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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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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选入了作者的经济思想史学术论文21篇，编为四辑。辑一是方法论阐述，讨论了经济思想史的内涵、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关系、经济思想史体现的经济学逻辑、经济思想史的谱系等问题。辑二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传统贫富思想、法家经济思想特点、《管子·轻重》经济理论研究史、西汉经济思想流变、北宋经济政策思想争论等进行了探讨。辑三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涉及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胡适、张东荪、顾准等，对统制经济思潮作了考察。辑四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论题包括经济思潮、重要命题、有争议的人物、理论演进、经济学说与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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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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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财，浙江鄞县（现为宁波市鄞州区）人，1954年8月8日生于上海。1971年参加工作，当过工人。文学学士（上海师范学院，1982年），经济学硕士（复旦大学，1986年），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2000年）。1986年进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2001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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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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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经济思想的涵义及其史的写法
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逻辑
——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
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
关于经济史学的几个问题
辑二
中国古代贫富差别思想述评
从《商君书》看法家经济思想的方法论
《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研究述评
从学派到“独尊”：西汉时期儒家经济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化
——以董仲舒为线索
北宋时期关于国家农业贷款利息问题的争论
辑三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
严复：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忠实传播者
——为《国富论》出版240周年而作
胡适为什么忏悔？
——从其经济思想转变看中国现代理论现象
张东荪经济思想的近代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
顾准经济思想的方法论
辑四
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和现代经济学的反思
关于“非意图的结果
萨伊经济思想再议
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
计划经济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价值
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思想史考察
参考文献
附录
一、笔者已出版的主要著作
二、笔者已发表的部分论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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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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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
关于个人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严中平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段论述，一段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说：1848年法国政治派别的变动除了物质条件、所有制形式和城乡对立等原因，“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另一段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所说：“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然后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的历史上，政治人物的情感和观点，一句话，个人特点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作用要比西方诸侯分立的撮尔小帮大得多。这一点，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上的一大特征。”②
既然如此，就可以延伸讨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需要共同使用的方法论问题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强调可以看出，在那时的历史研究中，人们较多使用的是一种整体的分析方法，而对社会经济的完整理解，需要研究者同时重视对个人的考察，正是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方法论个人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对于这两种方法论，吴承明和巫宝三都曾提及。如吴承明说：凯恩斯以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仍坚持个人主义分析方法，用先验演绎法”，而法国年鉴学派的治学方法是总体论或总体观察，其三个含义是“总体先于部分”“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总体即各部分关系总和”，“实际上，所谓总体论或整体论就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始于马克思，年鉴学派总体论的具体内容虽然与马克思的提法不同，但仍是继承马克思理论的”①。
巫宝三在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时关注到这一点。他写道：先秦各家经济思想多属于“经世济民的治国思想，亦即从整个国家出发，提出经济政策主张”，对儒家来说，“国家乃是家族的扩大，个人和个体是在家庭、国家的整体中存在的，国家有其独立的目的和使命，如社会和谐、国家统一等。个人是在实现这些目的中存在的，对于个人的活动不能从个人自身的活动来考察，只能在他和家族、国家整体的关系中去理解。国家整体的目的和存在是不可以分解为个人的目的的”②。但也有例外，如“道家‘自然无为，的经济思想，包涵经济个体主义思想、平等民主思想、自由放任思想。不过这种思想是以’小国寡民‘的简单社会交往为前提，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安宁和个人身心自由。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中，儒道两家影响。道家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具有批判的、平等民主的、自由不受束缚的可贵思想。它对两汉文景时代的政治经济起过积极作用，对历代农民起义思想起过影响作用，对历代许多大思想家的思想的形成起过启迪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历史事实”③。
行文至此，笔者的观点可谓呼之欲出了。由于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需要运用更高层次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通过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难发现，因此，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有机融合存在必然性。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多维度的，在逻辑上，有演绎和归纳之分；在范围上，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在角度上，有历史考察、制度分析和数量研究之分；在范式上，有规范和实证之分；在方法论上，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分，相比之下，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方法论富有思想性，因而具有基础性意义，可称为基础方法论。这种基础方法论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思想史的谱系，历史上的众多经济理论和政策可以从这两种方法论找到依据。例如，整体主义方法论倾向于政府在宏观上主导经济的运行，它们强调社会的价值重于个人，擅长于组织集体行动，熟悉和偏好行政干预的办法，关注经济领域的分配公正和公平问题，确信政府干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可控性，减少不确定性，是实现长期繁荣的人类理想的必由之路。反之，个人主义方法论肯定个人的价值，他们注重保护私有权利，强调法治规范的市场竞争比政府干预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们肯定企业家的创新，认为企业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回报，相信社会经济是在汇集、处理分散在个人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试错才达到资源配置的逐步优化，这种渐进的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风险积聚，因而是可持续的。在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抵御自然环境造成的生存压力，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成为基本的选择，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使个人主义方法论得到确立和传播，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但因为科技进步和理性建构思想的影响，由人性特点所决定的“搭使车”、急于求成心理，又使得整体主义方法论重新回潮。
如此看来，运用经济学基础方法论的分析，为合理解释中外历史上一些原先无法自圆其说的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它是对历史发展阶段论、阶级分析方法等的必要补充。既有的经济史研究对此关注不够，盖源于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尚处在逐步熟悉的程度，还无法了解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深刻性和逻辑性，要做到这一点，加强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联系势在必行。赵德馨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导言中写道：“从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院系普遍开设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课程，讲授中国1842年以来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对于经济院系而言，这是一门不可缺的基础学科。由于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近十多年来，绝大多数经济院系停开此课。这造成学生基础知识面上的一块空白，同时也给学生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困难。因为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都受该时期经济理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书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各个时期的经济理论。这是本书加强理论的原因之一，也使本书具有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与中国近现代经济理论史结合为一的特点。”①这显示了经济史研究正在寻求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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