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早就要出版了，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直拖到了现在。疫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扶贫开发工作也深受其害。过去我们总强调要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造血功能，现在则要加大输血的力度了；过去总是出台政策刺激经济，现在则要花更多的真金白银来救济经济了。好在中国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世界困难的日子也即将过去，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又能回到正常的规道上来了。但疫情留给我们的问题却没有随之解决，带来的困难比过去更加严重，扶贫开发的任务也比过去更加艰巨。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说：“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用积极的心态、创新的思维来面对困难就显得尤为重要。严峻的形势、艰巨的任务更需要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有新思路、新方法。
我们的研究是在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是对贫困测度的研究，T.Krishna Kumar &Anil P. Goreb& V. Sitaramamc(1996)回顾了贫困测量的主要做法和结果，从两个部分提出富有成果领域的研究，一个致予经济学家对贫困测量与应用福利经济学的合成，另一个致予统计学家对统计推断与功能估计关联的问题，同时强调了消费匮乏转变为贫困测度的可靠性理论和风险评估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个新的依赖于消费匮乏风险的贫困指数[footnoteRef:0]。吴碧英（1996）通过研究贫困程度的测算方法，并利用分组数据测算我国农村1980年、1985年以及1988—1994年的贫困度，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贫困程度逐年递减。尚卫平、姚智谋（2005）总结了多维贫困程度测度指标的性质，采用多维贫困模型分析比较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1998—2000年的贫困程度，指出其优于人文发展指数的特点[footnoteRef:2]。陈立中（2008）探讨了在不同的条件约束下，贫困测度方法（。系列贫困指数）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之间的关系，为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来看，我国应以指数作为贫困评估方法，达到政策倾向于更贫困人口[footnoteRef:3]。李翠锦（2010）基于洛仑兹曲线的FGT贫困指数测算新疆农村贫困度，并进一步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两方面分析了贫困变动的原因[footnoteRef:4]。
其次是关于贫困成因和对策的研究。Thomas Glauben& Thomas Herzfeld & Scott Rozelle &Xiaobing Wang ( 2012)使用中国三个省份的农户面板数据，识别长期贫困因素和测定脱贫的时间依赖概率。结果表明，人口是暂时性贫困的影晌因素，而穷人要脱贫受到不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数量、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很大。靳涛（2004）针对制度创新供给不足和有效制度滞后造成的农民相对贫困，提出解决农民贫困的制度创新对策，即完善农民土地产权、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农户税负、改革基层政府体制等，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李虹（从贫困的制度根源角度，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扶贫开发工作，需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深入考察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使制度同时适宜于当地的独特的自然硬环境和文化软环境。林毅夫（2002）认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率为重点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内部的边际生产率才能得到提高，达到增产增收的目标。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非农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收入，在城镇稳定就业。国务院扶贫办（2007）以江苏省扶贫为例，提出创新帮扶机制，从而提高扶贫效果。创新帮扶机制包括以下八个方面：挂钩帮扶、村结对帮扶、村企挂钩帮扶、科技扶贫、脱贫长效机制、内生发展机制、科学管理资金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吕书奇（2008）在对农村贫困的新特征和反贫困的瓶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扶贫项目、扶贫措施对减缓贫困的影响程度和扶贫绩效，以及对农村扶贫政策的运行机制和影响政策成效的因素进行分析，合理评价我国农村扶贫的成效。他指出，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面的功能，对提高农村扶贫开发政策的成效和促进贫困人口的反贫困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王庆林、贾敬（2008）利用布厄迪的实践社会学对贫困与反贫困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并指出，反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以“项目”为中心是反贫困的主导趋势。围绕项目，吸收贫困人群参与反贫困，向贫困人群传输一种新的生活理念、实践逻辑和行为模式，使贫困人群获得实际的经济收益的同时改变贫困人群的“实践感”。汪三贵（1994）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模式概括为资源依托型，资产积累型和技术驱动型三种模式。朱凤歧等总结了我国五种扶贫开发模式：扶持到户模式、开发建设项目模式、经济合作互助组织模式、社会帮扶模式和东西协作帮扶模式。魏众（2002）认为，反贫困的胜利需在以下前提下，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要克服自然环境约束，促进当地的经济积极发展；从区域性措施的角度，要优先考虑发展西部贫困农村的经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帮助贫困人口克服不利的地理位置条件。此外，对贫困地区给予税收、公共投资和政策的倾斜优惠待遇。
感谢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与以上学者不同的是：，我们既立足于新疆的扶贫开发，又不局限于新疆的扶贫开发，力图找到扶贫开发的一般规律。第二，我们不是弧立地看待贫困问题，而是将贫困问题与两极分化问题联系起来，将扶贫开发与扼制分裂倾向联系起来，从而使新疆的扶贫开发有了更现实的意义。第三，我们不是孤立地讲扶贫问题，而是将扶贫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将扶贫开发与推动工业化结合起来，探讨新疆实现工业化的有效途径。第四，我们不是孤立地讲对口支援，而是将对口支援与地区间的分工合作联系起来，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探讨建立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第五，我们不是仅仅从贫困地区的需要出发，而是将贫困地区的需要与发达地区以及投资者的需求结合起来，将招商引资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探讨扶贫开发的有效措施。第六，我们不仅研究新疆的扶贫开发工作，还探讨整个新疆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将新疆的扶贫开发工作放在整个新疆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探索新疆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第七，我们不是弧立地研究农业问题，而是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与城镇化联系起来，将农村的开发与兵团的建设联系起来，做到城乡一体化、兵地一体化地发展。这些不同，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扶贫开发新思路。
我们衷心感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办的同志，以及有关地州市县和团场负责扶贫开发工作的同志，他们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并给以热心帮助。我们还要感谢新疆大学的有关领导和老师，他们给予我们的研究以专业指导和经费支持。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扶贫开发工作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提出批评意见。
作 者
2020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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