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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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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年代顺序探讨了1900年至1948年中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次全面研究了中国妇女争取选举权斗争运动及其与早期妇女运动之间的联系。中国妇女运动活动家们在20世纪上半叶为获得选举权所发起的持续地、成功地斗争挑战了长达数个世纪以来的根本性的政治权利原则。通过要求为女性获得公共的政治声音，这些积极分子推动了一个不仅仅是为了妇女自身的，而是整体政治结构的民主代表新概念。她们的运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使得男性和女性道德的性别规范在这一空间急剧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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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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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Louise Edwards)，现任香港大学中国史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香港人文学院院士。2002—2006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史教授，2004—2009年任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亚太未来研究网络召集人，2006—2009年任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国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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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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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谢1
章序言1
节谁是妇女参政活动家5
第二节为什么要探讨中国妇女参政运动7
第三节“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研究的匮乏12
第四节参政（suffrage）还是参与政治（participationinpolitics）？21
第五节将平等写入宪法23
第六节国际妇女参政运动：对起因的思考25
第二章反清叛乱者：构想妇女的国民权（1898—1911年）38
节国家复兴39
第二节妇女也是人：平等与天赋人权42
第三节推翻清王朝：金松岑论女国民的素质46
第四节反清女权主义政治活动：赢得国民权50
第五节同盟会中的女权主义：履行女性的国民权55
第六节参加军事活动的妇女：国民是士兵58
第七节消除愚昧：教育未来的女国民64
第八节女性刊物：宣传女国民70
第九节秋瑾：战士、教师、记者以及妇女权益活动家75
第十节走向共和78
第三章民国初年妇女对政治平等的追求（1912—1914年）80
节亚洲个共和制国家创立之初82
第二节妇女参政和民国初期宪法83
第三节次尝试：林宗素和女子参政同志会85
第四节扩大影响：唐群英和妇女参政同盟90
第五节让我们先学习政治：张默君的神州妇女互济会94
第六节大闹南京参议院97
第七节文明的语言和野蛮的行径：游说北京政府102
第八节广东省议会的女议员初涉权利107
第九节掌掴、愤怒、斥责：国民党的创立110
第十节反常的要求、反常的女性：关于妇女参政的公众讨论114
第十一节被粉碎的民主122
第四章妇女参政与省立宪法：建设新文化（1919—1923年）125
节动荡的政治和军事局势127
第二节在新文化运动中重新思考“女性”129
第三节女界联合会和省立宪法运动133
第四节广东女界联合会：妾也是人吗？137
第五节湖南女界联合会揭露中国男性的无能146
第六节上海女界联合会引领对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思考154
第七节北京的分化以及激进主义155
第八节温和的激进者：女子参政158
第九节无节制的激进者：女权运动同盟会161
第十节新文化、新女性、新政治165
第五章国民党、共产党及国民会议运动（1924—1926年）166
节同志间的平等：修改党章169
第二节初的斗争：妇女权利还是阶级权利173
第三节动员资产阶级妇女：向警予论妇女参政177
第四节坚持妇女的集体身份：国民会议运动183
第五节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妇女参政运动191
第六节绞杀革命：统一战线的瓦解193
第七节从新文化到白色恐怖196
第六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女权主义者（1927—1936年）199
节训政时期的政府结构202
第二节寻找新方向：国民政府时期妇女运动204
第三节证明价值：国民会议中的妇女207
第四节赢得继承权与重新思考婚姻214
第五节新生活运动中作为贤妻良母的女国民218
第六节参政权辩论：共产党区域的妇女参政223
第七节《二五宪法》，国家的胜利？226
第七章性别差异的实现：名额、战争与选举（1936—1948年）230
节什么是“名额运动”231
第二节“独特的中国式”的后选举权运动233
第三节两党政治结构内外的女权主义活动家们237
第四节战争对于女性差异问题的影响241
第五节为代表名额而辩论245
第六节在政治中历练的妇女们252
第七节内战与妇女议员259
第八节共产党控制区域的妇女参政265
第九节空洞的胜利270
第八章结语273
节性别、权利、道德与教育274
第二节建立代议制政治，构建妇女集体身份276
第三节国际对比的耻辱以及妇女参政作为现代性象征278
参考书目281
译后记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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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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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60多名妇女参政活动家们闯入新近成立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要求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这个亚洲个实行共和制的国家，男议员们按照历史传统，依然拒绝妇女们提出的全面、平等和自由的公民权要求。妇女们砸毁玻璃，高呼口号，并和警察扭打在一块。九年以后，也即1921年3月，另一个妇女参政团体走进中国南方的广东省议会，要求省宪法规定女性与男性在政治上平等。保守的男议员们朝这些妇女们扔墨水瓶和椅子，使得其中一位请愿者不省人事，而其他几位则被打得鼻青脸肿。很显然，中国女性和男性平等地行使选举和被选举权的前景引起了民国初年政治精英们的紧张和不安。
不过，妇女参政团体坚持不懈的努力终如愿以偿地赢得了胜利。在广东事件发生几年之后，几个重要省份的省立宪法给予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女性被选入省议会。1936年，国民政府起草了确保男女平等的民国宪法，并等待国民大会选举后给予通过。十年以后，也即1946年，妇女参政活动家们赢得了确保至少百分之十的国民大会代表席位给予妇女的胜利。尽管这是中国女权主义者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但是我们对于中国妇女参政运动仍然知之甚少。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领导这场运动的女性很显然滑入历史的深渊，她们的勇气、视野和进取心被人们所遗忘。
女性参政运动只是20世纪上半叶积极的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那些参与运动的妇女们来说，赢得参政权被认为是解决历史上男女不平等的关键，同时也是确保妇女在当前政治领域中的合法地位，防止以后发生政治不平等的关键。一些妇女团体关注改善女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另一些妇女团体则仍旧将她们的积极活动和慈善、福利以及家庭改革联系在一起。各种妇女团体之间的互相合作为她们各自的运动作出了贡献。中国的妇女运动活动家们很快意识到，妇女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政治诉求的群体。然而，那些将赢得参政权作为首要目标的妇女运动活动家们将妇女的正式政治权力作为所有其他权利的基本前提。在这些参政活动家们看来，为女工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以及影响家庭和婚姻改革将依赖于妇女在正式的立法进程中获得代表资格。她们认为女政治家将能够好地捍卫妇女们的利益。
通过阐述妇女参政运动的故事，本书表明，中国女权主义者们在20世纪上半叶务实地运用两种观点：即女性与男性生来平等以及女性与男性具有差异性。在中国，有的根据“无论性别，男女本质上完全平等”的逻辑要求参政权，有的则根据“男女有本质差异”的逻辑要求参政权，这两者都同样经常出现。这两种对应的逻辑并不像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从总体上来说，这两种逻辑也并没有造成妇女运动的裂痕。这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手中，它们成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获得胜利的战略性工具。中国参政女权主义者在运动中的不同时刻运用“平等观点”和“差异观点”。“男女差异”的观点在起初建构妇女集体政治利益观念的论据中尤为重要，后来它成为妇女在立法机构获得特别配额的强有力工具。“男女平等”的观点初在摧毁长期以来存在的女性缺乏独立人格的社会观念方面至关重要。这种社会观念认为妇女作为个体没有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后来，平等观点推动了女性在教育、财产和离婚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改革。务实的目标导向而不是理论的抽象性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特征。
通过探讨女权主义活动家这种务实主义的演化，本书表明如果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家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那么关于两种观点孰优孰劣的焦虑感就变得不那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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