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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英国传奇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代表作,久经市场检验的欧洲史经典
诺曼·戴维斯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中东欧史专家。《欧洲史》是诺曼·戴维斯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历时九年打磨的一部全面体现东西欧的通史著作。《欧洲史》上市之后即被各家媒体评为年度图书,30年来,该作品先后以13种文字出版,畅销全球。
2.弥补既往欧洲史著作之不足,关注少数群体和无国家民族,全面理解东西欧
《欧洲史》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叙述,用明确的线索帮助读者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欧洲如何从无到有,从分裂到融合。除了常规的史实外,戴维斯对斯拉夫人的关注弥补了既往欧洲史著作的不足,还关注常被忽视但对欧洲发展不可或缺的少数群体和无国家民族,如犹太人、吉卜赛人、麻风病人、异教徒等。
3.三重视角,全景式呈现欧洲的起源、诞生、冲突与融合
主体叙事,以一章为一个时期由快到慢向前推进。每章的结尾选取特定时空位置进行全景式特写,历史细节和想象尽皆呈现。随文出现的知识窗涵盖60个门类的知识,囊括常不见于严肃著作的前沿成果和历史逸闻,辅以严谨的考据,有趣又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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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英国畅销和受欢迎的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从冰河时代延伸到原子时代的历史类精品著作,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表现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整体史印象。《欧洲史》以时间为主线由快到慢逐渐推进,第1章覆盖了长达百万年的史前时期,而在后一章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历史。诺曼·戴维斯捕获了所有的历史事件:罗马的崛起与衰落,阿拉里克人和阿蒂拉人的大举侵略,诺曼征服,罗马教廷的权力斗争,文艺复兴和改革,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崛起为世界权力中心以及它因陷入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走向衰落。这是部给予欧洲东部和欧洲西部同等分量的欧洲史。《欧洲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内容的选择、重新安排和表现方式,它把传统的叙述体与独特的特写结合在一起,使鲜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跃然纸上:299个讲述各个时代方方面面的“概要介绍”(知识窗)散步于整部书,介绍的傗题跨越了各章的界限,描绘了各种奇特的事物和思想,这些通常是过于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忽略的;12幅“快照”从视点俯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欧洲的全景,如同对时间推进和领土扩张的迅猛进程叫一声暂停,帮助读者松一口气并审视这些重大历史变革,并如棱镜折射出欧洲历史丰富多样的变化;100幅地图和图表、72幅图片覆盖了整个欧洲的历史。所有这些说明,戴维斯的《欧洲史》是近几年出版的价值、有说服力的历史读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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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中东欧史专家。著有《欧洲史》《消失的王国》《上帝的游乐场:波兰史》《另一片天空下》等17部著作,作品被翻译成波兰文、德文、法文等十几种文字。因其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戴维斯获得了英国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章,波兰国家勋章、白鹰勋章。
早年的成长岁月塑造了戴维斯终生的欧洲视野。1958年,19岁的戴维斯和几个毕业生从故乡兰开夏郡启程,开车穿行欧陆,到达伊斯兰布尔。青年时期的戴维斯求学生涯遍及英、法、意、波等欧洲国家。与多数学者不同,在开启学术事业之前,戴维斯做了四年的中小学教师,这段经历为他简单而清晰的叙述风格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在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大学等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系统出版关于中东欧和欧洲历史的著作,并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广受欢迎。从学术岗位退休后,戴维斯继续旅行、写作、演讲,不断获得世界各地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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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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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再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约1450—1670 第8章 启蒙:启蒙运动与主义,约1650—1789 第9章 革命:动乱的大陆,约1770—1815 第10章 动力:世界的发电站,1815—1914 正文注释 知识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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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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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没有包含多少原创性内容。因为这个题目的大多数方面都被以前的历史学家彻底研究过,很少需要再进行手的研究。本书的独特性唯在于对内容的选择、重新安排和表现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并通过引入由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主题所构成的框架,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整体史印象。
学术性注释保持在小限度,对于能够在公认的任何参考著作中查到的史实和论述不注明出处。在参考书中,我必须特别提到的是29卷本《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11版,1910—1911年),它远胜过后续的所有版本。本书只对不为人熟知的引文和超出标准教科书范围的资料来源加以注释。书的正文并不必然与所引著作的解释观点一致:“正文中阐述的学说观点与注释中的参考著作并不总是一致,这一点不足为奇。”
作为本书写作基础的学术思考会在《导言》中说明,但对它的结构需要做一些解释。
本书正文是按照几个不同的层面编写的。叙述性的章节主体纵览了从史前史到现今的整个欧洲的历史。它们从第1 章覆盖了头500万年的遥远视点逐渐推进,直至相对靠近的焦点,包含了20个世纪,几乎每年一页。每章有一系列特别的“知识窗”,用长焦镜头在时间长流中截取较窄的主题加以说明。每章均从一个特定的视点对整个欧洲大陆推一个广角“快照”作为结束。整体的效果也许像一个历史图片集,其中全景场面与详细介绍和特写图片相得益彰。我希望读者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知识来更精确地了解历史。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部综合性著作能符合有着相当不同的目的的学术专著的标准。
主要的章节遵循欧洲历史的通行结构。它们为其他的所有主题和内容的安排提供了年代上和地理上的基本框架。它们聚焦“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主要的政治分区、文化运动和社会经济趋势——历史学家们据此将大量的信息分解为可以处理的(虽然必然是人为的) 单位。年代的重点在中世纪和近现代,在这段时期才存在一个可见的欧洲实体。本书的地理范围旨在公平地涵盖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半岛所有地区。
对于每个时期本书都尽力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的偏见(见本书《导言》部分,第16—19页、第19—31页)。但是作为一部欧洲史著作,其叙述不可能超出欧洲本身的边界。本书适当地突出了一些因时而异的论题的重要性,如伊斯兰教、殖民主义或欧洲海外移民。对于东欧的事态,本书也给予其适当的突出地位。只要合适,它们就会被结合到影响整个大陆的主要论题之中。在阐述蛮族入侵、文艺复兴或法国大革命这类常常看上去只与西部有关的主题时, 东部因素也会被纳入考察范围。给予斯拉夫人的篇幅可以说是由于他们是欧洲的民族。本书对各民族的历史通常都会进行概述,但是对无国家的民族也给予了关注,而不是只限于民族国家。对于少数群体,从异教徒、麻风病人到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穆斯林,本书都没有遗漏。
在后面的各章中,“ 历史的同盟计划”(allied scheme of history)的优先顺序没有被遵循(见本书《导言》,第39—42页)。它们也没有被批驳。
设置“知识窗”是要达到如下几个目的。它们关注各种细节,这些细节在综合性的历史写作的概括和简化中不会出现。它们有时介绍的论题跨越了各主要章节的界限;它们描绘了各种奇特的事物、奇特的思想和不重要的支流,这些是过于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通常会忽略的。重要的是,选择它们是为了对新近研究的“新方法、新学术、新领域”予以尽可能多的速览。它们提供了60个左右的知识门类的典型样本,尽可能广泛地分布在各章的各时期、地点和论题中。由于书的篇幅、出版者的耐心和作者的毅力这些人为原因,初的“知识窗”目录不得不予以缩减。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这种总的说来像点彩画式的技术能加深读者的印象,即使点彩的数量少了一些。
每个“知识窗”都定位在正文中的特定时空交点上,用一个核心词概括其内容。每个“知识窗”都可以看作一篇独立的小文章,可以与其所在位置的正文联系起来阅读。
“快照”用来超越欧洲的变化地图,进行一系列全景式的总体观察。它们定格了按年代叙事的结构,通常是在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刻, 暂时停止向长远的时间和广袤的领土冲锋。它们可以帮助读者松一口气,观察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各种转变。它们有意从一个单一的有利视点聚焦,没有试图权衡观点和可选视角的多元性(无疑是存在的)。在这方面它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主观和印象主义。在一些例子中,它们接近有争议的“派别”领域,将已知事件与没有根据的猜测和推论结合在一起。像本书的其他几个部分那样,它们可能会被判定为超出了学术论证和分析的传统界限。若是如此,它们将不仅唤起人们对欧洲历史多样性的关注,还将唤起人们对观察欧洲的视角的多样性的关注。
第7章 再生:文艺复兴与宗改革
文艺复兴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在人们看来,把现代欧洲文明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其他非欧洲文明(如伊斯兰教)区别开来的思维方式,没有清晰的起点和终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一小部分知识精英所独享的,不得不与各种新旧思潮竞争。传统上认为开始于大约1450年的所谓“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只能算是少数人的兴趣所在。到目前为止,在欧洲社会的大部分和欧洲版图的广大地区,它都未产生任何影响。不知何故,它终成为那个时代显著的特征,但又脱离了日常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它不典型,不具有代表性,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像桑德罗·波提切利的精彩作品一样,无论是精致的《春》(1478年)还是优雅的《维纳斯的诞生》(约1485年),画作主角的双脚都没有触及地面,而是飘浮在其产生的世界表面,是一种脱离实体的抽象,一种新的精神。
面对这个问题,那个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抛弃了他们早期的关注点。对这些少数人的兴趣大书特书已不再流行。人文主义思想、宗教改革神学、科学发现和海外探索已不得不让位于对物质条件、中世纪连续性以及与高雅文化相对的大众信仰(和怀疑)的研究。专业人士现在喜欢把巫术、流浪、疾病或对殖民地人口的屠杀置于聚光灯之下。这可能是非常合适的矫正药,但是它忘记达·芬奇或路德,如同它曾经忽视诺查丹玛斯或弗留利的磨坊主一样奇怪。想知道为什么17世纪中期的欧洲与15世纪的欧洲截然不同的人,都无法绕开传统学科。
即使这样,也需要提醒不细心的读者。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世界也是占卜、占星术、奇迹、魔法、巫术、民间疗法、幽灵、预兆和精灵的世界。魔法继续与宗教和科学竞争,并且相互影响。事实上, 通过长时间与新思想的融合,魔法在普通人中的支配地位长达两个多世纪。“现代早期”一词的一种含义是它可能根本不那么现代。尽管播下了新鲜的种子,但与继它之后的启蒙运动相比,它可能与之前的中世纪精神有更多的共同点。
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给文艺复兴下定义。容易的回答是说它不是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抱怨道:“自从文艺复兴一词在大约600年前被首创以来,人们对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一直意见不一。”例如,文艺复兴不仅仅指在古典艺术和学问方面的兴趣迅速增长,因为自12世纪以来,这种复兴的步伐一直在加快。它既没有完全拒绝中世纪的价值观,也没有突然回归希腊和罗马的世界观。它根本不涉及有意识地放弃基督教信仰。复兴或者“重生”一词是对希腊神学术语、用于“ 精神的重生”或者“ 从死亡中复活”意义的“重生”的拉丁文仿造词。文艺复兴的本质不在于古典文化突然被重新发现,而在于用古典模式对构成传统的鉴赏力和智慧基础的权威进行检验。如果不考虑中世纪教会这个先前所有权威的源泉已经失势到声名狼藉的程度,这就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在这方面,文艺复兴是导致宗教改革的同一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它是从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的演变过程的个阶段。它是粉碎了中世纪文明模型的精神力量,开启了长期的蜕变过程,并使“ 现代欧洲”逐渐诞生。[芭蕾舞]
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没有被抛弃。但教会的权力逐渐被限定在宗教领域:宗教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个人意识的范围之内。因此,神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推测,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以及君主的政策,摆脱了拥有垄断权力和极权意图的教会的控制。文艺复兴的主要特点被定义为“思想的独立”。它的理想是,一个人通过掌握所有的艺术和思想分支,而不需要依靠外部权威来形成知识、品位和信仰。这样的人是“ 完美的人”。
这种新思想的主要成果在于,人类越来越相信,人类有能力主宰他所生存的世界。文艺复兴时期的卓越人物都充满自信。他们认为,天赋的灵感能够而且应该用来揭示上帝的宇宙的秘密,由此类推,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也能够得到控制和改善。中世纪对宗教和神秘主义的笃信正是由于相反的信念而加强——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的无助的马前卒,被难以理解的环境和自身的本性压倒。这种中世纪思想在这里有了决定性的突破。中世纪的态度由关于人的无知、无能、无力——简而言之就是普遍的罪的概念——支配。文艺复兴的态度恰恰相反,它由人的潜力的不断觉醒而产生的自由和新生的信念孕育产生。思索、创新、实验和探索一定能带来成功。理性的历史学家从新思想和新形式的角度去审视文艺复兴,心理学家可能更多地看到要克服长期阻碍新思想发展的恐惧和习性。
罗马,1667 年2 月19 日
贝尼尼(1598—1680年),教皇的建筑师,递交了接近完成的围绕圣彼得广场的大柱廊第三也是后一部分的设计。他建议这个柱廊的第三条“手臂”应该采用一个独立的门廊的形式,有9个间隔,上面耸立着一个钟楼。它应位于广场的入口,正对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心。
当“建议论证”在10多年前与初的计划一起被提出时,贝尼尼解释了圣彼得广场的设计和象征意义。这个广场提供了一个到教堂的通道,一个接受教皇祝福的人群的集合场所,也是一个神圣空间的边界。这个柱廊是可以进入的,有着比柱子更多的开口,因此可以方便步行者通过,避免一种有形屏障的感觉。它由一个连续的山墙覆盖, 在严酷的气候下给游行队伍以保护,在山墙上以一圈雕像加以装饰, 描绘圣徒的共同交流。它的两个半圆形柱廊像手臂一样围住大教堂前的广场,特别像贝尼尼说的“圣母教堂拥抱状的双臂,给所有人类以安慰”。建议中的入口将采用祈祷者双手合十的样子,与教堂伸出的双臂的相连。
偏偏建筑教士委员会的枢机主教们管理着建筑工作,他们有其他想法。他们批准建筑广场的铺石路和第二座喷泉,但不是入口。此后不久,贝尼尼的保护者—生病的教皇去世了,再也没有做出关于第三条“手臂”的决定。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圆形竞技场”的封闭就没能完成。
作为这个教堂所要求的大小,这个广场的规模是宏大的。它的总长度,从主门廊到西面入口是339米,宽度是220米。它可以轻松地容纳10万人。它连接起来构成的形状虽然复杂,却是美丽和谐的。建筑正前方逐渐变窄的形状展开为一个柱廊两臂之间的椭圆形。这个柱廊的总计284根多利克式圆柱和88 个偏菱形壁柱排成四行。爱奥尼亚式柱顶盘上有96座雕像,在前庭的回廊上还有44 座雕像。赫利奥波利斯方尖碑有25米高,在1586年被竖立,处于椭圆形广场的焦点上。在它两侧有两个圆形喷泉,一个由马代尔诺建造(1614年), 另一个是贝尼尼在1667年加上的。
贝尼尼的柱廊建造结束了圣彼得大教堂进行了161年的重建计划。它终完成了跨越整个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工作。重建虽然于1506年就已开始,由长方形大教堂的任建筑师布拉曼特绘出了大设计图的大部分,但在整个16世纪,设计仍停留在纸上。米开朗琪罗的穹顶在1590年完工,甚至那时还没有教堂中殿,君士坦丁4世纪的巴西利卡教堂的遗迹仍堵塞着旧广场。直到1605年,卡洛·马代尔诺才得到授权拆毁旧教堂,竖起了一个门廊和建筑正面,及时在1615年的棕枝主日盛大揭幕。年轻的贝尼尼于17世纪20年代在马代尔诺的建筑正面上加了两座高耸的钟楼,却在20年后眼看着它们被推倒。他于1628年被任命为首席建筑师,但直到1655年才被授权完成剩下的“伟大任务”。梵蒂冈宫的主要楼梯、圣彼得的宝座和带廊柱的广场,又耗费了贝尼尼12年时间。
在贝尼尼生活的时代,罗马是个阴谋和活动的聚集地。在那里, 教会的艺术和政治与大贵族派系的野心、商人和手工业者活跃的繁荣, 还有平民难以忍受的悲惨生活并行不悖。贝尼尼听说过焦尔达诺·布鲁诺被烧死,并在审判伽利略时在场。他注意到教皇国家的崩溃,以及教皇们对干涉宗教战争的无能为力。他看到过台伯河的洪水—这是激励他的动人的场景之一,经历过瘟疫的降临,还听闻过市民们对不断增加的税收的哀叹:
这个盐税教皇,
乌尔班和他的“ 侄子”们,
比起汪达尔人和哥特人,
对我们美丽罗马的伤害更甚!
教会如何能在如此之多的艰难中维持这样的辉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在68岁时,贝尼尼处于他千变万化的才能的高峰,并在此后仍有10年的创造力。他是为教皇服务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彼得罗·贝尼尼的儿子。贝尼尼诺设计了西班牙广场的“船形喷泉”和其他许多东西。贝尼尼在8岁时随父亲来到罗马,他每天接触到这个城市的纪念碑,享有与枢机主教和富有的保护人的亲近关系。他与8位教皇交往密切,从保罗五世(1605—1621年)到英诺森十一世(1676—1689年)。保罗五世告诉贝尼尼的父亲:“我们希望这个男孩能成为他这个世纪的米开朗琪罗。”乌尔班八世(1623—1644年)告诉他:“这是你的幸运,卡瓦列雷,看到枢机主教马泰奥·巴尔贝里尼现在是教皇。但是,我们的幸运要大得多,看到卡瓦列雷·贝尼尼生活在我们的教皇任期内。”亚历山大七世(1655—1667年)将他召唤到梵蒂冈,在他统治期的个晚上委任他以圣彼得大教堂的后工作。
贝尼尼能够很好地回应这种赞美。他对于路易十四在做模特儿时站着不动的能力感到高兴,说:“陛下,我一直知道您在大事上是伟大的,我现在知道您在小事上也是伟大的。”而他也知道如何讨女人欢心。他曾宣称:“所有的女人都是美丽的。但在意大利女人皮肤下流的是血,在法国女人皮肤下流的是奶。”
在专业上,贝尼尼是一位雕塑家。他从很早就表现了技术与艺术性上的奇妙的才能。他的个主要委托作品,如《埃涅河、安切斯和阿森纳》(1618—1619年),塑造了一个肌肉健壮的人肩上扛着一个老人,是在他十几岁时完成的。他后的委托作品,如非同寻常的亚历山大七世墓,大胆地以一个女性裸体的形象塑造了“真理”,60年后仍未完成。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与幻想相竞争产生的张力感为特征。他的石雕肖像栩栩如生。在大主教蒙托亚胸像的揭幕式上,教皇在谈到雕像时说,“现在这是大主教阁下”,然后转向蒙托亚,“而这是一个杰出的肖像”。戏剧性的姿势、富有活力的身体和面部姿态表情,还有无穷尽的独创性设计,给陈旧的主题以精神力量。
根据美术鉴定家菲利波·巴尔迪努奇所写的部传记,贝尼尼拥有两种秀的美德—独创性和胆识。“他的优点在于—从不适宜的或难于适宜的条件中创造出美丽的东西。”首先,他表现出不怕打破常规的精神。他曾经说:“那些不会有时越出规则之外的人,永远不能超越规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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