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种子在2002年前后被播下。当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绕开了艺术教育训练,迷失在口述史的世界里。那时我所写下的家族故事的文稿(还有那本我自制的笨拙的书)比我之前创作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更有意义。我试图去理解,是什么力量让我的家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从一个国家逃走,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来过。我为这个项目起了个名字:“裴氏在越南和美国:一份记忆重建”。其中收录了一些照片和绘画作品,大部分是文字,而且相当学术。但是我感觉我并没有解决叙事上的问题,即如何以一种人性化的、能让人共情但不过度简化的方式呈现历史。我想,把它变成一部图像小说也许会有帮助。所以接着我就得去学怎么做漫画!2005年,我画下了前几页的初稿,刚开始学用这种方式创作的时候,简直难于登天。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本书的创作耗费了我非常长的时间。在我儿子一岁,也是这本书刚刚诞生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从纽约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我为奥克兰的移民开办了一所可供他们选择的公立高中,在那里教了七年的书。抽出时间和头绪做这样一件事是很困难的,它不光需要大量的历史研究,还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让人痛苦不迭。我好几次想放弃。由于关注现阶段的移民问题还有我学生们的生活,我为这本书起名为《难民本能》(Refugee Reflex),并在学校假期时投入创作。除了听起来很像“反流”(reflux),这个书名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不太能涵盖书里所有的内容。2011年,为了能让年迈的双亲更多地参与到我的生活中来,我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这本书其实是关于父母和孩子的,于是书名就变成了《尽力而为》(The Best We Could Do)。
在完成这本书的漫漫长路之中,我从我遇到的人那里收获了许多礼物:将这本书交给优秀出版社的机会,我敬佩的艺术家、作者和编辑坚定的支持和慷慨的帮助,一群讲故事和制造魔法的志同道合的人,以及我家人深植于我内心的无条件的爱和信赖。我的大脑在惊奇中晕眩,我的心被感激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