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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梳理现代启蒙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追问现代知识分子时代责任；
游刃有余，出入于俄国近现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以俄鉴中；
既重视历史关怀当下又心系未来，践行文学批评研究本来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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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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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丁帆先生的文学批评论文集。辑的文章主要是对苏联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分析论述，第二辑是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评论的论述。作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方法来进行文学批评，以此为衡量标准，指出并剖析了我国文学评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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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丁帆，男，1952年出生于苏州，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四、五届评审委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扬子江评论》主编、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论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文学的玄览》《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重回五四起跑线》《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新文学史》《文学史与知识分子的价值》《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研究》《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颂歌”与“战歌”的时代》等著作二十余种。自1979年至今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总计400多篇。散文随笔集有《江南士子悲歌录》《夕阳帆影》《枕石观云》《知识分子的幽灵》等。共发表散文随笔70万字左右。已经培养博士生、博士后80多人，硕士生70多名。1989年以来获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5项，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2项。获得省部级一等、二等奖项7项。教育部教学一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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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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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与文学批评读札
“理性万岁，但愿黑暗消灭”：别林斯基的批评——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读后（二）
文学艺术的暴力与现代乌托邦的反思——以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为案例（上）
文学艺术的暴力与现代乌托邦的反思——以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为案例（下）
“白银时代文学”的后回望者（一）——解读《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并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
“白银时代文学”的后回望者（二）——解读《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并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
「第二辑」
从五四“人的文学”到“文学是人学”——重读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
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
亟待抢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料
文学制度与百年文学史
《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当代文学的“史诗性”问题的重释
“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读札
狼为图腾，人何以堪——《狼图腾》的价值观退化
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
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
对两种文化流派的深刻批判——重读鲁迅《“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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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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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承受青年犹如承受一场重病。这恰恰造成了我们所抛入的时代—一次巨大的堕落和破碎的时代；这个时代通过一切弱者，也通过一切强者来抗拒青年的精神。不确定性为这个时代所独有；没有什么立足于坚固的基础，也没有什么立足于自身坚定的信仰。人们为明天活着，因为后天已经是非常可疑的。”尼采的这段话应该成为我们认知21世纪中国青年作家预言性的座右铭。
近，我在给何同彬的新著写序言时，看到他对青年作家的许多精彩分析，很是感动，他把我积郁了好几年欲说还休的话几乎都说出来了。针对这十几年来的青年作家创作现象，除了“吹捧”和“鼓励”之外，我们的批评家对其学术和学理的深入批评有多少呢？面对批评的失位与失职，一个青年批评家的指谬则是难能可贵的。
在一切文学审美活动中，除了技术与形式层面的外壳，重要的就是作家在内容中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念的高下优劣了。所以，围绕着“青年”“公共性”和“历史”三个关键词，何同彬能够“以粗犷的线条和锐利的笔锋勾勒出一个青年批评者‘无知无畏’的精神图景和野蛮生长的批评个性”，充分展示了一个批评家的勇气。
的确，对于当下一批“80后”“90后”新锐作家作品的评判，给老一代批评家带来了无边的陌生与困惑，如何在一个公共性的平台上评价他们的作品，何同彬的批评观念无疑是中肯的、尖锐的，同时也是有效的。
针对“青年”这一代际问题，他的看法是锋芒毕露的：“秩序在收割一切，收割一切可能对秩序造成威胁的各种力量，青年、新人就是这样一种具备某种潜在威胁的虚构性力量，一种正在被秩序改造并重新命名的新的速朽。收割的前提是培育，是拔苗助长，是喷洒农药、清除‘毒草’，是告诉你：快到‘碗’里来。”毋庸置疑，这个无形的“碗”是巨大的，既有体制的召唤，也有商业的诱惑，青年作家面临的被规训、被同质化、被秩序化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却是评论的盲区，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仅仅将它作为一个受着商品化制约的代沟问题来看，而看不到青年作家将失去的是文学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那么，我们在扫描一切青年作家作品时就少了一层深刻的批判性。“秩序”——无论是体制的，还是商业的——这台“联合收割机”将会收割一茬一茬青年作家，而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会成为消费文化和意识形态案板上的快餐食品。而且，这些“转基因”的文学食品对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而言，都是慢性“毒品”，虽然，它们会不断更换商标和名称。
当然，我激赏的是何同彬对青年作家提出的需要警惕的几种行为弊端。
对“青年写作者和文学新人的滔滔不绝的赞美、期许，广泛持久的扶持、奖赏是制度的代际焦虑的产物，它们的共同目的是去锻造青年的皮囊如何与苍老、丑陋的灵魂完美融合”。毋庸置疑，文学创作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要面对一个“灵与肉”的哲思命题，当下，名与利是这些青年人生观当中首要的文化核心理念，写作也概莫能外，它往往成为许多青年作家出名谋利的手段，当然，谋生是无可非议的，但将它作为舍弃一切人文伦理的束缚，将其作为向上爬的阶梯，却是可鄙的，这将给古今中外一切文学和作家蒙羞。我们不要强调这是商品时代使然，应强调坚守人文精神的道德底线，越过了这条底线，一切创作都是速朽的。
我并不反对得奖，所谓奖项，只是某些群体对一个人的作品的认可，并不代表其作品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诺贝尔文学奖如此，国内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亦如此，在它们评出的作家作品之外，尚有大量的沧海遗珠，况且，许多奖项所带有的政治与艺术的偏见，是戕害文学的利剑。但是，大量的青年文学家不顾廉耻地去钻营此事，这就足以证明时代的创作思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扶持和奖赏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纳了一部分青年作家，于是大部分青年作家开始有了“焦虑症”，唯恐被甩出这个圈子，成为另类。殊不知，真正的文学创作就是需要离开中心，失去离心力，而这失去的只是文学外的重，得到的却是文学之重！而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个常识性问题呢？
因此，接下来的逻辑问题就是“文学权力与政治权力强烈的同构性”问题。几十年来的文学国情已经让我们习惯了在权力之下生存的语境，许多事情已经习焉不察了，这不仅仅是青年的问题，更是整个作家队伍的“集体无意识”。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为将来的文学考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不断在给一茬一茬青年作家命名，而且是以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名义，殊不知，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一俟被命名，也就离站在绞索架上、套上绞索绳不远了，更不用说那些生产性的商业化命名了，它们都是概念化、同质化流水线上的产物。
于是“新的文学写作者与前辈写作者（尤其那些掌握更多权力的）及相关机构之间有着一种微妙而暧昧的依存关系，其中涉及权力的承传，涉及互相调情的必要性，涉及一场有关宫廷、庙堂的舞台剧中恰当的角色分配”。同样，这个问题也是文坛整体性问题，不过，这在青年作家那里更为突出，如果说那些历经了历史沧桑的作家尚在这一点上还保持着一点儿矜持的话，那么，某些青年作家就不那么矜持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除了生计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当时苏联作家不同：他们有一个俄罗斯文学的传承，即使在严酷的时期，他们也还存在一个知识分子写作的阶层；但是，自近代以来，我们作家的现代性之所以无法完成启蒙（当然包括自我启蒙），是因为缺乏阶层的存活性，没有一个作家作品的统一价值标准，缺失了以赛亚·柏林所说的作家的“心灵”和立场。
无疑，这些都是当下部分青年作家的问题，但是，这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病症，所以，从制度的缺失中来看待青年作家人格的缺失，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何同彬所列举的21世纪以来文坛上所出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青年文学和文化人物的怪现象，足以让青年警醒，也更令那些文学史家和年老的批评家深入思考：时代病了，人也病了！而且这不是21世纪的恐惧症，是未来文学的“黑客攻击征兆”。
这些年来，一个接着一个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让人目不暇接，这种炒作，无论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商业化的，无疑都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致命的重击。作家们都指望这些“事件”成为自己作品的卖点，即便是负面的影响，也是出名的机会，宁愿留下千古骂名也要出名的心理，更鼓动了青年作家一夜成名的幻想。所以，新闻性的、世俗性的、生产性的“事件”，是简单、消极的文学致幻剂，是作家创作的“摇头丸”：“无聊而热闹的文学‘事件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他们在‘事件’的旋涡中丢失自己、重塑自己、成为自己。”所谓丢失，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自己”，所以也谈不上“重塑”，“成为自己”更名为“制造自己”“打扮自己”更为准确一些。
253 何同彬注意到的另一种青年作家的弊端，也体现出了他的敏锐性和深刻性，而且其批判的力度也是十分犀利的，那就是青年作家渴望成为一个“职业作家”，那是进入体制的“红派司”，且“职业性成功已经成为青年写作者们重要的，甚至的梦想”。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语境下评判这种作家体制的优劣，但我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无论作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当中，自身的小环境应决定其创作心态，作家的内心存在对文学创作的本能冲动，这一点是不能变的！唯有如此，其作品才有生命力。否则，成天想着如何进入“正统”的作家体制当中，充分享受体制的好处，那么，创作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当然，现在各省市的作家协会都在以“签约”的形式，把一些出了名的或正在出名的萌动中的作家纳入自己的旗下，我尚未见到过一个拒绝者，包括那些身价已经几千万的所谓“网络作家”，也一个个渴求“签约”，以获得“正名”，这并非是一个青年作家应有的正常的创作心态。
也正是如此，现在的一些走红的青年作家在媒体时代的追捧下，在几十万“粉丝”的簇拥下，变成了一种文化的代名词。于是乎，一种文坛领袖和霸主的江湖气油然而生，正如何同彬所言：“‘成功’赋予青年人荣耀、权力，也赋予他们某种老气横秋的、世故性的自大。这一自大在写作中体现为某种不加反省的惯性的、重复性的平庸（反正有人赞赏并随时准备予以褒奖）和以信口开河、话语膨胀（如各种断言、命名或自我标榜的热情）为表征的狂妄、自负乃至自恋；在文学交往中则呈现出某种仪式性、仪态化的模仿，模仿那些成功的前辈和大人物（文学大人物则模仿政治大人物、商业大人物）的腔调、姿态、神情，甚至某些不可告人的癖好。”这就是消费文化带来的恶果，是青年毁了文学呢，还是文学坑害了青年？这是一个两难的文化命题，我以为这是一个互动的哲学关系，二者共同作用才是恶果成长的“培养基”，如果我们无视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放弃批判的权利，我们就愧对文学的未来。
因此我才十分同意何同彬的结论：“他们的多数书写几乎不涉及道德、美学、形式和文学本质方面的任何特殊性、独特性。当前，让人沮丧的是，文学新人之间缺少分野，缺少对立，缺少各种形态的冲突，缺少因审美偏执和立场差异导致的‘大打出手’，这和前辈们曾经有过的某种革命氛围、野蛮风格大相径庭。就已经发生的矛盾和有限的冲突而言，涉及的基本是和话语权、利益有关的诸种晦暗不明的欲望，除此之外，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和睦的、友好的、礼尚往来的、秋毫不犯的、在微信朋友圈随时准备点赞的……”在这里，何同彬指出了许多青年作家写作的致命伤—不涉及道德、美学、形式的内涵，漠视文学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思想的缺失是中国作家普遍具有的历史问题，但是其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胆寒的地步，这是始料不及的。所以，一些青年作家的写作陷入工厂式的模具化大生产之中，从流水线上出来的是商业产品，而不是文学作品。
同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青年作家缺乏老一代作家的特性—“革命性”和“野蛮性”。无论如何，这两个词作为中性词，的确可以概括中国近百年来文学的某些本质特征。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正是在21世纪的起始点上，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个文学坟场里的许许多多青年作家，他们并非像鲁迅当年寄予厚望的青年作家那样朝着正确的轨道前行。进化论对于今天的时代青年而言，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因为追名逐利的消费时代，是像鲁迅那样的作家们无法预料的。
我们须得叩问的是：我们的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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