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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李永东教授的专著《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以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内在关系。涉及的主要民国城市为南京、重庆、北京、天津、成都等。该著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力求有所创新，观点有新意，拓展了城市想象研究的路向。
本书抓住城市身份和作家身份考察民国国都（北京、南京、重庆）和租界城市（天津、上海）的文学想象，阐发出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互建构的关系。丰富了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的理论，运用城市互观的研究方法，对重庆、天津等城市想象的研究得出了新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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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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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东 1973年生，湖南永兴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重庆英才?名家名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等5个全国一级学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约150篇，3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出版《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间性与文学抱负》《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等6部专著，合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他项目多项。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影响力青年学者，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重庆艺术奖等荣誉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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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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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一“70后”的独立身影
序言二
章作为问题场域、文学建构的城市与民族国家
一城市想象：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
二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
三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相互照亮
第二章十年南京的文学想象：国都与国家的现代迷梦
一新都南京：现代国家的镜像
二国都“城格”的迷失
三左翼话语建构的南京形象
小结
第三章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一日军暴行的命名方式与民族政治的叙事选择
二将军的写法与士兵的写法
三日本作家的大屠杀书写：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虐杀
四性别关系与民族权力的转喻叙事
五联想比附叙事中的民族主义
六民族国家对个人、家庭价值的挤压
小结 剑走偏锋的南京大屠杀叙事
第四章战时国都的文学想象（一）：“我城”抑或“他城”
一战时国都：身份定位与城市想象
二从“我城”到“他城”：战时国都形象的演变
三轰炸季与雾季：战时国都的两副面孔
第五章战时国都的文学想象（二）：逆转的城市
一乡村里的都市：城乡互嵌的战时国都与文学书写
二阶层易位、身价涨跌故事中的战时国都
三主客易势与下江人建构的战时国都形象
小结
第六章老舍建构的战时国家之城
一跟着国都走，到重庆去
二身份的迁移与身份的国家生产
三重建“家国同构”的抗战伦理
小结
第七章茅盾的重庆想象及意义生产机制
一移步换形的战时书写
二风景政治、地理空间中的重庆与延安
三在香港逆写战时国都
四内部撕裂的无望城市与仓促调整的重庆想象
小结
第八章外省作家的成都想象
一外省作家成都书写的审美样态
二成都形象：北平情调与江南风味的重温
三成都形象：“民族形式”的大都会和民族意识的抒发
小结
第九章国都、故都与亡城的空间再造：传统与现代博弈中的北京想象
一国都的空间改造：追求现代与容纳传统
二故都的空间重塑：保护传统与暂缓现代
三亡城的空间调整：殖民现代性与文化解殖民
小结
第十章谁的北京：作家身份对北京想象的调控
一本地作家的怀旧叙事：回味传统与怀疑现代
二外地作家的多元叙事：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体认
三外国作家的对立叙事：对传统与现代的尊崇和亵渎
小结
第十一章“两个天津”与天津想象的叙事选择
一被租界修改的天津：空间再造与性质调整
二“变形记”与旧天津的整体构形
三“以旧驭新”的叙事姿态
四政治民族主义规约下的反殖民叙事
第十二章双城模式的旧天津想象
一空间隔离、文化冲突与华洋双城模式
二空间、身份移位与津京双城模式
三摩登的威慑力与津沪双城模式
小结
第十三章沟通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旧天津想象
一“乱市”天津与市井政治
二天津闲人与民国政治：被“乱市”裹挟、被权贵利用的闲人故事
三天津能人操纵国事的方式
四漫漶奇特的市井叙事
第十四章他乡即故乡，故国亦他国：洋鬼子的天津租界记忆与想象
一白莲幽灵与阅兵仪式：天津外侨的恐惧与抵抗恐惧的方式
二多重帝国宰制下的天津与多层次的民族国家观念
三欧洲外侨的内部分化与民族国家认同的游移
结语
附录纪实与虚构：新时期的上海怀旧书写
一纪实与虚构互相借用
二文体、性别与上海怀旧
三两个时代上海书写的对照
四怀旧心态与选择策略的反思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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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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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的独立身影
黄万华
20年前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很有一些令人怀念的学术气氛。那时候，孔范今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不久，他的文学史观正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主持的研究生课堂上，常有英气勃勃的讨论。学科的其他老师也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沿着现当代文学史建构的思路，“四面出击”，青年教师，如施战军、黄发有等，已锐气十足。济南虽不像北京、上海等地，称不上“学术中心”，也难以如沿海一二线城市聚集人才，但山大、山师大互相呼应，孔范今、朱德发分别领军，也吸引了各地学子。“70后”的李永东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湖南考到了山东大学。当时，孔老师已招满了学生，永东便改由我指导。但在孔老师的课堂上，永东很快得到了孔老师的赏识，尤其是他把认真踏实，用在了原生性文学现象的发现和由此引发文学史观念的调整、丰富上。他平时课堂上发言不多，却每每得到孔老师的肯定。毕业后，他的部专著出版，我建议他找孔老师作序。果然，孔老师的《序》除了充分肯定他的努力和成果，还就他的研究课题，谈及了现当代文学史建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历史、文化现代转型变革中新的文化区域或曰文化空间的生成及其意义的阐释问题”、“域外异质性文化传播的‘中介性’空间作用和价值”等，这些问题都是由一个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对象引发，指向文学史建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我想，这无疑影响了永东后来的学术研究。
博二时，面临博士论文开题。我们一般都让学生自己选题。开始，永东拟了两个选题大纲，我看了，觉得题目难免大了一些，日后的拓展也较难把握。当时，我们强调，博士论文题目好“分量”适合，但日后可向深广度继续开掘，甚至形成自己研究的优势领域。一次谈论论文选题时，我建议他不妨做“租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他显然听进去了。之后，和我讨论这一选题时，已是主动出击的姿态，听得出他已经做了不少功课，从资料到思路，都已进入“状态”。这样，进展顺畅多了，很快确定研究范围，将选题缩小到“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但整个背景还是“租界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现在想来，他当时能迅速接受这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课题，还是源于他对原发性文学现象价值的敏感。而这种敏感，来自对文学历史的全面把握。永东的扎实，显示于此。
当时，我自己的学术兴趣已从抗战时期文学延续到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区域扩大到台湾、香港、海外，对1930年代文学已经有点“疏离”，所以，“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这一课题的研究，永东实际上是“孤军作战”。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浙江路的苏州河附近，苏州河南北街区的区别给我印象深刻，永东和我“聊天”时，上海“四马路”一类的话题常会由我起头。但很快地，我发现，他能挑头发起的“旧上海”话题，比我多多了，让人体会得到，那段日子，他比以往更加勤奋，也开始将这个课题发挥自如——他对此课题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能游刃有余地驾驭越来越丰富的史料，提炼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显然是我们老师很乐见的治学状态。那时候的科研经费还很不宽裕，收集资料的条件也有所不便，有时候见到永东外出查阅资料或是踏勘租界历史现场回来疲累的样子，我会觉得他如当年的下乡知青，只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场历史悲剧，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求知求学，而如今知识、真理的大门恰恰为永东那样的“风尘仆仆”者打开。博三大概是他疲累的时期，修改论文期间，他还要为自己和家人的谋生奔波，有时候我都觉得，一天给他36个小时，他也忙不过来。然而，当他拿出后定稿的论文时，我还是感叹了，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他的学术世界里踏入十里洋场的租界，无任何怯场和不适，始终兴致勃勃地上下左右反复探究，一点一点地发现了“租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功能性结构”的复杂存在，揭示了“租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他为自己，也为现代文学研究界开拓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研究的新领域。对于一位博士生而言，这是一个很多人向往，但未必能实现的愿望。他的努力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得到了回报，《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随后又获得了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
永东从学生时代起，做学问就比别人认真，这从很多小事都可看出。多年前遇到某学术刊物的编辑，他谈起永东，特别称赞他的来稿往往处理得非常细致，尤其是论文格式、引文等所要求的，编辑往往无须做任何改动。那时候各个刊物要求的论文格式有所不同，电脑处理也有不方便之处，对此我们都有体会。后来还有别的刊物编辑也对永东有此称赞。我当时还留意了一下，两个刊物的注释要求不同，而永东的来稿给编辑留下相同的深刻印象，恐怕不是短时间的来往了。事实上，永东的博士论文就显示出这种认真，而此类事情并非小事：论文摘要、关键词是否精当，看得出作者的思路是否丰富、清晰；注释的质量是否上乘，无懈可击，反映出作者治学的功力是否到家。平时应刊物之约审稿时，每每阅到从摘要到注释都不免粗疏的论文，就会怀疑这样的写作态度如何能把握住研究对象。待读完全文，后的判断也八九不离十。永东在研究生涯开始时就极为重视这种“训练”，他对自己有要求，也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认真”是再普通不过的两个字，却是决定一个研究者学术生命的关键。这是老生常谈，但绝非套话、空话。当学生带着“认真”离开学校时，老师们是放心，并且可以寄予期待的。
永东毕业后去了西南大学，“朝夕相处”的联系顿时少了许多。我的性格是到哪里开会、出差或自游，都不会和当地学生联系，所以互相见面就更少了。永东仍然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几次来山东青岛、潍坊等地招生，办完事情就如期回校，我们也未见面。不过，永东又是个非常认真执“弟子之礼”的人，每一个可以表达问候的日子，电话里总有他的声音，所以我也大致知道他在做什么。“租界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他学术研究的出发地，他后来拓展出的两个研究领域与他的出发地关联密切。“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可以看作由“租界”包含的殖民性引发出对现代文学全局性问题的思考；“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研究课题，则可视为由租界文化语境中上海城市想象的民族认同心理机制扩大至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学深层次问题的探索。但这种引发、扩大，在永东的学术生涯中自然、巧妙地发生，让人感觉到他不懈的努力。做研究，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研究做了，论文也发表了，但也就到此为止。另一种情况是，一个研究课题牵动诸多重要对象，甚至牵动学科研究的全局，做完一个课题的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扩展，由此形成可以不断深化的研究格局，形成自己的学术优势。后一种情况的发生，不仅来自研究课题的产生，更取决于研究者把握、开掘课题的悟性和功力。永东沿着“租界文化——殖民性——民族国家观念”的思路拓展、深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格局，这种格局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全局息息相关。在这种研究过程中逐渐孕蓄而成的学养，为永东开拓新的学术话题提供了优势条件。
“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引起的反响是很有学术史意义的。国内多家重要学术刊物就这一话题展开了专门的讨论，而参与讨论主动积极的是“70后”的研究者，甚至可以说，这一学术话题成了“70后”学术语境中的课题。当年，孔范今老师所属的“40后”中生代，延续到“50后”，都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重要命题，成就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扎实进展。而“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一类学术命题，则是“70后”新生代从他们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探求中产生的，可视为他们独立承担学术史新一章书写的一种标志。当然，如果学术命题重要，那么，自然不会只属于某一个世代。而事实上，“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也被前行者们所关注。例如，近年来陈思和老师在不同场合就谈及，完成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整合，“殖民性”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学术角度。我近年出版的《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百年香港文学史》《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史著，其背景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学史”，“（半）殖民和解殖民”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但永东对“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完全是从“70后”身处的学术语境中展开的，其中包括他对自己曾接受的学术命题的重新思考，对现代中国历史更细密、深入的查勘、体验、辨识，将百年中国文学观念、创作置于近代以降中国历史生成、流变的结构性空间中予以考察，尽可能观照到其复杂性，但又能透视到其根本性。近年来，“70后”研究者不断独立地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新命题，这是“70后”研究群体成熟的重要标志。而永东的“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其代表性，相关讨论体现了“70后”对自己学术承担的自觉；其对面临的复杂性的清醒，则表明“70后”群体的学术积累日益丰厚，其研究心态显得平和久远。“70后”是个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完成教育，开始自己学术生涯的世代，没有“前30年”的拘囿、负担，所处年代既打开了世界窗口，也重新发现了传统的力量。这一世代，完全可以提出并完成自己的学术命题，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史翻开新的一页。永东的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自然可以得到更有力的发挥。
永东申报青年长江学者时，和我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的通话，给我的感觉是他心态的放松平和，因为谈着谈着，就完全离开了人才申报的话题，而进入他感兴趣的研究如何拓展的闲聊。永东读硕士时是跟着谭桂林老师的，受过谭老师很好的学术熏陶，他保持着当年的朴实，又不断增长着灵气，所以谈起学术研究的一些具体题目，每每有历史感和现实触动中的引发。他去年出版的著作《文化间性与文学抱负——现代中国文学的侧影》，即便是各章节的题目，也几乎每一个都闪现出功力和灵气点燃的新意。还有他对民国城市文学想象的“想象”，从天津、上海，到重庆、成都，即便是当地的“70后”，要做出如他那样具有历史穿透力和想象建构力的把握，也是罕见的。文学研究的深度往往是在研究者富有个性的实践中才能抵达的，永东研究的潜力正在于他以不懈努力滋养着自己的研究个性。看到他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优势，“独立前行”，步子稳实，是让人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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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为问题场域、文学建构的城市与民族国家
一城市想象：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
斯宾格勒断言：“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83页，第79页。。在近世的文明进程中，城市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谈论现代观念、现代文艺、现代国家，几乎都不能脱离“城市”这一特定的场域。城市，生产并传播一切现代观念和现代之物。
然而，当我们试图描述一座城市时，总感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城市仿佛一座体积庞大、巷道错综的迷宫，是数量巨大的各类人群生命意志的外在显影，又潜藏着诸多陌生的事物、阴暗的角落和隐秘的生活。菲利普·潘什梅尔因而认为“城市现象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法］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下册，叶闻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关于城市的言说，不仅指向城市自身，更重要的，城市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汪民安：《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任何关于城市的表述，都被拖入现实问题之中，映现了城市人的当下体验或未来愿景。
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向各个领域和各种意愿敞开。这也意味着阐释城市的路径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城市的街道、建筑和交通，城市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城市的商品、广告和娱乐，城市的人群、事件和语言等，皆可探究。借助社会学、统计学、建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研究手段，似乎就能明确城市是什么，而且提供的是可触摸的、可计算的、可求证的“真实”城市。相对而言，文学中的城市就显得主观、缥缈、情绪化。
实际上存在两个城市，一个是看得见的城市，一个是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是物质的、实体的，看不见的城市是心理的、精神的。卡洛·罗特拉提出了“事实城市”(city of fact)与“感觉城市”(city of feeling)两个相对的概念，“事实城市形成于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而超越城市“实在体”的“感觉城市”则“成型于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文学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得自己想象的城市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意象”。成砚：《读城：艺术经验与城市空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64—66页。看不见的城市对现代社会、现代人和民族国家的形塑作用，并不亚于实体城市。
诸多学者都重视城市心灵、城市感觉、城市印象的伟大作用。涂尔干相信，“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灵状态”［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袁昌英也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心灵”，巴黎、柏林、纽约、莫斯科、北京，哪一个城市不是有着它“特别的精神与气质”？换言之，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城格”，“正如人之各有其人格一般”。袁昌英：《山居散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1页。城市的心灵或城格，使得每座城市可以辨认，也使得城市与乡村截然区别开来。正如斯宾格勒所言，“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城镇的心灵的诞生”是一个奇迹。［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9页。斯宾格勒应该是在观察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
有别于乡村心灵的城市心灵，近代以降才在中国系统出现。在这之前，由乡土文明主导的传统中国，城市与乡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里的地主与乡下的地主并无本质不同，在城里做官与解职返乡的士绅在精神生活上也无二致。即便北京这样的大城，在林语堂的记忆中，它的魅力仍在于“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林语堂：《迷人的北平》，见姜德明编：《北京乎》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07页。，师陀对北京的深情，也源于它是一个“半农村性质，令人难忘的老城”师陀：《师陀全集》第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不过，西风东渐后，城乡的协调性在许多城市中被逐渐打破。西洋的现代器物、街道建筑、消费娱乐、价值观念甚至城市制度不断扩散到中国的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背叛乡土文明作为代价的。城市的心灵，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语境下追求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出现了新的机构和职业（学校与教师，报刊与编辑，现代工厂与资本家，银行与银行家，教堂与传教士，以及自由作家、医生、律师等），新的城市空间（公园、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运动场、博物馆、百货公司、摩天大楼等）。管控城市的权力机构除了中国地方政府，还有领事馆、工部局等外国机构。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都存在多元权力格局，华洋杂居，多个权力主体控制着城市不同的区域。城市的空间、人群、物质、生活、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得城市心灵在现代与殖民之间挣扎，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并影响了关于城市的表述：治外法权、炮舰外交、种族歧视、文化身份、劳资矛盾、经济竞争、崇洋媚外、国家主权、反帝反资、提倡国货、民族本位文化等现实和观念进入城市想象中。城市心灵的出现，使得城市既有看得见的一面，又有看不见的一面。对城市的理解，需要顾及它的两面。
谁更有能力呈现城市的内外两面，抵达城市的精神深处？显然不是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相关著述，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大关心城市的气氛和灵魂。唯有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一边穿越城市的空间，一边捕捉城市的气息，思绪翻飞，为城市描影绘神。城市心灵、城市性格、城市感觉属于心理、精神的层面，难以“看见”，不可量化。而文学恰恰在城市感觉、精神的捕捉和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1998年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的构形方式，认为城市与文学相互生成，城市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阅读文本“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文学中的城市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与评价，进而介入现实城市的文化定位与形象重塑的工程。例如，时光流转，新时期的上海人却“一定要以‘海派’作城徽”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这就与文学中渲染的旧上海形象有一定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城市看作文学想象的产物”［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第383页。，尤其是当城市被当作民族国家观念的隐喻时，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作为“地狱”或“天堂”，抗战大后方文学中的成都“像北平”或“像江南”，都可以看作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城市形象建构的结果。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就是城市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南京、重庆等城市，就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陈平原：《序一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想象城市的过程，也就是为城市编码赋义的过程，混合着体验、感觉与虚构，并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特征。
讨论城市想象，我们习惯于从城乡二元格局来思考。“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城市内部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似乎只有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本身。”汪民安：《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城乡对照的审视方式，固然有利于检视现代转型的轨迹，辨析文明观念的生发方向，指陈都市病的症状所在，也足以彰显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难以真正揭示“这一个”城市的形象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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