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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 库切首获布克奖之作
作家、翻译家黄昱宁2021年全新译本
库切为理想化的作品，
如果跑得够远，能否逃离纷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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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整个世界肯定只有我才知道我在那里，我可以认定我已经失踪了。”
在战火纷飞的南非，迈克尔·K踏上旅程，带生病的母亲回她乡下的家。半路上母亲死了，留下迈克尔·K一个人在这混乱的世界里，他身边是四处游走的残暴军队。迈克尔遭到了关押，然而他无法接受禁锢，决心要有尊严地活下去，于是逃了出来，去了一个谁也找不到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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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J.M.库切：
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南非重要的作家之一。曾两度获得布克奖，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现居澳大利亚。
黄昱宁：
翻译、出版人、作家。翻译过F.S.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阿加莎?克里斯蒂、伊恩?麦克尤恩等多位外国作家的重要作品，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城堡》《阴性阅读，阳性写作》《变形记》《假作真时》，小说集《八部半》获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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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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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一
在文学世界里，库切是公认度的国际作家之一——这个“国际”，并非仅指其文学声誉卓然到跨越疆界，或者两次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持（这个记录迄今仍是），而且，库切的人生轨迹、写作生涯以及文学理念，也切切实实地诠释了真正的“国际化”要旨。试图以文字突破藩篱，不受一时一地以及某种意识形态的制约，紧贴地面而又飞升于空中，不寻求依附性和归属感……凡此种种，皆是典型的库切。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是荷兰裔移民后代，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形并盛行的年代生活了二十年之后离开，远赴伦敦，在电脑软件设计行业干了五年。从1965年开始，库切的人生历经几次大幅度转折，先是弃理转文，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1971年，由于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权时饱受挫折，库切回到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任教。无论在南非的生活充满多少艰辛与不安，库切重要的作品几乎都诞生在这段时间。2002年，库切终于决定移居澳大利亚，并且在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动荡的经历和多元文化的影响渗透在这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和观念中，经年累月地塑造着这位“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引自诺奖的授奖词）。人们喜欢根据库切的履历，偷懒地贴上一张“后殖民”标签（具有在殖民地出生，然后去英美等国求学并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与奈保尔、莱辛合并同类项，试图从中寻找文学奖的偏好。显然，这样粗暴的归纳法无助于理解库切。
如果要在典型的库切作品中，寻找为典型的库切式人物，迈克尔·Ｋ是不可能被忽略的奇峰。库切大约从1980年5月开始创作《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初的故事线索和人物设置都要比成品更为复杂，也尝试过人称叙事，又中途放弃。这部字数并不多的小说先后写了六七稿，直到1983年才终完成。小说出版之后获得了欧美评论界的一片赞誉，迅速入围布克奖。据说当年布克奖的“潜规则”是所有入围作家都必须参加现场公布的晚宴，如果缺席就有被取消获奖资格的可能。即便如此，库切还是私下跟朋友表示，“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让我进入布克奖马戏团更灾难的事情了”。在朋友的劝说下，库切以“开普敦大学考试周期间不准请假”为由婉拒出席晚宴，只答应配合BBC录一个访谈。
1983年10月26日，在没有库切参加的晚宴上，库切被授予了布克奖。评委费伊·韦尔登说：“这是一本简洁有力的小说，具有非凡的创新性和控制精当的想象力。”
二
《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的“简洁有力”，首先表现在它简化了对时空的限定。早在我们能对人物所处的时空有一个稍许明确的概念之前，人物已经开始了他孤独的旅程。
小说分成三个部分，部和第三部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占据全书大半篇幅，第二部改用短暂的人称叙事，为迈克尔·K的故事提供一个更为切近、融入更多主观情绪的观察视角。对于地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故事的开端显然在开普敦，但此后迈克尔走上的旅程——那些农场和营地就需要加入更多的“创新性和控制精当的想象力”。时间标志被淡化到几近于无，库切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故事的直接背景是1976年索韦托起义导致的南非社会解体，因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戒严、限制自由迁徙的通行证、无处不在的军队、尽管从不说清原委但不言自明的忧虑和恐怖的气氛等，都是那段时期的常见现象。
不过，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主人公迈克尔·K应该都会过得比较艰难。他生下来就是兔唇，长着“一张残缺的面孔”，找不到愿意接纳他的常规学校，少年时代只能寄宿在政府救济的特殊学校里，“身边的其他孩子也都遭遇种种不幸与疾患”。毕业后迈克尔在园林部门里当上了园丁，每个礼拜去探望一次母亲。
整部小说都没有提过迈克尔的父亲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出生与成长似乎只与母亲一个人有关。在K回忆童年生活时，曾有一段关于他对“父亲”（显然也可以视为对体制的隐喻）这个词的想象：“我的父亲是休伊斯·诺伦纽斯学校。父亲是宿舍门上贴着的条例——那二十一条规定的条是‘在宿舍中务必时刻保持肃静’，父亲是那个只要我没把线切直就会用缺了手指的手来拧我耳朵的木工老师，父亲也是那些礼拜天的上午——我们穿上卡其布衬衫、卡其布短裤和黑鞋子，并排向帕培盖街上的教堂进发，求上帝的宽恕。”
迈克尔的母亲原来一直给人帮佣，在迈克尔三十一岁那年病倒。面对日益加重的病情、医院的混乱和冷淡以及对未来的巨大恐惧（“她知道，一旦处在战争时期，整个世界会用怎样冷漠的态度，对待一个身患恶疾、情状惨淡的老妇人”），母亲的心愿就是“离开这个让她几乎没有一点盼头的城市，回到更为安静祥和的、她在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乡村”。
于是，母子俩开始踏上显然不切实际，却能给他们提供希望的旅程。局势越来越紧张，公共交通几乎瘫痪，他们没有通行证，根本无法出城。迈克尔以他擅长的手工劳作，打造了一架手推车，千辛万苦地混过两个关卡，母亲还是死在了路上。迈克尔没有停下脚步，他抱着骨灰盒继续向前。如果说，此前的故事还具有某些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那么，迈克尔在母亲死后的经历，则越来越偏离庸常的轨道——我们在他的形象中能找出某些熟悉的影子，但故事的走向又总能让他从那些“原型”中破茧而出，焕发出神奇的新意。
三
直观的联想来自于迈克尔·K的名字。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里那位著名的约瑟夫·K显然是库切想要在这里致敬的对象。迈克尔一次次去领通行证却始终批不下来的情节就很像永远在城堡外兜圈子的约瑟夫。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甚至直接出现了“城堡”（the Castle）这个词，提醒读者，库切的K和卡夫卡的K一样，都挣扎在强大体制的边缘和缝隙中。
比起始终不曾采用任何物理方式进入城堡、到后甚至连身份都无法确认的约瑟夫·K来，迈克尔·K的行动能力似乎要强得多。库切细致地写他如何做出一辆手推车，如何在风雨交加的坏天气推着母亲长途跋涉，如何在母亲去世之后终于走到那家农场，然后寻找水源，种植南瓜。此时的农场，已经因为战乱成了无人区，迈克尔·K被取消了社会性，必须依靠大自然存活——就像被扔到孤岛上的鲁滨孙。
事实上，库切对于鲁滨孙有持久而强烈的兴趣。在本书出版之后，他紧接着又写了一部名叫《福》的小说，将《鲁滨孙历险记》的作者笛福（笛福原来的姓氏是“福”）和他笔下的鲁滨孙、礼拜五以及新增的女性人物苏珊·巴顿写进同一个故事，颠覆性地改写了这部名著。这部作品完全可以看成是对迈克尔·K的延伸与补充，一次意犹未尽的尝试的回声。《福》和《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在某些层面上是可以互为注解的。比如说，《福》中的鲁滨孙并不像笛福笔下的鲁滨孙那样，具有荒岛殖民者的积极、乐观和自信，反而不时出现消极而荒诞的情绪——迈克尔·K也同样如此，甚至，大步走向了反面。
于是，在小说的很多段落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逆向”的鲁滨孙。在《鲁滨孙历险记》里，鲁滨孙捕猎野羊并加以驯化，从而成为其主要食物来源，整个过程秉承着理性和科学的精神，一步一个台阶。而在《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里，K与羊之间的缠斗是重场戏，但K在追杀、肢解、烧烤并食用（实际上只吃掉了一半）的过程，并不是高歌猛进的凯旋，心理曲线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在K的视角中，这件事艰辛而肮脏，充满血淋淋的真实，耗尽了他对弱肉强食的后一点兴趣。他不仅“吃得毫无快意”，而且很快发起了高烧。恢复元气之后，K再没有碰过一头羊，而且越来越远离荤腥。他的胃口似乎被杀戮永久性地败坏了——我们甚至将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看到厌食症如何一点点侵占他的躯体。
在这部充满苦难的小说里，K仅有的高光时刻都与他开掘的水源、种植的南瓜有关。唯有在那时，他才会觉得“他的生活依循日升日落的节奏，仿佛住在时代之外的一个口袋里。开普敦也好，战争也好，他如何一步步来到这农场的记忆也好，都越飘越远，归于遗忘”。K不是鲁滨孙，他在他的“荒岛”上维持着限度的物质生活，既无意在这里复制小型人类社会，也拒绝获得身外世界的拯救。
但是，K的幸福总是维持不了多久，身外的世界不断向他伸来侵略或者“拯救”的手。先是农场主维萨吉的孙子当了逃兵，偷偷回到农场，撞见了K。维萨吉的孙子企图让K为其所用，雇用他干活供养自己在农场苟且偷生——在这个无人区里，K似乎是适合充当“礼拜五”这样的奴隶角色的。但K连鲁滨孙都不愿意当，又怎么会甘愿当俯首帖耳的“礼拜五”？他毅然放弃正在破土而出的南瓜，又踏上了逃亡之旅。
此后的情节，就是K在逃亡路上反复被人纳入某个群体，又反复挣脱的故事。无论是劳工营地、慈善救济，还是为对抗种族隔离而斗争的“自由军”游击队，都无法用任何形式羁押、收容或者施舍K，哪怕以“博爱”的名义也不能。在这部小说里，K懦弱而卑微的形象里包裹着无比固执而坚硬的内核。能让K舒适的状态是：“整个世界肯定只有我才知道我在哪里，我可以认定我已经失踪了。”
四
这种化的拒绝被怜悯被救济被解放的姿态，带有超现实的隐喻性，使得整部小说更像一则遁世寓言，也构成了这部小说让人争议的地方。南非文学代表人物、另一位诺奖得主纳丁·戈迪默对此就坦率地表达了惋惜之情，认为作品“反感于所有政治与革命的解决方案”，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对于作家隐藏自己的态度、人物放弃任何解决方案的作品，现实主义文学的爱好者通常很难接受。而库切一如既往地对这些非议不置一词——就像迈克尔·K那样，能用无声的行动来代替言论的时候，他一定选择前者。
而在库切的支持者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态度，构成了库切本人的魅力，也让他的作品始终闪烁着“冰冷的美感”。在库切获得诺奖以后，英国有一篇评论恰如其分地回应了当年库切受到的责难：
“自1969年塞缪尔·贝克特得奖之后，诺贝尔奖次授予这样一位作者：与任何事业都毫无联系，对救赎的可能性如此悲观，对人类的进步和道德行为的能力如此怀疑。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似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压迫者和解放者之间的可怕战争中，库切拒绝让他的主角迈克尔·K加入到自由军中。不同于纳丁·戈迪默笔下的人物：无论遭受过何种失败，他们通常选择加入解放部队（虽然都会经历内心深处的斗争），迈克尔·K选择照看他的蔬菜。《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这样的小说仿佛发生在戈迪默作品中怀疑的裂缝里，她选择弥补这一裂缝，而库切的作品里裂缝仍然存在，甚至扩大，就这一点他饱受抨击……库切无情解构我们的自我妄想，包括我们对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伪饰，通过换位思考重新发现了我们人类的基础。”
什么是“人类的基础”？库切本人并没有正面回答过。不过，我们在《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的第二部分里，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线索。小说的叙述视角在那里陡然转换，叙述者从跟着K视角的第三人称换成了军医的人称。K因为身体极度虚弱被收入那家医院康复治疗，他既不肯说话也几乎不愿意进食，挣扎在饿死的边缘。作为他的医生，“我”渐渐发现他“并不想死。他只是不喜欢这里的食物。彻彻底底地不喜欢。他连婴儿食品也不肯吃。也许他只吃自由的面包”。
有趣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渐渐被卷入了K的人生，“我”的态度从好奇、怜悯慢慢变成了不由自主的关切、羡慕和迷恋。“我”对K的暗中救助实际上也成了维持“我”自己心灵平衡的一种手段——“我”和“我”的病人一样被关在墙内，意识却跟着K孱弱的身躯在墙外狂奔，“我”渴望的也许正是那种需要被“重新发现”的“人类的基础”：
“让我告诉你，那个神圣而诱人的、在沙漠中心枝繁叶茂、为生命创造食物的菜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你正在奔赴的菜园既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唯有营地除外）。那是你归属的地方的别称，迈克尔斯，在那里你不会感到无家可归。它不在任何一张地图上，没有一条简单纯粹的路能通向它，只有你才知道怎么走。”
黄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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