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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刘星元一直在尝试为每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种独特的气氛，使这气氛能与这篇文章匹配。这种气氛来源于作品所叙述的内容，更来源于作者与内容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切身的体会。
刘星元的散文，一直是在精神的维度掘进的，他的眼睛是悲悯的、向下的，或者是平视的、反思的，他把自己摆了进去，像蛇一般自噬。他从真相入手，让事物的各个面向显露，而后则经过体悟，经过省思，后抵达精神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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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微如尘，轻如尘，浮如尘，飘如尘——这本书关注的是如尘的人与物以及他们的际遇。
那些卑微的人与物、那些在潮流一样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他们在从生到死的旅途中所遭遇的跌宕、辗转、悲欣、忧惧、困惑、无助，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但也不可否认，“他们”亦是无数个“我们”。作者以亲历者、旁观者乃至拾遗者的身份，于细致审视和剔除中，延伸着语言的触角，意在从细微之处触摸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喜与悲，虽然所述皆是大时代里的卑微小事，但却赋予这些小事不寻常的光芒。
虚构和非虚构的交互运用产生的张力构建了这本书内在的世界，叙事性元素的加强使得底层的艰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另外，诗性元素的介入也使两种文体间建立起了一种互援性关系，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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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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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元，1987年生，山东兰陵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花城》《天涯》《钟山》《散文》等刊发表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及文学选本转载。获孙犁散文奖、长安散文奖、山东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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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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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袁 鹰/1
序言 李一鸣/5
辑：只看到了一些背影
散落乡间的诗人 3
关键词里的父亲 19
香火 38
守夜人 46
刻碑人 55
麦田里的母亲 63
床上的祖先 73
第二辑：秘密正被器物泄露
刀具志 83
教学点 104
小旅馆 117
六畜凋敝 132
手握苍耳 144
无法平视的草垛 156
乡村客车 161
灯下 166
第三辑：这场戏短暂又漫长
驿马与梦境 177
水中的村庄 189
身后之事 202
为名所困 217
去县城 231
隐秘的河流 236
大地契约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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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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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一鸣
刘星元是一位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青年作家，在近几年崛起的青年散文家中，他的散文意蕴的深度、叙事的精度、语言的美度，使他成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一位领军性作家。翻开他的这部名为《尘与光》的散文集，鲁南腹地乡与野的气息便晕润开来，小人物的喜怒哀欢便凸显出来。刘星元的乡党、散文家王鼎钧曾评价他的散文：“语言平易中有清新，一洗遗风，挥洒自然，康庄大道，足以致远。延长中国文学吊古伤今的传统，小中见大，含蓄中有深沉，将来人生经验有了厚度和高度，有书写出大作品的可能。”鼎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但刘星元选题用心，择材独树一帜，为文总有真性情，不是专靠辞藻掩映，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之初就有着与写作恶趣味保持区隔的自觉，这殊为
不易。
刘星元根植于鲁南腹地，一座名唤“兰陵”的县城，一个名为“北邱庄”的小村庄，这种境况也决定了他的视野所及、选材取向及作品的质地。令人欣喜的是，刘星元的写作并未迁就这些传统的题材，他在作品选材、语言架构以及思想指向上，皆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他咀嚼并辨识着自己的书写对象，以期完成对某些事物或环境的拆解与重塑。
在题材择取方面，刘星元散文多取材乡野，但始终是纳入到县城背景之下的，他并非一意低吟乡土行将消逝的挽歌，而更多是考量在均质逻辑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县城作为连接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地带，对于大多数国人的乡土回忆与都市想象到底提供了什么，又如何塑造自我的身份意识。刘星元关注的焦点是那些在潮流一样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他着意于选取那些被人废弃不用的“边角料”，常常以“物”破题，以思维的运转延伸语言的触角，意在从那些细微之物上触摸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喜与悲，以被俗常生活、散漫时光忽略或抛弃的小事物、小片段、小情节入手，揭开一类事物、一类情怀的隐秘，并在这隐秘中尝试构建独特的更为私人化的“一”。从某种层面上讲，他似乎是在把自己的创作用“一 全 一”或“小 大 小”概括，但是，终的“一”和终的“小”并非初的“一”和初的“小”的重复，它是沿着思维和内心攀爬的审视人性、物性的“虫”，在这个过程中，羸弱的它曾尝试吞噬，终又用这吞噬集聚起的力量完成了“瘦身”。诚如银雀文学奖给予他的授奖词所言：刘星元的作品很好地汲取了非虚构的叙事精髓，将尘封记忆渐次打开，普通抒情状物体系里的不假思索便会黏着而来的修辞，刘星元则做了细致审视与剔除，所以，虽然所述皆是大时代里的卑微小事，但他却赋予这些小事不寻常的光芒。
在语言架构方面，刘星元的作品紧扣生活的脉搏，用思维与叙述的开合，探索散文文本更多的可能性。刘星元致力于文体互援的尝试，这种尝试与他的写作经历不可分割。他之前曾涵泳沉浸于诗的河流，数年后，他发觉单一的文体不是的，有些事物以及事物衍生出的思想，单一文体往往不能准确或合理地表达，于是尝试用散文来记录，并尝试将诗的属性融入其中。然而，一味追求诗性的表达，往往会让作品陷入“单薄”的境地，为了能够更为沉稳地接近事物、深入内质，他又开始向小说这一文体求援。对于他的这种借力之法，评论家马兵曾评价：“虚构和非虚构的运用产生的张力构建了刘星元散文内在的世界，而叙事性元素的加强，使他要传达的那底层的艰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刘星元散文中的诗性元素也历历可见，他在两种文体间建立起一种互援性的关系，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我有时甚至觉得，就像木心评《红楼梦》的诗歌，那些诗歌与小说是水与水草的关系，星元的很多诗歌也是嵌在他的散文中才更能体现其味道。”另外，我在阅读刘星元作品时发觉，他一直在尝试为每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种独特的气氛，使这气氛能与这篇文章匹配。这种气氛来源于作品所叙述的内容，更来源于作者与内容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切身的体会。这种宽泛的构思，为整篇文章保留下“留白”的创作机会。这种“机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既有机可乘，但也可能会坐失良机。刘星元亦认可我的这个发现，他认为，这种“留白”的设置偶尔会让他抓住一些时机，在早已营造好了的气氛的推动下，一些完全超出自我预料的词语、段落乃至章节就会旁逸斜出地流淌出来，这些本不在构思之内的语言，往往会打乱整篇文章的结构，但唯有这样才能保持它的
野性。
在思想指向方面，必须再一次说到“故乡”这个词。“散文的精神写作是贴着大地，贴着物质的写作，散文写作首先是及物写作……那种非伦理的写作是凌空蹈虚，在玄想中进行不及物的狂欢，只是沉迷于精致的文字，这种所谓的探索，与物质世界和个体的精神世界疏离，看不到人间的苦痛，背离生活的真实、精神的真实。”（耿立语）。在刘星元的作品中，“故乡”始终是重要的及物书写对象，正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他将自己的写作视线投向了自己熟稔的本乡本土，他沿着自己的血脉向故乡深处回溯，于草木之间巡行，在文字深处抵达。刘星元在逆时光的寻访中发现了故乡隐匿的影踪，在文字的追溯和重塑中，那些身影生动起来，那些面孔生动起来，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生动起来……源自对乡村生活的深切感受和虔敬之爱，在刘星元的散文中，人事代谢应时顺势，且生生不息。乡村变迁、家族历史、个人经历，刘星元不写沧桑巨变，只写在岁月的风侵雨蚀中，渐渐远了的那个乡村，逐渐旧了的那些事物，并与当下进行触碰，在时间与时间的对峙或拉锯中，不断返回自己、寻找自己，不断返回故乡、寻找故乡。散文这一文体，只有精神的丰沛，才能改变过去那种小摆设、体量单薄的困境。天上地下，散文的物理空间十分广大，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精神空间，实际文本所呈现的精神含量和丰富性是否足够，尤其在描述深刻的心灵事件、人性的深度挖掘、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揭示普遍信仰危机、承担良知和批判功能方面，散文往往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本身的天然安排，而是一种人为的弃权和出让。所喜的是，刘星元的散文，一直是在精神的维度掘进的，他的眼睛是悲悯的、向下的，或者是平视的、反思的，他把自己摆了进去，像蛇一般自噬。总而言之，星元的散文从真相入手，让事物的各个面向显露，而后则经过体悟，经过省思，后抵达精神的高度。
刘星元年纪尚轻，对他来说，一切皆有可能。相信这位青年才俊一定能继续以亲历者、旁观者乃至拾遗者的身份，去触摸事物，解读它们传递给人类的贴切或隔膜的感受，记录下那些于喧哗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人和物，留存下那些于喧哗中看似无足轻重的细微之声——这些“无足轻重”里，正蕴含着铮铮质地。
辑
只看到了一些背影
散落乡间的诗人
一
这是一座古镇。古镇里来过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两千多年前，有个被后世尊称为荀子的老先生在此为吏，并终老于此。他的坟上荒草离离，游人听信当地人的说辞，临去之时，必要在老先生的房子上取一点儿土，据说，圣人栖身之处的黄土，可佑护学子金榜题名。镇子自古有酿造美酒的传统，吸引了众多酒徒循香而来，一千多年前，一个名叫李白的酒徒听闻此处有佳酿，竟也跋山涉水地赶来了。他遍饮了此处的美酒之后还意犹未尽，提笔在酒肆的墙壁之上写下：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诗仙的名头响亮，诗仙的广告也打得漂亮。这首题为《客中行》的绝句一出，小镇的美酒便如中了举的范进，竟也风光了起来，千百年来盛名不衰。
上面提到的这两位古人，都是文学史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文一诗，往往就能让一个人遗臭万年、一座城名扬四海。他们执时代的牛耳，足以傲视天下文人。实话说，我们这个小地方之所以还有点儿文气儿，几乎全仰仗着他们两位。
尽管荀子和李白是我们这儿绕不过去的两个人，但我要讲述的并非他们，而是我们这座镇子上寂寂无名的文人。许是因为圣人和谪仙的名头太过响亮了，本地的骚人墨客倒是少见于史志之中。在小地方，纸上的铅墨向来只留给那些拥有官宦名位的人，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彰显一个地方的人杰地灵。而那些布衣，他们文不能冠天下，权不能耀宗族，在修志者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就像此地漫山的野兰一般，散落在乡间田野、茅庐瓦舍，生时无名，死后便被人遗忘了。
二
我要提到的个人是个疯子。姑且称他为“疯先生”吧。
开始，我接触到的是“疯先生”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前清进士，做过几年京官，能写一手好字，辛亥之变后，作为前清遗老，他再不过问世事，专心在家设塾，教授族中的儿孙之辈读书。民国二十六年，我乡被东洋人的铁骑践踏，东洋人欲挟进士而令我乡，进士铁骨铮铮，愤而将身躯挂在了房梁之上。老进士有功名、有气节，作为正面的典型，他的故事至今仍为本地人津津乐道。但他的儿子却不同，他的儿子不但身份尴尬，连境遇也十分尴尬，本地往往在宣传老进士和进士文化时，极力遮掩他那不成器的儿子的身影，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有人知晓他还有个疯疯癫癫的后人。
我是从老进士的书帖中获悉“疯先生”的存在的。那些师法苏黄的书帖，至今还散落于我乡，被乡人奉为至宝。我好友祖上与进士家世代联姻，他的父亲珍藏着一封老进士的书信，泛黄的纸张之上，蝇头行楷颗颗清晰又彼此勾连，颇有一气呵成之势。就是在这封私人信笺上，他提到了自己的“疯儿子”。
该怎么说呢？虽然老进士在我们这一片无疑是圣人的化身，但面对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却全然没有父亲的慈爱了。不稂不莠、疯癫成性、辱没祖宗……老进士在信中讨伐着这不肖之子，言辞激烈。透过泛黄的纸张，我似乎能看到，衰老的进士伏在案前，豆灯昏暗，将他消瘦、干枯的身子映在墙壁之上。他一边写一边咳嗽，房梁上的灰尘在他的咳嗽声中纷纷下落，他的脸因咳嗽而变形，扭曲。
正如他的父亲所言，“疯先生”的确是个不肖之子。也许他在还未生下来时，就已被命运钳牢了。查阅史料得知，老进士的夫人不曾生养过一儿半女，也就是说，这位“疯先生”极有可能是老进士的侍妾所生。庶生的儿子，地位往往是尴尬的，说他是这府邸的主人，倒不如说是这里的高等奴仆。他带着庶生的身份长大，又带着父亲望子成龙的期望俯首诗书之中。但在本地，父亲和父亲背后的家族是一座高山，他跨不过去。越是严苛的教育，越是森严的规矩，往往越会受到受教者的抵触。这种抵触有时候是藏在心里的，有时候是如火山般爆发出来的，受教人与秩序斗争的结果，要不然是服服帖帖做个规矩的应声虫，要不然就做个离经叛道的忤逆之辈。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疯先生”既未彻底臣服，也未完全冲破樊笼。他时而规矩如常人，时而疯癫如痴汉。他一边在府邸中将自己安安静静地埋进古籍经书中，一边又置进士之子的身份而不顾，穿行于镇子上的酒肆烟房、戏台瓦巷，向镇子上的人展现着自己的疯癫。
我喜欢他疯癫起来的样子。他疯癫起来，常常使酒骂座，无论那座中的人物是正人君子还是纨绔子弟；他疯癫起来，常常歌哭无常，进士府墙高遮月，他独立中庭，慷慨而歌，悲戚而吟；他疯癫起来，勿论戏台之上锣点声声，一跃上台便歌《桃花扇》，诵《哀江南》。这样一个人物，恐怕不仅是他的父亲说他疯，就连镇子上所有的人都会说他疯吧。但是，他“疯”得可真有几分可爱、可敬。
若说“疯先生”只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废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本乡一位民间历史收集者那里，我拜读了“疯先生”的一首七律：
倒把金鞭下酒楼，知心以外更无求。
浪游落似长安少，豪放疑猜轵里尤。
菩萨心肠侠士胆，霸王魄力屈子愁。
平生未解作么解，万劫千年忆赵州。
明眼人看得出，诗的首句擅改了唐人薛逢绝句《侠少年》的尾句：倒把金鞭上酒楼。这个“疯先生”生在诗书传家的世家大族，他为何总想以侠客自居呢？历史只要一旦成为历史，绝不是被后人编著在竹册与白纸上那么简单，时至今日，面对远去的“疯先生”，我们大概也只能“平生未解作么解”了。
虽然不必再去深思，但反复吟诵这首律诗，心中依旧浮想联翩。我似乎看到，一个被长年累月困在深宅大院中的书生，生就了一颗快意恩仇、笑傲江湖的侠客之心。他被古老的规矩和森严的秩序挤压得太久了，以至于变了形。侠客是做不了了，他只能在这浓烈的酒中，放纵自己的身躯。他以潦倒不堪的身躯，反抗着这强加给他的命数。心中悲苦之时，恰逢好酒当头，于是他仰起脖颈，将自己的身躯埋入这消愁的酒中。
我大抵能想象得到醉酒后的“疯先生”的样子。无数个午夜，他扶着城墙或进士府的红墙摇摇晃晃地回家，看似是在往前走，其实总是三步两退，身如烂泥。更多的时候，他醉卧在酒肆，醉卧在街巷，醉卧在勾栏，醉卧在自己的侠客梦里。
他的进士父亲死后，他终于有机会当了一回侠客。只是，侠客的味道并不像诗文中说的“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那么洒脱。他心中的不平之事尚未了结，就不得不拂衣而去；他尚未扬名，就不得不选择“深藏身与名”。
我在本乡收集资料时发现，针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利益方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判断，而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判断，往往能把一个人抬到天上，也能将一个人深埋土中。自认为自己是一名侠客的“疯先生”，在不同阵营的人看来，却都是邪恶的，没有道德的。在一份东洋人的文件中，将他视为“贼寇首领”，而在当时被东洋人视为贼寇的游击队眼中，“疯先生”是他们常常印刷在宣传纸张上的“汉奸领袖”。在当时，因为这两种说法来自针锋相对的阵营，依附于这不同阵营的人大多没有异议。倘若换成是我乡任意一个人物，他恐怕早被这两方击毙多次了，他之所以没死在东洋人或游击队枪下，大家心知肚明：他是本地名望的老进士的继承人，是一个大家族的核心，这个家族虽偏居一隅，却在百年间播下了众多的恩泽，即便是在乱世，这种恩泽仍能左右着半个县的民心向背。说到底，任何一方都不想因一个鸡肋似的人物，在残酷的斗争中孤立自己。
我在本乡一位与他同时代的老人嘴里，却听到了与游击队和东洋人都不同的故事版本。按照族中行辈，民歌老人应是“疯先生”的儿侄辈，老人是部民歌活字典，九十多岁了，竟然还能记得百十支本地盛极一时的民歌。我随一位民俗专家去采访老人，因他与老进士家同支，便随口问起了“疯先生”，我当时提到的是“疯先生”的大名，民歌老人愣了愣，摇摇头。我说，他是老进士的儿子，民歌老人这才恍然大悟，向我讲述了“疯先生”的故事，这其中，有一些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故事。比方说他在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中都被视为异己这件事。
民歌老人的说法是，东洋人占据镇子的年，要把公路两边尚未成熟的高粱全部砍掉。那些高粱太高太密，地方势力往往隐藏其中伺机而动，对他们危害不小。但在缼衣少穿的时代，粮食无异于乡人的命根子，本地的农民经由其他乡绅引荐，跪请“疯先生”出面为他们说情。农人们也知道，此地若还有一个令东洋人顾及的人物，必定非进士府的当家人“疯先生”莫属。“疯先生”一来是推辞不过，二来是他的侠客情结作祟，竟然答应了下来。他到东洋人的驻地陈说了一番，东洋人同意不再砍伐高粱，但却要求“疯先生”承担起护路的任务。无奈之下，“疯先生”只得应允。他拐弯抹角、费尽心思地找齐了活动于本县地面上扛举着各色旗帜的游击队，恳请他们待高粱收获之后，再去骚扰东洋人。据说，那些鱼龙混杂的游击队同意了。此后不久，“疯先生”被一家游击队劫了票。当时我们这地面上，借着打东洋人的名义，少说也拉起了五六支队伍。绑架“疯先生”的这一支队伍，是刚从山上走下来的土匪，没酒喝没肉吃的时候，他们打起了进士府的主意。后来“疯先生”的家人送来赎资为他赎了身，不过，因为这件事，“疯先生”两头游说的事情也暴露了。从此，各家游击队将他拒之门外，东洋人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东洋人败走之后，他成了国民政府口中的“汉奸”。这个版本并未流传下来，大抵是因为它只在乡间传播，并不为当政者所认同。而且，大凡大战之后，总要有几个小人物为历史埋单，而这场买卖真正的策划者，早已摇身一变，成为百废待兴的领袖人物。
经历此事之后，“疯先生”彻底断了他的侠客情怀，他退回到自己继承自父亲的进士府里，再不过问世事。有时候，他也会效法荀子老先生和自己的进士父亲，在府中设坛讲诗。他本身就是个落魄诗人，讲起诗来得心应手。那些随他学诗的少年，多是族中子弟，受他教诲，所获往往加持自己一生。
故事戛然而止，此后，进士府就再无消息了。无论我查阅了多少本地书籍，走访了多少历史人物的后代，始终再难寻到“疯先生”的蛛丝马迹。他凭空消失了，他消失了还不算，他还要将人们留在脑中的关于他的记忆一一擦掉。关于“疯先生”后仅有的两条传闻依然来自那位民歌老人口中。一条是，国共内战中，“疯先生”在亲属的恳求下卖掉了进士府，带着家眷南下奔逃，在长江北岸徘徊多日，誓不过江，向着北地跪拜之后，纵身跳入滚滚江流之中。另一条是，“疯先生”强遣亲属南下逃亡，自己却选择留在了进士府，终不知所终。无论哪一条是“疯先生”终的归宿，现在看起来都不重要了。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命何其微贱，每个人都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存在，每个人的后，都无非是一抔黄土。
进士府早已轰然倒塌。再过些年，或许仍有人记得这里曾出过一位功成名就的进士，却再无人记得，此处也曾收容过一位散落乡间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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