄迫害学者
南宋的和战之争
南宋衰弱的原因
论理宗
儒者之荣，不能救世
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
论度宗
南宋仍有救吗？
论恭宗、端宗、祥兴帝
论宋的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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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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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论》，清代学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湖南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后隐居治学，著书一百余种，此后一直默默无名。到同治初年（1862），曾国藩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汇聚流传。他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收七十种三百余卷，1996年，岳麓书社集结出版《船山全书》，就更为完整。
《宋论》及《读通鉴论》，是王夫之的两种史论著作，为著名。《宋论》定稿于康熙三十年（1691），是他逝世前一年，思想已为成熟，故两书的史论是他一生思考的后成果（《读通鉴论》也是他逝世前完成的），值得重视和研究。王夫之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他的治学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关系，他的书中深含他对中国现实和命运的深切关心。他研究学问，不限一隅，而是饱读儒家经典，博涉经史子集，既精又博，这使他的学术视野更为宽广辽阔，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也比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独到，这使他能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学者。
古人素有史论一类的作品，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已经在叙述史事的同时发表作者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论，后来司马迁撰《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都沿用“君子曰”的方式，用“太史公曰”和“臣光曰”的形式随事发论，成为这两部名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让人们一边读史，一边思考。另外也有学者撰作专门的史论著作，如唐代虞世南《帝王略论》、宋代范祖禹《唐鉴》、明代李贽《史纲评要》等，都是有名的史论专著。王夫之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在他生命的晚期，撰写出《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史论，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见解。
这两部书可以看作前后相续的著作。因为《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前403）写到五代后周被北宋代替之年（960），接下来就是宋代。学者们在《资治通鉴》之后的续作，如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在时间上紧接《资治通鉴》的结束之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而从宋太祖称帝的建隆元年（960）年开始。读完《资治通鉴》再读《续资治通鉴》，就可以一年不差地紧接而来。王夫之写完《读通鉴论》再写《宋论》，犹如已有《资治通鉴》再有《续资治通鉴》一样，顺理成章，首尾相接，形成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完整评论。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薑斋公行述》中说，王夫之晚年作《读通鉴论》《宋论》，目的是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在明朝灭亡时期，生于此朝就是此朝人，家国归属感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替代的，所以他对明朝的灭亡有深痛感触。在这样的基础上读史论史，当然关心历朝为什么会有盛衰兴替，在这种不断出现的无情残酷而令人心碎的过程中，究竟是因为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而使这种局面发生、出现并不可逆转、不可挽救。古人说过“履霜坚冰至”，表示事物到出现明显变化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每个王朝从初起时的兴盛强大到灭亡时衰弱无力，曾令多少身处其时的忠臣义士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更令不少学者感慨不已！对这样的重大问题绝不能空谈轻论，必须追溯历史的完整过程，根据具体的人物及其作为加以细致分析，王夫之的史论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而这正是古人史论的可贵之处，值得今人研究历史时认真地借鉴参考。
《宋论》与《读通鉴论》一样，都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完整观察，把所要评论的历史自始至终、原原本本地审视一过，而不是心猿意马、跳跃择取、见一叶而不见泰山、论一点而不及其余。所以，这样的史论贯穿着一个主题：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把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前加以审视评鉴，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王夫之坚持了这种严谨忠实的方法，仔细观察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所以他在《宋论》中能提出与众不同的分析和论点，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影响都有独到见解。数百年后读其书，感到这种历史观察的生命力犹在，思想性深刻，令人深受启发。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就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善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人与事对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不说赵匡胤有盛德是不行的）。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太祖就“轶（超过）汉、唐而几（几乎达到）于商、周”了。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而宋太祖从初称帝的建隆年间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持续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年间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是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是靠家法的檠括和政教的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就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盛德厚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一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太祖的治国德意，在王夫之看来，不是来自学术，而是天意的启示。他认为太祖的儒术尚浅，也不受异学的干扰迷惑，只是害怕天命不能长久地眷顾自己，又深知民众所受乱世的祸害，更鉴于外族和盗贼带来的毒民侮士的风气，所以才提出上述三条，对长期以来的弊端渐损渐除， 让天下慢慢地复苏喘息，而不是急功近利，以求在一个早晨就换取愚氓的醒悟。在这种德意下，治国就是要视力之可行，从容利导，而不追求尧、舜的美名。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而形成了从容不迫的政治格局，而使天下纷扰之情，优游而就绪，瓦解之势，渐次以即安，又能延续百年， 使余芳未歇。
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就是三点：简、慈、俭。心无纷歧，所以行之自简。简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简以行俭， 靠俭而不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汉文、景二帝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
王夫之如此赞赏太祖，当然不只是欣赏这一个人，而是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国之道。这种总结不是纯由思辨，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论证，所以更显得有理有力。唯后人不明其意，忽视了王夫之在《宋论》中所发的议论。
对宋朝恶的人和事，在王夫之看来，就是赵普和秦桧及他们所做的事。关于这二人的历史评价，人们往往赞赵普而骂秦桧，但王夫之将二人列为宋朝的罪人、的野心家，这种分析和评论，自有他的道理，但这些道理却是众人所常忽视的。
王夫之认为赵普、秦桧二人的共同特点，是怀有很大的野心，想取宋朝而代之，这与唐代徐世（即李）一样（与司马光一起编纂《资治通鉴》的范祖禹，撰有《唐鉴》，其中对于李，也持有同样的看法）。王夫之说：徐世赞同唐高宗废黜王后而立武氏为皇后，是欲以武氏乱唐而夺其蹊田之牛。假使徐世不死，他就可以操纵武氏，让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晋安帝一样，使“唐移于徐氏”。而“赵普亦犹是也”，他与太祖誓而藏之金匮的约书里，规定“立长君、防僭夺”，但在赵廷美、赵德昭死后，太祖一旦不保，而赵普还在世的话，他就能“藐尔之孤”，把太祖子孙的生死操纵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但他没有想到太祖死后，其子赵德昭虽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使赵普的奸慝不可伸，于是他就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后年幼之人，而操纵唯己。经过这样的分析，王夫之下结论说：赵普的用心与徐世对于武氏的用心是一样的，并说这不是对他的苛刻指责。
人们对秦桧的批评，一般都说他与金人勾结，引导宋朝只求讲和，而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使军事抗金中途而废。而王夫之则认为秦桧的目的是想篡夺宋的王权。王夫之说：秦桧诛逐异己，不欲留下一个人，这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忿忮而求报复，他在各个要津遍置党羽，让宋朝没有一个亲臣可以倚靠。当时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是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的，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一旦高宗晏驾，秦桧还不死，他就会选年幼之人暂时继位，自己再起而夺之。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内有群奸为佐命，篡夺赵氏的王权，在其心目中就是易于掇芥的。能揭示秦桧的这一用心，确是他人没有看到的。又说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下了很大功夫，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之后又将诸贤流放，害死岳飞，让韩世忠闲居，使刘锜与吴玠、吴璘兄弟听命，使张俊总领诸军之愿不遂，等于废处。此时的秦桧，所欲为者，无不可为，所不可致者，无不致也。他周回四顾，知天下之人无能如己何，高宗对他也是惴惴然没办法驾驭，然后他就敢睥睨神器了。王夫之说这是“势之所激，鼠将变虎”。王夫之通过观察秦桧而发现这一情况：“察之于始，桧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论也。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说明他是根据事实得出这一判断的。又说秦桧的“力甚鸷，机甚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复何所戢而中止乎”。他也是通过多年的准备，得以形成篡夺王权的形势，所以他不会收心而中止。
王夫之观察和总结宋代兴亡史，痛心的是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赵普身上。赵普利用了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但他还有更自私的目的，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手段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王夫之说，赵普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但他自知不能让军事将领对自己心服口服。其后军事将领不断平定各处的割据势力，赵普都没有功劳， 所以当时为太祖推诚戮力的功臣，皆睨赵普而愤其轧己，赵普固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他日思自安之计，利用太祖的猜疑心理，深结主知，使太祖倚靠自己为社稷臣，这根本不是安天下以安赵氏，只有折抑武臣， 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王夫之下结论说：凡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
更恶劣的是在赵普的推波助澜下，使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在整个宋代形成了治国的“家法”：以赵普忮害将领的小慧，使宋奉之为家法。这种“家法”，并没有明文的制度，而是埋藏在宋代各个帝王心中的深深的隐忧：此其不言之隐。而这种不言之隐，正是导致宋朝不信任军事将领而使自己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导致被北方民族不断欺侮侵入乃至灭亡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王夫之更是在明亡之后重新反思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说：“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宋朝以优遇文人著称于世，但王夫之却认为这种表面光鲜的重视文化的现象背后，却是一种隐而不宣的不信任军事将领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扰，宋朝灭亡了，而明朝也灭亡了，所以他说这是“贻六百年衣冠之祸”。从宋朝建立的960 年算起，到明王朝灭于清的1644 年止，正是六百多年。宋因此而被灭，明也是因此而被灭，不同的王朝，同样的结局，这说明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强，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将受到重大破坏乃至灭亡，所以这不单纯是军事的问题，而是衣冠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只重文化，不重军事，文化也将不保，还会受到惨重的灾祸，王夫之的感慨之沉痛，现代人应该有所体会。
王夫之在《宋论》结尾又为这个问题再发评论，他认为，这种军事软弱导致整个国家软弱而屡受欺侮的恶果，其严重性在于“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糜散于百年之内”。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的力挽天纲的天维地纪，就在宋代的百年之内糜散殆尽，从而使后来的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屡受外族侵略欺凌的困局之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王夫之只看到明亡，无法看到清朝晚期的中国之积弱受欺，其实问题仍然存在，可惜没有人注意王夫之的评论，从而对这一问题深刻反思，以使中华民族有以自强。我们今天重读《宋论》，对此不能不特别关注。
《宋论》中还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历史评论，值得我们好好阅读，体会其中所总结与分析的历史鉴戒，使古人的精心之作，能为现代中国的发展与兴盛提供有力的帮助。为此，我们对《宋论》进行现代式的解读，从中选出精彩的内容，进行题解、注释、今译、评析，使现代广大读者都能读懂此书，并由此更深地理解历史，从中吸取历史的鉴戒。
《宋论》有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舒士彦整理本和1996年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本（第十一册）。现在利用这些已有的整理本，从中选择部分内容重新加注、今译，并做出要旨解读与精华评析，以便现代读者理解。原书分十五卷，根据宋代皇帝分卷，现在的选本，不保留原有的卷数，只对选出的篇数加上标题，共七十篇，仍可看到《宋论》的主要内容，从中了解王夫之的精彩评论。
刘韶军
2021年5月
论仁宗
【题解】
宋仁宗（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1023 年至1063 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第六子，立为皇太子后，赐名赵祯，1023 年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期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推行“庆历新政”， 也未能成功。
宋代党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宋之朋党始于仁宗在位时的各位大臣：“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 不亡而不息。”宋代的朋党不是仅在仁宗时期，而是长期存在，到徽宗时演变成剧烈的灾祸。一般人都批评说朋党是小人加在君子头上的罪名，王夫之此论与众不同。他认为国家既要有“刚方挺直之正气”，又要有“敦庞笃厚之醇风”，这就可以使君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这就是说朋党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君主身上。君主要保持平静的态度，小心听取各种意见，做事不急迫，对人们的各种说法不要轻率听信，这样就不会让小人与君子之间形成紧张对立的关系，也就不会进一步引起朋党之争。也就是说，现实之中，总有小人与君子，不能保持纯粹无杂的状态， 问题是不使小人与君子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而这需要由君主掌控大局。
但在仁宗之世，君主对局面失控，原因在于“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有人来仁宗面前说这说那，他都容受了，“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 于是君子和小人都“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群起以言论相争，于是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亦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言满天下，蔚然可观。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这个分析说明了仁宗使此前的敦庞笃厚之风丧失，于是人们以言论相攻击，逐渐使君子、小人各自结党成群而攻讦不止，这就奠定了后来朋党之争的基础。
由君子、小人形成朋党，而又导致宋的乱政，所以王夫之又说后来神宗时的乱政，实质上是从仁宗之世开启的。神宗兴怨于天下，不是因为他有奢淫暴虐之行，只是因为他“求治也亟”，而引起“下之言治者已烦”。而“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这是对神宗变法原因的一种分析，值得研究宋史者重视。
王夫之认为，再好的制度法度，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也会产生弊端，这是“自然之数”。就拿西周初期的“成周治教之隆”来说，到了穆王、昭王的时候，也是“蛹蠹亦生于简策”。如何对待产生弊端的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起而改之就能成功的。王夫之说：“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苟循其故常，吏虽贪冒，无改法之可乘，不能托名逾分以巧为吹索。士虽浮靡，无意指之可窥，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诡遇。民虽强可凌弱，无以启之，则无讦讼之兴以两俱受毙，俾富者贫而贫者死。兵虽名存实亡，无以乱之，则无游惰之民以嚣张而起，进则为兵而退则为盗。”他认为制度上的弊端产生之后，不改也有危害，但改制造成的危害更大。急于变法，并不能保证变法的措施都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变法必然成功。而且变法不能保证所变都是正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变法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这一点，往往是论史的人们未曾注意的。认为只要是变法就是进步的，反对变法就是保守的。这样的简单化，是不能真正把历史研究清楚，也不能正确从中总结出鉴戒的。
王夫之认为，仁宗时还有一大弊政，“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这就是实行交子。研究历史的人都称赞宋代开始使用交子是进步，但王夫之不这样看，他说：“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则官以之愚商， 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又说：“交子变而为会子，会子变而为钞，其实皆敝纸而已矣。”他认为交子、会子都不过是纸币，凡是有纸有墨，就可以印，而且其价值也是由人们随意决定的，结果是引导人们相互欺骗，而交子、会子并不能真实对应实际的财富，所以实行交子或会子，就对真实的财富造成巨大伤害。所以这种制度到明代宣德以后， 就不复能行于天下了。
因此他总结说：“君天下者，一举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无穷，不可不审也。”这说明变法（包括使用交子和会子）的种种措施都必须慎重，不可轻率听信人们的言论，否则就有两种可能：“从善如流，而从恶亦如流。”不管是善是恶，都会造成长远影响，这是当初实行变法的君臣无法控制的，甚至还会骑虎难下。他告诫帝王们：“舜之大智也，从善若决江河，而戒禹曰： ‘无稽之言勿听。’”这才是真正的治国“大智”，有了这种大智才能“成其至仁”，而“治道尽此矣”。
仁宗时，范仲淹曾对科举中的问题，提出科举考试要先试策论而后试诗赋，王夫之认为科举要考经义、策问、诗赋，经义重要，因为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其次是策问，因为它“有所利用于天下”；而诗赋“无所利用于天下”，是没有价值的。范仲淹要求把策问放在诗赋之前，还是有眼光的。
王夫之是学者，所以重视经义，实际上古代国家实行科举考试，也以经义为重要。但大多数读书人，只是对经书内容加以“记诵”，而不能“引而伸之，演其精意，而著为经义”，这就不能达到考经义的根本目的，“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反而使经义走上了邪路：“习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支离者旁出于邪， 疲茸者偷安于鄙，雕绘者巧乱其真，拘挛者法伤其气，皆所谓侮圣人之言者也。”王夫之非常痛恨这种变得虚浮的经义之学。
范仲淹要重视策问，也有弊端，王夫之说：“范希文奋起以改旧制，于是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希文之过，不可辞矣。”这一点又是范仲淹始料未及的，即提倡策问，会引起人们不按儒家正统学说来论述问题，而用儒家以外的兵家、法家等学说来回答策问的问题，王夫之认为不坚持儒家的正道，乱用异端邪说，是不能容忍的。在今天看来，王夫之对仁宗及其大臣的批评，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仁宗的盛治
【题解】
王夫之对仁宗的盛治，表面上是称赞，实际上还是批评，因为神宗时的政治之乱，是由仁宗启其端的。对这一点，研究宋代历史的人，认识到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实有必要认真地读一读王夫之的评论。
【正文】
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乃其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 则自仁宗开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①，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
【注释】
① 莫：通“漠”，寂静。民不能莫，指民心不能安宁。
【译文】
仁宗之时被称为治国的盛世，至今还让了解这个时期的人们羡慕。仁宗躬行慈爱节俭的品德，而宰相台谏侍从的大臣，都是所谓的君子之人，当时成为治国的盛世，也是理所当然的。考察宋代政治的混乱，是从神宗时开始的。神宗让天下人怨恨、留下讥评给后人的，不是他有奢侈、荒淫、暴虐的行为，只是在于他在上追求大治过于急迫，而在下的人论议国家大治已很烦琐。但是召来在下的大臣提出烦琐的治国之论，从而开启了在上的皇帝的过大的志向，则是从仁宗开其端的。而朝廷不能安宁，民众不能心静，在仁宗的时候就已是这样了。
【正文】
国家当创业之始，繇乱而治，则必有所兴革，以为一代之规。其所兴革不足以为规一代者，则必速亡。非然，则略而不详、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竞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时会之所凑，适可至于是；既至于是，而亦足以持国于不衰，乃传之数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则归咎于法也，不患无辞。其为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实，民骄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奸也。有志者愤之，而求治之情，迫动于上，言治之术，竞起于下；听其言，推其心，皆当时所可厌苦之情事，而厘正之于旦夕，有余快焉。虽然，抑岂必归咎于法而别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肃之大臣以饬仕阶而得矣。士靡而亡实，崇醇雅之师儒以兴正学而得矣。民骄而不均，豪民日竞，罢民日瘠，人事盈虚之必有也；宽其征徭，疲者苏而竞者无所容其指画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无，伍有而战无，战争久息之必然也；无荐贿之将，无私杀之兵，委任专而弛者且劝以强劲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无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挂漏，创法者固留有余以养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妇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奸民为鼠为雀之啄龁，恶足坏纲纪而伤教化？有天下者，无容心焉可矣。
【译文】
国家在创业初期，由乱世而向治世转变，就必定会有所兴建和变革，以完成一代的制度。那些经过兴建和变革而不足以作为一代制度的，则必定很快灭亡。如果不是这样，制度中那些省略而不详备、因陋就简而不完善、仍处于衰弱而不强大的部分，就一定都是含有某种深意的。君主的德行、民众的心愿、时势的变化几个方面凑在一起，正好到了这一步，既然已到了这一步，也足以保持国家的不衰败，但传了几代以后就会产生出弊端了。弊端的产生，都是依据制度而出现的，那么归咎于制度，是不怕没有说法的。其作为弊端，官吏玩弄制度而不加理会，士人侈靡而没有实际的才能，民众骄纵而贫富不均，军队松弛而不振奋强大，不是破坏制度来推行私心，就是利用制度而巧妙地藏匿他们的奸邪。有志之士对此感到愤慨，于是追求国家大治的心情，急迫地打动在上的皇帝，讨论治国的方法，也竞相地在下面的大臣中出现，倾听他们的言论，推察他们的心情，都是当时令人厌恶和痛苦的情与事，而在旦夕之间加以纠正，那是令人快乐的。虽然如此，难道一定要把原因归到制度上面而另外来寻求治国之道吗？官吏对制度玩忽而不理睬，对此只要任用廉洁严厉的大臣通过整顿官吏的等级就能加以解决。士人侈靡而没有实际的才能，对此只要尊崇醇正高雅的儒家学者来兴办符合正道的学术就可以纠正了。民众骄纵而贫富不均，豪强之民日益富裕，疲惫的弱民日益贫困，这是人们的事业中盈虚变化所必有的现象，对此只要放宽征税和徭役， 让疲惫的民户得以苏缓，豪强之民就不能利用贫民有求于他们而谋利了。军队松弛而不振奋强大，有兵籍而军中没有兵员，在军中有兵员而没有战争， 这是战争长久停息之后的必然现象。没有进献贿赂的将领，没有私自杀人的士兵，委任专人为将领而松弛的人就将勤勉而变得强劲了。像这样，委任的将领是合适的人选，而制度就无不可执行了。至于制度中还存在着各种缺漏， 创建制度的人本来就是留有余地来养育天下而使天下之人的心情能够平静的。匹夫匹妇在严寒、暑热、暴雨时的怨尤，猾吏奸民像鼠雀一样啄食一点公家的财物，哪里足以破坏国家纲纪而伤害教化呢？统治天下的人，对这种情况不用计较就可以了。
【评析】
对所谓盛治，不能简单地只加以赞颂，而应冷静地从中找出问题，这才是有价值的历史评论。而要找出问题，就需要冷静细致的思考。如儒家说到国家之治，就要称先王，认为先王之治是好的榜样。但所谓的先王之治究竟有哪些内容？先王治国的成功经验究竟是什么？都必须细致地加以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先王及先王之治。但也不能一概地否定尊先王的说法，认为尊先王就是保守和倒退，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国家的治理，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这都要到先王那里去观察和总结，所以， 所谓的先王之治，不是说全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也有不正确的。因此， 只能以前人的治国历史为借鉴，认真细致地加以总结，找出治国的正道， 在当今之世加以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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